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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八岁登基，年号康熙，寓以“万民康乐安宁，天下兴盛”之意。作为清廷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他的任务只是治国，让天下归心。康熙少年时挫败了权臣鳌拜，成年后先后取得对三藩、台湾、准噶尔的战争胜利，驱逐沙俄侵略军，以《尼布楚条约》确立中国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主权，举行多伦会盟取代战争，怀柔招呼外藩蒙古。他始终不改元，使之长达六十一年。
曾给他教过算术和几何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说：“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这代表了老外对东方皇帝的最高评价。西方史家把他和同时期的俄国彼得大帝、法国路易十四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仨的“共同特点标志着前工业时代，传统君主王权的最高阶段”（《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这位被老外评价甚高的中国皇帝，国人推崇之至。一顶“圣祖仁皇帝”的桂冠，似乎说他是有道明君。
《康熙王朝》陈道明版康熙
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貌似写出了康熙皇帝对生命和权力的无限渴望。他想长生不老！此曲一出，广为流传，传唱至今，褒贬不一。
不少人以“如果康熙再活五百年”为假想史，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历史不容假设，历史不忍细看。如果康熙真的变成了“再活五百年”的老妖怪，那带给中国的只能是无穷黑暗！
且不说他酝酿“欲严洋禁”，至康熙五十五年断然禁止南洋贸易，闭关锁国，何等怯弱和愚蠢。只从其统治后期来看，除了打响三次远征准噶尔，试图通过控制西藏进一步争夺蒙古统治权外，就是强化自己私人的办公室南书房，同大臣们争权，组织一帮文人编写这样那样的史书为他的满洲政权为天下最正正名。
康熙的政治理想，在国泰民安的幌子下，被中期以来的谀颂之风包裹。他先后操盘将精明能干的索额图、明珠整垮，聚集一批文臣在身边，挂名大学士，老实地承旨书谕、总裁类书，为其“自古得天下之正莫若我朝”的政治统治服务。
为此，他早早地接受汉臣理学的系统教育，专崇程朱，潜修理学，标榜文化选择，形成特殊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在用人行政的政治实践中灌注愚人的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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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帝王心术是惊世骇俗的，亲政伊始便步步为营，明确绝对权力意志，始终把军政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绝不会分任于人，充分宣示着一个政治强人的威势。
他要彻底改变曾被四辅臣操控的傀儡命运，将辅政的阁臣操控得唯诺顺承。当他听到高士奇说，群臣不敢弹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卖官鬻爵、把持票拟时，狠狠地说：“我在。若等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去之，则尽去之！”这样的威势宣示，被他的宠臣李光地作为“本朝时事”，写进了《榕村续语录》卷十四。
李光地虽对康熙帝极尽忠诚，但也是以出卖密战的好友陈梦雷，将二人曾身陷耿精忠叛逆集团的合谋，独占报功，成为了康熙帝的新宠。几年过后，李光地由兵部挂号的带兵大臣，成为了康熙帝亲自简拔、入直讲幄的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他继熊赐履、张英和陈廷敬、徐元文等后，向康熙帝鼓吹要承继道统、重振理学：“孟子谓尧舜以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碑传集》卷十三彭绍升撰李光地事状）
《康熙王朝》李光地与索额图剧照
李光地歌功颂德，说康熙为朱子“五百年”后尧舜式的王者，激发他对朱熹推崇备至，兴奋地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
在封建君王的专制时代，皇帝是天子。康熙帝虽知道天命所在，乃父顺治帝只活了二十四岁，其祖皇太极寿命不过五十二岁，但他还是自许“万岁”，断然不会说“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康熙帝在那份著名的《面谕》中强调“今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炫耀自己“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之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也不见他谈到还想“再活五百年”。
李光地以吏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一度成为科道言官的中心，令满洲大学士嵩祝都趋奉他求在康熙帝面前美言，权势赫奕，但也不敢祝康熙帝“再活五百岁”。皇帝是自欺欺人的“万岁”，李光地赞他为五百年来兴盛帝，马屁没拍到马蹄上。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准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
康熙帝说的“五百年”，是对李光地谀颂的回应，赞赏朱熹的理学影响至今有五百多年，而不是自己要再活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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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以崇尚儒学和孔子为旗号，以道德神学为天理，宣扬儒家神权与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契合清初统治者尤其康熙帝入主中原、平定各地反清势力和三藩之乱后，从道统和治统上标榜满洲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避免主体民族汉人同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满人族群冲突，又竭力推动汉人甘愿被统治、承认被满洲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雍正王朝》焦晃版康熙
熊赐履、李光地等以理学名家的姿态，前赴后继地向康熙灌输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粉饰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导致满汉对立中的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深度迎合了康熙帝的政治心理需要。
康熙帝对这些理学名臣的讲论文义，是很满足的。他说自己“政务之暇，惟好读书，始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康熙起居注》第二册）。
康熙帝在平定江南、收复台湾后，亟须从意识形态上标示清廷为天下最正，尊崇汉臣们进讲的程朱理学，通过士大夫向天下人传递出一个概念，即“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但因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而使顺治帝因“臣民相率来请，来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五《面谕》）。
康熙帝就是要通过文人传播的儒家道德教条和礼教观念，向主体民族汉人传出一个信号：清军入关，乃天命所归，是承席先烈、顺天应人。
理学名臣们忠诚地帮助康熙帝为满清得天命，大呼“古今之大变”，为其倡导的争正统政治大业开路。当康熙帝年老时利用文字狱打击汉族异议人士时，理学名臣们又忙着做帮凶和顺从者。
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授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早已印行的《南山集》，记录南明桂王史事，多用南明年号，以大逆罪下狱，两年后将其处以腰斩，并株连包括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在内的三百余人，震动儒林，影响后世。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案。
第二年春，九卿会议戴名世案，说：“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是时，已退休的陈廷敬被返聘入直办事，尚未病逝，却未见史料证明他出来说情。但他为康熙的“天下之正”，完全一副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认真劲。
《康熙王朝》陈廷敬剧照
虽然李光地出面，“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而那个举报者赵申乔，就是李光地举荐提拔上来的。二人的关系好到了何等程度，史料未载，但是穿条裤子还嫌肥，就连康熙帝也时刻警惕他们结党营私，只是没有找到证据罢。
康熙晚年对李光地既爱又设防，怀恨且亲近。曾在《南山集》案中得以李光地援手获命的方苞，在《安溪李相国逸事》中说：“时上临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断，自内阁、九卿、台谏，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设辞，以移上意，故上委心焉。每内阁奏事毕，独留公南书房，暇则召入便殿，语移时。”（《碑传集》卷十三）李光地靠卖友上位，攫取了仕途的第一桶金，又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思，恃宠坐大，让康熙帝忌惮他重蹈覆辙，但其于满洲朝廷，并无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