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对他的政治历程而言，未始不是幸事。此年十一月，徽宗即诏改明年年号为崇宁元年，标志着重新推行熙宁之政，打击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政局又将丕变。果然，次年五月，苏轼还未安葬，即被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但这第四次贬官已是他身后之事了。苏轼的早一年去世，使他免去了又一次贬逐之哀与流离之苦，岂非幸事？然而，对于北宋文坛和苏氏家族而言，却确实进入一个艰难的“后苏东坡时代”。文坛失去盟主，家族失去灵魂，士人们普遍从失落而焦虑而困惑，力求有所振兴；族人们多方努力，谋求延续苏氏文脉，以维护苏学于不坠，于是演绎出种种眩人眼目、耐人深思的历史故事和文学故事。
苏轼的去世并不意味着“苏门”文学活动的遽然消失，例证之一就是“和陶诗”的写作从坡翁生前一直延续到身后，成为“苏门”一大盛事。
苏轼的“和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诗人之间互相唱和原是中国文人日常的交游活动，但是，要把前辈作者的全部诗歌尽和殆遍，在苏轼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仅仅着眼于诗歌艺术而言，唱和诗必然面对两个难题：一是和作应与原唱保持思想内容上的应对衔接、交流碰撞，以及诗风上的风味相类。然而，和作之于原唱，学不像固然不能称好，学得可以乱真也未必好，实处于创作前提上的两难选择；二是韵律的拘限，如是“步韵”、“次韵”更有严格的押韵要求，真是“戴着镣铐跳舞”了。深知诗歌真谛的苏轼自然懂得此理，却自觉选择对陶诗“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他说过：“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其创作冲动来自“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他自觉地要以陶为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这说明他和陶渊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认同和相似的审美趣尚，即自然任真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智慧层面的深度对话，和他晚年对平淡诗风的倾心追求。这是我们对苏轼和陶诗意义的一般认识。
然而，在“后苏东坡时代”，“党禁”大清洗的背景下，“苏门”的和陶诗活动，其意义不限于此。日本原田爱君《苏轼文学的继承与苏轼一族》（日本福冈中国书店出版，2015年）一书就密切结合北宋文坛和苏氏家族的遭际，进行了别具识见的阐释。作者以苏轼生前、死后为界，细致地勾画出苏轼生前如何用心良苦地把自己的和陶诗分送给他的门人、亲族、友朋，这样的和陶诗达到九十九首（总数为一百二十四首），仅苏辙一人就收到乃兄六十五首。苏轼自觉地扩大他的和陶诗的影响，渴望引起亲友们的反馈，也果然形成了众声继和的热潮。苏轼还具体要求苏辙把他的和陶诗编纂成集，“以遗后之君子” ，视作要传诸后世的名山事业，显然也不仅仅把它看成一次单纯的文学活动。
我们检验和陶诗的内容，一般均是他当时贬谪中的日常情事，看似平淡无奇，不兴波澜，而其内蕴则涉两类主题：一是仕隐或曰出处，一是生死或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苏轼和陶诗是从元祐七年（1092）扬州时开始的，虽已关乎仕隐问题，但未形成专门性的创作主题；至绍圣元年（1094）贬至惠州，他才决心“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并普遍寄赠，“约诸君同赋”，造成舆论热点。这一系列活动表明：他的和陶诗写作，已从个人一己的抒发扩展到尽可能广泛的群体，体现了他作为文坛盟主的作派和影响力；也说明此非一般性的诗歌唱和，而是元祐党人在横遭折磨打击的困难时期借以相互慰藉和心灵交流，发抒这一特定政治群体在“大清洗”中的心声的重要方式，应看作“苏门”一次特殊的文学活动，而苏轼不论在世或已离世，都发挥着引领和核心的作用。自然，“苏门”对此事的反应并非铁板一块，黄庭坚就是“苏门四学士”中唯一不写和陶诗的人。虽然他曾高度评价苏轼之作，“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但当苏辙致函亲邀他参与唱和时，他却未应命。内中情由，颇堪玩索。
苏轼死后，文坛的领袖人物一时发生中断，其实有一位现成的人选，那就是苏辙。苏过《叔父生日四首》其一云：“斯文有盟主，坐制狂澜漂”，“手持文章柄，烂若北斗标”，“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就是这种愿望的表达。苏辙时居颍昌，处于政治的低谷期，但他仍在推动“许党”新生门人继写和陶诗活动中作了巨大努力。但他毕竟与乃兄年岁相间的密度太小，还不足以形成代代相沿的序列，加之处于政治上的低谷期，其个人的文学成就、人际关系的亲和度，尚不足与苏轼匹配，因而北宋文坛盟主只能历史地终结于东坡。
另一位呼声颇高的盟主候选人物就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宋史》张耒本传云：“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这里关涉构成文人集团的两个基本结构条件：一是盟主的地位、声望、才具、胸襟、气度及其亲和力和号召力；二是成员的人数、素质和交流、创作能力。张耒死于政和四年（1114），年61岁，时二苏和“四学士”中其他三位等均已辞世：秦观（1100）、苏轼（1101）、陈师道（1101）、黄庭坚（1105）、晁补之（1110）、苏辙（1112）几乎在十年之间凋谢殆尽，张耒是“岿然独存”者，成为传承“苏门”的唯一可能人选。
苏轼对文坛盟主代代相传、后继有人始终念兹在兹。他对包括张耒在内的苏门中人说：“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而苏轼对张耒特别器重，常常把他与秦观相提并论。在《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中，他说：“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耳，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把张、秦赞为“超逸绝尘”之人，且门下诸子均以为“莫及”也。在与他儿子苏过的一次面谈中，更直截了当地赞许二人为“当世第一人”：“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人，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余游，同升而并黜。……汝可记之，勿忘吾言。’”这番给苏过的私下嘱托，透露出苏轼“付托斯文”的内心意愿。苏轼与黄庭坚处于亦师亦友之间，他似不宜作继承人想。明乎此，才能理解当秦观噩耗传来，苏轼会哀呼：“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又自书秦词于扇面：“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明乎此，也才能理解当苏轼谢世时，张耒会“出己俸饭僧，缟素而哭”，被弹劾为非“师弟子之服”：“若苏轼、张耒者，适然相投，遂为门下死党。”张被贬黄州，其贬居黄州五年是苏轼四年黄州生活的历史重演，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精神传承和文学沟通。黄庭坚其时所作《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云：“谁怜旧日青钱选，不立春风玉笋班。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青钱选”或“青钱万选”，典出《新唐书》卷一八一《张荐传》，比喻才华出众，言张荐之祖张鷟文辞犹青铜钱，屡试屡中，万选万中；“黄州新句法”殆指苏轼。此诗前两句谓张耒文才出众，如今却未能列入朝班；后两句谓今日传得东坡文学真谛，令黄庭坚拜服。此语出诸“苏门”第一人之口，且在东坡已谢世数年之后，意味深长，似亦有厚望于张耒焉。对无人主盟的局面，士人们普遍感到焦虑和不安。晁说之就说：“但欠主盟人，汲古自清唱。”“恨当今文章无盟主，莫有为之龙门者。”呼唤着盟主的出现。
然而，张耒虽已具备作为苏门继任盟主的必要条件，但从综合评估而言，他还算不得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其社会声望、才具胸襟、人格魅力尚未能满足作为新一代盟主的充分条件，不能够发挥领袖群彦、开创文坛新风气、导引文学发展方向的作用。他的诗友吕本中虽标举出“文潜体”的概念，但响应者寥寥，似仅方回等少数人提及，影响不大。张耒与欧、苏等先辈实不能并肩而论。
至于张耒门下，“士人就学者众”，确也可以列出颇长的名单。主要集中在他贬居黄州和晚年定居陈州两个时期。张耒在黄州，他与潘大临、潘大观、何颉等往来唱酬颇为密切，此三人在当地均有诗名。吴怡、杜崯等亦从游而更师事之。如杜崯“苦心学问，师事张耒于黄州，以诗文见称，州里知名士欣然慕与之交。其为举子，江淮间声誉籍籍。年三十六，中政和五年进士乙科”，即是一例。由此看来，张耒在黄州时期似已形成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圈。张耒离开黄州乃至晚年定居陈州，仍延续其文学交游活动。在赴陈州途中，在泗州盱眙，即与张大亨、杜舆、宋景瞻等诗文酬答。张大亨（嘉父）、杜舆（子师）且有与苏轼亲身直接交往经历，苏轼有《送张嘉父长官》、《与张嘉父七首》，并为杜舆作《名字说》，张耒亲见苏轼手迹而“相与太息，出涕而读之”。及至陈州定居，更与常安民、赵令畤、许大方、孙勰、黄仲达、黄仲闵等多人诗文交往颇密。
综上所述，可见张耒周围确已出现一个“士人就学者众”的文学圈，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这个文学群体与钱幕（钱惟演幕府集团）、欧门（欧阳修举子集团）、苏门（苏轼“学士”集团）相较，尚处于较低层级上，不能并论而称为“张门”。
本文节选自《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王水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版）之《结束语：后苏东坡时代》，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