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后一代而言，好莱坞的过往是面目模糊的。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其战争宣传的工作外包给了好莱坞的导演们，他们的身影史无前例地出现在美国的几乎每个战场，并让美国公众形成了关于美国正在参与一场正义战争的集体意识。马克·哈里斯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五年的严谨研究，集结成了《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通过五位导演的参战和归来，及其在战区的生活和工作，对好莱坞在战争中的角色提供了一种启示性的理解。
《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马克·哈里斯著，黎绮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约翰·福特在1928年至1966年间拍摄了140多部影片，是好莱坞最高产的导演之一。
惊醒于珍珠港受袭事件，好莱坞中很多人开始相信即使是喜剧，幻想片和爱情片都或多或少可以贡献一些关于民主、自由、集体牺牲或者“美国式生活”的言论和意见。
1942年年初，约翰·福特被委派去监督陆军部的第一部重要战争宣传电影的拍摄。珍珠港受袭后的几星期内，海军就决定要制作一部纪录片，让美国人消除疑虑，相信舰队准备充分，并聚焦在曾成为日军目标的船只和飞机的迅速重建上。实际上，这次轰炸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虽然它放过了美军的航空母舰，但2/3的海军航空兵被摧毁和破坏，8艘战舰中的4艘沉没、倾覆或者被炸毁。福特准备将为海军拍摄的电影取名为《珍珠港故事：美国历史上的史诗性事件》（The Story of Pearl Harbor：An Epic in American History），电影并非意在对受损情况进行估量，或者诚实地评价海军是否能够对袭击做好充分准备，这两点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激烈讨论。这部电影只想单纯地向美国公众传递一个消息：舰队已经逐渐恢复战斗状态。海军方面希望这部影片尽快拍摄出来。
当初在协助福特组建实地摄影小组时起了较大作用的电影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德一直渴望得到一次执导机会，于是福特把这次任务委派给了他，1月初便把他和上尉塞缪尔·恩格尔（Samuel Engel）一同送去火奴鲁鲁（又称檀香山）。塞缪尔是一个可靠、能干但不出色的作家兼制作人，其好莱坞制作经验大多是诸如《陈查理在里约热内卢》（Charlie Chan in Rio）和《恩科小子万岁》（Viva Cisco Kid）的作品。福特希望他协助托兰德准备剧本。6个星期过去了，福特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亦没有收到哪怕一帧电影内容，因此多诺万让他亲自前往夏威夷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情。
福特在海军官方口述记录里报告道，当他抵达火奴鲁鲁时，陆军和海军“状态良好，一切都得到认真照料，巡逻部队定时巡视，每个人都神采奕奕……珍珠港事件给每个人都上了一课”。但到底为这堂课付出的代价值不值得依然备受争议，而福特也觉察到，自己给予托兰德和恩格尔的自由很可能导致最后拍出来的是一部谴责美国在受袭前无动于衷、疏忽大意的影片，而非一部能够激励士气的电影。在得到了足够的自由度后，托兰德决定把珍珠港项目变成自己实际上的导演处女作；本来应该拍摄一段20~30分钟，可以在正片之前播放的纪录片，他却描绘出了一幅拥有正片长度的剧情片蓝图，其中详尽再现了珍珠港受袭事件。要执行托兰德的想法，还需要在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位于洛杉矶的片场进行较长时间的拍摄。沃尔特·修斯特已经同意出演“山姆大叔”一角（在剧本中被描绘为一名在山顶闲适地偷懒的、疏忽大意的老人），同时哈利·达文波特（Harry Davenport）将会饰演山姆那备受打击的良心的化身，而新人达纳·安德鲁斯（Dana Andrews）则会扮演一位在事件中丧生的美国士兵的灵魂。
托兰德开始将脑海中的构想转变成现实中的电影场景，福特什么也没说，但对于托兰德构思出来的画面之宏大感到不安。福特没有中止电影的拍摄，但飞抵夏威夷后不久他就决定要将部分摄影工作接过来，用基本的、新闻短片式的风格拍摄船只和飞机被重建，军需品仓库被更新，数量庞大的士兵正精力充沛、泰然自若地一起工作的片段。他并没有要求托兰德和恩格尔完全放弃他们的拍摄计划，但他确实曾提醒二人要谨慎，并且清楚暗示道：海军越察觉不出演员、特效和补拍的痕迹越好；这些工作全部都可以在好莱坞完成拍摄，远离那些窥探的眼睛。但托兰德依然觉得自己能够让福特拥有信心，在一封写给塞缪尔·戈尔德温的信中，他说他和恩格尔“都在这次任务中表现出色”。
福特留在夏威夷监督电影的制作直到4月初，而该部电影也已被命名为《12月7日》（December 7th）。那段日子，由于各种命令和规定，福特和他的团队的工作需要高度灵活；在火奴鲁鲁，晚上 7∶30 后街道上不得有车辆行驶，宵禁执行得非常严厉，假如有人晚上9点以后还在朋友家中，就要做好留在那里过夜的准备。这听上去很容易带来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晚上，但福特保持了清醒和专注。他在给玛丽的信中写道，虽然他想她想得要命，但同时也多年未感觉这么良好过。他很开心在夏威夷做着这些“无比重要”的工作，并且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没什么可以写的，但某种程度上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喜欢这里”。他拿那些突然想成为实地摄影小组的同事来和她开玩笑（“我喜欢弗兰克·波萨奇的那个要求——‘他难道不能因为自己喝的东西很糟糕而得到一个任务吗？’亲爱的，恐怕他需要一个更好的理由了。”）福特又拿自己对沃德·邦德（Ward Bond）和约翰·韦恩的轻蔑开玩笑，想象他们拿着电影公司的薪水，抬眼望着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天空，搜寻着可能要来的空袭的痕迹（“啊，很好——这种英雄主义应该被嘉奖，”他写道，“它生存在时间的肛门中”）。几个星期后，当一位上将暗示该开始拍摄了，福特终于发脾气了。“先生，你执导过一部完整的电影吗？”福特呵斥道，“抑或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就爱多管闲事？”他转身离开上将后，又向他的摄影师，年轻的海员杰克·麦肯齐（Jack Mackenzie）喊道：“把相机放到三脚架上，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事要做。”
第二天早上，当福特收到要求他立刻离开火奴鲁鲁的命令时，罗伯特·帕里什认为这是作为他对上司不敬的惩罚。事实却是，福特在夏威夷的工作更加增强了海军对他的信心，他现在要被分派到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去拍摄这场战争最早的秘密任务之一——4月18日的杜立德空袭。这次任务是盟军首次对日空袭，它不只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性举措，还是一场建立信心的战役，一部分原因在于，用詹姆斯·杜立德（James Doolittle）将军的话来说，“美国人民非常需要鼓舞士气”。福特拍摄的影片不会充满令人激动的情节——大多只包括16架B-25轰炸机从移动的航母甲板上起飞和降落。[1944年，导演默夫云·莱罗伊（Mervyn LeRoy）在米高梅关于这场空袭的电影《东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中使用了福特拍摄的片段。]但福特格外注重捕捉战争中的男性友谊，在空中拍摄的间隙点缀了非裔美籍水手在甲板上对飞行员挥手和微笑的场景，提醒大家虽然每个部队彼此独立，但大家都是空军的一员。这一系列简短的镜头经过剪辑后（有时候把非裔美籍水手的镜头剪掉了）被用在新闻短片中，是美国摄影机拍摄到的最接近战争的镜头。（文/马克·哈里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