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溃败之路》：俄国学者对日俄战争的复盘

《溃败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战争》，[俄罗斯]奥列格·阿拉别托夫著，周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640页，128.00元

无论是从何种角度来看，1904-1905年间进行的日俄战争都是一场非同小可的战争，乃至于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至于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也无须多说。大多数国人对它的第一印象，想必都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一场战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学界对日俄战争的了解与研究还颇为不足。相形之下，两个当事国的相关研究自战争结束后便源源不绝，在质与量上皆极为可观。以日本为例，仅二战后，信夫清三郎、大江志乃夫、角田顺、伊藤之雄、千叶功、长南政义等诸家在外交、军事、政治方面皆有分量颇重的通论性著作，其余主题相对细致的著作以及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近年出版的和田春树《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岩波书店2009-2010年版，三联书店2018年中译版）一书，更是综合运用了日、俄、英、韩文史料与论著的集大成之作。

《日俄战争——起源与开战》。[日]和田春树著，易爱华、张剑译，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

由于外语学习与学术交流方面的原因，国内学者对日本学界的研究现状了解相对较多，但对体量同样庞大的俄方成果恐怕知之甚少。俄方对日俄战争的研究，号称“在炮火停息之前，已经开始动笔写作”，百余年来积累极富。据俄罗斯学者的调查，目前关于日俄战争的各种俄文文献已经超过八百种（ドミートリ―·Б·パヴロフ：《ロシアにおける日露戦争研究の動向》）。可惜的是，限于语言能力，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包括笔者）仅能通过译介阅读俄文文献。而且，对俄国史、中俄关系史文献的翻译，虽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中苏交恶的背景下曾经兴盛一时（典型代表是1965-1994年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的“俄国经略东方”丛书），但近年来脚步甚显迟缓。国内学者若要了解关于日俄战争的俄方视角，往往只能借助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日俄战争外交史纲》、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这些固然经典但未免过旧的著作。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学界对日俄战争俄方成果的了解显得尤为必要。俄罗斯学者奥列格·阿拉别托夫的近著《溃败之路：1904~1905年俄日战争》（阿尔高利特姆出版社2014年版），前不久推出了中译本，是近年来少有的此类译著。

本书作者生于1963年，1994年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获得副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研究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高级将领奥布鲁乞夫，1997年至今，留系担任副教授。需要说明的是，俄罗斯的教授极难晋升，即使是优秀的学者，也往往以副教授职称退休。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沙俄晚期的外交与军事，著述极丰，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亚历山大一世至尼古拉二世诸帝的外交政策、沙俄对波兰与高加索的统治等方面皆有专著问世。

本书体量颇为厚重（原书496页，中译本633页），从日俄战争的外交远因一直写到战争的结束。书中征引史料颇丰，然而以俄文文献为主，辅以少量英文文献，视野自然无法与前述和田专著相比，不过仍不失为一部扎实的“俄方视角”的日俄战争史著作。另外令人惊讶与遗憾的是，本书引言中并没有一般专著皆有的学术综述，使得国内读者不易把握其理路。以笔者极为粗浅的认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界对日俄战争的研究，在主题与观点上趋于多元化，往往热衷于研究以往遭到忽视或禁止的领域（如日俄战争期间双方的谍报工作），对相关人物的评价也出现了翻案式的见解（如长期被斥为愚将的库罗帕特金与罗热斯特文斯基，亦有论者给予高度评价）。相对而言，本书仍然选择了日俄战争的外交背景与作战过程这一传统主题，相关评价基本上也较少标新立异，给人一种“老派”的感觉。

作者在本书引言中引用了一句著名的俗语：“众所周知，胜利有一百个父亲，而失败却是个孤儿。”（34页）对在日俄战争中告负的俄国一方，失败的“父亲”自然是相关人物唯恐避之不及的头衔。早在战争期间，俄国内部对战事失利的责任已有不少争论。战后，若干俄方高层更是争相为自己撇清责任，同时把黑锅扣给其他人，最著名的便是库罗帕特金与维特之间的一系列隔空笔仗。在这种情况下，评判俄国失败的责任显得愈发困难。“昏庸”的沙皇，“贪婪”的近臣，“短视”的外交部，“吝啬”的财政部，“无能”的将领，“缺乏斗志”的士兵，“浑浑噩噩”的民众，“不识大体”的知识分子，“里通敌国”的革命党人，都曾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人士当作批判的靶子。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

谢尔盖·维特

引言的末句如是说：“若要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必须结合史实分析背景，了解在佩夫切斯基桥（按：代指俄国外交部）、总司令部、海军大厦或冬宫做出决策的背景。决策的缘由及远东战败的本质是本书关注的主题。”（46页）可见，本书的问题意识仍是那个传统话题：俄国是怎样走向战败的？对这个问题，其实作者之前已经作出了总体性的回答：“19世纪末期，在战略上，俄国通常无法将兵力合理地集中到关键战线上，这使得帝国的优势无法发挥，因为没有哪个帝国能够同时在所有利益战线上保持强势。在整条边境线上树敌，对于大国而言，这种危机也是致命的。20世纪初期，俄国未能避免此类问题。与此同时，陆海军绝不理想的指挥模式也使俄国丧失了成功摆脱危机的可能。”（45-46页）

这样的表述，称不上是什么新论，不过简单明快地道出了本书的核心观点。接下来，正文分“外交背景”与“战争”两部（各分为十余节），分别从外交与军事角度展开了论述。在第一部分，作者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逐步回顾了日俄战争前俄国的远东政策。有意思的是，这一部分的第一句写道：“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不得不在黑龙江沿岸地区领土划分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因此俄国在该地区的政策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在此地的政策被迫发生转变。”（49页）从下文来看，所谓“被迫”或指英、法、美在远东对俄国的刺激。不过，即使是在作者的论述中，也实在看不出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有什么“被迫”的成分。同时，作者还认为，其时“俄国在远东的活动日益活跃，然而与军事行动相比，俄国更倾向于非武力活动”（50页）。若与两次鸦片战争相比，这一观点或能勉强成立。不过作者自己也在书中承认，中俄《瑷珲条约》与《天津条约》是以武力为后盾签订的，“俄方甚至无须向中方开火就获取了如此巨大的利益”（56页）。

按照作者的划分，大致上1840-1860年代被认作俄国远东政策的第一阶段，俄国与中日两国建立了近代外交关系，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与库页岛接连扩展领土。1870-1880年代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俄国远东政策与英俄围绕中亚的“大博弈”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包括占据伊犁、吞并土库曼以及入侵阿富汗。1890年代之后为第三阶段，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动工标志着俄国的远东政策急剧积极起来。作者对此后二十余年花费的笔墨，远远超出了前两个阶段。当然，这一时期的俄国远东政策也早已是学界反复讨论的老问题，特别是作为日俄战争的“开战前史”备受关注。笔者以为，本书的相关论述未必能够全面超越尼什、马洛泽莫夫、和田春树等诸家著作，但优长在于视角比较宽广，时时从远东跳转到巴尔干、波斯、亚美尼亚、博斯普鲁斯海峡等地，用大段篇幅探讨俄国双头鹰另一个头颅的动向。当然，不少读者或许会觉得如此做有偏题之嫌，但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的。鉴于国内学界对俄国与其他列强在这些地区的角逐相对不太了解，本书的这些篇章显得更具价值。正如书中所引沙皇尼古拉二世1903年1月18日的指示所言：“我们在警惕东方的同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259页）俄国毕竟本质上还是一个欧洲国家，俄国的战略重心毕竟还是在西方。了解俄国在欧洲、西亚的布局，才能更好地把握其远东政策的战略意义。

第二部分的篇幅更长，价值在笔者看来也更大，尤其是在关于日俄战争的军事史研究少于外交史研究的情况下更显重要。作者首先全面盘点了开战前俄军在远东的兵力与设施，并与日军进行对比。海军方面的实力比较是最容易做的。综合统计双方舰船数量与技术数据，不难得知俄方实力远超日方，但在远东海域则颇有不如，舰炮、装甲、航速等指标也都处于下风。而在海军基地方面，俄国在远东的两大军港海参崴与旅顺不仅同样缺乏舰船维修能力，而且与日本海岸皆相距甚远，不利于主动出击；彼此又相隔千里，难以形成犄角之势。当然，日本舰队若从本土出发进攻俄国军港，路途同样遥远。但由于地缘优势，日本一开战便迅速控制朝鲜，并在朝鲜南部的镇海湾设置临时锚地，占据先机，这正坐实了俄国海军将领在战前的担忧：“朝鲜南部海湾不仅可供敌国舰队长期停泊，还可切断相距一千一百海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旅顺港之间的各种联系。”（310页）

而且，海参崴与旅顺作为军港的角色显得很是错位。海参崴拥有维修战列舰的能力，但位置过于偏远，因此只被用作一支小型分舰队的母港。旅顺港是太平洋舰队主力所驻之地，却缺乏大型船坞，大型舰只在战前常常不得不远赴波罗的海维修。

旅顺不仅是俄国在远东最大的军港，也是最大的防御要塞，日俄双方在此处长期展开的攻防是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幕。然而作者指出，旅顺本来应该更难攻陷。由于所需资金巨大，旅顺的防御工程在战前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左右。至于作为旅顺后方的金州与大连，设防程度更是远为低下。因此，日军在战争中轻易地包围了旅顺。

进行陆军方面的实力对比，相对要复杂一些，书中也没有特别集中的分析，而是散见于各个篇章。在此稍做归纳：

与海军的情况类似，俄国陆军的总兵力同样远远凌驾日军之上，但在远东力量有限。至少在战争初期，俄方的陆军兵力少于日方。虽然俄国在战时一直从西部调兵增援，但严重受制于尚未完工的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过能力。

俄方对部队的调遣也存在很大问题。作者总结出了三点结论（355页），在后续篇章中，读者不时可以作出印证。一是任意拆分部队，导致前线形成“由各分队组成的‘大杂烩’”。譬如，在奉天会战中，俄军临时组建的拉乌尼茨部队（五十一个步兵营以及若干骑兵、炮兵单位）居然来自十一个不同的军，结果“部队不了解指挥官，指挥官也不熟悉部队，大家像邻居一样”（514页）。

二是低估了参谋部的作用，导致部队管理失控。有俄军军官认为，“俄军的排、连、营在战场上完全不比日军差，但是队伍规模越大越不如日本人”（498页）。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俄军把越级指挥做到了极致。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居然亲自任命连长一级军官，以致西伯利亚军区司令讽刺道，前线出现了三位连长，即三个集团军的司令，营以上军官都归库罗巴特金领导（502页）。

三是高估了预备役部队的能力，导致动员欠缺协调。1874年军事改革后，俄国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从而拥有一支庞大的预备役队伍，这也是当时欧洲国家的普遍做法。不过，俄国的预备役制度此前并未得到足够的考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爆发前，俄军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动员，掩盖了这一制度的不完善。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俄军预备役士兵的训练时间不足三个月。这样的部队，自然难堪一战。例如，第54步兵师由一群不算年轻（三十五至四十岁）且从未上过战场的预备役士兵组成，下火车后马上参加了辽阳会战。尽管师长是位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调来的战术专家，但对这样的部队也无法指挥如意，该师投入战斗后随即遭遇溃败。（432-434页）

俄国陆军在武器运用上亦有缺陷，典型代表就是机枪。开战之初，俄军在远东仅有一个机枪连和八挺机枪，到战争后期方有改观。日军对机枪的运用，明显优于俄军。如在1905年2月25日的奉天之战中，俄军共有二十七万五千人参战，拥有五十六挺机枪；日军总兵力与俄军相差无几（二十七万人），却有两百挺机枪。日军对机枪火力的期待，“如同农民在闷热的酷夏期待甘霖一般”（358、509页）。

那么，再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俄国究竟是怎样走向战败的？本书的结语部分并没有整合全书论述提炼出一系列结论，主要是阐述了日俄战争在政治与军事上对俄国产生的影响，这是笔者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结语的末尾几段，倒是令人读来颇有兴味：作者在指责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以来“对苏联的攻击”总是“受到1904~1905年经验的启发”之后，大段征引了斯大林1945年9月2日发表的《告人民书》。其中有一句，笔者此前翻译的横手慎二所著《日俄战争》一书也曾引用过：“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斯大林直言不讳地将参与对日作战看作是为日俄战争（被列宁称为俄国专制制度挑起的殖民战争）复仇，一向被视为其沙文主义思想的表现之一。有俄罗斯学者将当代俄罗斯学界的日俄战争史研究划分为强调实证的“客观主义”与鼓吹“爱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两种取向。笔者认为，本书的风格基本上属于前者。不过，从这样的收尾方式看来，作者还是对俄国当年的败北很有些“意难平”吧。

《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 [日]横手慎二著，吉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书中的若干表述似有可商之处，在此列出数处：

“1856年6月，法国传教士在广西的西林县被捕，在经历了长期的酷刑折磨后被斩首。10月，英国以地方政府不愿展开调查为由，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50页）国内熟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并非这里所说的马神甫事件，而是亚罗号事件。

“1858年8月19日，日俄两国在江户（今东京）签订条约……针对俄国出口的商品，如木材、煤炭、金属、武器、蒸汽机等降低5%的关税。”（55页）这一条约即《日本国鲁西亚国修好通商条约》，查条约原文（所附《鲁西亚商民于日本所开各港贸易之章程》中的《商税目录》），这些商品的税额为百分之五，而非降低百分之五。

“1900年4月17日，光绪帝在《京报》上发布谕令，严令地方政府遏制暴动和叛乱。”（231页）此处似乎把民间报房刊印的《京报》当成了政府公报一类的官方发布渠道。

“俄国驻日本公使拉姆兹多夫注意到……1901年2月22日，伊兹沃利斯基致信外交大臣……”（247页）这里应该是个单纯的笔误，拉姆兹多夫是外交大臣，而伊兹沃利斯基是驻日公使，正好写反了。

翻译中未惬人意的地方或许更多一些，在此以页码顺序列举若干：

“（1902年）日本第六师团和第十二师团进行了空降、登陆战和遭遇战演练”（21页），当时飞机尚未发明，当然不可能有空降。

“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者深受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41页），当时纳粹党尚未出现，怀疑“纳粹主义”或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之误。

“派遣由海军上将普提雅廷领导的代表团”（52页），普提雅廷时为海军中将，并非上将。俄语aдмирал（相当于英语admiral）狭义指海军上将，广义指海军将官。书中尚有不少把其他海军将官译作“上将”（如时为中将的西摩尔）的情况，在此不赘。

“1869年，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下令建造一艘小型装甲舰”（89页），此舰应指日本海军铁甲舰“龙骧”，1869年在英国阿伯丁的亚历山大·赫尔公司（Alexander Hall & Co. Ltd）开工。“阿伯丁的一位公爵”云云属误译。

“日本邀请的柏林军事院教授梅克尔上校到陆军大学举办讲座”（90页），“举办讲座”译为“任教”为好（梅克尔1885-1888年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另外，梅氏当时的军衔应为少校。

“日本军队下设6个陆军师团和1个精锐师团”（90页），“精锐师团”应作“近卫师团”。

“在此遭遇由伊藤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100页），“伊藤”应作“伊东”（祐亨），两姓日语同音。

“在匈奴国王艾特泽尔统治时期”（245页），“艾特泽尔”应改为通行译名“阿提拉”。

“在坎大哈省陆军元帅罗伯茨的领导下”（251页），“坎大哈省陆军元帅罗伯茨”应作“陆军元帅坎大哈伯爵罗伯茨”或“陆军元帅坎大哈的罗伯茨伯爵”。

“既不从柏林国会成员国的公民中选出，也不从巴尔干各州的公民中选出”（284页），“柏林国会”应作“柏林会议”，即1878年英、德、奥、法、意、俄、土等国为修改《圣斯蒂凡诺条约》召开的会议。

“在山县有朋位于京都的室兰别墅”（290页），“室兰别墅”应作“无邻庵”。“室兰”（muroran）与“无邻庵”（murinan）日语发音相近。

“日本驻俄国公使栗野男爵向拉姆斯多夫递交断交照会和本人的辞呈”（302页），“辞呈”是递交给上级的，此处用词显然不妥，似为“辞任国书”（recredentials）之误。

“士兵不得不拥挤地生活在散落于金州附近的35座‘营班’——中国的土坯营房里”（312页），这里的“营班”显然是音译词，应作“营盘”，即当时中国对军队营房的称谓。

“正在维修的富士号和晓号及几乎沉没的敷岛号战列舰”（405页），“晓”（akatsuki）应作“朝日”（asahi），前者是驱逐舰，后者是战列舰。

“战列舰被驳船拖回港内锚地”（405页），“驳船”是无动力运输船只，此处应为“拖船”之误。

“当时枪弹就在沙皇不远处发射”（492页），“枪弹”应作“炮弹”，指当时有一门礼炮误射了实弹。

“许多枪支的瞄准镜早已损坏”（575页），“瞄准镜”应为“表尺”之误。

“日本驻朝公使伊藤伯爵已经掌控了这个国家”（592页），“驻朝公使”应作“朝鲜统监”。

列举这些翻译问题，绝非有意苛责译者。事实上笔者认为，抛开这些细节问题不谈，本书的翻译基本是流畅达意的。而且，读者从这些问题中也不难发现，翻译本书需要具备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诸如国际关系史、军事史、俄国史、日本史以及日语，难度相当之大。对身为俄语教师而非历史学研究者的译者而言，承担这样“存在一定的挑战性”（译后记语）的翻译工作本身已经值得尊敬，出现此类误译也是情有可原的。笔者希望，本书重印或再版时能对这些地方加以修订。

（关于俄罗斯的学位与职称制度，笔者承蒙唐仕春研究员指教，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