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资源正在被耗尽。每年的地球超载日——这一天人类消耗的自然资源已超过本年度生态系统可再生的资源总量——就是一个提醒。如今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警报已经拉响，值中法环境月之际推出的这一系列环境主题的文章，它们体现出法国知识界对环境议题的思考，内容涉及自然资源状况的恶化、大自然的未来、食品游说等。文章刊载于微信号“法国文化”，“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将陆续转载该组文章。以下是第三篇，雅克·达森 （Jacques Tassin）的《把感性放在第一位》（Consentir en la préséance du sensible）。
DR.雅克·达森（Jacques Tassin）是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CIRAD）环境与社会部的生态学研究员。他质疑传统的科学方法，认为研究生物时不应该忽略它们的感性维度。他提倡一种基于人类与生物之间感性关系的政治生态学。奥迪尔·雅各布（Odile Jacob）出版社出版了他若干部作品，其中包括《植物在想什么》（2016年），《像树一样思考》（2018年），《感性生态学》（2020年）以及《我相信树》（2021年）。他也是研究法国作家莫里斯·热内瓦（Maurice Genevoix）的专家，为他写了几本书，包括《作为生态学家的莫里斯·热内瓦》（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2020年）。
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1866年创造了生态学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人类重新融入自然”的科学。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首先需要了解生物的生存条件。从某种程度上，生态学意味确保科学和人文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以诺瓦利斯（Novalis）为首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理想。然而，这门学科渐渐偏离初心，淹没在生物的机械化表述里，被物理学家制定的纯物理模型取而代之，不再以人为本，也不再探索是什么使生命保持鲜活，而偏向研究那些没有人影的硬科学。因此，即使生物的感性因素如此不可或缺，却也慢慢退出生态学，不再被用来表述它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生命在于感触与知觉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生命世界，就会发现任何 "机械 "反应都始于感性接触。生态学和生物学里的“反应机制”基于积极的吸引力和排斥力。这些结论不是通过观察无机体得来的，而是通过有生命的主体或者被称为“原主体”的有机生物。最小的生命体比如细菌本身拥有触感，使它们能够在周围环境里移动并积极适应变化，同时在细菌内部之间建立感性的互动联系。
相对较低等级的生物，复杂的有机体分子（如蛋白质）之间的匹配是通过感性联系完成的。这种说法并不荒谬。然而，我们却满足于通过化学模型来描述这些分子，也就是把彻底的“物理主义”表述用在了作为有机化学起源的生物上。对于更高等的生物，比如一棵树，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西斯·哈雷（Francis Hallé）引用了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的形容，说树是叶子或者新芽的联盟，它们之间生动的感性表现影响着我们对它们的认知。作为树木的组成部分，树叶本身是一个活着的表面，一个动态的界面。树叶面向的并非它自己，而是朝着大气里延伸，它比任何其他生物都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气以及赋予它生命的东西。树叶从空中截取光线、二氧化碳和空中降下的雨水， 通过神奇的光合作用来养活一棵树。把无机物质转化为生命物质，这是连中世纪的炼金术士都想象不到的魔法。树叶不仅和大气接触，也和天空交流。正如17世纪荷兰医生范赫蒙（Jean-Baptiste van Helmont）所说的那样，一棵树只有千分之一属于大地，其余的都来自于天空。
通过时间的推移，感性吸引力在不同物种王国之间建立了桥梁。植物与昆虫打交道，开花时吸引它们来授粉，而孕育果实时则会驱赶前来蚕食的昆虫。这种互动看起来充满感性，由此演化出来的感触系统是无法通过单一物种的进化来解释的现象。比如兰花为何能够模拟雌性昆虫的生殖器，并分泌出信息素来诱骗昆虫为自己授粉？还有树根与真菌菌丝形成复杂的共生体，称为“菌根”，是十分奇妙的活体嵌合体 。从生物谱系学的角度而言，任何共生关系都是两个不同物种的生物之间产生吸引和接触所形成的，而这两个物种有时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
因此，每个有机体都是它与其他生物之间感性互动的产物。只需要观察我们自己，就会发现我们确实是人类祖先与树木接触的结果。在变成智人以前，我们灵长类的祖先一直生活在树上。几百万年间，与树的长久接触铸就了手的形态。由于每天都要抓树枝，我们祖先的手掌变得越来越窄，直到握住之后跟树枝一样大小。6千万年前，人类更遥远的祖先的双眼长在脸的侧面。为了让更准确地观察树木，两只眼睛越靠越近，逐渐长到了脸的正面，从而提供了一个更立体的视野，更方便在林间移动并避免从树上踩空坠亡。同样的，我们的关节、四肢、脊椎、消化系统、手指的触觉、听力和味觉都是因为与树木的接触而进化成形。
生物的进化不是源自自身的敏感性，而是源自与周围整个环境的接触和联系。
然而我们的理性总想和感性保持距离
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是现象学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了“感性第一“，也就是感性知觉先于所有的心理表现。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实际上都是基于感性认知，随后才介入智力层面的理性分析。沟通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脸上的表情、手部的动作、身体的姿态和一系列神态都可能比言语抢先一步。
然而，至少在西方，我们依然延续着古希腊的哲学文化遗产，也就是倾向于怀疑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感性认识。德谟克利特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在2500年以前，他就建议我们不要依赖感官的反应，因为感性认识具有欺骗性。的确，如果我们只依赖当下的肉眼观察，我们至今仍会以为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然而，西方思想难以解释一些复杂的表象，经常迅速确立反面和对立面，把理性和感性对立起来，而这两者在我们对事物的表述里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文艺复兴时代诞生的科学坚决与任何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只通过切实存在的事物和证明过的规律来观察生物。正如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言，我们的智力在客观事物方面能够发挥出最高的水平。然而在研究感性表现方面，智力就没那么有说服力了，总是偏颇地认为感性和直觉太模糊混沌甚至低劣不堪，给一些伪科学或骗子创造了生存空间。
在认知心理学家的推动下，特别是在美国，人们开始重视和衡量生命中感性的力量以及如何与其他生物进行感性的互动。美国建筑学教授罗杰·乌尔里希（Roger Ulrich）最先开启这方面研究。基于宾夕法尼亚一家医院的资料，他研究了接受胆囊切除手术的病人的住院时间以及服用止痛药的情况。在1984年《科学》期刊上的一篇著名文章里，他指出，对比病房窗户对着墙的病人，那些从病房里能看见树木的病人会更早出院，且服用的止痛药更少。在此基础上，乌尔里希通过科学验证方式，重新证明了人类的视觉对身体机能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可以追溯到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根源。
今天在西方，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充满感性的遗产，并一直从中汲取营养。想一想人类祖先35万年前才走出森林的矩阵并开始进化成智人，我们也就不会惊讶为什么树在所有人类起源的神话里都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同样的，我们也不会讶异于基督教堂里宛若森林般的氛围：里面的光线和阴影、廊柱和壁垒、植物图案的装饰和穹顶，所有的建筑语言都似乎与森林紧密相关。
和科学一样， 主宰着当代世界的技术科学也无法直接依靠感性来获得进步。正是因为把自己限制在物理学的现实中，他们才使得飞机飞起来。医学的成果也几乎与感性认识无关。医学依靠理性发展出各种治疗或预防疾病的方法， 其有效性只受到若干顽固者和叛逆者的质疑。然而，我们的世界并非技术科学和生命科学所划定的边界。科学通过物理获得飞跃进展，但也同样远离了感性的维度。而为了改进生物世界并保障它与人类和谐共处，感性维度是需要被放在首要位置的。
我们已经逐渐失去 "活着的生命 "的线索
随着城市生活的普遍化，我们感官的敏感度逐渐丧失。直到某年春天城市因为疫情而封锁，我们才重新听到鸟儿的叫声。它们平时在车水马龙的噪音污染中需要叫得更大声，但在封城期间的安静环境里可以叫得更轻柔一些 。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大大降低了对生物的关注和敏感度。同样的，乡村居民不再与传统的家畜接触，已经不知道如何照顾某些动物，而我们的祖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学会与它们打交道。这些丧失的能力如此令人揪心，在此笔者不想增加更多的例子，无须多言。
幸运的是我们正在重新发现其他的生物感性现实。例如，具身认知理论（研究生理体验和心理感觉的相互影响——译者注）发现头脑能通过身体语言和手势更好地记忆事物。近年来，感性的身体和理性的头脑之间的二元论逐渐模糊。我们体内的边界也开始消失，因为我们不再确定自己的肠道生物群是属于我们本身还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美国哲学家和生物学家大卫·艾布拉姆（David Abram）在《大地无声》一书中说道，我们是由周围事物共同组成的，而这确保了我们“存在的充实感”。美国诗人惠特曼回忆说，他不受自己的袜子和帽子所束缚，因为他的感性意识和知性认知告诉他，他属于整个世界，远远超出所有这些虚无的边界。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提高我们对世界的敏感度，以便重新找回“活着的生命”的感性联系，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里描述的探索之线，又如阿里阿德涅之线（古希腊神话，常用来比喻走出迷宫的方法和路径——译者注），抓住这条线索对我们至关重要。把生物的感性放在优先的位置，能给生态学带来一条生路，能让我们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对于几十年来主流生态学带来的灾难主义汇演以及一连串绝望的数字，我们又怎能相信它们能够带来任何良性的转变？
相反的，我们怎能不相信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唤起“活着的生命“？这是唯一能改变我们精神和行为的意识，也是整个生物世界紧迫需要的意识。如果没有事先认识到生物感性的原动力，就不会产生这种意识，而改变也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