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十年一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至少就中文世界而言，研究更多集中在“革命党”方面，论述内容包括革命思潮的兴起、“革命派”“保皇派”和“立宪派”之间的斗争、革命党的发展及其内部分歧等。而中国大陆的一个研究重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形成与特点。近些年研究倾向已有所改变，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较热，而政治史的研究相对较冷。不过，这一时段研究最主要的缺失，仍是更多注意朝野的“对立”，且多出以批判性的论述；对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举措则研究偏少，考察政府试图以变革来维持既存体制的努力和作用的更少，而对既存体制内的朝野共同行动，关注尤少。
就时人而言，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朝野有哪些共识，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非常需要厘清。对史家而言，窃以为这一时段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清廷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不到历代亡国之君作为的荒谬程度（如果此前关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叙述大致是确实的）；在朝廷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清朝何以那样快就崩溃（或革命何以能轻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简言之，辛亥革命爆发于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时，而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则改革与革命的互动，究竟是一种怎样紧张和冲突的竞争关系？
《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
要 回 答 这 些 问 题， 首 先 要 认 识 那 场 革 命 本 身。 裴 宜 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近年提出，应把革命带回（bringing the revolution back in）中国政治研究。她说的主要是1949 年后的中国政治，窃以为1949 年前的中国史亦然。关于辛亥革命，周荫棠曾提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除体制内的“篡位”、地方割据者的坐大和异族入主外，多是起于草野的“民变”；而“清朝的灭亡，不是由于挺而走险的民变，乃是由于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起事的革命党人，多是“白面书生”。简言之，同样是造成政权更替，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与前不同的特色，即为“士变而非民变”。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见解。过去对革命的研究，多循“有压迫就有反抗”的揭竿而起的思路，相对侧重被动的一面；而所谓“士变”式的革命，则可能是一种思想领先、主动而非被动的革命（对革命者来说，如果革命本是“应当”进行的，便无需受到多深重的“压迫”）。 当然，这不必是全局的解释，或许仅是那次革命的特色之一。然既有此特色，则士人的心态，他们对朝廷、对世局、对世界的认知，就都是认识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
武昌起义雕塑
进而言之，革命和改革可能是为了一个相同或至少相近的目标——即通过根本性的政治转型来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而改革与革命演成对立的态势，并最终被革命取代，或不必是目标的歧异，转可能是对达成目标的方式、甚或更多是达成目标之速度的歧异。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因为改革不成功（过去更爱说是朝廷以假改革欺骗人民），所以不能不革命。持这一说法者，在潜意识中恰以为两者的目标相近或相同，提示出这一思路早已存在，甚可参考。
梁启超后来总结说，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史事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必“深察而密勘之”，解释才不至于谬误。就辛亥革命而言，“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时任湖广总督）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
借助今日的后见之明，梁氏所说的因缘，或代表了一些同时代人的认知，然多为表面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应当有更深一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尽管清廷在最后十多年中也有一些明显的“失道”作为，整体上似仍不到历代亡国之君的程度，则辛亥“士变”的发生，便有着更为根本的因缘：
种族因素得到革命党方面特别的强调，固有其实际存在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以汤武革命的传统观念来论证造反的正当性依据不足；时人特别重视的官僚体制的积重难返，当然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及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所造成的权势结构巨变，更是一个必须思考的关键因素。最具根本性的，是在从所谓大一统到列国并立的世局下，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而与之伴随的政治伦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代中国因西潮冲击造成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朝野均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对清末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由于改和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终造成旧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仅存于纸面的现象，逐渐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更由于政治伦理的真正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革命的因缘如此复杂，必须从超越于压迫和反抗的其他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本书试将辛亥革命前的制度困境和民国代清的转折意义置于近代中国发展走向和中外互动的大框架中作一概论性的申述。因系概论性质，一些以史事为主的论证当俟诸另文（有些已在他处详论的相关看法，也仅点到为止）。我想说明的是：本书只是涉及辛亥革命一些特定层面的看法，不过是许多诠释中的一种，无意取代或推翻任何既存的解释和认知，尤其无意挑战关于辛亥革命之性质及其经济、社会基础的既存言说；只希望说明此前的清季十年还有一些我们认识不够的面相，期借此增进对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巨变的理解。
（本文摘自《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出版。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