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以来的各种文献中，保存了不少涉及沈万三的内容，有些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大多充满浓郁的传奇色彩。多年来，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对沈万三及其家族人物进行考证，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但也出现不少难以成立的臆说和讹误。通过对相关史料和各家见解进行系统梳理和研读，可以基本确定，被很多学者视为关键史料的王行所撰《沈荣甫墓志铭》，其实和沈万三没有任何关系；而王行《半轩集》中提到的沈达卿，应当就是沈万三的次子沈旺。沈万三很有可能活到了明朝初年，但他本人似乎并未遭遇抄家流放，世上流传的相关故事，可能是把其后裔的一些事情附会到他本人身上。当时长洲县二十六都和吴江县二十九都皆有周庄，沈万三家在两个周庄都有宅第，但其家的黄册户籍应是隶属吴江县而非长洲县。
关键词：沈万三；沈旺；沈荣；沈茂卿；周庄
一、引言
明代以来各种文献中，保存了不少涉及沈万三的内容，有些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大多充满传奇色彩。沈万三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断有人发表论文，对沈万三传说及其家族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世传沈万三遭到明太祖迫害流放等事，多数学者认为虽然不无附会夸张，但反映的基本事实是可信的。也有学者表示怀疑，如黄云眉援引乾隆《吴江县志》中“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等语，认为“果可信，沈之死尚在士诚据吴时，则诸书所摭沈事，什九皆归虚构，屏而不录可也。”
最早系统论述沈万三死于明朝以前的，似为伯骅发表的一篇短文，该文根据王行所撰《沈荣甫墓志铭》等文，提出两点理由以证明“沈万三并非死于明初”：一是沈万三子沈荣卒于洪武九年（1376），享年71岁，当时沈万三若在，必已为90岁以上老人；二是王行为沈家亲属所作应酬文字颇多，但沈万三之名仅此一见，而且文中称其为“荣甫之先君子”，说明元末王行来沈家任西席时他已不在人世。其后顾诚发表一篇长文宣布：“沈万三是元朝人，有关他本人在明初的一切‘事迹’纯属讹传。”顾氏所举关键证据，与伯骅等学者大致相同，但论证扎实细密远过前贤，成为沈万三研究经典文献。针对顾氏观点，王颋、樊树志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石雨则在网上发表十多篇“沈万三研究札记”，对顾诚、王颋均有所质疑。此外，书籍、报刊以及网络上，还有大量围绕沈万三的各种议论。
由于文献不足征，很多问题只能依靠猜测推断，以致各家观点多有歧异，读来使人有治丝益棼之感。本文拟对相关史料和各家见解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些个人看法。然囿于史料匮乏，本文亦多倚赖理证，所提观点均属假说性质，愿就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之同好。
二、沈万三及其可以确定之亲属
在直接提到沈万三的原始史料中，只有两篇墓志铭最为可靠：一是刘三吾为沈汉杰（沈万三侄、沈万四子）所撰《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下称“汉杰铭”），据志文判断当撰于洪武二十四年；二是卢充为沈庄（沈万三孙）所撰《沈伯熙墓志铭》（下称“伯熙铭”），据志文判断当撰于洪武二十一年。“汉杰铭”述其家世云：
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因家焉。人遂以其所在污莱未田者归之。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此起，富埒于素封。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读书勤生，浸广先业，在里中为人排难解纷，奔人之急甚己之急，乡里诵其有祖、父长者风。妣邑中富室张氏，妇道母仪，甲乙是邦，先夫子二年卒，附葬其兆。二子：长即玠，娶龚氏，次琼，娶唐氏，皆簪缨族。二女：德宁，适吴江曹为，儒家子；妙智，赘张进，知绍兴诸暨县。孙男三：曰海，曰广，曰京华。孙女一：妙善，适曾坚，前黄陂县尹爟之子。皆玠出也。处士生元延佑庚申月日，卒以大明洪武辛亥五月十三日，寿五十有二。其月二十九日，葬于南兴隆荡之北。
据此可知，沈万三的父亲名祐，原本居住在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后迁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沈祐有二子：长名富，字仲荣；次名贵，字仲华。但两人之通行名，为万三、万四。明人提到沈万三，常在名后加一“秀”字。关于“万三”或“万三秀”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系因排行，如黄谈到：“沈富，字仲荣，行三，故吴人呼沈万三秀。”另一种认为系因户等，如董谷谈到：“沈万三秀，不知其名，盖国初巨富者。谓之万户三秀者，国初每县分人为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给户由一纸，以此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
综合考虑，第一种说法较为合理。其一，田艺蘅谈到：“元时称人以郎、官、秀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这很可能只是江南俗语。如果元朝及明初确实存在“人分五等”制度，官私典籍应当会留下一些线索，而现存户帖、黄册实物以及地方志中均未见此种制度，提到此事者仅限于与沈万三有关的几则笔记，元朝及明初是否有此制度实可怀疑。其二，解释沈万三之名，必须与其弟名一并考虑，若“万三”意为“万户三秀”，则其弟则当为“万户四秀”，此时其兄弟是否已分家，为何户等不同，皆需要斟酌。此外，江南富户不止沈万三一人，倘若当时民间流行这种称呼方式，则当有陆万一、程官二、钱郎四之类的称呼，然文献中并未发现此种称呼。其三，沈万三为江南富户之代表，“汉杰铭”谓其“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其户等仅为“秀之三”，也令人感到怀疑。
因此，如果把万三、万四名字结合起来考虑，得名于排行的可能性最大。元朝时取名，多有用数字者，沈祐两子可能本名万三、万四，迁苏发达后改名富、贵，并分别取字仲荣、仲华，不过时人仍以原名称之，为表尊重加一“秀”字。既然得名于户等说颇可怀疑，有些学者进一步推论，认为沈万三并非沈富之专称，其他子弟也可能继承此名，因此明清文献中所说沈万三并非一人，这种说法恐难成立。另外，孔迩等又写作“沈万山”，“山”当为“三”之讹，有人解释为“其财富多如山积”，亦属望文生义。
据“汉杰铭”，沈万四有两子，长名德昌，次名汉杰。汉杰生于元延祐七年（1320），卒于明洪武四年，享年52岁。汉杰有两子玠、琼，两女德宁、妙智。截至洪武二十四年作铭时，沈玠共有三子海、广、京华，另有一女妙善，沈琼则无子女。《逆臣录》“顾常招状”中，谓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其次子顾学礼“在家置酒，请到粮长并豪户”，参与者共15人，其中包括沈海，可知沈海牵入蓝案被杀。
“伯熙铭”行状部分云：
公讳庄，字伯熙，姓沈氏，苏人也。其先世以躬耕起家，曾大父祐由南浔徒[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伯熙为人持重和逊，衣冠步趋襢如也。平居善事亲，喜接宾客，闾闬间礼容恂恂，不倚富以自矜。虽爱憎一人，亦罔形乎词色，内外咸德之。尤克纪纲家事，好蓄书史奇玩，每清暇则出而陈之，坐若翁于堂上，俾家人具酒馔，伯熙与其兄献寿称觞，怡怡怿怿，一门之内，父子昆季蔼如也。洪武十九年春，兄至以户役故，缧绁赴秋官，时伯熙亦获戾京师，适与兄同系狱，入则抱其兄痛泣曰：“吾兄素羸，不堪事，今乃至于斯耶？”既而伯熙先出，遂得疾甚，药莫疗，竟以其年五月二十一日卒于京，春秋四十。以是月二十七日权厝于上元县之砺石冈。去年冬，兄子德全舁榇归，未克葬。今始营新丘于长洲二十六都影邨羔景字围之原，将卜以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窆焉。伯熙凡两娶唐氏，俱无子，先卒。后娶郭氏，生男一人曰基，甫六岁。
此铭对于沈祐、沈富之描述，正好可与“汉杰铭”相互印证。可知沈万三有一子名旺。但铭中对沈旺只有“丰姿庞厚”一句描述，使人很难了解其生平。《逆臣录》“顾常招状”谈到：“先年间，与本都粮长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荣结交蓝大人家陈火者，往来买卖。”可知沈旺曾担任吴江县二十九都粮长。弘治《吴江志》谈到：顾学文卷入蓝玉案，连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又据乾隆《吴江县志》所载洪武三十一年“抄白原行”，是年处决“胡蓝党犯人”，系以沈旺孙沈德全为首，可能沈旺被逮后不久即死。
沈旺有二子：长名至；次名庄，字伯熙，卒于洪武十九年，享年40岁，回推当生于元至正七年（1347）。沈庄有一子基，他去世时只有6岁，回推当生于洪武十四年。
“伯熙铭”并未谈及沈旺是否还有兄弟，但其他文献提到沈旺有一兄，名茂。如黄谈到：“富卒，二子茂、旺。我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见，令其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觔，甲马钱谷，多取资于茂。茂为广积库提举，侄孙玠为户部员外郎。后茂罪当辟，以有营建工绪未讫，但黥颡为蓝党，犹得乘马出入。既而发辽阳从戎。”乾隆《吴江县志》亦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洪武初，以龙角来献，侑以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车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计。时方征用人才，茂为广积库提举，旺之侄玠为户部员外郎。”所述故事未可尽信，但其基本信息当有所本。两书皆将沈茂、沈玠授职并提，其实二事并非同时。沈玠授职在洪武二十一年，而沈茂授职当在洪武初年。从《逆臣录》可知，沈万三次子沈旺、女婿顾学文皆担任粮长，而关于沈茂，却搜检不到相关活动信息。这当然可能是文献阙漏，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可能，是沈茂去世较早，或已迁徙外地。
沈万三之女婿，除顾学文外，见于传说还有几个，限于资料无法证其真伪。其中一个名宋通，“仕元为万户侯”，张士诚占据平江以及明朝建立后，均未出仕，“与妻偕隐焉”。此外，嘉庆《同里志》谓“元季陆仲和为沈万三婿，富甲江左”，并谓明初“以逾制为太祖抄没，其子弟诛夷殆尽，止一幼孙仅存，户名陆官奴，家于谢里村”。这位陆仲和，洪武十九年所颁《大诰续编》曾经提到，谓上年水灾，“将吴江县粮长准灾，又顾常、陆仲和准灾”；同年所颁《大诰三编》中，也提到“苏州府吴江县粮长陆和仲，当十八年粮长”，因谎报灾情，又被牵入“胡党”，以致“身亡家破”。此处“陆和仲”当系“陆仲和”之误。 再者，郎瑛《七修类稿》还提到沈万三“流云南，其婿余十舍，亦流潮州”。
三、沈荣、沈森并非沈万三之女
王行《半轩集》中，收录了为沈荣、沈森、沈经及其妻徐氏撰写的四篇墓志铭，提供了沈家五代成员的一些信息。因“荣甫铭”显示沈荣之父名富，正与沈万三之名相同，所以伯骅、顾诚、王颋均想当然地认定沈荣为沈万三之子，无论是论证沈万三死于明朝以前，还是说明其可能活到明初，均援引此铭作为主要证据。但对于沈荣是否就是沈茂，顾、王二氏的看法截然相反：顾诚认为，“荣甫铭”并未提及他任广积库提举，而且他在洪武九年即已去世，可见沈荣并非沈茂；王颋则认为，植物之“荣”者由“茂”所致，男子之美称曰“甫”，因此“荣甫”当是沈茂之字。
石雨认为，王颋采用“算命测字”的办法论证沈荣即沈茂，实难成立；他还指出，“汉杰铭”、“伯熙铭”中的沈富居尹山，而“荣甫铭”中的沈富居周庄，以目前的资料而言，尚无法确切判断是同一个人。笔者仔细研读相关文献后，认为石氏提出“两个沈富”之假说，确实不无道理。但因石氏未提供相应论证，故未引起学界重视。为便于后文分析，先将诸铭涉及墓主生平的内容摘录如下：
《沈荣甫墓志铭》（下称“荣甫铭”）：荣甫，姓沈氏，讳荣，世为苏之长洲人。考富，妣曾，生于元大德十年春正月闰之甲申，卒于国朝洪武九年秋八月之壬寅，得年七十有一。娶叶氏，先卒。丈夫子二：长森，次彬，森先七月卒。女子四：德淑适何，德美适张，德仪适周，德谊适钱，皆同郡也。孙男三：经、、绅。女二：徽、徵。以九月甲子，葬尹山乡长山之原。
《沈茂卿墓志铭》（下称“茂卿铭”）：茂卿，讳森，姓沈氏，茂卿其字也，世吴人。祖富，父荣，妣叶。生元天历二年蜡月壬寅，卒国朝洪武九年如月戊辰，年四十有八。娶程氏。子男一人，经。女二人：德徵、德徽。卜葬地，得吉于长洲县尹山乡长山之原。
《沈氏幽堂豫志铭》（下称“幽堂铭”）：姑苏沈经思则，家长洲之尹山，和易端谨人也。恒服先人之训，慎默无易言。家素修于礼，户庭之间，雍容怡愉，而静密严敬。岁时仪度，内外秩秩，思则自幼习之，以故亲礼贤士夫，弥复周谨，君子嘉焉。自其祖、父继没，年甫十六七，固已力持门户，人以为难能。黾勉自程，有举无坠，虽云先德所施，理宜有在，而其勤敏淬厉，克自树立，亦可见矣。已而竟以体故罢羸，不任忧劳之交，至而婴况痼之疾焉。洪武二十一年春，思则于是三十有九矣……
《姑苏沈经妻徐氏墓志铭》（下称“徐氏铭”）：徐氏讳某，姑苏长洲人。父某，母某。至正丁酉某月某日生。生十六年为同邑沈经妻，恭俭和婉，沈静寡言，凡纂组箴缕悉善。不及事其舅，事姑能执妇礼。闺门之内，夫夫妇妇，姻党称焉。归七年，洪武庚申七月廿一日卒。子一人，曰九九。卜吉于县之尹山乡之原。
王行《半轩集》卷九及补遗中，除为其父所撰《先君墓志》外，共有为他人所作墓志类文章22篇，有的是为友人所作，有的是受人请托为陌生人所作。笔者除细读以上四铭外，还将这几篇铭文与其他各铭进行了对比，并参酌其他史料，觉得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王行所撰墓志，凡志主与其有交往者，往往会在铭中述及，如《元故蒋处士墓碣铭》谓“行友蒋君”，《亡友王君墓志銘》谓“余友王君仲廉”，《学斋张公墓志铭》提到“一日谓余曰”；甚至仅有数面之缘，也会提到，如《宗处士墓志铭》谈到：“予与处士，虽居一城，而相去不能近。然时一相见，接其动容辞气，亦足以得其人也。”但观其为沈荣、沈森所作墓志铭，无一字涉及私人交情。王行曾为沈万三家“门馆先生”，应与沈万三子孙相当熟悉，倘若沈荣、沈森系沈万三子孙，这种写法显然不合情理。不唯如此，观其铭词，荣甫铭曰：“呜呼荣父，考诸其乡，盖所谓善人者矣。”茂卿铭曰：“呜呼茂卿，其没也耶！茂卿之病也，为之孥者曰：‘胡苦吾家翁耶？宁吾病，毋病吾家翁，吾惧吾无以依也。’为其交者曰：‘茂卿友道不薄也，虽偶婴于恙，善可恃，其必有瘳矣！’其父兄者曰：‘吾儿非常儿伦也，其于亲也笃矣，天岂固疾笃于亲者乎？年甫尔可无忧也。’呜呼！考诸其孥言，是能慈者也；质诸其友言，是能信者也；其父兄之与之，又必能孝弟矣。”这些铭词透露，对于沈荣、沈森父子之为人，王行都是从他人那里听来的，倘若王行自己就与他们熟识，应当不会这样措词。因此笔者判断，王行与沈荣、沈森父子并不熟悉，只与沈经有所交往。
其二，王行为沈荣所作墓志铭，行状部分比较简单，除说明父名、母姓、生卒时间、妻姓、子女情况外，只提到这样一件事：“荣父之先君子，游于故侍讲袁文清公之门，公每嘉其敦信义。时楚之长沙攸县人冯子振，方张声誉，号海粟，以文翰自矜许，来吴必主之，深加爱厚，为大书积善二字，殆以表其志也。及荣父持家政，乃筑堂构宇，以冯书揭诸题间，既以承大先志，又以勗其后人，是足以见其好善之心矣。”为沈森所作墓志铭，行状部分更是简略，只说明祖、父名、母姓、生卒时间、妻姓、子女情况，没有任何事迹描述。而王行为其他人（包括几位女性）所作墓志铭，内容要丰富得多，基本都有祖先世系、品德事迹等方面内容。如《许能翁墓志铭》系为家境较差的许运所作，其中云：“居阛阓中甚隘，一楼广不能逾常，而汛扫殊洁。才人墨客至其上，翁时致殽醴，令子将勤敬意。”《吕府君墓志铭》系为家境较好的吕梁所作：“君生长富贵家，不事生业，日驰马从犬鸷击猎为乐。然遇人能敬谨，视下慈惠，因得人欢心。亦颇好为义，乡里有急多赴之。”倘若沈荣、沈森有沈万三这样的父、祖，铭中竟然对沈万三没有任何交待，亦不叙述沈荣、沈森之品德事迹，实难令人理解。对比刘三吾所撰“汉杰铭”、卢充所撰“伯熙铭”，以及下文所引王行为沈达卿一家三代所撰诸文，这一点显得更加突出。
其三，仔细阅读“幽堂铭”对沈经品德事迹的描述，以及“荣甫铭”“茂卿铭”中的铭词，都是赞扬其家世代讲礼修善，看不出其为大富之家。在“徐氏铭”中，特别谈到徐氏“凡纂组箴缕悉善”，说明徐氏还要做一些针线活。“幽堂铭”撰写于洪武二十一年，稍后两年，莫礼曾到沈万三家拜访，弘治《吴江志》述其接待盛况云：“其家屏去金银器皿，以刻丝作铺筵，设紫定器十二卓，每卓设羊脂玉二枚，长尺余，阔寸许，中有沟道，所以置箸，否则箸污刻丝作故也。行酒用白玛瑙盘，其班纹乃紫葡萄一枝，五猿采之，谓之五猿争果，以为至宝。其赘婿顾学文设宣和定器十二卓，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两家僮仆皆衣青罗里翣，其他珍异肴果不言可知。”两相对比，很难将两个沈家视作一家。
其四，当时撰写墓志铭，凡墓主家族近世有过迁徙经历者，一般都要有所交代说明。像刘三吾所撰“汉杰铭”、卢充所撰“伯熙铭”，都首先交待沈祐自南浔徙居长洲之事实。王行为其他人所撰墓志铭，亦大多有此类内容，甚至远溯唐宋之世。而“荣甫铭”谓其“世为苏之长洲人”，“茂卿铭”谓其“世吴人”，“幽堂铭”谓“姑苏沈经思则，家长洲之尹山”，说明沈荣近世祖先并无迁徙之历史，而是世居长洲尹山的土著居民。这与自吴兴南浔迁居长洲周庄的沈万三家的情况迥然有异。
此外，沈荣字荣甫，名、字都有“荣”字，而沈万三字仲荣，若两人系父子，这种取名方式也不合常理。笔者认为，王行提到的沈荣，其父虽然亦名沈富，但此沈富只是偶然与沈万三同名，其实并非一人。此沈富应当有一定文化素养，曾从学于元侍读学士袁桷（1266—1327年），并多次接待过“以文翰自矜许”的长沙攸县人冯子振（约1253—1348年），冯子振为其大书“积善”二字。其子孙亦讲求礼度，亲礼贤士夫。其家世居长洲尹山，并非外来移民，其家境也不会太富，最多只是一个中富人家。
四、沈达卿、沈伯凝应当就是沈旺、沈至
王行《半轩集》中，还有一组为沈达卿、沈伯凝、沈程、沈巽、张文源等人撰写的文字，其中沈伯凝系沈达卿子，沈程、沈巽为沈伯凝子，张文源为沈伯凝婿。这组文章并未提及沈万三，但杜琼所撰《王半轩传》有如此说法：“长洲周庄沈达卿，其父号万三秀者，赀雄当世，为礼聘于家塾。每成章，辄偿白金以镒。半轩概麾去曰：‘使金坞可守，则燃脐之惨无及也。吾言止如是，直何滥取多田翁为哉！’”
这就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杜琼谓沈达卿是沈万三子，是根据王行诸文附会出来的，还是确有所本？二是如果杜琼之言可信，沈达卿是沈茂或沈旺之一，还是沈万三另外之子？顾诚认为，沈达卿是否就是沈茂，依据现有资料还说不准。王颋推断，“旺”者所期，盖“达”，因此“达卿”乃是沈旺之字；至于伯凝，自然就是沈至之字。石雨对于王颋以“测字”办法确定沈达卿就是沈旺，表示强烈怀疑，认为这样的结论有一道坎：《佳声楼记》提到沈伯凝有三子程、巽、衡，而据“伯熙铭”可以确定沈至只有一子德全，两者显然对不上。
为便于读者参酌，亦将这组文章中与沈达卿家庭状况有关的资料摘录如下：
《清安堂记》：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奕世以来，咸以勤慎敦愿处乡里，治生修业，日以优裕。至达卿，产益广，赀益饶，勤慎敦愿益甚，而浸文以饰之。他无所嗜，惟蓄经书子史古图谱法书名翰之迹，楼而庋之，籖轴汇列。暇则左右阅视，喜溢眉宇间……几席既安，子妇孙曾秩焉序进，问兴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
《彝斋记》：吴长洲沈伯凝氏，好学而勤于古，鼎彝尊敦之器，金石法书之迹，以至于图画象物珍异之玩，一见辄能别识，定其久近高下是非良否之自，湖海间号称好古博雅者，无不叹其知鉴。
《佳声楼记》：长洲沈达卿，予友也，志于教孙。其子伯凝也，勤于教子。从予游者，曰程，曰巽，曰衡，所谓孙若子也。
《沈文矩字说》：吴兴沈伯凝氏，严于教子，家庭之间，雍睦可观。仲子程既冠矣，方其冠也，请字于宾，曰文矩。
《沈文权字说》：姑苏沈氏，以雄赀巨族闻海内。有子名巽，字文权，简厚寡默。乃父伯凝谨于教子，命之从余游。
《立志》：长洲张生文源，年甫弱冠，动止如老成人。厥甫怡云处士爱之，惟义方是教。其外舅沈翁伯凝，又与予交累代，尝遣之学于予。
笔者认为，杜琼系苏州吴县人，生于洪武二十九年，与王行、沈达卿既是同乡，生活年代亦相隔不远，其说当有所本。细读上述文章及相关资料，沈达卿家境确实与沈万三家境高度吻合，而且可以将沈达卿与沈旺、沈伯凝与沈至对应起来。理由如下：
其一，《清安堂记》谓“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佳声楼记》称“长洲沈达卿”，《彝斋记》称“吴长洲沈伯凝氏”，说明当时沈达卿一家的居住地，是苏州长洲之周庄。《沈文矩字说》则称“吴兴沈伯凝氏”，说明沈伯凝之祖先来自吴兴。这与沈万三家自吴兴徙居长洲的经历正好相符。至于《清安堂记》为何称“东阳沈达卿”，笔者尚未得到确证。据说世传沈氏谱牒中，曾提到沈万三远祖情况云：“我祖为梁仆射休文公裔，世居武康，后迁洛之汴邑。至唐，六十九世祖讳直者，累官宗伯、右丞。其仲子权，任工部郎中。及宋，大学士括子讳时昇者，为太常卿，从宋南渡，徙于嘉兴。”梁仆射休文公指梁朝文学家沈约，曾任东阳太守，“东阳”二字或源于此。
其二，根据《佳声楼记》《韪轩记》《沈文矩字说》《沈文权字说》以及《立志》，沈达卿之孙、伯凝之子程（文矩）、巽（文权）、衡，及其女婿张文源，皆曾跟随王行学习。王行确实曾为沈万三家门馆先生，两者情况吻合。
其三，从《清安堂记》所述其家盛况，可知应为豪富之家，《沈文权字说》亦明确说“姑苏沈氏，以雄赀巨族闻海内”。搜检明初保留下来的史料，当时“以雄赀巨族闻海内”的“姑苏沈氏”，尚未发现沈万三家之外的另一家。何况当时周庄规模不大，除沈万三家外，存在另一沈姓巨富的可能性极小。
其四，苏州素称人文渊薮，发家致富之后，便往往致力于提高家庭的文化素质。正德《姑苏志》描述顾阿瑛之风流文雅后，特地提到：“同时有沈万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财雄于吴，而文雅不及。”沈万三之“文雅”虽然不及顾阿瑛，但特地写上这样一句，恰好说明沈万三亦已追求“文雅”。据“伯熙铭”描述，沈万三之孙沈庄，“好蓄书史奇玩，每清暇则出而陈之，坐若翁于堂上，俾家人具酒馔，伯熙与其兄献寿称觞，怡怡怿怿，一门之内，父子昆季蔼如也”。可知“好蓄书史奇玩”，是沈庄与其父兄的共同爱好。从《清安堂记》《彝斋记》看，沈达卿、沈伯凝皆好收藏图书及法书名翰和古器物，沈伯凝的鉴赏力还得到广泛赞誉。沈达卿、沈伯凝与沈庄的爱好，显然高度一致。
根据上述几点，笔者认为可以确定杜琼所言有据，沈达卿应当就是沈万三子。前面谈到，沈万三当有两子，而沈达卿不可能是其长子沈茂。一是如前所述，沈茂很可能去世较早或是迁徙外地。二是从年龄上说，依照通常情理推测，沈万三长子茂应当比沈万四次子汉杰年长一些。根据“汉杰铭”，可以确知沈汉杰生于元延祐七年。王行《清安堂记》谈到沈达卿自言：“今吾之年，甲子一周矣。”该记撰写时间不明，但《彝斋记》《佳声楼记》皆写明了撰写时间，分别撰于洪武十四、十五年，该记不会更晚。以洪武十四年沈达卿虚岁62岁计，回推当生于元延祐七年，恰好与沈汉杰同年，与沈茂年龄恐不相符。排除了沈达卿为沈茂，那么也就剩下一种可能：沈达卿乃是沈万三次子旺。
沈旺也只有两子，已知次子庄字伯熙，那么如若沈达卿就是沈旺，则沈伯凝就只能是其长子沈至。但据《佳声楼记》，沈程、沈巽、沈衡均为沈伯凝之子，而“伯熙铭”谈到“兄子德全舁榇归”，学者多认为沈至子名德全，两者似有不合，所以王颋认为所谓“兄子”可能是其堂兄之子，并推断沈德全乃沈万四长子德昌之孙。这种推断显然不太合乎情理，所以遭到石雨质疑。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并无矛盾。因为《佳声楼记》谓沈伯凝勤于教子，“从予游者，曰程，曰巽，曰衡”，但并未说沈伯凝只有这三个儿子；而《沈文矩字说》明言“仲子程既冠矣”，可知沈程乃是次子，而沈巽、沈衡均是其弟，可见他还有一兄，此人可能就是沈德全。
《逆臣录》透露的信息，为推测沈达卿、沈伯凝父子其实就是沈旺、沈至父子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该书“顾常招状”提到“先年间，与本都粮长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荣结交蓝大人家陈火者，往来买卖”；“顾安保招状”提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有表兄沈德全与同家人倪原吉、沈子良回家言说”；而“倪原吉招状”谓其“苏州府吴江县民，系沈文矩家人”，倪原吉招供自己“同文矩常与蓝府来往”，并具体谈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蓝玉回京，是原吉同文矩前去拜望”。由此判断，倪原吉应是沈家一位资历较老、地位较高的家人，先后曾跟随沈旺、沈德全、沈文矩外出经营应酬。已知沈德全为沈旺之孙，沈文矩当亦如是。而根据《沈文矩字说》，沈至次子程字文矩，两者当为一人。换句话说，根据王行诸记，可以确定“沈达卿—沈伯凝—沈文矩（程）”这样一条世系；而根据《逆臣录》诸招状和“伯熙铭”，可以推出“沈旺—[沈至]—沈德全与沈文矩”这样一条世系。两者正好可以对应起来。
另外，弘治《吴江志》莫辕传中谈到：“姻家沈文度者，万三之曾孙也，有女许嫁陕西刘巡检。后文度死，家谪戍边，先生收养其女于家。”顾诚据此认为沈文度死于蓝玉案中，恐不确。陆采《冶城客论》谈到：“永乐中，万三之子文度，坐纪纲党被籍。”可知沈文度身死家戍，乃是永乐年间受纪纲案连累。王颋认为文度当为沈衡之字，“度”、“衡”文义上确有联系，其说或可成立。再者，前揭弘治《吴江志》提到顾学文连及“妻族沈旺、沈德全、沈昌年、沈文规、沈文矩、沈文衡、沈文学、沈文载、沈海，凡八人，皆万三子孙”（所列实为九人），此处所说“万三子孙”，似当理解为万三兄弟之子孙，因为沈海肯定是沈万四之曾孙。其中之沈文规，笔者怀疑即《半轩集》补遗《天放生解》的赠文对象沈生。该文提到“既式其名，又规其字”，可知这位沈生名式，字中有一“规”字。古人字多二字，其字当为文规。文中描述其家境云：“居吴长洲，年盛而质美性通，家饶赀而无绮纨靡曼敖惰之溺”；“方当安泰之时，承祖父之荫庥，受已成之基构”。这些均与沈家相符，但其血缘世系尚难究明，或亦为沈伯凝子。至于沈昌年、沈文学、沈文载，限于资料更是难以揣断。
顺便说明，顾诚谓“沈达卿在元末明初苏州（元平江）文人中颇有名气”，并举著名诗人高启《寄沈达卿校理》、杨基《雨中怀沈达卿、茂卿》、释道衍（姚广孝）《清安堂铭并序》为证。笔者还看到许恕亦写过《次沈达卿理问韵二首》。王颋谓顾诚“存在着将‘同字异人’作‘同字同人’的问题”，确有道理。细审相关诗文，除姚广孝《清安堂铭并序》系为长洲沈达卿而作，高启、杨基、许恕诗中所说沈达卿，皆与长洲沈达卿事迹不类，肯定另有其人，其身份在陈基《六柳庄记》中可窥见一斑：“槜李沈君达卿，起家儒林，敭历台省，由丞相掾擢拜南行台监察御史，寻执法行中书为理官。”槜李系嘉兴之古称。贝琼《存善堂铭》中，则提到“笠泽沈茂卿氏，扁其堂曰存善”。笠泽系松江之古称，此沈茂卿与杨基之赠诗对象，未知是否一人。
五、沈万三很可能活到了明朝
乾隆《吴江县志》谓“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但同时又收录不少沈万三在明初的传说。所以其说“万三已死”，只能当作传说之一种，至少不能当作证明沈万三死于明朝以前的关键证据。伯骅和顾诚援以为据的关键史料，是王行所撰“荣甫铭”，笔者在前文已论证过，沈荣与沈万三并无关系，所以这条证据不能采用。这样一来，实际上已没有坚实证据说明沈万三没有活到明朝；当然反过来说，也没有坚实证据说明沈万三活到了明朝。
笔者仔细研读“汉杰铭”和其他史料，觉得不能排除沈万三活到明朝的可能性。“汉杰铭”后半部分关于沈汉杰之家世生平，是根据萧放撰写、沈玠提供的行状撰写的，但前半部分内容显然得自刘三吾个人之耳闻，内容如下：
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复献白金为两者千五百以佐用度。上曰：“尔心诚忠，意诚厚，第系天下观望，万一人人相效，是启利原，一有不效，人必不自安。我今富有天下，政不少此也。”好语却之，不得，乃俾任所意造廊房楹者六百五十，披甲马军者千，务罄是金乃已，其诚至若此。嗣是厥家或被告讦，或旁累所逮，往往曲为肆宥。宸衷眷注，固多沈氏长者，亦以风厉天下也。
笔者认为，刘三吾称国初万三、万四兄弟率先输税，无论得自何人，都说明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此时距离明朝开国时间很近，倘若沈万三早在明朝建立前就已死去，很难相信会产生此种传说，而且被郑重其事写入沈万四儿子的墓志铭中。再者，《逆臣录》“顾以成招状”谈到：本年正月顾学文前去蓝玉府邸，蓝玉正与教书先生王行在耳房内说话，见到顾学文，遂问：“这个是谁？”王行禀说：“是小人乡人沈万三秀女婿。”蓝玉一听十分高兴，“赐与酒饭吃饮，吩咐常来这里说话”。王行向蓝玉介绍顾学文，只提他是沈万三女婿，说明当时沈万三名气很大。如果沈万三在明朝建立以前就去世了，他在明初能否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令人怀疑。此外，《贞丰拟乘》记载：“徐民望，字南溪，世居周庄。明洪武初，沈万山因事被逮，多所株连，人情汹惧，谓欲诛尽贞丰居者。南溪奋然欲拯此一方民，不避斧钺，叩阍哀请。太祖嘉其志，温旨慰劳，赐玺书五字云：‘尔是好百姓’，民得以全，由是世为粮长。”此条资料标明“见《徐氏家乘》”，当为徐氏家族传说，与“汉杰铭”“伯熙铭”透露的沈家屡受打击的信息也相符合。结合广泛流传的沈万三下狱流放等传说，沈万三活到明初，甚至曾“因事被逮”，确有很大可能。
此外，伯骅、顾诚等误认沈荣为沈万三子，并据沈荣年龄估算沈万三年龄，可能高估了不少。前面谈到，根据王行《清安堂记》估计，沈旺（达卿）大约生于元延祐七年；而根据“伯熙铭”，可以确知沈旺次子庄生于元至正七年，父子相差27岁。假设沈万三与其次子沈旺亦相差27岁，回推当生于元至元三十年（1293），明朝建立时只有75岁。对比一下沈荣、沈森、沈经三代的年龄差：沈荣生于元大徳十年（1306），沈森生于元天历二年（1329），父子相差23岁；沈经生于元至正二十年，与其父沈森相差21岁。沈森、沈经均为长子，与其父年龄差要小一些。沈万三家境豪富、妻妾众多，结婚不会太晚，长次子间隔应当也不会太长，假设沈万三与其次子旺相差27岁，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即使年龄差更大一些，明朝建立时，沈万三恐怕也不会超过80岁。
如果沈万三活到了明朝，大约在明朝生活了多长时间呢？撰于洪武二十四年的“汉杰铭”，提到万三、万四兄弟率先输税，特地写明是在“国初”，即洪武初年。稍早几年的“伯熙铭”，谈到沈至兄弟“坐若翁于堂上”云云，而未提到其祖父，此时沈万三应当已不在人世。再往前说，《清安堂记》谈到：“几席既安，子妇孙曾秩焉序进，问兴居，奉甘毳，怡怡翼翼，四世一堂，周旋而下上。”所谓“四世一堂”，是指沈达卿及其子、孙、曾孙四代。该记撰写时间不晚于洪武十四年，此时沈万三当已去世，若有五世同堂之事，恐怕不会只字不提。笔者认为，入明数年后沈万三可能就去世了。
既然沈万三去世较早，恐怕亦未遭遇抄家流放。明朝建立后，虽然沈家屡遭敲打，但在蓝玉案前，其家并未出现家产被抄、家人遭流的迹象。上海夏宗显卒于洪武十二年，宋濂为其所撰新圹铭中谈到：“国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细民……于是以巨室为粮长，大者督粮万石，小者数千石。制定而弊复生，以法绳之，卒莫能禁。是时惟苏之沈氏，以奉法称。天子亲召与语，赐之酒食，时减免其田赋，名闻四方。”文中所说“苏之沈氏”，与“汉杰铭”相互印证，可以确定就是沈万三家。从宋濂特地赞其“以奉法称”看，直到此时，沈家应当尚未遭遇抄家流放之事。洪武二十一年，沈万四孙沈玠被擢为户部员外郎，次年与同时受官的一批富家子弟，于华盖殿奏曰：“臣等田地家财，都是上位保全底，又蒙赐俸，难以消受，敢辞。”“汉杰铭”亦记沈玠辞禄曰：“念臣一门，自国初到今，屡蒙恩宥，得保有妻孥田庐。”说明直到此时，沈家财产仍然得以保全。洪武二十三年，沈家宴请从南京归来的莫礼，极其奢靡豪华，以致莫旦发出这样的感慨：“乌乎!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莫旦还明确说沈家覆亡是牵入蓝案所致：“洪武末年，坐蓝党籍没家产，父子兄弟俱坐极刑而死。”
总之，洪武十四年以前沈万三当已去世，下距其家被抄最少已有十几年。世上流传的沈万三被抄家流放的故事，可能是把其后裔的一些事情附会到他本人身上，这在民间传说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六、沈万三家之居住地与户籍
在研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关于沈万三家的居住地和户籍，其实也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沈万三家的居住地，大家公认在今江苏省昆山市周庄。这个周庄，当时隶属于苏州府长洲县，具体地点在苏台乡贞丰里二十六都。
沈万三家居住在长洲周庄，确实有非常充足的历史证据。其一，“汉杰铭”谓沈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即东垞。毗邻之银子浜，相传为“沈万三之园”；东庄地则为沈万三“积粟处”，故又名东仓，“东通住宅，西接银子滨，园亭仓库，相为联络”。这些地点，均位于长洲周庄镇。其二，“伯熙铭”谈到：“曾大父祐由南浔徒[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从这种表述看，沈祐迁居长洲后，沈万三一直生活于此，并未再向远处迁徙。“伯熙铭”谓沈庄葬于“长洲二十六都影邨羔景字围之原”，二十六都正是周庄所在地；道光年间，确实在周庄镇东北颖村羔景字圩发现了沈庄墓志铭。其三，王行为沈万三子达卿所撰《清安堂记》，非常明确地说：“东阳沈达卿氏，居吴长洲之周庄。奕世以来，咸以勤慎敦愿处乡里，治生修业，日以优裕。至达卿，产益广，赀益饶，勤慎敦愿益甚，而浸文以饰之。”可见直到王行撰文时，其家几代一直居住在长洲周庄。其四，与沈万三同时同里、“世居周庄”的徐民望，其本人及后代墓地在严字圩东浜，亦可为沈万三家居长洲周庄之旁证。
根据这些资料，沈万三家居住在长洲周庄，应无可置疑。然而，弘治《吴江志》又有如此说法：“沈万三秀宅，在二十九都周庄之上。”当然该志也认可沈万三是长洲人，特地解释说：“万三，长洲人，富甲江南，名闻天下，田宅跨各邑，故吴江有是宅也。”沈家拥有数量浩大的田地，在田地较为集中的某些地方建立住宅，以方便收租管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吴江县二十九都沈宅所在地，也叫周庄。查弘治《吴江志》所绘“疆域之图”，此周庄所在的二十九都，距离黎里镇较近，与长洲周庄相距数十里之遥。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沈万三及其子孙，究竟住在哪个周庄？
光绪《周庄镇志》编者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沈万三宅”条下特加说明：“按，东垞在镇之东偏，过一水即青浦界，距镇西之属吴江者尚三里许。《吴江县志》载万三宅在县之二十九都周庄，盖误。”不过，轻轻两个字“盖误”，显然难以使人信服。弘治《吴江志》作者莫旦，其祖先与沈万三家有两层婚姻关系，对沈家情况应当比较了解。该书著录“沈万三秀宅”时，特别谈到：“今六世孙洪，字雄仲，仍居旧址，工书法，士林重之。”从“仍居旧址”可知，当时沈宅旧址尚存，莫旦绝非道听途说。
相关文献显示，吴江县二十九都确有周庄。其一，弘治《吴江志》“乡都”部分详细列举了乡都区村名称，二十九都包括4区33里11村，其中一村名南周庄。其二，《三吴水考》记述“吴江县水道”云：“又有牛场泾、任家湾、西潘、江泽、墩头、卢里、沈舍、蛇垛、东胜、太平、万家、北朱、东长翁家、梅家、戴家、八十亩、泾塘、沈张、头溪、西云诸港，属二十八都；北周庄港，则属二十九都。俱北行入蔓莱洲、金村、白荡等湖。”据此二十九都可能还有一个北周庄。其三，《江南经略》列举“吴江县备寇水陆路”时谈到：“由胜墩、黎里、周庄、金泽而绕出淀山湖、泖湖之南者，其南路也。”并记述嘉靖三十五年（1556）该县遭寇掠事云：“贼掠吴江东南诸镇。零贼六十余人，突至牧犊、潭历、汾湖、周庄，所过焚掠，望平湖而去。”此周庄位于吴江县东南，而且距黎里不远，当即二十九都之周庄。
更确凿的证据，来自朝廷颁布的蓝玉案审讯记录《逆臣录》。兹将相关资料摘引于下：
“顾以成招状”：一名顾以成，即学文，系苏州府吴江县北周庄正粮长。
“顾常招状”：一名顾常，苏州府吴江县二十九都粮长。逐招于后：一招先年间，与同本都粮长沈旺、家人倪原吉、豪民王士荣结交蓝大人家陈火者，往来买卖。
“顾安保招状”：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有本县二十九都粮长袁祐，为因在京纳粮，就行交结蓝玉谋逆。……一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本县粮长沈昌年送段子三百匹、银子一千四百两，与蓝玉交结。
“倪原吉招状”：一名倪原吉，苏州府吴江县民，系沈文矩家人。
《逆臣录》各犯人招状，所言具体情节未必可信，但籍贯信息应是真实可靠的。前揭《大诰续编》也谈到顾常、陆仲和均为吴江县粮长，可与《逆臣录》相印证。从“顾常招状”可知，沈万三子沈旺与其亲家翁顾常，皆曾担任吴江县二十九都粮长，而沈万三婿沈学文则担任吴江县北周庄正粮长。“倪原吉招状”称其为吴江县民，又谓其系沈文矩家人，则沈文矩应当也隶籍吴江。“顾安保招状”提到“本县粮长沈昌年”，则沈昌年也是吴江县人，而且可能也是二十九都粮长。此外，弘治《吴江志》记述了顾学文牵入蓝案原因的传说，其中谈到：“吴江有陈某者，同里镇人，洪武中为序班。一子呆戆无取，妻梁氏，国色也，且知书，善吟诗。沈万三家赘婿顾学文，同邑周庄人，知而慕之。因充粮长，舟行往来，常泊其家。”因同里镇隶属吴江县，文中所说“同邑周庄”，当然是指吴江县周庄，而这恰好与《逆臣录》顾学文招状谓其为“吴江县北周庄正粮长”相合。可以说，这些招状及相关资料显示，沈万三子孙及其姻亲顾常一家，皆为吴江县人，而并非长洲县人。
那么，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居住长洲县周庄的沈旺及其子孙，被安排到吴江县二十九都担任粮长？笔者检阅相关史料，觉得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其一，洪武前期，确实有让非本地人担任粮长的现象，《大诰三编》中谈到：“本以大户为粮长，掌管本都乡村人民秋夏税粮。其官吏见法正且清，难为作弊，却乃设计乱法。其乱法之计，将粮长不许管领本都乡村纳粮人户，调离本处，或八九十里、一百里，指与地方，使为粮长者，人户不识，乡村不知。其本都本保及邻家钱粮，却又指他处七八十里、百十里人来管办。务要钱粮不清，田地不真，易为作弊，如此扰害细民。”可知朱元璋设立粮长的本意，是让本都大户掌管本都税粮。有些官吏为了徇私舞弊（也可能是因为有些都区找不到能够充任粮长的富裕大户），曾指派本处大户去他处担任粮长。朱元璋发现这种情况，予以严厉斥责。可以设想，即使沈家曾经遇到这种情况，洪武十九年颁布《大诰三编》后也不可能延续下来。其二，更重要的是，当时征收赋税，皆以县为基本单位，粮长编佥亦然，绝不可能出现以此县大户充当彼县粮长的事情。因此可以断定，就黄册户籍而论，沈万三家及其女婿顾学文家，皆属吴江县而非长洲县。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沈万三家的居住地，说是长洲周庄抑或吴江周庄，似乎都有充分的证据。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笔者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只能提出一个假说：沈祐最初的迁徙地，确实是长洲周庄附近的东蔡（垞）村，沈祐及其两子在这一带经营农业和工商业，甚至还可能从事过海外贸易，家境很快富裕起来，需要购置大量田地。周庄一带水网密布，土地有限，沈家不得不向外扩展，成为“田宅跨各邑”的大地主。其中吴江县二十九都一带，是沈家田产比较集中的重点区域，于是沈家在此也建立了宅第。或许是一个巧合，更可能是沈家有意沿用了老家的地名，其第宅所在地也叫周庄，又称南周庄。沈家的黄册户籍，就隶属于吴江县二十九都，所以有数人担任该都粮长。不过，因长洲周庄一直保有其家祖宅，沈家人也常在此居住，甚至死后也要埋葬于此，所以王行等人皆视其为长洲人。杨循吉《苏谈》提到：“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若此说可信，则长洲周庄之第宅，与其家富裕程度不太相侔，可能就是因为其家并非这一处宅第，并未在此全力经营。
必须强调，上述假说还缺乏相应的史料佐证，之所以大胆提出来，是希望引起相关学者——特别是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当地学者——的兴趣，共同努力解决这一疑难问题。
七、结语
根据上述论证，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假说性的判断：
其一，王行为居住长洲尹山的沈富及其后裔撰写的几篇墓志铭，被很多学者视为了解沈万三及其子孙的关键史料，其实这些墓志铭与沈万三家族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沈富，只是碰巧与居住周庄的沈富（万三）同名，两者并非一人。
其二，王行《半轩集》中提到的沈达卿，应当就是沈万三的儿子。除杜琼在《王半轩传》中有如此说法外，仔细揣摩王行为沈达卿及其子孙所撰诸文，所述家境情况与沈万三家高度一致。另据《逆臣录》，沈家的老家人倪原吉曾先后跟随沈旺、沈德全、沈文矩出外经营办事，并综合考虑其家族成员情况，可以初步确定沈达卿就是沈万三次子沈旺，而沈伯凝就是沈旺长子沈至。
其三，沈万三并未在张士诚据吴时去世了，明朝建立后，他和弟弟沈万四积极投靠新朝，率先输纳税粮，曾得到朱元璋的称赞。但朱元璋统治政策的一个重点，就是打击豪民富户，所以沈家曾屡遭打击，沈万三本人可能也曾被逮下狱。但这些打击都不是毁灭性的，沈家依然过着十分奢华的生活。沈万三入明数年后可能就去世了，他本人应当并没有遭遇抄家流放。直到蓝玉案爆发，沈万三后裔大多被牵连其中，沈家才遭到彻底破败的命运。
其四，沈万三父沈祐的迁居地，肯定是长洲县周庄附近。但沈家很快发财致富，成为“田宅跨各邑”的大地主。其中吴江县二十九都，可能是沈家田产较为集中的地方，沈家在该都周庄也建有宅第。换句话说，当时苏州府长洲县二十六都和吴江县二十九都皆有周庄，沈万三家在两个周庄都有宅第，但其家的黄册户籍应是隶属吴江县而非长洲县。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作者：高寿仙，系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