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发展高等教育，在各地陆续新设了一批国立大学，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已有国立大学13所。从理论上讲，国立大学直属教育部，校长由中央任命，经费由国库负担，而在最初数年，各项制度政策尚未完备，或者未切实执行，特别是教育经费问题。事实上，民国建立后，教育经费支绌拖欠、挪用一直是阻碍教育发展的一大问题。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内争未宁，民族危机日亟，各国立大学普遍面临经费不足与拖欠的困境，并引发教师索薪罢教、学生学潮、校长辞职等一系列问题。1932年，胡适在讨论学潮问题时，指出：“政府如有诚意收拾学潮，整顿学风，第一件任务应该做到不拖欠教育经费。”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与其他国立大学类似，浙江大学在其发展中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杭州设立第三中山大学，由蒋梦麟担任校长。1928年4月，该校更名为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7月，改为国立浙江大学。1930年7月，早已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辞去兼领的浙大校长职。此后，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七年间，先后有四人担任浙大校长——邵裴子、程天放、郭任远、竺可桢。对于这种教育事业主办者频繁更迭的现象，1937年，王世杰在即将卸任教育部部长之际曾慨言，教育工作必需要长时期方能收效，中国教育事业主办者的频繁更迭，实是教育效能不易提高的原因之一。在浙大校长频繁更迭的表象之下，实则隐含着此时期国立大学发展中的困境，它往往又与经费、学潮、民族危机、政府的教育方针等问题错综交织在一起。其中，经费支绌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蒋梦麟
经费危机导致学潮，邵裴子坚辞校长
1930年12月，浙大开学已四个月，但仅领到一个月的经费，校务难以进行。教职员因生活无继，组织教职员联合会，甚至有大举索薪之动议。是月，国民政府宣布自1931年1月1日一律废除厘金（厘金是晚清出现的一种新税制，起初为官员为筹措军费在局地实行的一种临时举措，随后，各地纷纷效法，逐渐发展为一种商品流通税，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厘金虽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局卡林立，抽厘过重，对商运货物，层层盘剥，阻碍了商品流通；各省厘金征收没有统一的税额，且章法不严，易使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厘金制度沿袭到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财政税收改革。面对国内工商业界的裁厘要求以及争取关税自主谈判中来自列强的裁厘压力，1930年12月15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发布训令，自1931年1月1日起全国一律裁厘。此后，中央政府以增加的关税及改办的统税抵补裁厘损失，地方政府则为抵补裁厘损失而开办了营业税）。裁厘使浙江省失去一大财政收入来源，省财政厅随即以无代收国税款项为由，决定自1931年1月起，不再向浙大拨发经费。浙大再三致电财政部、教育部,请示办法，教财二部议定：浙大经费，全数由浙江省于营业税项下划拨，在营业税未开征以前，自3月起，每月由财政部拨发3万元，其余由浙江省筹拨。浙江省财政厅则提出，营业税为地方税，且尚未开征，将来开征之后，其税款亦远不能抵裁厘损失，实无余力负担，请示省政府，省政府复转咨财政部，浙大经费，仍由中央全数拨发。中央与浙江省之间相互推诿；而浙大接连数月财政困竭，致使校务几陷停顿。文理学院的史学与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因经费问题，开不出课，不得不呈请教育部，准许学生到其它国立大学借读或转学。1931年3月底，浙大全体教职员因生计难以维持，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请求迅予解决。4月14日，浙大学生会派代表向省政府请愿，要求解决经费积欠问题。
4月15日，蒋介石到浙大视察，参观工学院。次日，再赴浙大，在大礼堂向教职员及学生千余人演讲。他表示，对于经费问题，毋需担心，从南京动身前，已决定解决办法，即：一半由浙江省支付，一半由中央补助，并云，“国家不怕没有经费，只怕没有好的学校”。
浙大工学院
浙大经费虽经蒋介石承诺，由财政部、浙江省财政厅负担各半，但经费拖欠问题依然十分严重。1931年度，浙大经费被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积欠达30余万。11月4日，农学院学生为解决本院经费问题，全体聚集，要求面见校长邵裴子，后者召集农学院师生商谈。一些工学院学生进入会场旁听，不久，这些学生冲撞农学院教授，包围办公室，邵裴子及工学院院长李熙谋无法制止。邵裴子随后致电教育部，以“校务不易维持、学风尤待于整饬”为由请辞。教育部再三慰留，但邵裴子辞意已决。
邵裴子
程天放未能完成的心愿：经费全部由国库负担
1932年3月，国民政府批准邵裴子辞职，任命程天放为浙大校长。4月，程天放就任时，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依然是经费竭蹶。自“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全国财政滞塞，各地教育经费积欠。就浙大而言，截至4月，经费中由中央拨给部分已积欠三个月，由浙江省负担部分亦数月欠发。正式就任前，程天放即与浙江省财政厅联络，没有结果；他又进京向中央求助，教育部、财政部略有拨发。6月，浙大各学院教授因已欠薪数月，生活无法维持，数度派代表向校方催发积欠而无果，遂召集全体紧急会议，宣布自8日起总请假。校方紧急筹发一个月薪俸，9日，各院教授恢复上课。
程天放
“总请假”风潮发生时，程天放正在南京接洽经费。返回杭州后，他对《申报》记者表示，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答复，从7月起，浙大经费可按月发足；蒋介石亦关心该校，以私人名义致电浙江省政府，自7月起全额发放浙大经费。程天放称，对此结果，该校教授、学生表示满意，问题完全解决。6月7日，蒋介石致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财政厅厅长周骏彦，叮嘱其“浙省补助浙江大学每月三万五千元，务希按月照拨，并望于本周内拨付一月，二十一年度预算内，务望仍列四十二万元，弗予缩减为要”。
7月，教育部在南京召集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国立大学经费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程天放首先提出经费问题，各校长敦促中央对国立大学经费应按月发清。关于国立各校经费问题，会议决议三项办法，呈交中政会和行政院：1.国立各校经费，自七月起，不减成发给；2.关于上年度积欠，应即确定清偿办法或以现金分期减偿，或发行有确实抵押之公债；3.国立各院校经费，应指定的款，以为保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致函各校长称，对于教育经费，政府现已积极筹凑，并承诺自7月份起，所有国立专科以上学校经费不减成发给。对于清还旧欠问题，汪精卫之复函虽原则上予以承诺，但未确定何时能发放；对于指定的款问题，行政院方面未予赞同。随后的两个月，教育部的确按月向浙大发放经费。总体来看，此次会议后，浙大经费困境有了显著缓解。
中央方面的经费来源似已有一定保障，而由浙江省所负担部分能否按月十足拨发依然成问题。在程天放看来，浙大既然是国立大学，则其经费应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这是解决经费问题的切实办法。11月，他呈请蒋介石仿效中央大学前例，由财政部完全负担浙大经费。其呈文云：“惟浙省财政困难已极，无法发足，积欠甚巨。浙大与其他各大学较，相形见绌，无从发展，员生睹此情形，纷请援中央大学例，以后经费完全由财部发给。放于本日来京接洽此事，浙大经费每月六万五千，现财部已担任三万五，再增加三万，于国库为数甚微，而于浙大关系至巨。宋部长刻正在汉，务恳钧座面嘱宋部长，对此事予以批准，则浙江高等教育幸甚。”蒋介石转交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核办。12月，教育部指令，浙大经费由财政部加拨1.5万元，其余仍由浙江省财政厅拨付。程天放又致电蒋介石，请其面谕周骏彦，“浙大经费，中央未允前，仍应由浙省负担”，复得蒋介石之同意。1933年初，随着第四次“剿共”湖北战事的结束，蒋介石决意大力整顿湖北省政，重新布置人事，程天放被任命为湖北教育厅厅长。直至程天放离任，他使浙大经费完全由国库负担的目标远未实现。
兴建校舍、增加预算：苦心经营的竺可桢
1936年初，经浙大教育系主任郑晓沧的推荐，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向蒋介石提议，以竺可桢为下任浙大校长人选。竺可桢接受任命前，向陈布雷提出三点要求，其中之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陈布雷表示，由国库承担的4.5万元按月发放是可靠的。1936年4月，竺可桢被任命为浙大校长。他数次与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商洽，要求将国库负担浙大经费款额增加到每月6万元，终获应允。此外，为继续修建新校舍，竺可桢试图增加浙大临时费预算，但与教育部当局数度接洽，没有结果。
竺可桢
1936年10月，竺可桢在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典礼上，遇到蒋介石，感到后者颇关心浙大，遂邀请其到浙大演讲。15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等陪同下，到浙大参观。竺可桢向蒋介石提及，浙大扩充校舍须将工学院旁的军政部兵工署军械司所属浙江省军械局火药库的土地纳入，蒋介石表示应允。竺可桢又提出，为修建校舍，须在一两年内扩充浙大临时费。蒋介石表示本年已无办法，需俟下年度。随后，竺可桢等陪同蒋介石到教室、图书馆参观，并借机展示校舍之残破现状，蒋介石“即谓确非加新建筑不可”。
此后，蒋介石对于浙大校务多有过问，使竺可桢感到蒋介石关心浙大。竺可桢作《半年来浙大之改进》，托陈布雷转交蒋介石。11月初，蒋介石电告竺可桢对于报告的意见。随后，竺可桢接到通知，行政院会议已决议将军械局土地拨归浙大使用。竺可桢为浙大的发展前景称幸，“蒋先生虽不在南京，而此事之得成功竟如此迅速，乃赖布雷、咏霓之帮忙不少。卅年以来火药库与大学毗邻，人心不遑宁处，今一旦解决为之大快，而浙大百年大计亦于此决定，以现有二百亩之地基办一大学亦绰绰有余矣，何必再移城外华家池哉”。
1937年初，浙大拟订建筑计划，分两年进行，预计需临时费120万元，呈报教育部、行政院批准。3月5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茶谈，讨论1938年度中央预算问题。15日，教育部拟定1938年度中央教育文化预算。
浙大文理学院
竺可桢由陈布雷处得知，王世杰似认为浙大的临时费预算数额过大。竺、陈二人商定，此事须与蒋介石面谈。3月30日，竺可桢等在陈布雷陪同下，谒见蒋介石。蒋介石问到军械局土地情况，竺可桢告诉他，与何应钦原商定拨给其土地后即搬迁，但后来何应钦索价30万。蒋介石表示，此事他可以解决。蒋介石看过浙大建筑计划后提出，120万分作两年支付则每年数额过多，可分作五、六年支付。陈布雷随即受命发电报给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及财政部、教育部，“嘱拨建筑费”。然而，次日中午，暂代翁文灏行事的何廉告知竺可桢，教育部下年度预算早已送入国府，已开会四次，此日为最后一次审查。“故蒋电成马后炮。”午后，何廉又电话告知，教育部预算审查结果，浙大经常费增加2万，临时费定为15万。这与浙大的预算相距甚远，竺可桢于失望之余，又感到尚有一丝希望，“惟知蒋先生特别欲帮助浙大，则可于临时预备费想办法耳”。但是，浙大建筑计划暂时已无法完成，数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年底，浙大被迫踏上西迁之路。
浙大农学院
从理论上讲，国立大学经费应由国库负担，但实际上各校经费来源各异。就浙大而言，1931年前，该校经费依惯例由浙江省财政厅就代征国税项下划拨。1928年度至1931年度，该校经费预算分别为：64.5万元、86.9万元、76.9万元、76.9万元。而从浙江省的财政状况来看，1927年至1936年，该省大举从事建设事业，政费膨胀，又受水旱风灾、国民政府税制改革等因素影响，因而财政累年入不敷出，1930年后，省财政历经整理，到1936年，始转危为安。自1930年下半年，因浙江省财政厅拖欠，使完全仰仗于省库的浙大遭遇了严重的经费问题，浙大历任校长，皆力图解决这一问题。浙大解决经费问题的途径，有一定的特殊之处，这种特殊性与地缘因素有关。浙江是蒋介石的故乡，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他不时到杭州小住，加以其不少亲信幕僚都是浙江籍，故而，他对这所浙江省最高学府，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并多次到浙大视察。自程天放之后，历任浙大校长解决经费问题的路径大致有两条，一方面，他们力图使浙大经费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私人管道，同蒋介石、其亲信浙籍幕僚及高官进行接洽。而蒋介石等出于“乡谊”，对于浙大的经费给予一定优待。这种情形在抗战时期依然延续。浙大为解决经费问题而与蒋介石等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但这一特殊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双刃剑，使该校更易于受中央政权及国民党之干预。
本文改写自《国立大学与国民政府——以抗战爆发前浙江大学校长更迭为主线的考察》一文，原载于2016年第4期的《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作者张静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登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