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本（1909－1984）是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纪实摄影大师，1934年至1941年，他在西南边陲行走近十年，留下了万余张照片及近百万字的一手资料。日前，《西行影记》一书以足迹为线索、时间为脉络，透过庄学本的镜头，呈现出一部西陲民族的光影史诗。
我们不妨将八十多年前的历史还原成一张素朴的黑白图片：1934年8月14日，在海拔5800米的高寒山地宿营的庄学本，借着熹微的晨光，眺望阿坝草地的无边山色。亘古不变的雪岭大川逶迤于苍莽的川藏路上，这个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青年人肃然对视蛮荒的风景——旷古冷肃的荒原渺无人烟，远方的雪峰似乎与尘世凛然隔绝——手中的照相机沉醉地追捕着光影流动的瞬间。单薄的行装与未知的旅程，虱子一般如影随形的挫折和匮乏，全然失色于胶片显影时的灵光绽放。他在不时邂逅的野羊群的目送下，与一名“番人”同伴萧索地策马缓行，身后是几头支“乌拉差”的牦牛，驮着他简陋的行李，包括一顶帐篷、半囊胶卷，以及一些冲印照片的药水和工具。在漂泊的寂寞里，那人期然寻觅着生命的奇迹，而这奇迹竟也在他的面前昭然呈现：以如花的美色和野性的尊严，为一段早被风雨销蚀的边地故事，定影成一幅绝版的记忆。
草地初雪阿坝至果洛途中，沿途都是高原草地，属岷山山脉，地势此起彼伏，海拔在三四千米之间，入秋即下雪，冬季积雪不化，当地藏族牧民骑马外出要背上“叉子枪”防身。
对于庄学本而言，这只是他前往“廓落克”（果洛）那片所谓“白地”旅途中并不重要的一天，他于帐幕中写下数百言的日记，陈述一日的行程与见闻，唯值一提的，或许只是渡河时偶遇的三名陌生人与他们持枪戒备，互相惊疑对方是剪径的盗贼。而这旅程继续伸展，从果洛至康定，从中国至印度，又从青春朝气的来路，到沉默郁结的暮年，再凝聚成图文档案与书稿，用劫后遗存的文字与影像，默默地启迪着循道而来的同路人。
又或如半个世纪后的诗人海子在《九月》中所吟唱的：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乘坐滑竿上山
“沿途均无道路，遍山均可行，唯认牛足印而已。待至垂暮，于水草丰美处下帐房而歇……太阳初升时即起熬茶，茶沸稍揉糌粑即启行。登山而西，碧草露湿，晨寒侵人，云雾未升，四眺清朗，远瞩群山起伏，如海中碧浪，一望无际……”——庄学本
本世纪最初几年，原本沉寂无闻多年的庄学本，在其身后的时日里，再度成为中国摄影界与人类学界共同瞩目的现象级人物——距他上一次的声名鹊起，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的岁月。如同“流放者归来”，人们讶异地发现这位生前谦卑和善，中年时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晚景也颇为凄凉落寞的“非著名”摄影家，曾经在中国最艰难的抗战时代，独自奔走行摄于土司割据、盗贼横行的西南山地与西北荒野之中，如同一位被神谕感召的圣徒，决意用影像的力量，为救亡图存、“开发西北”之国策做探路的先锋。
龙山寨古碉楼
那些侥幸逃过战火与动乱的底片，静默地显影于一个仿如隔世的新世纪，绽放昔日的荣光，令观者同样静默，且毋需言辞称其为“伟大”。学界公认：近二十年来，中国影像史学最重要的收获，便是重新发现了庄学本及其同时代的孙明经先生。这两位大师级的影像工作者，以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纪实摄影与纪录电影作品，填补了中国影像史上的诸多盲区和空白，他们的归来，极大丰盈了中国现代的影史篇章，也因其高洁的人格魅力，为我们树立起两座仰之弥高的不朽丰碑。正如中国摄影学者李媚所言：“这个人物所具有的光亮，应该成为烛照黑暗的指引。”
溜索 溜索就是碗口粗的篾缆，横跨两岸，有的是单索，有的是双索。两岸的羌民就凭着这根索子作为交通工具，牛羊粮食也在这上面往来。
对于中国人类学界而言，庄学本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所记录的藏边影像有着非常宝贵的民族志价值——如将庄氏发表于《良友》《中华》等画报上的图片报道，与同一时期登载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上由外国人拍摄的中国边疆题材照片相比较，前者在真实生动、意态气韵方面其实犹胜于后者，特别是种种不为外人所知，而又为庄学本所亲见并摄取的械斗、婚丧、巫术等内容，更是有其人类学上的长远价值。庄氏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撰写的一系列有关边地地理与族群的文章和书籍，大都来自亲身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直到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史地与民族文献意义。
庄学本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在从事田野摄影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自觉吸纳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接受任乃强、葛维汉、丁文江、徐益棠等学术大家的指导与训练，不断探索影像与学术结合的路径；另一方面，又满怀爱国热情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开发西部的事业当中，决不当清谈的看客与空头的艺术家，这使得庄学本在20世纪前半叶“救亡与启蒙”的文化大潮中，颇具时代精神与使命意识，而他与边地民族的交往平实而质朴，甚至比多数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更具平等与合作的态度。因此，庄学本被称为“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的确是实至名归的定论之说。
赶场路上的羌人 农闲时羌民便作商旅，晨背农产远道入市，至暮而归。每当夕阳西下，见羌民三两休憩山径之旁，盖已易货归来矣。
茂县的羌民修路工
有关庄学本的早年生活，我们多只能从其家人的概述中知其大略。他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浦东的村舍里。父亲庄鼎熙务农为生，兼在私塾中授课，颇受乡邻敬重，但庄学本却因家贫，只在上海的寻源学塾读过两年旧式中学，便辍学赴沪上的几间洋行、公司做练习生和小职员，自力谋生，并开始接受摄影技艺的启蒙。1930年，庄学本参加了一支由青年人组织，自上海出发北上的全国步行团，以“凭我二条腿，行遍全国路，百闻不如一见，前进，前进，前进！”为口号，一路进行社会调查、图片拍摄、证物搜集，“以贡献社会，作学术上之参考”。步行团深得蔡元培、胡适、徐悲鸿等文化名流的赞赏，沿途也访问过陶行知等知名人士。虽因直奉战争爆发等原因，步行团行至北平而告中止，团员们却对中国的世态民情有了些切实的体会。这一长途旅行、为天下先的经历，也成为庄学本此后执着于游历考察、影像拍摄的前奏。
运药材的背夫 药用植物在当地产量极高，尤以川芎、虫草为多。当时年产川芎100万斤，而川洋1元可买145支虫草。
庄学本于步行考察团解散后留居民国首都南京，在南京大同地产公司和万国储蓄会当职员，工作之余，亦练习摄影技法，早期多为风景、静物、人像等“沙龙”式的作品。他发表在1934年《华安》杂志上的两幅图片——《幽居》，一幢山林中的茅草土房，《陶工》，一名蹲身制作陶盆的男子——都还难称影像佳作，显示不出拍摄者的独特趣味与创作天赋。这样的习作与生活，似乎预见了一位民国时代南方城市青年正常的人生路径：安稳度日，娶妻生子，兼有一份艺术气息的业余爱好，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但在内心深处，暂时蛰伏的庄学本依然等待着远方的使命召唤。
庄学本个人命运的第一次转折，宏观而言，源于国家局势的震荡与国土的沦陷：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令中国知识界心忧国是，更有所谓“丢失东北，开发西北”的思想与行动。庄学本亦更加关注西部边疆地区，“想从事步行摄影，用形象的图片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和兄弟民族，以激励人民抗日保国的热情”（庄文骏）。更为具体的原因，却是一桩与他的日常生活轨迹并无直接关联的事件。1933年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拉萨圆寂，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专使行署入藏致祭。这一看似“远在天边”的消息，竟触动了时为南京万国储蓄会职员的庄学本的心弦，他绝意辞去首都商会的工作，打算以《良友》《申报》等报刊“特约记者”的身份，自费追随专使团进藏参访。
威州（今四川省汶川县）城门 威州地处岷江边，城内羌、藏、汉、回族杂居，汉人不到人口的三分之一。
20世纪30年代，西藏并非如当代文艺青年所向往的“香格里拉”或“灵魂圣地”。庄学本之所以对西藏产生调查与拍摄的兴趣，或始于其早年未能完成的全国考察计划，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又“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加之国事危急，“愈觉非努力奋斗不可”，所以仍希望以考察边疆、旅行摄影的方法，做出一番报国的事业，取得一些惊人的成就。
庄学本一生的夙愿和他半生的羁旅——无论是追随吊唁十三世达赖的专使团（1934），还是参加护送班禅回藏的行署（1935—1937），再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改称顾问）徘徊于康藏边界（1938—1942），后来取道南亚，滞留于印度三年（1942—1945）——全是为着能够进入西藏，拍摄这方雪域高原的神秘姿容，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彼时波谲云诡的国内政局，将庄学本的“入藏幻梦”击得粉碎。这虽说是人生的一场悲剧，但也因此成就了庄氏摄影艺术的非凡境界，亦如他日后的回忆：“入藏的计划不但不能实现，反而因战事的演变，使我在边地游历了十年，增加了许多摄影资料，这是出发时所梦想不到的。”
（图文均摘自《西行影纪》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