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比人更大的世界”在位于宝山高境镇的榕异美术馆开幕，“比人更大的世界”是怎样的概念？曾有人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比人的世界大”，那么如何以视觉艺术的形式，呈现一个更大的世界？此次展览的策展人邀请12位艺术家以项目的方式，呈现出各自面对世界的思考。
展览现场，易连作品《痴人集-消失的脸》，装置，2021
“比人更大的世界”是两位策展人林叶、施瀚涛继“你会相信你的眼睛”后再次联袂在榕异美术馆办展，这个相对位于城市边缘、镇市民文化中心内的美术馆本身也让人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此处人来人往的生活区域与铁道相伴，让人产生对真实与虚拟、远方与更大世界超现实主义的想象。
提及两次在此的展览，策展人之一林叶说，“你会相信你的眼睛”更多表现在这个“虚拟与现实相互混淆难以分辨的时代”，怎样以摄影来面对和抵抗，让人直面混乱的现实，找到自己的存在。而“比人更大的世界”将人置于家庭和社会中，是对“我是谁”的主动反思。
刘思典，《与家人在家》，照片及综合材料，2020
对于家庭身份的再次审视
走入展览，直面的是一位病床上耄耋老人的眼睛，这是井上佐由纪拍摄的她的祖父，在祖父卧床不起到他去世的两年时间里，井上一直在拍摄他的眼睛，这也成为她与已经无法说话的祖父对话的方式。临终前，“他眼睛成了只能映照光芒的绝美之物，不再想要看任何东西了”。面对祖父望向终点的眼睛，井上佐由纪想到那些看到人生第一道光芒的婴儿的眼睛。
展览首件作品，《我不记得最初见到的光芒》中井上佐由纪拍摄她祖父的眼睛
继而走入悬挂“祖父的眼睛”墙后的小间，撞上一幅幅巨大的初生婴儿眼睛。这组作品名为《我不记得最初见到的光芒》，初生的眼睛大概只能感受光，却似乎努力地想要看清什么。从生命的终点望向初生，眼神竟是如此相似，让人生出感触。
井上佐由纪，《我不记得最初见到的光芒》婴儿的眼睛
眼睛也如同观看的序幕，引导观者从新的视角观看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关系。汪滢滢回到自己1976年的出生地——河北馆陶。此处并非她的祖籍和生长地，而是父母的下放之处。此后父亲回到北京工作，母亲辗转北京、杭州两地。后来原生家庭的分崩离析、对父亲形象的陌生感，带来的是她对自我身份认同感的缺失。
终于在2015年，汪滢滢踏上返回出生地“馆陶”的“洄游”之路，试图以影像探访原生家庭尚完整时的线索，以完成对亲密关系及自我身份的认知，并且跳出亲子身份，以成年人心态观察再无交集的父母相似的晚年生活，达成与原生家庭造成的情感伤痕的疗愈与和解。
汪滢滢，《洄》
她的作品以柔软的方式，把人带回她童年时代那个记忆模糊的小县城，看到如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此处与1970年代末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通过作品，治愈了创作者自己，也让观者通过照片中的一草一木，看到曾经共同生活的痕迹。
展览现场，汪滢滢的父亲给她妈妈画的素描，以及父母相似却无交集的晚年生活
从对自己家庭的寻找，到家庭和社会中自我身份的寻找也表现在藤安淳的《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中，艺术家本人的双胞胎身份时常暴露在别人好奇的目光下。因此，他对“看与被看”和“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有着非常强烈的意识，也以自己经历出发，以双胞胎为对象拍摄。
藤安淳的《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中的一组
但不同于将双胞胎拍摄于同一张照片中，藤安淳有意识地将双胞胎作为“个体”对待，他们被分别置于不同的环境和场景下，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以及以“个体”存在的自己。他镜头下的人，年纪不同，想必对自己双胞胎这一身份也有着不同的认知，却又与创作者本身产生共情。在拍摄的双胞胎中，有两位独自陈列，布展时留下了另一个人的空隙。为何他们单人出现，双胞胎中的另一个为何缺席？虽然答案大约可以料到，但当他们独自存在，将对个体造成怎样的影响，又是一个关于身份的新议题。
藤安淳的《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中的一组
社会对于个体的改造与建构
在展览还有一部分作品凸显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斋部香的《不是理想的猫》，源于某个事件中犯人所说的话。以人类世界的角度，指望一只猫完全顺从是不合理的。因为在猫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理想的猫”。但对人类来说，扮演别人的理想角色比做自己要容易得多。有些教育也引导人成为“理想的猫”，让被规训者试图摆脱的时候，或将面临谴责。
展览现场，斋部香《不是理想的猫》系列中的两张
李启菁的装置作品《监督者》从某个角度讲述了如何成为“理想的猫”，艺术家做了两个绘图机器人装置，当没有观众时它们随机绘图，但当它们检测到观众的接近时，便擦除已画的，开始只画直线，以此成为社会希望它们成为的样子。
李启菁，《监督者》，交互装置，2019
对于个人社会身份的质疑与归属身处异乡之人的感觉将更为直接，徐冠宇正在进行的项目《外籍人口》也是依据自己和朋友们类似故事的积累，研究公民身份的意义。徐冠宇是生活在芝加哥在华人，在芝加哥他是“外籍人口”，在那里“家”永远不可能是私密和安全的。在这个项目中，他找到了在美国持有不同签证身份的参与者，为他们的房屋和个人物品拍照，然后将这些图像与拍摄对象自己收藏的私人照片一起打印出来，作为临时装置被布置回他们的空间，并被摄影记录。并由此呈现“外籍人口”在美国的复杂情况。并引发出“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公民身份和一个人的合法性？”的疑问。
徐冠宇，《外籍人口》项目中的一件作品。
这种疑问也渗透在惟祺的作品《彼岸》中，他拍摄了世界各地的唐人街的图景，在海外的也一个个“中国城”中感受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标识和影响力，在唐人街中“彼岸”和“此岸”模糊，但异乡人的身份却没有消弭，在照片中一个个稍显孤独的身影中，可以读出乡愁。
惟祺的作品《彼岸》
惟祺的作品《彼岸》
他的另一组展出作品《一棵树》则反其道而行，拍摄了一组夜幕下带有法国梧桐的上海建筑，法国梧桐本身以舶来品的身份在上海扎根并成为上海的某种象征，而它背后的花园洋房、老公寓、里弄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主人几经更替。树却四季轮回在有常的变化中如如不动，指见证着人世间的无常。
惟祺的作品《一棵树》
这一系列的作品中，人对自我的社会身份给予了另一种诠释，让人看到了人们自以为在“以人为中心”建构出来的那个世界中自己的无奈与渺小。
对于家庭关系的再次思考
展览中，还有一些作品基于疫情的背景。比如李启菁的《A Box Life》（盒中生活），在纽约疫情爆发期间，通过计算机视觉记录了14天在家中的轨迹，并创作了一个数据可视化的动态作品。14天记录的轨迹，焦虑且枯燥重复，在疫情期间，作为“家”的空间不再只是一个居住地，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也是牢笼。
同样作为女性创作者，刘思典《与家人在家》，2020年1至4月，她与父母一同隔离在家，用傻瓜机拍了很多家里的照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十年没有一起生活。共同生活让刘思典无法工作，于是她搬到上海，将这些照片放大、打印，放在上海的家，与图像一同生活，希望能与父母和平共存。此次展览中以一间房的视角呈现4个月中与家人生活的复杂关系，并通过颠覆原有关系里的权力体系，创造出一个新的家庭环境。
刘思典《与家人在家》展出现场
展览中一件作品拍摄的一只橘子，似乎是缝合家庭关系。这件作品来自中井菜央，但此处艺术家的《绣》也有缝合记忆的意味，她拍摄了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祖母，因为疾病使得她的祖母记忆混乱，继而由此延伸出“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提问。但照片却是“个体存在”的印记。
中井菜央，《绣》系列之一
这组照片也提示人与自我、与时间的关系，“比人更大的世界”也提示公众通过影像、艺术的解码，回到那个真实的、自然的、更为宽广深远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