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9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在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举行。此次会议是国博继去年成功举办“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后第二次以青铜器研究为主线，配合国家博物馆“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而举行的主题研讨，意义非凡。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丁鹏勃出席研讨会并致开幕辞，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主持会议，朱凤瀚、李零等十五位嘉宾进行了现场报告。与会学者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西大学等研究机构、博物馆和高校，围绕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这一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参会嘉宾合影（张军摄影）
青铜鼎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作用
10月19日上午，第一场研讨围绕“青铜鼎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作用”这一议题展开。会议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丁忠明、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翟胜利、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雷兴山进行了报告。
朱凤瀚在《由亢鼎、任鼎谈到“買”》为题的报告中谈到，国博近年来征集的西周青铜器亢鼎、任鼎出现以往未见过的动词“買”字，而且明确记载是用“貝”“買”物品，证实了“貝”在当时已具有货币功能。结合其他使用与赏赐“貝”的铭文，他还对“貝”在西周时作为货币的价值及其与铜的计量单位“寽”的换算关系做了初步探讨。
国博藏西周青铜器任鼎及铭文拓本（翟胜利供图）
李零的报告题目是《说鼐》。他指出，过去俞伟超、高明发表《周代用鼎制度》，把墓葬用鼎分为三大类：鑊鼎、升鼎、羞鼎，在考古学界影响很大，其实这个分类很有讨论余地。他以景渔鼎等器为例，论证楚鼎中最大的鼎其实是叫鑐鼎，这个字可能与臑、腝、胹等字有关。上举之字从需，需从而。而是日母之部字，乃是喻母之部字，古音相近。疑即表示大鼎之义的鼐字。
张昌平的报告题目是《青铜鼎在中国古代礼制中的作用》。他提出，用鼎来划分社会阶层并达到维系政权的目的，是夏商周三代礼制建设的意义。在此制度之下，鼎是礼制的体现，同时又往往成为政权的象征。问鼎之大小轻重等故事，都是将鼎视为国家、社稷的隐语。传世文献夏铸九鼎的记载未必真实，因为礼器的出现、青铜礼器的地位乃至于用鼎为核心的礼器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地区出现了陶器、玉器等不同材质的礼器，表达财富、神权等不同内涵。相当于夏朝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批量生产包括鼎在内的青铜容器，从此，青铜器成为最高级别礼器的稳定材质。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生产技术大幅提升，青铜礼器的数量和类别大大增加。这一时期，青铜器的总数、觚爵斝的套数、鼎的体量体现贵族地位与等级的高度，青铜礼器开始成为衡量社会阶层的尺度。殷墟文化晚期到西周早期是青铜器生产的鼎盛时期，青铜器器类、数量、装饰都到达新的高度，这显然是社会对青铜器追求的一种结果。除了延续此前时期觚爵斝组合和兽面纹装饰，这一阶段礼器组合的复杂性、装饰的繁缛趋向都明显增加。与此同时，鼎在礼器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加。不仅是鼎与簋的组合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高等级贵族中，还多使用超级体量的大鼎。除司母戊方鼎之外，子龙鼎、大盂鼎等大鼎出现。到西周早期，一些诸侯级别的墓葬中青铜礼器特别是青铜鼎达到很高的数量，成对甚至是4件一组的方鼎、多件圆鼎频繁出现，开启了列器的器用方式。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是青铜礼器器用制度形成并走向成熟阶段。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大小相次的鼎和大小相同的簋搭配，以不同数量与体量构成不同的器用主体，加之成对的簠、豆、壶，以及鬲、甗、盘、匜，形成以食器为主，辅以酒器、水器的系统。这一系统按照贵族级别的高低，器用增减有度，而在诸侯级别的器用中，还使用编钟和编罄。这套系统中，同一器类的不同器物器形、装饰相同，甚至不同器类的器物装饰相同或类似。在礼制活动中，礼器是以成套而非个体的形式得到观感，因此仪式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强。鼎数将贵族地位以数列的方式定制，这样的分级方式不仅为其后朝代所采用，甚至也为当代社会所延续。学者们多认为，西周中期偏晚开始步入中国青铜时代晚期，也标志着青铜器生产走向衰退。一方面青铜器纹饰装饰趋向以9、7、5鼎等数字规定使用尺度，实质上是对使用数量的约束和管控。另一方面礼器器形、装饰乃至于制作技术趋于简化和程式化，体现了贵族阶层对青铜器生产重视程度的下降。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可能的背景，是周昭王南征失败，周王朝青铜资源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一限制直到西周晚期才有所改善。此后，虽然礼器越来越流于形式，但礼器制度以及通过物化的方式表达社会秩序的传统，都对其后的中国社会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丁忠明做了题为《上博藏浑源三鼎及相关技术讨论》的报告。他所探讨的三件鼎虽都属春秋晚期的浑源器，但各有特色，分属晋式、燕式及北方草原风格。通过对三件鼎的表面形貌观察及X-CT技术检测分析，对其制作工艺进行了细致分享。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现象：1.蟠虺纹鼎以垫片支撑足内泥芯，为便于设置垫片，鼎足与腹部相接处特意设计为平面（上博的大克鼎同样是这种平面结构），这一发现有助于对盲芯技术的深入认识；2.镶嵌绿松石错红铜龙纹鼎身是二分范，结合错红铜纹饰粗细不均、深浅不一、倾斜随意等现象，认为错红铜的凹槽是泥条堆塑法成形；3.北方草原风格的环耳鼎足分铸，铸接口为直壁（目前所见附件铸接口都以敛口为主），为牢固铸接鼎足，鼎底的壁厚比鼎腹厚一倍以上，展现出粗犷、豪放的特征。此外，他还结合其他相关器物的检测结果及侯马出土的陶范信息等，提出了三件鼎的制作工艺既有对商周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传承，也体现了制作技术的个性化。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浑源青铜器文化的多样性，及国家间政治、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翟胜利在题为《关于商周用鼎制度的几点思考》报告中指出，青铜鼎是商周时期使用最核心、时间最长的青铜礼器类型，用鼎制度联系着商周古代社会的世俗生活与礼仪制度乃至信仰空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功能上来说，青铜鼎承继了新石器时代以来陶鼎在炊煮、盛食等方面的诸多用途；同时，因广泛用于祭祀、宴享、聘问、婚丧等礼仪活动，青铜鼎被赋予强烈的礼仪色彩，进而与当时的等级制度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前学界关于用鼎制度的讨论多集中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鼎制度，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为人们了解青铜鼎在礼仪、等级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细节，但也造成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关于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因文献阙如及出土材料规律特征不显著等原因，仍待进一步讨论。他指出，梳理商周时期有关青铜鼎的典型材料，分析其中与鼎的形态、名称、功能、组合有关的内容，可以了解用鼎制度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而更好地理解商周时期青铜鼎的功能属性及其礼仪文化属性。
雷兴山以《周原昔鸡墓与西周早期用鼎制度假说》为题，与参会学者进行交流。他认为，商代青铜器的器用制度是“套数制”，西周中晚期青铜鼎的器用制度是“件数制”，并以长子口墓、曾侯谏墓、晋侯墓地出土青铜鼎数为例，提出了西周早期青铜鼎器用实行的是“套数与件数并行制”这一假说。周原遗址昔鸡墓年代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出土青铜鼎7件。经过对鼎实进行鉴定与分类，发现鼎实存在“一鼎多牲”和“一鼎一牲”等现象。以鼎实分类为主位标准，他认为该墓铜鼎可分为两套，属于“三鼎两簋”，进一步说明西周早期青铜鼎“套数与件数并行制”有成立的可能性。
上述六位学者的报告，紧扣研讨会的主题“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展开讨论，从铭文考释研究、青铜鼎的分类与功用、鼎与礼制、青铜制作技术以及商周用鼎制度等不同角度进行论述，为古代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思路与学术视角。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
10月19日下午，张昌平主持第二场发言，议题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铜器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国博研究馆员霍宏伟、副研究馆员冯峰、苏强、博士后韩雪，将其最新的馆藏铜器研究成果与参会嘉宾分享。
苏荣誉以《晚商作册般青铜鼋探究——青铜技术辨伪探源例》为题，将国博收藏的作册般青铜鼋与另一件与之成对的鼋进行对比分析，尤其是借助X光成像分析，辨明了铭文，明确了作册般青铜鼋的铸造工艺，认为其具有若干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工艺因素，应该出自南方迁殷墟铸工传人之手，工艺渊源清晰，确非伪作，为技术断代提供了可观实例。此外，他还对中原鼋以及青铜俏生器略作引申讨论。
霍宏伟做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鼎形铜镜年代及相关问题》的报告。国博收藏有一面鼎形双龙丹炉纹铜镜，以往将其年代笼统地定为宋代。他结合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南宋纪年墓出土鼎形镜资料判断，国博藏鼎形双龙丹炉纹镜的铸造年代约在南宋晚期。其镜背主体纹饰为两条回升龙之间，立着一座三足鼎式炼丹炉。据目前收集到的考古资料来看，铜镜上的此类纹饰，流行于南宋中晚期直至南宋末年，其性质应与道教有关。除了鼎形镜之外，国博藏南宋异形镜类型还包括钟形、盾形等，镜背纹饰中炼丹炉的鼎式造型引人注目，不仅可见宋代复古主义审美倾向在上述南宋铜镜纹饰中得到了完美体现，而且说明先秦以来的青铜鼎形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峰的报告题为《盂鼎早期流传史上的几个问题》。他指出，盂鼎在归潘祖荫之前流传经历较为复杂，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宋金鉴应在周赓盛之后成为盂鼎藏家，而非在其前，宋两次获鼎之说不可信；袁保恒在宋金鉴死后得到盂鼎，后转手卖给潘祖荫，左宗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曾为盂鼎藏家之说不实；盂鼎被送达京城潘府的时间是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下旬，公元纪年已是1875年1月初。
国博“礼和万方”展览中的大盂鼎子龙鼎与大克鼎（霍宏伟摄影）
苏强的报告题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鸱鸺形青铜酒器研究》。国博收藏有两件鸱鸺形青铜酒器，其一为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M5（妇好墓）出土的两件鸱鸺尊之一，编号M5:785，时代属殷墟青铜器二期第Ⅱ阶段，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目前见于著录的商代同类型尊多为传世品，流散于美国等处，故这件尊可为此类器物的分期断代提供依据。其二为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双鸺卣，编号M239:1。他梳理了商代同类型卣，提出其时代应属殷墟文化第二至三期。从流行地域看，这两类鸱鸺形酒器主要出土于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等地。从铭文看，所涉及族氏有“兽”、“正”、“亚?”、“亚屰”、“车”等10余个。此类酒器或来源于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的鸱鸺形陶器，其用途可能是用以盛放过滤后专供祭祀用的不同的酒。此类器物作站立的猫头鹰形，习称为鸱鸮形酒器。他结合文献及前人注疏提出，鸱鸮是形体较小的一种雀类，与此类器的造型不符。结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鸱鸺以及《广雅·释鸟》王念孙疏证所提到的“鸱鸺，头似猫，而夜飞”，他提出这类器物或应称为鸱鸺形酒器。
韩雪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虢曡盘所见族氏问题再探》。国博收藏有一件春秋早期虢曡盘，系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关于盘铭中的“曡”字内涵，研究者历来有着不同的解释，与此相关的问题也有待考证。通过对两周金文中的曡字和语词用例进行分析，她认为此字在盘铭中用为国氏之名，即字书中的“曡”，读为“宜”，地望可落实在河南宜阳一带。她从古文字角度出发，结合传世史料、两周青铜器铭文和考古资料，对馆藏铜器所牵涉的国族地理等问题提出新的解释，为深化馆藏青铜器研究提供支持。
“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现场（张军摄影）
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研究
第三场研讨会议题为“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研究”，国博副研究馆员、“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策展人翟胜利主持发言。山西大学教授陈小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巍、国博副研究馆员田伟分别提出了他们自己研究的新见解。
陈小三在其报告《关于东周刻纹铜器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薄壁刻纹铜器是东周时期青铜器中十分特殊的一个门类，以往学界对刻纹铜器的生产工艺、纹饰风格及地域特征等问题，取得了很多共识。学界一般认为薄壁刻纹出现于春秋晚期阶段。近年来在山西、山东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刻纹铜器，显示出这类器物出现的时间还可以提前。薄壁刻纹铜器直接相关的工艺是锻造技术和刻划工艺，通过考察两项工艺，可知这类器物出现的时间，还存在进一步提前的可能。虽然刻纹铜器出现的时间还存在提前的可能，但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他尝试回答了为何很早就存在这两种技术，却到春秋晚期阶段才大量出现刻纹铜器。大宗刻纹铜器的纹饰，位于器物内壁，这种现象，除了审美、视觉等因素之外，也和刻纹铜器的加工、制作工艺相关。
常怀颖做了题为《周初铜器的几个“限定创新”现象》的报告。他指出，商周鼎革，地缘管理模式的变更与统治阶层、人群的转换，在物质遗存的使用及其制度方面产生了巨大变化。就青铜器的使用与生产来看，有一些器类、纹饰和组合方式突然出现，且流行时间很短，流行的范围也很有限。但另一些新的器型、纹饰及组合方式得以持续发展，影响了西周铜器的发展道路。这种铜器造型、装饰和组合的创新变化，在姬姓周人诸侯、非姬姓诸侯、新兴军功贵族或采邑主和殷遗民等不同人群中，表现不同，有些仅流行于部分特定阶层的人群、地区甚至族属。这一现象暗示，不同族属和阶层的人群所选择的新铜器种类、纹饰和组合有所差异，反映了周初等级秩序和身份区分与认同。从生产角度看，不排除有定制或限定生产的可能。西周早中期之际开始，铜器面貌趋同，说明周王室融合传统、重塑礼制、构建新秩序的任务基本完成。在文献中，则将这种现象归之于“周公制礼作乐”，但在考古材料的表现中时代则未必一致。他将这一现象或过程称为“限定创新”，并以西周早期的考古发现资料为主加以论述。
韩巍以《垣曲北白鹅墓地与西周华氏家族的东迁》为题，探讨了山西垣曲北白鹅春秋早期贵族墓地的族属和身份问题。北白鹅墓地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上发现“太保匽仲”、“匽太子”、“匽姬”等铭文，多数学者认为与姬姓的燕（匽）国以及太保召公家族有关，墓地的主人是召公后裔受封于关中者，在春秋早期随平王东迁到成周附近。韩巍指出，北白鹅墓地多数墓葬有腰坑殉狗，一座墓有殉人，葬俗与殷遗民相似而与姬姓燕国截然不同。他根据北白鹅出土的多件匽氏铜器铭文末尾缀有族徽性质的“华”字，认为其族属与西周晚期善夫克、善夫梁其父子所属的华氏家族相同，应是随平王东迁的华氏家族的后裔（或至少其后裔中的一个分支），与姬姓的召公家族和北燕国无关。有铭文证据支持华氏家族应是姞姓，因此他认为北白鹅匽氏即文献记载的姞姓南燕。北白鹅出土铭文表明匽氏与虢氏有通婚关系，为认识西周灭亡后周王朝政治格局和家族网络的调整提供了新证据。
田伟在其《叔虞封地探索——从尧公簋说开去》的报告中提出，以往学者提及叔虞所封唐地时，多将其等同于晋国始封地。但从国博馆藏尧公簋铭文以及晋侯墓地等发现来看，晋国始封地为晋，地望在今曲沃与翼城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晋并非由唐改名而来，唐地另在他处，二者不应混为一谈。分析早期历史文献以及以往学者研究，可知唐地应该兼有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以及西周初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另外还应存在叔虞受封的怀姓九宗。基于上述条件对相关区域进行筛选，可以大幅缩小唐地可能的范围，为今后通过考古工作寻找叔虞封地提供指向性的参考意见。
在经过了一天紧张、热烈的学术研讨之后，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此次“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亦即国博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会上宣读的15篇论文中，与鼎相关的有8篇，超过了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既突出了“鼎与礼”的研讨主题，又兼顾了其他研究专题，基本达到了朱凤瀚先生积极倡导的“立足前沿、整合引领”的办会目标，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青铜器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加深了国博学者与馆外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不仅较为深入地发掘了国博馆藏铜器资源，推进古代青铜器研究，为国博展陈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而且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纪念系列活动献上了一份青铜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