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香港的文学杂志《人人文学》第三期刊出了一部独幕剧《寻妻记》，署名欧阳竟，有学者将该剧所有权归于宋淇（如王宇平《世态喜剧与宋淇的影剧实践》，《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二期）。实际上，该剧并非首次刊出，早在1941年11月就已发表于北平的《燕京文学》上，不过署名却是竺磊。我们经过对比发现两版基本无甚改动，可以断定出自同一作者。竺磊和欧阳竟是否为同一人？欧阳竟确为宋淇早年常用的一个笔名，那么竺磊是否也是他的笔名呢？此前，笔者曾做出了错误的推断（见《〈林以亮佚文集〉补遗》，《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17日），最近在看到一些新材料后，才发现原来竺磊另有其人。
1952年8月，香港《人人文学》第三期刊出的独幕剧《寻妻记》，署名欧阳竟
1941年11月，北平《燕京文学》刊出的独幕剧《寻妻记》，署名竺磊
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曾用名高庆琏、高庆琮，1927-）在其口述自传《身在疾风骤雨中》（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中谈到，他有一个大哥，名为高庆琛，自幼酷爱文学和戏剧，绰号“海怪”，曾使用过笔名“竺磊”。经查，高庆琛早年经历传奇，曾加入抗日锄奸团，据传参与了轰动天津的“火烧中原公司事件”。不久，高庆琛脱离了“抗团”，加入了伪政府的“新民会”，后被目为汉奸。1938年，高庆琛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校园里与吴兴华、宋淇、孙以亮、黄宗江、石奔等人过从甚密，共同组建燕京文学社，创办《燕京文学》半月刊，积极参与文学活动。他曾多次出现在吴兴华给宋淇的信中，不过绰号是“老怪”：
我见到老怪和石奔，老怪告诉我你给他信上问及我们近况，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劝你不必担心。（1942年2月26日）
老怪更是岂有此理，在天津编了个《妇女新都会》，来信找我要稿，他chronicle事已辞，竟出此下策，真使人无话说。（1942年10月18日）
《周南口述：身在疾风骤雨中》，宗道一等编著，周南修订，三联书店（香港）2007年7月出版
由此看来，高庆琛与燕京文学社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按周南的说法，竺磊是否是他的笔名呢？我们在吴兴华致宋淇的两封英文信件里找到了答案：
但我想这期杂志会让你振奋起来。因为郭用她一贯的风格写了一个小说，题目《安娜之死》给我一种不快的感觉，就像丽尼或徐的一些片段。我讨厌这种假洋人名，尤其是俄国的。老怪从两人或更多人的对话中挤出一些灵感，他和他的朋友尝试写一个剧本。据说很滑稽。（1941年11月16日，笔者译）
我想你已经看到最新的一期《燕京文学》了，你觉得怎么样？那个短剧是这期的重头戏，署名老怪作，但实际上是合作的（我相信克荫和以亮也参与了）。他们其实表演过了。（1941年11月30日，笔者译）
吴兴华信中所提到的这期刊物就是《燕京文学》第三卷第二期，1941年11月10日出刊，也是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本期杂志目录如下：现在的新诗（钦江）、诗两首（孙羽）、念信（姒二）、诗（吴兴华）、谈抒情小品（石奔）、漫谈看戏（司空冉）、爱人（姚伊）、安娜之死（郭蕊）、寻妻记（竺磊）。其中剧作只有一部，就是《寻妻记》，署名竺磊。所以，事实已经很清楚了，竺磊就是吴兴华所说的老怪，即高庆琛。从中我们还可得知，克荫和以亮也参与了剧本的创作。克荫即姚克荫，曾任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以亮即孙道临（笔名孙以亮，1921-2007），两人皆是燕京话剧团的活跃分子。当时《燕京文学》的创刊经费，大多是来源于燕京话剧团的公演筹款。《燕京新闻》1940年11月9日曾刊载消息：“近有同学数人发起组织燕京文学社，并拟出版《燕京文学》半月刊一种，定自本月十六日起刊行。为筹募该刊基金起见，该社定于月之十八日（星期一）晚七时半，假贝公楼礼堂公演话剧。节目有英文剧《Good Night, Caroline!》，中文剧《古墅之暮》及《悲怆交响乐》三个。票价定为一元及五角云。”11月16日《燕京新闻》又刊出一则消息：“前本报载燕京文学社消息，一般同学多有不明真相者，顷据本报采访结果知悉该社为同学宋奇，吴兴华，王继朴等十人组成。已聘妥陆志韦、郭绍虞为顾问。”关于燕京文学社的成员，除报载的三人外，我们还能够确定高庆琛、黄宗江、石奔、葛力、孙以亮、姚克荫等几人，后来张芝联、郭蕊夫妇也加入其中。
高庆琛在燕京大学时期热爱文艺，积极参与燕京文学社组织的各项活动。他曾在《燕京新闻》《燕京文学》等校园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翻译和评论，多署名竺磊。在散文方面，他写有一篇《燕京的“静”的所在》，构思巧妙，不写燕园美之所在，专写燕园的公墓，是为“静的所在”。《司徒校长的日常生活》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生活做了相当丰富的描绘，颇具史料价值。其中谈到司徒雷登很喜欢读中国文学，“他曾读过红楼梦，水浒传，好逑传等书；近人如冰心，萧乾等人的作品也曾浏览过，不过他说他不感多大兴趣。”报纸还刊出了司徒雷登照片一张，附有签名“竺磊君惠存，司徒雷登赠”。
《司徒校长的日常生活》（附照片）
高庆琛的剧评也值得一提。燕京话剧团公演《日出》《雷雨》，他都做过跟踪报道。尤其是《谈曹禺的戏剧》（《燕京文学》，第一卷第三期））一文，很能体现出他的观察之敏锐，该文指出了曹禺戏剧思想的演变轨迹：“在《雷雨》里，他写出上帝（假若有这么一位上帝的话）的残酷；指示出人类不能拯救他们自己。在《日出》里，他写出社会的残酷；指示出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只有听其自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的任其捉弄。到了《原野》，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人类自己的残酷来。结果是：造成所有的悲剧的，还是人类自己。”可以看出来，高庆琛对曹禺的话剧是相当肯定的，但是，宋淇则不然，他曾公开宣称，“我一向抱定宗旨不读茅盾、巴金和曹禺，因为忍受不了他们作品中的浅薄观察，感伤主义和陈腔滥调”（《论读诗之难》）。这或许也从侧面证实竺磊不可能是宋淇。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迫关闭，燕京文学社同人也只能四散流离，谋求出路。吴兴华因家庭羁绊滞留北平，困居书斋。宋淇、孙以亮、黄宗江、石奔等人去了上海，参与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话剧运动。高庆琛则回到天津，加入了天主教创办的报纸《益世报》，成为一名记者，非常活跃，发表了不少新闻报道。建国后，高庆琛被划为右派，受到严厉批判，“文革”开始就去世了。
既然宋淇并非《寻妻记》的作者，那他为何要假己之名重刊他人的作品呢？他也曾以林以亮之名重刊吴兴华的十四行组诗《诗的教育》，是为一己私利窃取好友的创作成果吗？我想事实并非如此。宋淇与吴兴华、张芝联、夏济安、夏志清等一批年轻人在抗战时期初登文坛，他们大都知识广博，自命不凡，在学养、眼界上堪与西南联大一代青年学子相较。受战事影响，宋淇等人困于沦陷区复杂的文化环境，缺少机会散播他们的文学理念，因而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港台文坛崭露头角。当时宋淇在港发表的作品大致有两类，一类属于旧作重刊，是对过去已刊作品的修订，包括重刊友人的作品。另一类属于新作亮相，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系列新诗评论，涉及新诗形式、创作理念、文学翻译等不同议题，在港台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以亮也成为宋淇最为读者所熟识的笔名。如果对宋淇的文学趣味、知识谱系和理论资源进行探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有吴兴华、夏氏昆仲的影迹，这其实很能够说明作为诗评家的林以亮，在香港文化语境中所凸显的已不仅是独立的知识精英形象，而是一个隐没的文学群体。只不过，这一群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若将来要整理、汇编宋淇文献资料，像《寻妻记》《诗的教育》这类作品显然是不能收入的。另外，有学者注意到， 2017年出版的《吴兴华全集》也误收进了宋淇的诗。笔者在这里还要提供另一个线索，《吴兴华诗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和《沙的建筑者：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收录的一篇《乔易士研究》也是宋淇的作品，该文初刊于1940年10月《西洋文学》第二期，当期的书评栏目共刊出三篇文章：宋悌芬评《英国诗文研究集》、兴华评《斐尼根的醒来》、兴华评《乔易士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乔易士研究》一文虽署名“兴华”，但作者并非吴兴华。此文刊出后，《西洋文学》第四期刊出的一则更正广告历来被忽视了，不妨抄录如下：“《乔易士研究评》（按，原文如此）为欧阳竟先生所作，误排为兴华先生所作，谨向欧阳先生致歉。”这里的欧阳竟就是宋淇，因此，《乔易士研究》一文应归属于宋淇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