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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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中，小国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是规模狭小衍生的诸多经济脆弱性。缓解根深蒂固的经济脆弱性是小国经济发展始终不渝的终极目标。
地理因素对小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个不争的事实，生长何处至关重要。脆弱性与依赖性越显著的小国，地理条件赋予的经济意义就越突出，小国经济发展的确存在不可否认的地理偶然性。
在国际比较效应作用下，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安于清贫，以至于人心思变，动荡不安，成为国际社会怜悯、施舍和维和的失败者。无论国家的规模是大是小，它们都不会忘记追求国泰民安、国强民富、国际尊重的初心，也不会困于落后现状而碌碌无为，沦为天下人的笑柄和历史的匆匆过客。在进取、崛起、停滞、衰落的大国兴衰史中，利益、权力、荣誉之争贯彻始终。与塑造社会和国际环境相伴随的是这些大国利用和驾驭自然环境能力的博弈，地理因素因而构成了大国发展和大国竞争的基本背景。在技术进步的时代，地理禀赋的传统影响虽然大大淡化，但仍是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不可或缺的变量。如果纳入规模效应的话，那么地理效应的效度和程度则有明显的差异性表现。规模越小的国家，地理效应就越显突出。在小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领域，地理因素带来的建构性影响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一、小国经济发展中的地理效应
在经济发展中，小国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是规模狭小衍生的诸多经济脆弱性。缓解根深蒂固的经济脆弱性是小国经济发展始终不渝的终极目标。小型规模决定了小国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市场空间极为有限、公共服务规模偏大以及经济发展手段较为单一，弥补这些缺陷的根本举措无一例外是利用外部市场，尤其是毗邻区域的经济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
第一，小国的经济条件和发展程度具有明显的地理特征。小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地区间展现出来的显著差异性。欧洲小国基本上都属于发达国家，东亚和加勒比小型经济体也具有较高发展水平，而非洲小国则几乎都是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究其原因，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首当其冲，与世界经济核心国家和地区邻近的小国往往有更优越的发展机遇，偏远地区的小国则面临更多的发展障碍。
“亚洲四小龙”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图为“亚洲四小龙”的地理位置
欧盟小国普遍较为发达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以西欧国家为核心）一直是世界经济中心之一，是国际贸易、国际市场、国际资本、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的核心区域。欧洲小国与这个世界经济中心的经济强国山水相连，文化相近，价值共享，因而就有了交易成本低、参与地区产业分工的机遇多、市场信息灵通、经济依赖度大等发展条件。与此同时，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广化和深化，“规模不经济” （Diseconomies of Scale）造成的公共物品供应难题不再成为欧盟小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在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中，东亚地区的小型经济体颇受世人瞩目，“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小虎”是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体现。这与东亚迅速成为全球经济核心区域的地缘经济环境紧密关联。日本和中国经济的先后崛起为地区内的小型经济体提供了市场、资本、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强大支持和发展空间，是促进这些小型经济体经济成长的关键动力。
非洲小国普遍落后，其偏狭的边缘位置难辞其咎。远离世界经济中心的处境迫使它们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才能进入世界市场，国际市场信息闭塞，外来投资不足，因此很难融入全球资源配置的网络中，也就不具备有效缓解经济脆弱性所必需的外部条件。
加勒比小国经济表现相对更佳，是因为它们邻近另一个世界经济中心美国，来自美国的旅游者、投资和购买力大大推动了这些小国的经济成长，其人均GDP远远高于普遍落后的非洲小国。
如此看来，地理位置的确是小国经济表现的关键“先生”，它们在地区间的显著差异性可资证明。
第二，地理位置是小国经济发展策略选择的依托和依据。与海洋的远近对小国的经济治理影响重大，某种程度上也界定着它们的产业布局。以内陆小国和沿海小国为例，截至2012年，全球共有44个内陆国，其中内陆小国有30个，占其中的68%。内陆小国除了所有小国共有的规模劣势外，还因为离海洋较远，没有入海口与港口，使得交通受限，远离世界市场，无法利用渔业等海洋资源和发展海运，所以大多以畜牧业或工矿业为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小岛屿国家大多具有较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海洋资源，旅游、热带农产品和渔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马尔代夫位于南亚，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由1200余个小珊瑚岛屿组成。旅游业、船运业和渔业是马尔代夫经济的三大支柱。图为马尔代夫菲利西澳岛的旅游景观
普遍来看，在应对经济脆弱性的过程中，小国逐渐形成了力图扬长避短的发展理念。“市场专长（market niches）”是小国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该策略的要点是，选择一个诸如研发、教育、金融、保险、旅游、商品等特定领域作为经济发展支柱，并树立起自身的品牌优势。地理位置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国经济发展策略的选项。
以我们似乎较为熟知的新加坡为例。该国幅员狭小，有“小红点”之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因为太“小”，外界一度质疑这个国家能否独自生存下去。李光耀也坦言新加坡独立的无奈以及国家生存的艰难：“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的头上的。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今天的新加坡已发展为一个治理有方、经济富裕之国，其人均GDP早就雄居东亚诸国之首，在国际关系中也活蹦乱跳，有声有色，是小国大外交的代表性国家。新加坡人究竟何德何能？所谓“新加坡奇迹”究竟有何玄机？地理禀赋是解读这一现象的“钥匙”。
李光耀（1923 -2015），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进取持续发展的前提。新加坡是幸运的，它恰好处在战略价值非凡的位置之上。它南濒新加坡海峡，是中国南海、爪哇海与马六甲海峡间的咽喉。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连接纽带以及亚、非、澳、欧沿岸国家贸易往来的关键海上通道，通航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东亚国家所需之石油和战略物资都要途经此地。如此显赫的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历史演进和现实政经发展的关键动因之一。
新加坡的历史变迁与该国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随着东西方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该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也在水涨船高。英国人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1819年前来开埠是新加坡近代史的发端。在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中，新加坡的人口数量迅速攀升，种族结构也逐渐成型。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深刻影响着该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这为现代新加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建国以来新加坡经济起飞的依托和“催化剂”。新加坡国家规模狭小，自然资源稀缺，缺乏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先天条件，外部市场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唯一依托。然而，借助天赐的地利，新加坡大力发展港口业务、转口贸易和服务业，在东西方之间、中东和东亚经济体之间充当中转服务角色，从而迅速推动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成长。不断演进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地缘经济价值相互激荡，构成了有利于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天时地利为该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创造了理想的外部条件。
新加坡案例充分说明了地理禀赋对一个小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只有人和，而无地利，小国缓解经济脆弱性的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毗邻大国对小国因应规模缺陷至关重要。不言而喻，与邻和睦相处的开放型经济体会从边界的不断开放中获取公共物品供给。相对而言，远离世界经济核心的小型经济体（其中许多为小岛屿国家）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规模劣势。这种劣势越大，岛国居民就会远走高飞，越来越少。由和平的友邻环绕的小国能够弥补“规模不经济”带来的规模劣势；与“流氓国家”邻近或沿海且与其他国家相距遥远的小国却难以做到这一点。的确，邻里关系和邻国的政经表现对一个小国的经济治理而言关系重大。
利用地理邻近的特点，岛国可以通过地区合作方式来分担公共物品的高成本。譬如，在东加勒比地区，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蒙特塞拉特、圣基兹与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与格林纳丁斯等八个小国或地区联合设立了一家多国中央银行，即：东加勒比中央银行（Eastern Caribbean Central Bank, 简称ECCB）。该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管理外汇储备，规范货币信用政策。同时，东加勒比地区还建立了共同法律体系和通讯管理机构。又譬如，南太平洋小国建立了全球仅有的两所区域性大学之一，即：南太平洋大学，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了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在遥远的非洲，西非和中非的法语国家各自设立了货币联盟并使用共同货币，这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改善了货币政策和专业技巧以及监管质量。总之，小国可以通过地区合作途径，在培训、高教和技巧发展等领域弥补“规模不经济”的劣势。显然，地理邻近、心心相印是上述经济合作模式形成和运作的基本背景。
南太平洋大学成立于1968年，是全球仅有的两所区域性大学之一。该大学由12个成员国共同所有，在各成员国设有分校。图为位于基里巴斯的分校区
奥地利同样有效利用了毗邻大国的地利来缓解自身的规模劣势。该国充分利用富强德国的公共物品，大幅节省了主权国家理应提供的公共服务成本。该国从德国“输入”了大量法律制度，只是将这些法律稍加改动就付诸实施，省却了可观的时间成本和制度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国中央银行甚至干脆照搬德国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德国南部地区的许多基础设施也是奥地利人广泛利用的公共物品。生活在奥地利西部的奥地利公民使用慕尼黑机场；在两国边境附近，德国人的公共设施可为奥地利人提供丰富的消费机会、公共服务、市场信息和全球性业务，是他们连接外部世界的必需环节。对许多小国而言，免费使用外国公共物品或者仅仅支付边际运行成本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此外，与一个经济强国毗邻，也会给小国带来更多的商业机遇和更便利的出口通道。
奥地利案例同样印证了地理位置对小国经济的重要性，邻近经济强国对小国缓解“规模不经济”等规模缺陷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领土形状对小国经济发展存在额外影响。不同的领土现状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譬如，多岛屿小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难度更为突出。多岛屿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是领土的碎片化，这使得大多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得不重复建设，政府也不得不用更多的资源、更高的人均成本来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就造成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政府开支比重更大，政府人员规模也相对更大，最终对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构成巨大的制约。因此，在多岛屿小国，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供给面临着财政负担的重大挑战，其管理能力和基础设施需求不能由规模效应加以弥补。原本的规模劣势由于领土的碎片化而被大幅放大，经济发展因而面临更大的困境和不确定性。
不难看出，地理因素对小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个不争的事实，生长何处至关重要。脆弱性与依赖性越显著的小国，地理条件赋予的经济意义就越突出，小国经济发展的确存在不可否认的地理偶然性。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关系领域，看看地理禀赋带来的影响会否有所不同，小国是否依旧深陷挥之不去的地理“宿命”之中。
二、小国对外关系中的地理效应
坦率而言，在大国及大国关系主导、现实主义思维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中，大国对特定小国的认知和行为是后者国际定位的决定性标尺。以此来看，地理禀赋同样是小国的“宿命”，它相当程度上界定了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价值、角色及其行为选项。
第一，地理位置是小国国际地位和战略价值的关键标尺。地缘政治学探究的是空间的政治意义，认为地理因素对政治行为和国家权力至关重要。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的“大陆心脏说”，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关于海洋与国家力量关系的“海权论”，以及意大利的吉乌利奥·杜海特关于“制空权”的学说，分别从陆地、海洋和天空三个视角讨论了地理因素对于战略安全和国家权力的影响。其中，马汉认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位置”或“态势”、“军事力量”和“资源”这三个基本条件，同时具备这三大条件的地方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战略要地意味着战略价值和战略关注。当代世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地理因素对地缘政治都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的海权论主张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马汉也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
地理位置赋予了小国特定的战略价值。在大国视角中，位处全球战略要冲的小国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这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和利用大国的重要政策筹码。一些小国往往会“充分利用其经济能力或战略位置来影响大国”。地理位置优越的小国往往成为国际关系的“支点”，吸引着众多大国的战略关注；而那些远离世界政经中心的偏远小国则很难引起大国的战略兴趣，它们是被国际政治经济遗忘的角落。
特定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不同的战略含义，并与全球战略安全和国家权力相关联。与世界权力中心、世界大国接近的小国，在海洋交通运输中具有枢纽作用的地方，与战略资源接近的国家都是大国关注的战略要地。战略位置与战略资源一起成为吸引大国关注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战略版图中，中东、东南亚、中美洲、北非等地区具有显著地位。譬如，东南亚位于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海洋及亚欧大陆与大洋洲两大洲之间，是世界海洋运输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东亚国家必需的中东石油进口的必经之路。在联合国秘书处列举的8个重要国际海峡中，3个是处于中东的无替代航路的重要海峡，即曼德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另外5个全都位于东南亚，它们是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新加坡海峡、圣贝纳迪诺海峡（菲律宾东南部吕宋和萨马岛之间）、苏里高海峡（菲律宾的莱特岛和棉兰老岛之间）。这种“桥梁”式的战略位置对于战争与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确保经济运行的“生命线”。处于该地域的小国无疑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战略行动空间。
职是之故，相较深锁内陆及地理偏远的小国来说，那些位处世界政经战略枢纽的小国显然是大国和强国积极关注、利用和争取的对象。有吸引力的地理位置不仅能够引来大国的经济资源，而且有助于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第二，地理位置塑造着小国特定的外部环境。与大国显著不同的是，小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不会来自遥远的国家，而是毗邻国家和地区。在周边国家发展繁荣、稳定有序，周边环境安详和平，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的地区，小国安全将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欧盟小国享有的长久和平，与欧盟整体上的良好安全环境密不可分。相反，在一个发展滞后，遍布失败国家的动荡地区，生存于其中的小国将不可避免承受更多的安全威胁。
地理位置也影响着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在任何体系中，地理和资源都是影响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地理位置是小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重要背景。譬如，与大国毗邻通常带来了脆弱性，但小国在面临来自强邻巨大压力的同时，所具之战略位置和战略资源也在改善其地位。因此，相较其他因素，地理位置对小国外交的意义显得更加突出。
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全球战略版图中的地理位置规定了其战略价值，是吸引大国关注的重要因素，进而是它们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条件。1956年以前，英国一度将控制苏伊士运河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关注巴拿马海峡，德国则关心波罗的海出海口。
另一方面，处在地缘政治中心的小国往往成为大国对抗的焦点，因而处在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中。在历史上，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色列、丹麦、挪威、芬兰等小国都无法避免地缘竞争带来的巨大威胁。与此相对，爱尔兰、瑞典、新西兰、加勒比国家、南太平洋岛国则得益于远离大国纷争中心的边缘位置，而免遭征服或者干涉的危险。对小国而言，地理位置是福是祸，最终还是取决于国际体系的性质。
第三，地理位置是小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初始条件。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拥有许多邻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邻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一个国家与其邻邦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多个国家相邻的小国，在外交上必然会倾向于考虑更多的安全威胁来源和多方位外交的发展态势。只与一个国家接壤的小国，双边外交就是外交的优先考虑。比如丹麦（与德国）、冈比亚（与塞内加尔）、莱索托（与南非）、摩纳哥（与法国）、卡塔尔（与沙特）、圣马力诺（与意大利），与强邻之间的关系是这些小国外交政策不得不高度关注的因素。芬兰和瑞典的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受到毗邻大国苏联／俄罗斯的影响，不加入北约的战略考虑之一是避免成为俄罗斯与西方潜在冲突的牺牲品。
摩纳哥是位于欧洲的一个城邦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小的国家（面积最小的是梵蒂冈），总面积为1.98平方公里。摩纳哥地处法国南部，除了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线之外，全境北、西、东三面皆由法国包围，为少有的“国中国”之一
地理位置深刻影响着小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小国不能塑造地缘环境，但地缘环境是影响小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远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诸多岛国，如南太平洋岛国、加勒比岛国和印度洋岛国，虽然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着不利的地缘环境，但在安全上也超然于大陆上国家间常有的纷争，对安全战略也就没有处心积虑的必要了。然而，大陆小国，尤其毗邻大国的小国往往会身不由己地介入到大国博弈之中，它们的外交战略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对这些小国而言，在对外战略选择时，地区环境和大国关系是不得不思虑的重要背景。
仍以新加坡为例。独特的地理位置既是新加坡对外战略的重要砝码，也是其“大国平衡战略”构思和实施的前提。平衡战略的要诀在于吸引诸多大国的战略关注，而大国的战略兴趣往往来自战略价值的多寡。新加坡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是关乎其生存的重要优势。大国普遍认同新加坡的战略重要性是它发挥这一优势的前提。
李光耀指出：“芬兰如果被邻国苏联或瑞典侵略，列强可不必理会，因为这跟列强之间的势力均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没有了新加坡，那就对它们非常麻烦了。我们必须好好照顾这一点；我们的地方虽小，可是几乎全世界都公认这个小岛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现实之中，新加坡奉行积极外交政策，广泛结交诸多大国，“鼓励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知道它的存在”，并理解新加坡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在大国交织的利益网络和战略关注中凸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娴熟地操作大国之间的平衡策略。一言以蔽之，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对外战略制定的依托。
第四，国土形状对小国对外关系具有特殊影响。不同的领土形状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甚至对外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地理位置与领土形状的叠加效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国外交的基本取向。大多数国家的形状或形态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体型（compact）、碎块型（fragmented）、狭长型（elongated）、孔眼型（perforated）以及凸出型（protruded）。不同领土形状具有不同的安全意义。一体型国家具有环形形状，是最容易管理的形态，有助于维持国家的统一，也比其他形状的国家更易于防卫。碎块型国家由许多海岛构成，这样的国家难以管理。狭长型国家对边远地区的管理非常困难。孔眼型国家的领土完全包围于一个或多个国家，只有通过这个（些）国家才能到达被包围的国家。如果两个国家存在敌意，那么被包围国家就难以与外部联系。凸出型国家有狭长的土地延伸出来，突出地带往往产生离心倾向。不言而喻，不同国土形状的国家，其政经策略、安全思维、外部认知及对外政策各有差异，最终也影响了它们的外交取向和战略手段。
智利是世界上领土最狭长的国家，其国土南北长4332公里，东西宽90-40l公里，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好象南美洲的“裙边”
以此观之，地理因素对行为体的影响与意义从来都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政治文化和行为均具强大的建构性影响。在“小”的作用下，地理条件在小国政经发展中衍生出诸多突出效应。规模越小，这些效应就越显著。可以断言，绝大多数小国的政经发展与行为选择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特定地理禀赋。事实表明，小国的地理“宿命”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对小国主观能动性的无视。在现实性、竞争性国际体系下，地理效应是小国特性衍生的“副产品”。因为“小”，所以小国在生存发展中上得靠“天”，下得靠“地”。对小国来说，地理效应的表现方方面面，此理所必然，现实案例也俯拾皆是。相较大的国家，这难道不是小国的地理“宿命”？
本文相关文献援引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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