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资源正在被耗尽。每年的地球超载日——这一天人类消耗的自然资源已超过本年度生态系统可再生的资源总量——就是一个提醒。如今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警报已经拉响，值中法环境月之际推出的这一系列环境主题的文章，它们体现出法国知识界对环境议题的思考，内容涉及自然资源状况的恶化、大自然的未来、食品游说等。文章刊载于微信号“法国文化”，“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也将陆续转载该组文章。以下是第一篇，皮埃尔·沙博尼耶（Pierre Charbonnier）的《土地的自我保护：放弃富饶，政治何为？》（L'autoprotection de la terre. Comment faire de la politique sans abondance?），本文摘译自《富饶与自由：政治思想的环境史》（Abondance et liberté. Une histoire environnementale des idées，La Découverte, Paris, 2020）一书。
皮埃尔·沙博尼耶是哲学家，在巴黎政治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和比较政治中心）任研究员。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拥有哲学博士学位以及博士生导师资格，致力于研究现代社会中与自然治理相关的历史、认识论和权力形式。
气候变化正在摧毁现代政治反思性的所有层面。举个例子，早在核危机出现时，国家和领土主权就出现了交叠不清的问题。然而，当涉及到对全球生产和商贸加以规范，以期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规定的减排目标时，大家又觉得国界泾渭分明，只想各扫门前雪。
今日的政治版图基于殖民地独立时期。当那些非国家政治主体提出诉求时，这个版图就显得有点脱离实际。这些主体包括濒临沉没的岛屿和城市，失去土地的农民，原住民或脱离常规工农业系统的人群，海洋和冰川捍卫者，正在进行化石燃料实验（如水力压裂技术）的区域等等，不一而足。如此众多的政治团体都在挑战土地治理的政治范畴，与传统的主权制度以及国际法框架完全脱节。矛盾的是，这些运动的政治维度都偏离了公认的主权地理划分及其代表政体。
各种依附属地以及国家地区联盟再次划分了政治版图，带来了某种现代化的愿景，认为解放人类需要榨取地球， 把地心引力当成对言论和意志自由的束缚。约翰·洛克（英国启蒙思想家，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译者注）的理想景象是农民努力耕地，然后扩张占领更多新土地。从18世纪诞生以来，自由主义一直宣扬通过驯服大自然来获得人类的自治权，把自然当成需要摆脱的外部因素。这种思潮已经过时，因为我们现在急需与土地和解。生态环境容易遭到人为的破坏，变得十分脆弱[1] 。
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就是重新构建自由自治的理念和政治范畴，就像工业革命那样。有人说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的自由是不可能的。确实如此，但我想强调的，是现在人们寻求的自治不再意味着脱离大自然的束缚。今天人们希望捍卫非人类的生物，捍卫土地，捍卫环保措施和法规，把它们纳入自己的集体主体当中。
今天的世界里，财产概念发生转变[2] ，地方文化重获新生[3]，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缓势头[4]。这些现象并不意味着抛弃现代化，而被视为社会联系的复兴，标志着政治思想标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气候变化之所以颠覆了我们的理论标识，也是因为它使一些历史元素浮出水面。这些概念或者被遗忘，或被有意排除在政治思想之外。“富饶”就是其中之一，明面上不属于现代政治思想的范畴，但它阐述的就是这个领域的问题。如果你还记得书中前文提及的理论争辩和论战，就会发现大部分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过程是基于人和世界的关系，并把它设想成为很单一的关系：人类以外的世界被当作一个资源仓库（比如土壤生产力这些可再生资源，或煤炭石油这些不可再生储备）。换言之，人们以自我解放为由开采和提取这些资源。
今天，我们发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生活在富足丰饶当中，意味着需要制定一个技术和经济并重的系统，却无法同时维护或重建人类繁衍生息所需的环境生态储备。人们获取和改善土地，然后装备以技术来增加产量，同时消耗化石能源，组织起一个供给系统，致力于以很低的价格销售这些所谓的“原材料”。从环境自反性的角度而言，所有这些都相当于压迫地球本身的地质生态能力。
人们忽视为保护地球而制定的环保法规，发展了一种与环保相悖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政治历史的核心所在，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它是社会解放和民主化历史的一部分；其二，人类能否实现自给自足，取决于能否尽快清除一味追求富饶和进步的手段。
主权与财产，富饶与稀缺，自治与榨取，市场与生产，现代政治的所有这些反思性层面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旦运用这一套思考模式和相应体制，世界将发生彻底的改变。无论是发挥直接还是间接的作用，变革将必然发生。然而，奇怪的是，这无疑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对自己的组织原则问题提出质疑，第一次发现我们的政治认知落后于它所帮助建立的世界。所有权、生产计划等这些人类与物质之间的组织方式几百年来一成不变，比地球的生态现状还要古老。也就是说，当今的生态现状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经由20世纪的飞速发展巩固至今，而老一套的财产概念和生产机制至今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落差需要被纠正。对比一下这些机制长期的发展历程，它们带来的不平等一目了然。自由主义空有承诺，但无法满足世界的物质现实。往前追溯，会发现已有前车之鉴：启蒙时代出现的普世主义一开始就服务于奴隶制，假装看不见工业主义或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因此，自由主义的继承者选择忽视气候问题，从逻辑上可谓一脉相承。环保主义则是源于对正义的呼吁，期望改变不平等。反奴隶运动，工人运动和女权运动都在这些漏洞里崛起，意图修正这些差异，为建立新的现代政治主体带来新思潮，新的人类形态和新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些运动和进程没有理由停止下来。
然而，气候危机不能简化成为反自由主义，因为它让批判性思维陷入环保的囹圄里。为了抵抗市场以及其他新的支配形式，社会进行自我保护，以至于渗透了生产主义文化，使群体割裂于自然。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和社会学的这股反市场运动以维持自然的外部性为代价，把社会群体神圣化为批判的对象。从这一点上看，现代经济和政治发展激发的社会反应，特别是受现代化影响最深的人群里， 大部分已经开始质疑这一套自治和富饶的联合模式。
人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进步的成果，却反而拉动经济增长，以至于老工业支柱产业里出现了解放与发展脱钩的趋势，追求增长而不追求利润，显得有点矛盾。卡尔·波兰尼（20世纪匈牙利经济史学家——译者注）在《大变革》指出社会的自保包括人与物质和领土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不完全具有经济属性，否则无法克服这种矛盾。换言之，气候变化影响的政治范畴终究包含自然和社会的概念，因为这两个词汇背后隐藏着自我政治化以及世界政治化的特殊方式。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再次提出批判性集体主体的问题：这个集体指谁？怎么称呼？它动员的对象是谁？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主义的传统也在政治思想历史为“自治”强加了一个定义，那就是“融入”。这个思路促使我们重视世界的物质特性，并努力获取这些生存条件。我们追求的自治本质上是生产扩张计划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因此变得警惕，意识到行使政治自由与推动人们自愿转变的条件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对个人专属财产的批判，对劳动分工和社会互助的关注，以及追求不受价格支配的经济规范性（技术官僚热衷的领域），所有这些社会主义传统都强调了物质条件对自治以及社会斗争的重要性。
为了遏制自由主义的趋势，防止让市场来决定资源和领土的规划，社会主义把集体关系变成了政治手段。在屡经重大生态变化的时代，这是社会主义留下的主要财富。在其遭遇的挫折特别是环境方面的挫折之外，社会主义为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无可比拟的财富。基于这一传统，今天大家借由气候变化开展反自由主义运动。在全新的语境下，它让集体主义重返舞台，让人们一起辨别风险，制定整体对策，并借这场考验重新定义众生平等自由的理想环境。
社会主义一路走来，先是经历以科技为手段追求深层自由，然后见证了气候变化如何打击了人类摆脱大自然的自治宏图。拥有这些历史积累，或多或少为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提供了一些方向。在政治生态学笼罩着一种被抛弃感，失落和迷失感的背景下， 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主流政治概念在这场气候考验中乱了阵脚之后，这些方向和标识显得尤为重要。
在失落氛围的影响下，世界末日的预言家，千禧年主义者和其他意识形态风行了起来。末日论者利用生态和政治之间的不可比性，以自己的方式下赌注，直接进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逻辑。当我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在历史和精神层面上绝无仅有的独一性，当我们承认气候变化不是一个远景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时，社会主义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邀请我们设定一个新的批判主体。在这一点上，政治生态学依然是现代性的化身：它为政治反思性提出了自我批判和自我纠正的理念，提出对集体负责的自愿变革，并且不被外部（自然或神学）元素所左右。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气候变化摧毁了现代政治反思性的各个层面。除了地质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之外，这种转变迫使我们重新定义思想类别。气候变化，也就是每一颗加入大气层并迫使我们离开“生态安全运行空间”[5] 的温室气体颗粒，都具有彻底的政治属性。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二氧化碳的排放是过去技术和政治的产物，既非必要，也不是不可避免。其次，这些排放给我们布置了任务，让我们摆脱自由主义带来的政治枷锁以及一系列现代化模式。气候变化是一个历史现状，它是科学家鉴定的事实，也是我们继承先人的遗产。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必须克服它带来的挑战。总而言之，气候变化是一项政治条件。这项考验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目前全球生态条件的改变不仅是历史过错的后果，需要后人来弥补，也因为它是我们回顾历史时才能意识到的邪恶形象。
为了减轻负担，我们可以一致谴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或者“世界科技实体化”，因为它们是审判庭上的最佳罪名。这些源自现代性的概念有时被理论界归入绝对统治的范畴，与当代问题混为一谈。
我们的调查结论也说明了上述罪名不符合历史现实。原因有三个。首先，两者都代表了改善物质生活和安全条件的真实集体意愿，必须区别分析，不能全盘抛弃。其次，它们所引发的批评长期以来都受限于时代限制尤其是生产主义带来的损害。最后也是最深层的理由，因为政治思想的环境历史使其他统治主体浮上水面，以另一种方式为现代性把脉并找出病因，而不是纠结于我们继承的历史恶果。因此，对资本主义和唯科技轮的批判，也可以理解为对这些政治思想本身的批判：它们不会永远存在，也不会比财产或主权更永恒或更绝对。
注释：
[1] Baptiste Morizot论述“关于驯服被视为威胁的自然”及 “生命对政治的影响”；Emanuele Coccia 与Frédérique A?t-Touati主编《盖亚的呐喊》, 2012年Empécheurs de penser rond出版社
[2] Sara Vanuxem所著《土地的财产》，2018年法国马赛Wildproject出版社
[3] Pierre Dardot 及 Christian Laval论著《共体》
[4] Giorgios Kallis所著《去增长》，2017年美国纽卡斯尔Agenda Publishing出版社
[5] Johan Rockstr?m 等论著《人类的安全运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