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开始，文学批评家陈福民陆续在《收获》专栏发表一系列随笔文章，它们都围绕以长城为标志的“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展开，有关赵武灵王、汉高祖刘邦、李广、卫青、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孝文帝拓跋宏、安禄山、王振等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后凝结为他对“民族竞争与融合”的历史思考与关切。今年8月，这些文章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定名《北纬四十度》结集出版。
10月30日，陈福民与《收获》主编程永新、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做客思南读书会，就《北纬四十度》展开一场有关“历史书写中的文学心思”的对谈。
聊到文化散文，大家还不知不觉地提到了余秋雨。陈福民直言，对于中国文化大散文，余秋雨可谓“开山之人”：“我不像余秋雨那样写。学界对他的写作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我想说，他对中国文化大散文传统的贡献与地位不容抹杀。”
“同样处理饮食题材，我们能看到余秋雨和陈福民的文字都很漂亮，但笔调不同。余秋雨的文字有一点南方的湿润气息，陈福民的可能更强悍一点。”当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系列散文同样首发于《收获》，程永新更感兴趣的，是海派与京派作家风格鲜明、各自不同的文学处理。
10月30日，文学批评家陈福民与《收获》主编程永新、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做客思南读书会，就《北纬四十度》展开一场有关“历史书写中的文学心思”的精彩对谈。全文现场图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今年8月，《北纬四十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华夏文明是极具包容性的文明
对中国而言，“北纬四十度”是一条神奇的地理带：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在它的北方，飞马驰骋，自由奔放。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通过那一条地理带，相互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
“我想围绕北纬四十度，讨论这条地理带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有什么意义？它们对今天的华夏民族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在活动开始，陈福民先阐释了他的写作由来。
他发现，因为地理因素，北纬四十度正好和中国的万里长城基本重叠，“在历史上，定居于北纬四十度以南的汉民族多次修筑长城，在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交壤的地方，御敌于国门之外。但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蒙古人建立元朝，一次是满清入关。只有在这两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一统中国时，长城失去了抵御外敌的意义。在元朝和清朝之外，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在修筑长城。”
而他对北纬四十度的浓厚兴趣，也与他儿时的一个困惑有关。他是河北承德人，承德地处明长城以北，按照明代的北方边境线，承德已在中国之外。“于是我就想，我是怎么变成一个中国人的呢？后来我知道了，是满清入关，才把我变成中国人的。”
“所以，过去我们讨论北纬四十度，讨论长城，总认为那是一个冲突的，封闭的、对立的存在。从汉匈之争开始，南方的汉民族一直和北方的匈奴、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打来打去。但通过各种历史、地理、民族学领域的阅读，我认为那其实是一条文明交流的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书里，我写到了一个结论：他们最后都变成了中国人。”
在陈福民看来，华夏文明是极具包容性的文明。“写这本书，也是希望能拓宽我们今天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说我们自我封闭，妄自尊大，那不可能。说世界是平的，也过于夸张和一厢情愿。但民族交往与相互学习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拿手好戏。”
近30万字的《北纬四十度》是陈福民的第一部文化大散文集。
面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文学能做什么？
程永新对《北纬四十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北纬四十度》为什么有分量？这其中不仅有陈福民大量的阅读，还有他真正的行走。书里写到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好几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那些沉甸甸的感受与思考。”
“书里写到的地方，我确实都不止跑过一次。”陈福民回应道，书里每一章开头都配有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在百度上看到的，在书里看到的东西和你实地看到的一定完全不同，也会让你写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要求自己尽可能去实地看看，也是在写作上对自己提出一些要求。”
在具体写作中，程永新尤其喜欢《北纬四十度》里的那些闲笔，它们涉及饮食、服装、和亲、文化、艺术、边塞诗等方方面面，“他讲的那些故事我们之前大概知道一点，但因为他生动的文字呈现，我们更被吸引了。在我看来，借余秋雨的一个书名，陈福民做了一项艺术创造工程，他用文字在纸上建立了一座文明的长城、文化的长城。”
陈福民坦言，那些闲笔确实属于“历史书写中的文学心思”。“无论是地理学、历史学还是民族学，都有现成的专家。如果你仅仅是想了解这一部分的知识，去看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的著作就够了，那我们文学还能做什么呢？”他说，“在写作中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在基本事实层面不出硬伤，不能让人家觉得文学就会瞎编和虚构，那就是我给文学丢人了。在这个前提下，我要做的，就是比他们写得好看。”
他进一步说，这里包含了他一个长久的想法：让高深的知识下沉。“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渠道，在普通读者与高深的知识之间架设一条桥梁，让高深的冷门的过去不被注意的知识，变成一个可以触摸的、可以感受的，同时又因为文学而变得特别好玩的知识。这就是跟人家拼文学，也是这本书主要做的工作。”
书中文章多以专栏形式首发于《收获》杂志。
写历史题材，也是在写当下
自出版后，《北纬四十度》迅速登上了各大书榜，金理注意到，其中一大类是“非虚构写作”榜。“近几年，非虚构写作越来越形成焦点，这或许还是和十年前《人民文学》的专栏有关系。但是那个专栏刚刚推出时多少有一点类似于‘虚构焦虑’的味道在里面。大家似乎觉得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门类没有办法回应急速变动的时代了，没有办法跟公众生活对话了，所以才需要非虚构给文学输血。”金理提问，“那么，文学又能够为非虚构带来些什么？ ”
对这个问题，陈福民首先引用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古代，我们生活在21世纪。”陈福民说，“文学恰恰是没有边界的事业，最自由的事业，但这份事业的自由也带来了它的难度，比如说人物的心理分析，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的意义，这一段呈现出什么，下一段又跳出哪些闲笔与议论。对不少古代人物，我们已有定论，为什么还需要在今天重新看待与讨论？其实都是在说当下。”
在他看来，文学可谓农业文明的产物。因为农业文明时代的价值最稳定，文学在处理价值问题时游刃有余，写出来的文学作品足以构成了每个人理解世界与自我的知识。但随着现代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发展，原来稳定的价值与知识变得不那么稳定。“以恋爱为例，现在几乎所有的批评家、小说家都在抱怨，说我们写不成一场像模像样的恋爱。大家去看小说肯定也有这个感受，比如从1980年代过来的人对那些写恋爱的小说章节印象深刻，但今天的小说基本是‘千万别谈恋爱，全是骗子’，很多小说一上来就是失恋。假设爱情也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识之一，它的稳定性在今天遭到了完全的侵害。可假如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能处理爱情，这份文学也是非常可疑的。”
在此基础上，陈福民认为虚构、非虚构的地位变化与当下世界的价值体系变化有关。“这个变化没有把虚构的门关死，留了一半，还有一半给了非虚构。在今天，非虚构确实能把那些鲜活的，带有未来象征意义的，至少打动当下经验的东西，作为初级的知识呈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的知识需求，但注意，这里我不认为是情感需求。虚构曾经依据的稳定价值体系并没有崩溃，但发生了位移。虚构如果不能跟上这些位移，找到稳定的表达形态，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在这个跟上与寻找的过渡期，可能非虚构就填补进来了，这是我的理解。”
对谈合影
那些打动人心的“失败者之歌”
在阅读中，金理很喜欢《北纬四十度》里写飞将军李广的部分。“小时候看了他很多历史故事，在心里把他当成一个英雄。但陈福民老师的写作意图有一点‘去李广’的意味，他认为‘李广有点不合时宜’，是那种走在与时代相悖的道路上的人，但他在文章最后又说了一句，如果世界上少了这样的不合时宜，也是单调的。”
“写李广时我很清楚，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是过度同情而失了分寸的。他在《史记》里不断地美化李广，把打败仗也美化成打胜仗，把全军覆灭美化成一个人英雄归来。这里司马迁确实有一些私心的。”陈福民说，“我们读历史，要对历史抱有一种同情，这是文学的强项。历史学家会严格遵照史实，但是文学家会看到，第一你失准了，第二你为什么失准，第三我知道你同情的对象有可能就是我自身的一部分。”
他将司马迁对李广的书写定义为一首“失败者之歌”，此人基本没有打过胜仗，经常丢盔卸甲损兵折将，不是被俘虏就是迷路，最后不得不自杀而死。“但为什么即便是一个失败者的悲情故事，我也理解司马迁为他去写失败者之歌？这就是文学看待这个世界的尊严与方式。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司马迁对李广的辩护亦有很深切的对自己身世的悲愤在里面。”
陈福民表示，读历史需要很缜密的心思，既需要历史学家的条分缕析，又需要文学家那般插上想象的翅膀，在更广阔的空间合理想象、推断这个事情，特别是要给人——无论是历史典籍中的古代人物，还是身边的周围的人，甚至是自己，都通过阅读拓宽容纳的空间，“容纳度高，才是一个文明程度高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