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古以来，就有关于濒死体验的报道。但对于濒死体验，医学界普遍选择了忽视，认为这是“人类大脑的诡计”或体验者的幻觉，因为人们大都倾向于将死亡视为意识的终结、生存的终结。
五十年前，精神科医生布鲁斯·格雷森博士通过偶然的机会，发现一位患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她在昏迷时，“看到”了另一间屋子里的格雷森领带上的污渍。为了探索这个不解之谜，他从此踏上了艰难的科研之旅。
《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涵盖了这位精神病学教授几十年来对濒死体验坚持不懈的研究记录。在书中，格雷森博士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基于临床案例和研究数据，告诉我们什么是濒死体验，并讨论了濒死体验的科学性和意义。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通过对濒死体验的深入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
本文摘编自该书
证据似乎表明，濒死体验与幻觉非常不同。但这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对濒死体验的叙述准确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40年里，我不时地在想，濒死体验到底是人们对真实经历的回忆，还是垂死之人希望的反映。我的一些医学界同行认为濒死体验纯粹是幻想，因此认为任何针对濒死体验的研究都是不科学的。但是如何使得调查研究变得科学并不是我们研究的主题，科学与否在于它是否基于细致的观察、充分的证据和合理的论证。
正如神经科学家马克·利里所写的那样：“科学不是由它所研究的主题来定义的，而是由它研究这些主题的方法来定义的……有些人不相信某种现象是真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伪科学的。科学可以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包括那些最终被证明不存在的现象。事实上，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实验来证明哪些现象是真实的，哪些不是……因此，仅仅因为被检验的假设是错误的，就预先断言针对某一特定主题的研究不科学是毫无道理的！”
纵观历史，有许多例子表明，曾经被认为不真实因而不值得进行科学研究的事物，后来却被证明是相当真实的。例如，尽管在古代就有岩石从天而降的记载，大多数科学家还是一度认为关于陨石的报道都是无稽之谈，不值得去调查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同样，尽管古希腊人就曾推测疾病是通过肉眼看不见的“瘟疫种子”从受感染的病人那里传播出去的，但科学家和医生们直到19世纪还在嘲笑细菌这个概念。就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医学专家还认为寻找可能导致胃溃疡的细菌是在浪费时间，但这一想法在今天已被广泛接受，并为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赢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我的一些同行认为濒死体验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目前对于大脑工作方式的认知。但就其本质而言，科学始终是一项不断发展进步的工作。每一代科学家在回顾前辈科学家的观念时，都会对他们的天真感到可笑。因此，我们凭什么指望我们目前关于大脑工作方式的所有科学观点都能够经得起未来几代人的推敲呢？
科学的进步之道在于，发现新现象之后，必须完善我们的观念。一个世纪之前，技术方面的进步使物理学家能够探索涉及极小粒子和极快速度的新现象。而物理学家们之前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公式——那些公式非常有效，能够十分准确地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物理运动——已无法准确描述这些新现象。物理学家为了恪守科学诚信，并没有因为这些新现象不符合牛顿运动定律就忽视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公式，认为其一无是处。他们只需承认，牛顿运动定律只在特定条件下成立。他们必须完善原来的公式，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数学计算与经典物理学结合起来，从而更全面地认识现实。
同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医疗技术方面的进步也让神经科学家能够了解濒死体验和其他在大脑受损时意识继续存在的现象。几个世纪以来，医学专家一直在使用一种模型，这种模型能很好地把非物质的思维描述为物质大脑的产物。不过，虽然这种模型适用于日常生活，却无法解释濒死体验。神经科学家为了恪守科学诚信，不能因为濒死体验似乎不符合之前人们对大脑与思维的认知就忽视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观念，即非物质的思维是由物质大脑产生的。他们只是必须承认，之前对大脑与思维的认知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效。他们必须完善之前的观念，解释像濒死体验这样的事情（即在大脑停止活动后，意识仍然继续存在），这样才能对现实做出更完整的描述。
科学家从来不会得到最终的答案。我们拥有的是观察，通过观察编撰出能合理利用一切证据的故事。在讲这些故事时，我们必须使它们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并符合所有的实验观察。通过反复的讲述，科学会一直朝着它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对现实的完整描述前进。正如神经科学家托马斯·斯科菲尔德所言：“科学不是要找到真相，而是要找到更好的犯错的方法……任何一个理论都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它能取得的最好的成绩只能是胜过之前提出的理论。”
天体物理学家奈尔·德葛拉斯·泰森在区分个人真理（个人真理对你个人来说可能很有说服力，但你不一定能够向其他人证明）和客观真理时这样说道：“客观真理是科学发现的那种真理。无论你相信与否，它都是真实的。它存在于你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团体之外。”
随着我对濒死体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认为我的研究发现似乎符合泰森关于客观真理的标准——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们都有濒死体验，不管他们是否相信它。我在这本书中引用的一些濒死体验者所描述的事情与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相矛盾。有些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有更高级的能量或死后的世界，但他们无法否认当他们的身体被宣布死亡时，他们感受到了意识的存在。在我看来，对濒死体验的研究显然是一门严谨的、以实验为基础的、观察性的科学。
当然，在处理观察结果时，我们需要考虑收集濒死体验记录的人有意无意的偏见。在所有的研究中，我们都必须不断地监测我们自己的偏见，并分析它如何影响我们对数据的解读。有时候，我会听到倾向于某种解释的研究人员说，科学站在他们这一边。但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科学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这是对所有现有数据进行评估的一种公正的方法。问题不是科学是否站在你这一边，而是你是否站在科学这一边。
那么，我们如何采用科学的方法检验濒死体验是否真实呢？从表面上看，质疑某人的经历是否真的发生过似乎很荒谬。哲学家亚伯拉罕·卡普兰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后声称他看到了一种奇异的动物：骆驼。他说，这种动物能够在连续多日不喝水的情况下穿越炎热干旱的沙漠。家乡的学者们对此感到惊讶和困惑。他们对这个人说：“我们不知道你说的这种动物是否存在，但我们将召开一次会议，根据我们的生物学知识，讨论这样的动物是否可能真的存在。”听闻此言，这位旅行者回答说：“是否可能真的存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曾经亲眼见过那种动物！”
正如心理学家鲍勃·范·德卡斯尔所说，如果你被一辆卡车撞了，你就知道自己被一辆卡车撞了，任何人的怀疑都无法使你相信那辆卡车只是想象出来的。我还没有被卡车撞过，但我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前被霍莉“撞”过，当时她坚持说她在另一个房间失去知觉的时候看到了我领带上的污渍。我不知道如何理解那件事，但我不能假装它从未发生过，也不能把它当作一种错觉或是我想象出来的事物。对于那些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而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濒死体验故事，我又应当如何处理呢？我怎样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的发生过呢？
正如前面我在谈到意识离开身体继续观察世界这种情况时指出的那样，此类故事很难核实。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简·霍尔登审查了93份关于濒死体验期间体外感知的报告，发现其中92%被外界证实是完全准确的，而6%包含了某种错误，只有1%是完全错误的。显然，部分濒死体验者可能无法准确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一些关于濒死体验的故事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编造的，但这无法否认所有的濒死体验报告。13世纪的神秘主义诗人鲁米曾经写道：“世上没有假黄金，除非还有真黄金。”所以，世上也不会有假的濒死体验，除非有真的濒死体验，但问题是如何区分它们。我不知道如何检验超自然领域的故事的真实性，却可以检验物质世界中的所见是否真实。
一种方法是确认濒死体验者的记忆的可靠性。有几个因素让我怀疑有关濒死体验的记忆可能并不可靠。首先，许多濒死体验发生在心脏停搏时，这通常会导致人们对心脏停止跳动前后发生的事情失去记忆。其次，濒死体验有时发生在服用致幻剂的人身上，这会干扰当事人的记忆。第三，濒死体验通常发生在创伤性情况下，这会影响记忆的准确性。第四，濒死体验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强烈的积极情绪，可能会影响体验者的记忆。最后，濒死体验有时会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才被当事人讲述出来，这通常会导致记忆的细节的减少，缺乏生动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濒死体验记忆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
一些研究人员推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濒死体验的故事被人们添枝加叶、大肆渲染，特别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濒死体验的记忆会变得更加美好。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研究濒死体验已经40年了，所以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从2002年开始，我开始追踪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采访过的濒死体验者，并让他们再次向我描述其濒死体验。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叙述并没有变得更加美好。事实上，这些濒死体验者在20世纪80年代跟我讲的和几十年后跟我讲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表明濒死体验者对其体验的记忆是可靠的。这也进一步表明研究多年前的体验和研究最近的濒死体验一样有效。
关于濒死体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它们是否受人们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文化制约作用和文化期待影响着体验者对他们感知的理解。还记得卡车司机多米尼克把他在濒死体验中穿过的隧道说成是“排气管”吗？人们在濒死体验中所经历的是不是他们所期待或希望发生的？我同样也能够检验这个想法。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导师伊恩·史蒂文森在雷蒙德·穆迪提出濒死体验这一术语之前，多年来一直在收集这样的故事。伊恩根据它们最突出的特征，将其归入不同类别，如“出体体验”、“临终幻觉”和“幽灵幻象”等。
我从伊恩收集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案例中挑选出24个最完整的案例，并用雷蒙德描述的15个常见特征对它们进行评估。然后，在吉娜·阿塔皮里（她是一名医学院学生，跟着我实习）的帮助下，我挑选了24个近年来我自己收集的濒死体验案例，分别与伊恩的那24个案例匹配，尽量在濒死体验者的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濒死原因，以及医学上的濒死程度等方面保持一致，不过也有例外。雷蒙德所描述的所有濒死体验特征——比如离开身体，感觉祥和，遇见他人，看到光环笼罩的“人”，听到音乐，以及回顾人生等——在1975年以前的记录中出现的频率，与近期记录中的频率一样。唯一的例外是穿越隧道的感觉——在最近的故事中这种感觉更常出现。但不要忘了，我已经把隧道从我的濒死体验量表中剔除了，因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所谓的隧道，不过是我们事后编造出来的东西，目的是向自己解释我们是如何从一种情境转移到另外一种情境的。
我和吉娜也评估了在伊恩收集的案例和我最近收集的案例中，有多少故事体现了雷蒙德所描述的濒死体验产生的影响，诸如改变了价值观，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相信死后意识继续存在，不愿向别人讲述这种经历，等等。同样，在雷蒙德1975年写那本书之前，所有这些影响在他的记录中出现的频率，与近期记录中的频率一样。因此，近几十年来，人们对濒死体验的描述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它们似乎不仅仅反映了人们熟悉的死亡模式。
但是这些一致的描述是对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记忆，还是只是想象出来的？事实上，大多数濒死体验者对其体验的真实性相当肯定，说它们“比真实还要真实”，或者“比我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更真实”。放射肿瘤学家杰弗里·朗对600多名濒死体验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其中96%的人认为他们的濒死体验“绝对真实”，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体验“绝对不真实”。在我的研究中，参与者们也认为其濒死体验绝对真实，其中，71%的人说他们对濒死体验的记忆比其他事件更清晰、更生动，只有3%的人说他们的记忆不那么清晰或不那么生动。
杰恩·史密斯在23岁那年曾因分娩时对麻醉产生不良反应而有过濒死体验。她告诉我：“我从不认为那可能是一场梦，我知道那是真的，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都要真实。”利安·卡罗尔在31岁时肺部出现了大量血块，导致心脏停止跳动。她在提到自己那次濒死体验时说：“对我来说，那次死亡经历比我的生命更真实。”南希·埃文斯·布什在27岁那年因为对氧化亚氮的不良反应而有过濒死体验，她说：“是的，那种体验比真实还要真实，是绝对的真实。”29岁那年有过濒死体验的苏珊·利顿告诉我：“我对当时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怀疑，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觉无比真实，其真实程度超过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感受到的物质世界。”克里斯·马特在21岁那年开车发生侧翻时有过一次濒死体验，他说：“我毫不怀疑那种体验是真实的，它比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要真实得多。”31岁时曾试图自杀的尤莲·斯托特说：“那种体验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在肉体中的生活只能算作一场梦。”
有一些方法可以用于分辨记忆是关于真实事件的还是关于幻想的。我和精神科实习生劳伦·穆尔采用的是记忆特征问卷（Memory Characteristics Questionnaire, MCQ），这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量表，用来区分关于真实事件的记忆和关于幻想或梦境的记忆。记忆特征问卷研究的是这两者间有显著差异的方方面面，比如记忆的清晰度和细节，记忆中感官的敏锐度，对事件背景的记忆，回忆时的思维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强度，等等。我让那些曾经差一点儿死亡的人对三种不同经历的记忆进行分级：第一种是他们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第二种是同期发生的某个真实事件的经历；第三种是想象出来的事件，发生时间与前两种大致相同。
我和劳伦发现，对于有濒死体验的人来说，他们对那段经历的记忆就像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忆，但不同于对想象事件的记忆。事实上，在人们的记忆中，濒死体验比真实事件更真实，就像真实事件比想象的事件更真实一样。与真实事件的记忆相比，他们对濒死体验的记忆更详细、更清晰，来龙去脉更具体，感受更强烈。这正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告诉我的：他们的濒死体验比日常体验更真实。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曾接近死亡但没有濒死体验的人来说，他们对自己差点儿死亡这件事的记忆不比其他真实事件更真实。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另外两个研究团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此外，意大利的团队还监测了濒死体验者在回忆濒死体验时的脑电波状况。他们发现，此时濒死体验者的脑电波更像人们在回忆真实事件时的反应，而不像在回忆想象出来的事件。
因此，对濒死体验记忆的科学研究证实，这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如一，它们并不依赖于人们熟悉的死亡范式，而且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人们对真实事件的记忆。但如果濒死体验是真实的，而不是幻觉或幻想，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它呢？这个问题引导我继续研究人们在与死亡擦肩而过的过程中，他们的大脑会发生什么变化。
《看见生命：一个医生的濒死体验研究报告》，[美]布鲁斯·格雷森著，杨清波、姜丽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