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论武:清代曹寅家族的军功

《红楼梦》被誉为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除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家族,《红楼梦》也有较多的军事描写,显示了四大家族的军功背景。比如《红楼梦》第七回曹雪芹借尤氏和焦大之口,道出了宁国公的军功背景:“他从小儿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第二十七回贾兰因贾宝玉嗔止他追射小鹿,便以军功风尚给自己解围:“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第五十五回探春以先辈军功艰难为由,主张厉行节约:“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你告诉他,我不混添减,混出主意。”这些描写不仅体现了贾家的赫赫军功,也显示了后期军功作风的蜕变。

为了深入解析《红楼梦》,近代以来大家习惯用文史互证的办法来探讨。自胡适以来,学界多将《红楼梦》与清国史挂钩,认为曹雪芹是清代曹寅家族之人,而曹家就是贾家的原型,以赫赫军功起家。那么曹寅家族在真实的历史中有没有军功?军功是不是如目前所传“战功赫赫”?曹寅在曹家武运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红学与清学的契合度有多高?等等问题至今多是糊涂账。接下来我们就尽可能以明确史料为基础,穿过历史的迷雾,去追寻这一著名家族的军旅足迹。

曹寅雕像

曹寅雕像

高大的先祖

曹寅的先祖曹振彦和曹玺等人,在清朝开国之际曾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等人,参与对明战争。学界对曹振彦和曹玺有没有立下军功,存在两个极端看法:一种认为此二人“军功赫赫”,一种认为此二人并无“战功”。这两种看法似乎都不太合适。

“军功”和“战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带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从清代的军功规定可以看出:“战功”指官兵前线作战的功绩,具体指杀敌取利和攻城略地;“军功”的范围要广,不仅包括“战功”,也包括“招抚功”,甚至“官兵劳苦”,至近代以来既包括作战功绩,也包括勤卫功劳。

尤其是“招抚功”,即官兵能够招降敌军,不战而屈人之兵,实为不流血的战功,非常划算。早在皇太极时期,它就被纳入军功范围内。到多尔衮时期,招抚功被清晰地列入军功制度内。顺治五年规定:“招抚兵一千名以上,船五十只以上,及官民未徙之全城者,统兵主帅分发将领,及将领下遣去招抚之人,俱准叙功。”按照这个宽松的规定,即便“下贱包衣”若能劝降敌兵,也能获得军功奖赏。

目前零星的清史资料难以证明曹振彦、曹玺是否创立了“战功”,但是无论以当时标准还是近现代军功观来看,曹氏父子还是有“军功”的。何以为证?

1、明清辽东曹氏有深厚的军功传统。冯其庸先生通过梳理《五庆堂辽东曹氏总谱》、清实录、明清地方志等史料,已成功证明了曹振彦创立军功,有时代背景、地缘业缘和家族人脉的优势。

2、军功规定的制度便利。曹振彦作为王府包衣,当过多尔衮的“旗鼓牛录章京”等职。按满族规定,在主子作战时他必须听从调遣,或前线协同作战,或从旁勤务招降,按清初宽泛的军功规定,有立下“战功”“劳绩”而得“军功”的制度便利。

3、曹振彦“因功加半个前程”。“半个前程”是清初低级世袭爵位,对一个下级包衣小官来说,可谓重大赏赐。一个汉族包衣小官,只有立下重大功绩,方能获得如此殊荣。黄一农先生综合考证后,认为曹振彦极有可能凭借出色的语言能力和特殊的血脉关系,在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此曹振彦则立下了“招抚功”。

4、曹振彦的军政履历。曹振彦曾当过八旗军内的“教官”,后又升到“旗鼓牛录章京”,被皇太极特别允以“因有功加半个前程”,后又转做知府、盐法道等文职。曹振彦在八旗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反映了后金权贵对其军政“劳绩”的认可和奖励。以清初军功标准来看,其招降功或劳绩被视作“军功”,没有不妥。而以近现代的军功标准来看,曹振彦有军功是毫无疑问的。

5、曹玺扈从多尔衮平定姜瓖之乱。康熙朝《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的两篇《曹玺传》都记载曹玺曾以“侍卫”身份“随王师征山右”,在平定姜襄叛乱中“建绩”“有功”,因此被顺治帝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管理銮仪。这是曹玺军功一个比较有力的佐证。联系战争的客观需要、曹玺的自身优势、与多尔衮的主奴关系、文献不言战功多赞文能、曹玺战后又能叙功,可推知:曹玺作为侍卫,带有警备性质,本职当为护卫多尔衮,亲临前线战斗的可能性不大;在扈从多尔衮征战大同姜瓖等部时,初出茅庐的曹玺,虽无赫赫武艺,最终却能建绩有功,应当是凭借出色的文言能力,协助清军缮写汉语文告或入城劝降,疏通内外满汉交结事宜,最终才得以战后叙功领赏。虽不排除曹玺射杀立功的可能性,但综合史事逻辑,其“功”似偏指“劳绩”或“招抚功”。无论曹玺的“功”是“劳绩”“招抚功”还是“战功”,以清初军功标准,均可算作“军功”。至于事后的曹振彦,目前的史料并不能证明他亲自参与了作战平叛。顺治九年的曹振彦奏本,可证明其为清军提供了善后支持,是平定山西中的一环,所有功绩当属“劳绩”,谈不上“战功”。

以上可见:曹振彦和曹玺战功不明,军功有据,即便没有清朝严格意义上的“战功”,但也应该是有“军功”的。而以近现代军功观来说曹氏有军功,基本上没有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曹家以军功起家”,并非完全无理,只不过他们获取军功的途径多来自政务后勤能力,当属“劳绩”或“招抚功”,而非直接的“战功”。曹氏军功多属勤卫辅助型,对军事有其佐助之功,然后受到上司赏识,成为晋升的一大基础,岂曰与军功毫无干系?

但曹振彦、曹玺的军功也谈不上“军功赫赫”。《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在《凡例》曾说:“尼堪等姓,军功显著者甚少。”联系曹氏的包衣身份、宦途经历、极少的军功记载以及曹寅的回忆,可推知:曹振彦、曹玺的军功实际上并不多,且含金量也不是太高,远不如五房曹恭诚一脉,相比满汉名将更是不值一提,否则其后代应当会大加宣颂。可从现有的清廷封告、旁人评说、曹寅诗文中看不到此类记载,因此不能夸大曹氏军功。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曹氏之所以能够评叙军功,主要是因为满洲大兵得胜和相对模糊宽松的军功则例,以及多尔衮等权臣的声望,才能勉强混在官兵中分一杯羹,实际上作用并不突出,更绝非不可替代。故若说曹振彦、曹玺“战功赫赫”或者“军功世家”恐怕离史实太远。但曹氏经历了战争磨砺,多少还是继承了先祖的一些军功风尚。那曹寅在曹家武运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军功泡影梦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等相继叛乱,引起天下震动。曹寅《句容馆驿》一诗说明当时曹寅已离京南下,协助乃父曹玺筹办防务。有学者认为曹寅到句容,是协助乃父参与扬州或江淮防务。此说不妥。曹寅和乃父参与的应该是江宁防务。为何?当时清廷在江浙的兵力和战防中心以江宁和杭州为中心,而非扬州。从谕令来看,江苏扬州虽闹过水灾,却基本无警,守卫价值不大,因此康熙并未发布防守扬州的谕令。康熙十三年,康熙征调江宁兵力驰援浙江平定耿精忠,造成江宁防务空虚。江宁一旦有失,大局恐有决裂。这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觉,故多次下旨令包衣左领、八旗军等前往支援。史称十三年在京部分侍卫奉命参与了江宁防务。曹寅是包衣兼侍卫,本身就是禁旅一员,是有很大机会的。再就政治地理来讲,二人所到的句容隶属江宁省,是其东南要冲,临近浙江耿精忠部,因此成为南防耿精忠北上的要地,构成了江宁大防守的一环。所以他们当时参与的应是江宁防务,而非扬州防务。

由于江宁无战事,所以父子俩在当地从事的主要是后勤工作,没有战功。而相比要员曹玺,青年侍卫曹寅在战防中的角色无足轻重。虽然如此,年轻的曹寅却常常想快马弯刀立军功。

康熙十四年三月前后,北京外围爆发蒙古察哈尔王叛乱,而“禁旅南征,宿卫尽空”,形势危急。康熙听从孝庄太后的意见,派图海征集了京八旗和“家奴之健勇者”,挥师北伐,不到两个月就粉碎叛乱。胜利后,康熙大加封赏。但多愁善感的曹寅却从未在诗文中提到这次战役。根据史料推演,弓马娴熟的青年曹寅错过了这次战役。一种原因可能是当时曹寅不在北京,尚在南京与曹玺协助防务;察哈尔王叛乱发生后,康熙因虑京防空虚,将曹寅在内的不少禁旅重新召回北京;曹寅奉命北返后,叛乱已被平息了,故没有平叛的亲身经历,也就谈不上印象深刻,却因南北奔波备尝军旅反复之苦,没有时间写诗抒情,导致他两年间基本未做诗,直到康熙十五年北京局势稳定后才开始增加诗文。另一种可能是曹寅已在北京,未能参与前线战斗,却因扈从杂役,备受军旅煎熬。《不寐》曾云:“晓车如秋潮,雷鸣过空堂。尘役苦无厌,附躬自彷徨。”

曹寅虽未经历蒙古平叛,但却经历了漫长的三藩战争。不过曹寅心有余而力不足,被圈在京城扈从康熙,不能亲身参与作战杀敌,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也就无所谓什么战功了。

尽管如此,曹寅身在樊笼心在外。他创作的《宿来青阁》《冰上打球三首》《闻恢复长沙志喜四首》《喜雨纪事》《过甘园》等诗歌,与战争密切相关。曹寅用诗歌体现了自己关注战局的进展,对重大战绩深表欣喜,钦佩和颂扬康熙的光明伟大正确,对战乱中的百姓多表同情,对阵亡的亲友更是深感难过。不过若要认为曹寅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注战局和民生疾苦,以至于积极毛遂自荐南下作战,未免异想天开。他所做有关战时民生疾苦的诗文并不多见,且给人的感觉多像官样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敢揭露清军的腐败无能。其诗文主要部分还是反映他在京城中的侍从、交游、偶感和闲时趣好,恰好反映了他的生活偏向,透露出青年曹寅对京城生活和个人状况的关注度,似比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要高。这与他的身份背景、狭小的生活圈子以及森严的制度密不可分。《圈虎》等不少向往闲适自由的诗,衬托出他京城生活的期盼与无奈。

面对三藩战争,他很羡慕那些建功立业的人,希望有朝一日创立军功,光宗耀祖。《宿卢沟题壁》说得最为直白:“十年马上儿,门户生光辉。明朝挟弓矢,应射白狼归。”但有意思的是,在说完豪言壮语之后,往往一转身就去与文人僧侣交结唱和,拍康熙的马屁,沉湎诗酒,然后不时做些闲适叫苦甚至愁怨的诗。因此“军旅诗”的比重要明显低于“闲怨诗”。这种反差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军功梦亦即亦离和内心深处的挣扎。他曾酒后赋诗:“人生贵自足,所获良不诬。”或许正是挣扎之后听天由命的选择吧。

曹寅之所以说“贵自足”,就是因为在三藩战争中,面对战事的不利乃至亲友的被杀,实际上曾有多次的“不知足”,很想效仿先人,杀敌建功,万古留荣。曹家祖孙三代,始终有一心结,即改换“下贱包衣”的身份。曹氏作为满人家奴,表面看似风光无限,但实则在夹缝中生存,生死荣辱全凭帝王的无常喜恶,稍有不慎便会家破人亡。若能南下立功,曹家从此扬眉吐气,可借机脱籍出头,走出包衣家奴的阴影,洗刷身份耻辱,建立相对稳定的家业,实现“门户生光辉”。

可是康熙始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诚如郑天挺先生的分析,包衣制度满足了满族权贵既想避免宦官干政之祸,又想得宦官内务之实用的双重需要。作为包衣的曹寅,文武兼备,满汉皆熟,性格忠顺,可谓是服侍康熙、充当眼线的优秀人选。深谙帝王心术和康熙岂有轻放和不用之理?在这些情况下,曹寅几乎没有南下作战立功的机会,被康熙牢牢地拴住,无法改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只能继续扛着父辈身上的低贱标签,被康熙反复利用。曹寅终其一生,为康熙当牛做马,劳绩甚多,更因连续接办康熙南下花销,以致败家,但康熙直到其临死都未让他及子孙脱籍出头。这是曹寅的人生悲剧,更是满洲权贵强加给他的悲剧。

渐变的后代

中年的曹寅,心态已老,再也不愿涉足危险的军旅,使曹家的军功风尚逐渐从主家转移到旁支脉。康熙三十五年,曹寅二弟曹荃于康熙三十五年扈从康熙参战平叛噶尔丹之役。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其间曹寅曹荃之亲叔曹尔正也参与其中。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清军普遍缺水,不少部队还常有缺粮的问题,以致大批官军兵困马乏,吃尽了苦头。康熙第二和第三次亲征的时间均选在了春季,正处西北少雨干旱时期,军中干渴可想而知,且又因路途遥远,大军粮饷接济困难,以致不少部队人马饥疲。像曹荃曹尔正这类低级扈从,挨饿口渴在所难免。而战时有不少人直接阵亡,或因缺粮水、染病身亡。曹荃曹尔正见到死尸为正常事,从死人堆里走出来是说得通的。这段特殊资历对曹荃争夺家权、继承家业有了更多的人脉和资本。

尽管两兄弟履历如此丰富,但曹家的军功教育并不到位。一则康熙后期,八旗的军事教育普遍下滑。二则曹荃英年早逝,曹寅子嗣凋零,曹家苟安享乐。曹寅等人对后代的骑射教育,主要是在家内进行,训练强度不大,技术难度不高,更未将其推进军旅进行艰苦磨砺,学习真正的作战本领。他们演练骑射,多是按例而行,实已退化。曹寅后人喜欢抓“巧宗”,走捷径,选择花钱买官,不会对家业之难有多少切身体会,反会进一步加速衰败。若曹氏后人反思家族兴衰的话,应该会重点提及军功风尚的蜕变。

巧合的是,曹雪芹多次在《红楼梦》中追念家族军功史,批评军功教育的退化。第七回、第二十七回、第五十五回的军功追忆便是例证。周汝昌先生认为第七回影射了曹家扈从西征的军旅史,可作参考。另外,第七十五也描写了贾珍“较射破闷”的闹剧,与曹家后代荒废变质相近。贾珍因居丧无聊,邀集纨绔“比箭较射”,暗地里吃喝玩乐。贾赦、贾政不明就里,“反说这是正理,文既误矣,武事当亦该习,况在武荫之属”,遂命宝玉等人跟着习射。不料贾珍却将较射蜕变成赌博,非但武功未成,反令贾府丢钱。比起尊重焦大的尤氏和念苦改革的探春,这些腐朽的须眉浊物,真是“上辱先人,下误后人”!

走出红楼梦

曹雪芹在反复提及贾家军功风尚的衰退,并非是无意的,是有意借此反思。他借焦大、探春等人,痛苦地反思历史,进而警示世人要居安思危,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为人莫苟且,时时要努力!

清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军功,对立功人员往往格外施恩,使其进可升官发财,退可降罪保命;对内可拓展基业,对外可光宗耀祖。曹氏先祖传承了先祖风尚,文武兼修,以致家业兴隆。但是到了曹寅,在内外不利条件和苟安心态下,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转型失败。后代受内外影响,不愿参与军旅谋取军功,多选择花钱买官,奢侈享乐。等到曹家后人醒悟过来,可惜历史已经不给曹家多少机会了。高鹗后四十回有关探春远嫁平海疆和贾家复兴的续写,可以看作是对贾家悲惨结局的同情。但小说归小说,现实归现实。无论《红楼梦》与曹寅家族史是否吻合,历史事实是残酷的。曹寅一脉后期一蹶不振,而高鹗的续写不过是一厢情愿,再也无法实现了。

这也提示我们要区分好文学演绎和历史现实的区别。文史互证,需要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而宏观的历史构建更要强调证据链的存在和完整。目前曹家所遗留的史料多属片语残迹,难以形成完整流畅的证据链。后人据此建构的图景非常有限,且再建的图景到底是否属实,也是疑问,很难与小说细节完全对号入座。非要这样,必会走火入魔,究竟能得到什么?诚如红楼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曹公编修红楼,本意是想帮助世人洞明事实,“走出红楼梦”,迈向真善美,构建更美好的社会。若我等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扎进红楼梦”,回到那个派系林立、尔虞我诈的世界,于人于己皆有不利,恐怕不是曹公所期望的。所幸人有常识理性。以往不少研究红楼的英雄好汉,在红楼内外磕磕绊绊数十载,最后都转向宽恕与平实,无论对与错,都是好事。若能都做到这些,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日可能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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