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片约占全部30%，诸如《人民的名义》《大江大河》《我叫余欢水》等作品，显示出市场对现实主义题材的重视。北京出版集团也诞生过文学和影视转化的诸多作品，《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绿化树》《花园街五号》《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而十月签约作家的作品《北上》《世间已无陈金芳》《应物兄》也将陆续开发成影视剧。”第六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系列活动上，北京市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马驰介绍。
关于文学和影视的联动一直是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作家们怎样看待自己即将被进行影视改编的作品，对其有怎样的期待？编剧们将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最近举办的一场“文学与影视高峰论坛”中，与会嘉宾们对这些话题进行了讨论。
编剧宋方金、作家李洱、作家宁肯、编剧张永琛、演员黄璐等在第一场论坛中进行了分享。
宁肯
宁肯从严肃文学和电影作品之间的“隔离”和互动开始谈起：“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非常发达，20世纪电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讲长篇故事的电视剧，极大取代了传统小说讲故事的功能。电视剧讲故事的功能比看书不知道精彩多少倍，文学情节连贯性、性格冲突、画面美感，作家花大量笔墨去写一个书房、一个花园、一个城市，用镜头一下子就可以展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文学是一个衰落的过程。”
影视作品的崛起反过来也迫使文学作出改变，“现代主义文学以后不再讲究故事，因为平铺直叙的故事竞争不过电视剧、影视剧。讲故事的方式也变了，虽然还在讲故事，现代主义之后又有新的现实主义，包括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等等。甚至我们自己私下聊文学的时候，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凡是这个小说写得没法改成电视剧、没法改成电影，这才是好小说。”宁肯谈道。
宋方金
宋方金谈起，自己拍《袁隆平》时去采访袁隆平，问他对这个剧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袁隆平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找一个帅一点的演员演我，其它没有。”由此也引起关于影视剧改编中演员的选择的话题。
黄璐
演员黄璐谈道：“国内大导演之前的作品，包括《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都有很深厚的文学底蕴，不管从人物还是作品厚度来说，跟现在的作品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现在太多网络文学覆盖了严肃文学，整体在走下坡路的。但最近几年，年轻作家也开始尝试严肃文学，郑执写的《仙症》，给我的印象很好，包括最近我在剧组也在看《文城》，对这些严肃小说我自己非常感兴趣。”
“去年拍刘震云老师女儿导的电影《风华正茂的我们》，刘震云是文学策划，他在现场会说‘这个台词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连那种感叹词也都不能改。别的演员来到我们剧组就会非常不适应，说这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剧组。我觉得作家当编剧之后会很注意自己写的东西不能被改掉，所以我们一个字都不会改，而且它会有非常有文学的韵味。”黄璐说。
宋方金回溯了张永琛的创作序列，谈道：“我最喜欢张永琛的作品还是《京华烟云》和《像雾像雨又像风》，当然，张老师最近的两部《孤芳不自赏》和《大宋宫词》也有一些争议。”
张永琛
张永琛回应：“公正点说，这些年的影视剧的发展上，资本和平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影视行业的社会变化，就是资本、数字化，包括评判标准，都显示出这是一个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作为影视界，作为影视的从业者，如果要走下去，如果还想保持一点自己作为编剧、作为文艺工作者，或者作为编剧导演的一点尊严和追求，有时候不得不妥协，有时候还得坚定自己的一份信念往前走。所以这里的艰难程度非外界的人可以想见的。”
宋方金谈道：“这一年来看到正规军的表现非常好，像《觉醒年代》《功勋》等，很多具有文学性的影视剧正在赢得市场。”
作家李洱谈道，自己很喜欢电影：“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电影，写安东尼奥尼、伯格曼、费里尼，我的创作一定是受电影影响的。非常坦率地讲，我在写《应物兄》这十年间，没有一分钟想到过《围城》《儒林外史》，但是写完之后，很多读者把我的小说放在《围城》《儒林外史》这个文学链条上去解读，这些作品或许潜移默化影响我？构成我经验的一部分？构成我经验的礁石基础？这也可能，但是确实是不同的作品。”
电影《我的青春有个你》导演、编剧、原著作者孙睿认为，传统的小说注重故事加文学性，现在一些网络IP是仅仅停留在故事，没有往文学性上走。“我们最近十几、二十年的电影里已经不像以前中国电影里的文学性那么强。以前的导演是从文学里拿故事，也拿文学性，现在只是拿故事。”孙睿说，改变观众的习惯很难，影视人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