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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制或市坊制，是我国古代政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唐代则是我国古代坊市制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
坊市制从西周一直维持至唐代。坊，或称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先秦称为“里”，“闾”或“闾里”，从北魏开始出现“坊”的称呼，从隋朝开始正式将“坊”固定化。里坊居住呈现阶层分区居住和职业分区居住两个特点。坊市制度，既是政府管理城市居民的制度，又是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之一。一般而言，“坊”是居民区，“市”则是交易活动场所。坊市是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经出现便成为城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从《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可知，防御是城的最基本职能，故城墙是冷兵器时代城所必须具备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等因素，城逐渐发展成为除防御功能之外还有经济等功能的城市。研究表明，“城”与“市”是产生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两个不同的事物，其职能不尽相同：《说文》“城，以盛民地”；“市，买卖之所也”。从西周至唐代，一直是作为居住区的坊（里）与作为商业区的市分设，一般是市内不住居民，坊内不设店肆。自城中有了市区之后，居民居住与商品流通缺一不可，城市由此诞生。市区内的活动受到官府的严格规定，正如《易·系辞下》所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城市成了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集中之地，其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坚固的坊墙，固定的交易时间，严格的夜禁，截然分割的坊市，虽然便于维持社会秩序，给居住者以安全感，却无疑限制了居民的活动自由，尤其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坊市制是一种对城内居民和商业活动进行严格规范和控制的制度，通过法令的方式对商业活动的时间、地点、范围等进行严格管控，并将住宅与交易区加以严格区分。通过坊市管理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保障了市场交易的秩序。唐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易的增加，封建统治者对里坊制和坊市制进行改革与调适，导致了相对独立的“市”的形成，并直接改变了城市格局，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对“市”过分控制，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放意识比较强烈的唐代，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使都市管理功能逐步梳理顺畅，促进了市场的进一步活跃和经济的稳定发展。里坊制、坊市制与“市”的发展变迁，实质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封建制度对商人活动的时空限制，彰显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也是社会演进与都市管理并行发展的结果。
我们从《大业杂记》得知，隋代长安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唐代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长安东市“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广狭不易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不管隋代的一百二十行还是唐代的二百二十行，均是一个概数，但唐代行的数量较隋代增多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每一行代表一种职业，职业种类的增多，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工加强的必然结果，而社会分工的细化，当与工商业发展密不可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坊市，不仅仅只是人口达百万的都城长安及东都洛阳所特有，既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资治通鉴》卷259），其市场一定也是比较活跃的。不仅如此，即使地方州、县址也有坊市。唐代前期继承以前的规定对于市场有诸多严格规定，其中交易时间的规定是，“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开市与闭市的时间都有严格规定，违反者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处罚。当时这些市都集中在一个大院内，四面筑有围墙，开设市门，形成了一个完整商业区。坊市制度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对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前期依然是市门朝开夕闭，交易聚散有时，市的设立、废撤和迁徙，均由官府决定。市内店铺按照商品种类区分，排列在规定的地点，政府配备管理市场的专职市令，两京及上州市令皆为品官，中州至下县则为吏，由其负责市门启闭，管理市场交易中的具体事务。凡是进入市场的商品质量、参与商品交易者、度量衡、交易契据、价格评定、税收等，均在市官的管理和监督之下。“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唐六典·两京诸市署》），就指此。但是，这种规定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而不断受到侵蚀，街禁不断放松。《唐会要·街巷》记载，大和五年（831年）七月，左右巡使奏：“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优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奏文反映的情况是，政府一再强调的对坊市的一系列规定，在实际中不断被突破，最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社会现实，只是将个别规定作为体例而坚持。这里强调对于坊市不合原来“令式”规定者“一切禁断”，正好透露出除个别规定外一切难禁断或不禁断的信息。不仅如此，唐代中后期一些城市尤其经济发达的城市还出现了夜市，如王建《夜看扬州市》就有“夜市千灯照碧云”的诗句。后来就连官府控制最为严格的京师也有了夜市——“京夜市”不绝于史书。
讨论隋唐的坊市，不能不特别关注的一个事实是，当时相当数量的工商业者的经营模式是“前店后坊”制，而手工业作坊中的生产时间超过官府规定的市的关闭时间，也是突破坊市的因素之一。《集异记》曰，唐代长安通化门长店车坊招募的工匠，“闭户屏人，丁丁不辍”，工作到“及晓”，就是典型例子。
从唐代中叶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弱化，市民的自由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可以组织社团，甚至可以通过包括“罢市”等多种途径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市民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和程度、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样，城市社会的力量愈来愈依靠市民，活动的内容也更多地围绕市民开展。市民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体人群，标志着市民阶层在唐代中后期正在形成。这就意味着城市已处于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随着坊市制被逐渐突破和城市社会的转型，原来管理“市”及“市人”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于是新的机构与人员出现。随着城中工商业的发展，行会应运而生。
随着对坊市的不断侵蚀，“市”与“场”具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进而连用成为集合名词“市场”，大约是从唐后期开始普遍化的。唐代中后期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课题。唐代是坊市制度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时期，也是坊市制度逐步开始衰退和变革的阶段。唐中后期，由于经济社会制度变革，坊市制度虽然逐步出现变迁，但是官方在法律上并没有全面废止，坊市制度一直延续到北宋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充分体现了诱导性经济制度变迁。因而，隋唐坊市制度发展与变迁规律，即使对于今天商业街区管理仍然具有一定的镜鉴价值。（文/魏明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