陈建华教授曾撰写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主编过《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4卷，2007年）和《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2卷，2016年），熟知中国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情况。
今年正值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作家，我们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与他聊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一位充满矛盾的天才作家，陀氏的思想与创作有什么特点，国外评论界如何看待陀氏，我国从二十世纪以来到本世纪前二十年对陀氏的接受情况如何等内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陈老师，为什么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充满矛盾的天才作家？
陈建华：俄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多位可以称之为天才的作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敢于跨越传统碑石，能够发出自己生动而又独特的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属于这样的天才的当然还有托尔斯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坛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同时出现的令世人震惊的两座比肩而立的高峰。但这两位作家的命运却不尽相同。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雄姿大多在清朗的天空下为人们所景仰的话，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则常常云遮雾障，难见其真实的面目。
没有人能够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大才华，但是对他的个性及其创作的评价却众说纷纭。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是飘忽不定的。褒之者推崇他为正人君子，贬之者却将他视作卑劣之徒。人们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于他的创作，评价者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有人从中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有人则看到了不必要的残酷；有人称赞他在作品中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激情，有人则谴责他对革命运动的攻击；有人欣赏他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有人则肯定他对上帝及其所创造的世界的怀疑；有人从中找到了某种强烈的个人意志（如尼采），有人则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如弗洛伊德）；有人称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有人则断言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凡此种种都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创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评价者各不相同的政治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以外，作家及其作品本身的独特性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运多舛，托尔斯泰说他“整个身心充满着斗争”：他出生清贫，长年为巨额债务所困扰；他早年就得了癫痫病，这一精神顽疾使他身心交瘁，痛苦不堪；他曾站在断头台上受过死刑的威胁，最宝贵的十年青春年华在西伯利亚的苦役和流放中度过；他为人正直、厚道，乐于帮助别人，可又嗜赌、忧郁和多疑；他渴望家庭幸福，但恋爱婚姻颇多波折（直到晚年有了安娜）；他与进步的俄国文学界有着天然的联系，却常常不能为人们所理解，甚至还遭排斥；他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求索着人生的真谛，可又时时碰壁，并终生为信仰而苦恼；他的小说在激情的烈火中熔铸而成，但他缺乏时间和安宁去达到自己理想的完美，他的手臂被分开地悬在命运的十字架上……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作家“对于他愿意相信的思想和感情，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愿意推翻的东西，却常常一再地激动他，而且它们看来很像是真理；因此，就他的主观方面而言，他倒是很适于做他那个时代的骚乱状态的反映者、痛苦的但是符合需要的反映者”。
左为陈建华教授
您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与创作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陈建华：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这里简要说两点。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矛盾丝毫没有削弱作家的人格的魅力和他的作品的光辉。他一生执着地关注人类的命运，热烈捍卫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和追求人的理想、人的和谐于社会的和谐，尽管他探索到的并非都是真理，尽管他在自己的时代看到的是丑恶的现实和被扭曲的人性。这一点贯穿他的全部创作，从处女作《穷人》开始，直至最后一部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个具有极强的艺术创新意识的杰出的艺术家。他对人性深度的开掘和“复调”小说艺术是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不管人们有多少异议，作家本人从未动摇过自己的艺术探索。他在去世前不久这样说过：“虽然现时的俄国人民对我并不理解，但我会被未来的俄国人民所理解。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特别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和内心分析，无情剖析人格分裂的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是当时岌岌可危的俄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投影和精神悲剧。如果说托尔斯泰以自己的艺术探索大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的话，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力地开拓了小说表现心理的容量，特别是强化了作家对人性深度和人物变态心理的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一领域里舒展自如地施展着自己的艺术才华。
请问俄苏和西方评论界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的？
陈建华：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大战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文坛的声誉日高，他的影响不仅与托尔斯泰并驾齐驱，有时甚至还超过了后者。法国作家纪德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托尔斯泰高峰遮住了的更高峰”，在整个西欧文学中再也“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所触及的问题更深刻的了”。当然，西方评论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注意的是他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如加缪干脆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存在主义小说家”。虽然不可否认这里有相当多的谬托师承的成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确实是广泛存在的。在他的祖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过一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卢那察尔斯基、格罗斯曼、巴赫金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中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的探讨至今尤为人们所称道。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排斥。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这位作家才在他的祖国重新获得了与其成就相应的地位。七十年代初，苏联隆重纪念作家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作家艾特玛托夫当时撰文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给了十九至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全部进程以革命性的影响。”确实，只有当人们自觉地拂去了偏见的浮尘，用审美的目光重新审视他的鸿篇巨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才开始完整地显示出自己的令人惊叹的美学风貌，人们也才真切地看清了作家那傲视群峰的巍峨身姿。
您能谈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吗？
陈建华：也许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复杂性，当俄国文学名著在本世纪初陆续被译介到中国来时，唯独他的作品姗姗来迟。直到1920年，《民国日报》上才首次刊登了乔辛煐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贼》（即《诚实的小偷》）。五四时期还译出了：《冷眼》（即《圣诞树和婚礼》）、《穷人》、《主妇》（即《女房东》），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的片段。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的评论也是从五四时期才开始的。铁樵的译作《冷眼》附有“记者志”，称他的作品“人道主义的色彩最鲜明；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多是堕落的事情；心理的分析，更是他的特长”。这是中国人写的最早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更早的还有周作人的一篇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刊载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此后，耿济之、郑振铎、沈雁冰和鲁迅等均有文章评述，如鲁迅认为，陀思妥夫斯基“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言，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都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卡拉马助夫兄弟》
五四以后，中国出现过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两个高潮。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被越来越多地译成中文，其中包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少年》和《卡拉马助夫兄弟》等。随着译介量的增加，中国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第二次译介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排斥和隔膜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进入中国，并受到译者和读者的偏爱，人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这位作家的价值。此时，他的作品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两套系统介绍这位作家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这两套文集均包括了他的全部重要作品。同时，译作基本上都根据俄文原版译出，水准大有提高，风格也开始多样。这一时期，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的面大大拓宽，陀氏研究超越了文学的领域，进入宗教哲学和一般文化领域，吸引了一些本来并不研究文学、亦非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人的目光。这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在探索人生真谛时所表现出的深邃的思想和在艺术创新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赢得了新时期中国读者，包括许多作家的由衷的敬仰，他的某些艺术手段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也留下了印记。
您能够谈谈新世纪以来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情况吗？
陈建华：首先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陈燊先生主编的二十二卷大型译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2011）的出版。这部全集融入了中国陀氏研究者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仅收录内容全面，而且长达六万字的总序、严谨且详尽的注释和题解使《全集》的学术含量大大增加。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批基础扎实的学者开始走向收获期，一批理论思维活跃的年轻学者开始成为研究的主力军，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的成果成爆发式增长。出版的专著就有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2002）、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2006）、冷满冰的《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2007）、杨芳《仰望天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2007）、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2003）、田全金在《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2010）、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2010）、冯增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稿》（2011）、郭小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救赎思想——兼论与中国文化思维的比较》（2012）、张变革的《精神重生的话语体系》（2013）、田全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2014）、陈思红的《论艺术家-心理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2015）、侯朝阳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罪与救赎思想》（2015）等。此外，还有张变革编的《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2012）和《当代国际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2014）、万海松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文集》（2019）等。这些著作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如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阐述了陀氏作品中对恶的追问与欧洲历史上神正论的关系，从基督教文化语境论述了陀氏的“历时性”诗学，并借助于对陀氏宗教修辞的分析来说明俄国宗教文化语境对陀氏诗学本质的构成性制约。有些著作尽管不属专题的陀氏研究，但其中也有有分量的相关研究。譬如耿海英的专著《别尔嘉耶夫与俄罗斯文学》中第二章“别尔嘉耶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遭遇”就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几十种相关译著，如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波诺马廖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罗伯特·伯德的《文学的深度：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约瑟夫·弗兰克的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颇有价值。
时值陀思妥耶夫斯基两百周年诞辰，这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在探索人生真谛时所表现出的深邃的思想和在艺术创新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赢得了中国读者的由衷敬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将永垂史册。
陈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主要著作（含主编）有《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阅读俄罗斯》、《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4卷）、《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2卷）、《当代苏俄文学史纲》、《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等十余种，其他著编译著作二十余种，在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成果分别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等奖励。
陈天祥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读博士
王琳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读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