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明代中叶彩绘航海图
文｜陈杰
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贝秋勒2008年在英国牛津图书馆发现了一张神秘的中国地图，立刻轰动了世界。
这是一幅明代地图，绘制的时间可能在17世纪初。和那时候的中国地图都不同的是，这幅地图不是以陆地为中心，而是以海洋（南海）为中心。
明代初年，郑和就开始了远航，比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还要早。但是后来，明朝却对海洋丧失了兴趣。大航海时代开启，中国作为旁观者，最终落在了后面。但是，这幅地图的发现却表明，历史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它藏着相当丰富的秘密。
700年来最重要的地图重现天日
2008年的一天，英国牛津大学，来自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贝秋勒正在博德利图书馆查阅资料。他是一位研究大英帝国历史的学者，对古代地图很感兴趣，他在一份古代文献目录里见到一个貌似中国地图的条目，这会是一份古代中国地图吗？为何会在英国古代文献的目录中？这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贝秋勒马上请图书馆馆员赫利威尔（David Helliwell）帮忙调阅。赫利威尔的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是当今世界上最出色的汉学家之一，此时正好也在牛津大学讲学，赫利威尔马上通知卜正民一起去看。
这真是一份明代航海图。它长160厘米，宽96.5厘米，是它所在的时代最大的壁挂式地图。当时中国和欧洲都无法造出如此巨大的单片纸张，所以，制作如此规格的壁挂式地图需要格外精巧的设计。
绘制者用到的最大单片纸张为65厘米×128厘米。制作者把地图分成十二个部分，分别用十二个不同的木质刻版，印出十二张，然后由购买者把它们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地图。
这是近700年来最重要的一幅中国地图，它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那片世界：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邻爪哇，北望日本。这幅海图，就是今天中国人所熟知的南海。
这是明代人所画的南海航行图，非常细致，卜正民是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高手，他的著作往往都会附上很多古代地图，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精彩的航海图。
从1659年以来，这幅地图就放在牛津图书馆（不是牛津博物馆）。贝秋勒他们发现它时，地图的外观并不破旧，只是用一块“衬板”来固定住这些脆弱的纸片。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学者向达来到英国并协助英方对文献进行分类，虽然当时他发现了一幅较为稀有的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但是遗憾的是，他却意外地错过了这幅地图。1961年，他在中国将《顺风相送》出版。
《顺风相送》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传抄本，珍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福建博物院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展览资料图片
专家们仔细查看，没发现这地图是谁画的，只是知道在1654年，英国律师约翰?塞尔登将它捐赠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于是，这幅地图就被命名为《塞尔登的中国地图》。这幅地图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有拍卖行甚至要为它举办拍卖会。
塞尔登：神秘地图曾经的拥有者
对中国人而言，塞尔登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事实上普通英国人也没几个知道他。他曾于1653年立下遗嘱，加注附件说明如何处置他的收藏，包括这张中国地图——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提到这张地图。
而著名的学者卜正民这样形容他：“律师、东方学学者、法学史家、议员、宪法理论家、《闭锁海洋论》作者。”以往的学者之所以关注这个人，其实跟地图一点都没有关系，而是主要谈他的法学著作。
在塞尔登生活的17世纪，数以万计的英国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工作，既是谋生也是冒险。英国正在步葡萄牙、西班牙的后尘，通过漫无边际的海洋，到海外掠夺财富。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洲和亚洲各大港口之间，一个大洲的商品重新建构了另一个大洲的经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莎士比亚首次公演了戏剧《暴风雨》，讲述的就是有关海上漂流的故事。和海洋打交道，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很多人都写这方面的作品，来迎合国王詹姆士一世。
在众人当中，还有约翰?塞尔登，这个彻头彻尾的伦敦人，本应研习的是法律，却也在飞快地写出一首首诗歌。无疑这些诗歌谈不上是一流的创作，这个年轻人依然需要在他的本行中谋取职位。他将在东方学和大陆法领域创作出里程碑式的作品。
所谓“东方学”，就是有关东方世界的学问，包括语言、风俗以及各地的政治与法律，这是服务于大航海的学问，在当时是显学，那些稀奇古怪的东方小语种，都有很多人研习。塞尔登就会好几种东方语言，他购买和收藏这样一幅地图，也就并不奇怪了。
塞尔登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当时的国际海洋法专家，是主张国家可以将海洋纳入管辖范围的第一人。在17世纪初，海洋法的创立者、荷兰学者格劳秀斯认为海洋不能纳入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塞尔登的看法刚好相反。
塞尔登比当时大多数人更清楚，他们所置身的时代正经历重大改变：新哲学和新宪法、新贸易路线和新式财富都在酝酿之中。
换句话说，就是在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通过航海来开拓殖民地，到各处的陆地去掠夺财富，海洋对这些冒险家来说，只是需要克服的危险而已，人们“通过”海洋，还是想抵达陆地。但是塞尔登已经注意到，海洋本身就有着巨大价值，一个国家，应该像对待陆地一样，拥有海洋的主权。这在当时是相当新颖的观点，在今天，则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法常识。
沈福宗：那个在地图上留下墨宝的中国人
这张航海图是怎样辗转流落到塞尔登手上的，已无从得知。然而这也并不算奇怪，因为塞尔登虽未曾到过海上，但却终生都在致力于东方学问的研究。
在他的那个时代，这也算是一种时髦，因为不少西方人都认为，东方的语言和学术是解锁人类历史和制度等诸种复杂知识的钥匙。
除了塞尔登，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首任馆长托马斯?海德也是其中一位。1665年，海德接任博德利图书馆馆长一职。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等东方语言，而更加幸运的是，他不久就得以跟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学习最为艰深的汉语。
这个人就是沈福宗，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达英国的中国人。应海德之邀，沈福宗来到牛津，帮助图书馆整理馆藏的中文文献。
对于急于想学习汉语的海德来说，馆中那幅全是汉字的塞尔登地图无疑是他和沈福宗之间最好的教材。其实沈福宗本人便是大航海时代的亲身体历者。他是南京人，受一位英国教士柏应理的引导，从小信仰基督教。
1681年，他23岁时被柏应理带着西渡欧洲。沈福宗的到来引起了欧洲人的巨大好奇，他穿的丝绸衣服、用筷子吃饭的姿势，曾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着迷不已。
沈福宗学识渊博，精通多门外语。他帮海德把中文地名用罗马字母注上音，海德则草草写上拉丁文翻译。这些违反图书馆规定的涂鸦就这么永远留在了塞尔登地图上，重现出沈福宗和海德一起工作的场景。
沈福宗在牛津的工作十分认真，他把当时博德利图书馆馆藏的所有中文书籍都列了清单，并用拉丁文在书上注明内容，直到今天这些字迹都还清清楚楚。
馆中还藏有一张他手写的便条，他用汉字在纸上写下“中国”和“西洋”两个词，分别表明“由形及音”和“由音及形”——也就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区别。显然，这是写给海德看的总结。
后来，在另一次海航中，沈福宗不幸染病，死在非洲东南一带，年仅36岁。
萨利船长与李旦：中国海盗的世界
在大航海时代，像沈福宗这样的人有很多，英国的萨里斯船长就是一个。很有可能，那幅地图就是他带回英国，并且最终卖给塞尔登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裁史密斯曾于1609年指派萨里斯担任东印度公司第八次远航的指挥官。他于1611年离开英格兰，沿着印度洋一带做生意，隔年到达万丹（Bantam），不久又前往香料群岛探寻香料。
但实际上，萨里斯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挑战格劳秀斯所提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立场——如果东亚海域是一片自由之地，英格兰理应能够自由进出该地进行贸易。但荷兰人并不这么想，他们占领葡萄牙、西班牙的部分领土后，完全不愿意让英国来此插足他们的地盘。
1613年，萨里斯来到日本平户港，透过一位大名的引荐，他认识了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侨民领袖兼资深商人李旦。
这位来自泉州到马尼拉闯天下的中国人，在1603年西班牙屠杀马尼拉华人事件后逃到日本。萨里斯的“丁香号”开进平户港时，李旦已经是日本南端数百位华商的领袖。
当时葡萄牙人已经在长崎经商，荷兰人则在德川幕府闭关时定居长崎。李旦和这些外国商人打交道的优势，就是能够向他们提供进入中国的管道。
然而，英国最初在日本进行贸易并不成功，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23年关闭平户商馆时，馆长考克斯留下一笔烂账，其中许多是李旦所欠的，就连萨里斯当初在东南亚各地透过香料贸易赚取的大批银两也都连带受到影响。
李旦是一个巨商，也是一个海盗，他控制了相当强大的海上力量，在整个南海，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以及来自中国的商人都要让他几分，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想同明王朝做生意。
李旦原本想打造一个光明正大的贸易帝国，将荷兰人、明朝、东南亚串连在一个可以长久发展的贸易网里。当时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各方都给李旦提供了很多资金，让他去“打通”明朝政府的关系，但是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禁止海上贸易，而且政局陷入混乱。
1624年，李旦的事业宣告失败。翌年，他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回到日本并死于该地，欠下的巨款也就不了了之了。
萨里斯没从李旦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是那幅地图，很有可能就是他从李旦那儿得到的。
李旦有个手下名叫郑芝龙，在李旦死后掌握了整个集团的势力。他以民间之力建立水师，周旋于东洋及西洋势力之间，并于1633年在泉州金门岛的料罗湾海战中成功击败西方海上势力，在郑和船队退出南中国海200年后，重夺了海上主导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后来他还到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
明政府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1628年，郑芝龙受到明朝招抚，官至都督同知。不久清军入关，郑芝龙于1646年降清后被软禁北京——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解码：明朝中国人对海洋的渴望
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发现之前，比较有名的地图是《郑和航海图》。英国藏有《郑和航海图》1628年出版的雕刻版，这已是在《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完成后的约9至10年后才绘制的。
《郑和航海图》并不是郑和绘制的地图，而是后人做出来给崇祯皇帝欣赏的，而《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则主要服务于福建商人，是民间绘制的实用航海图。
最特别的是，它的高度远超过宽度，其最中心的不是本土，而是南海。中国国土占据上方，而南海周边还有东亚、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标出了一些重要外国城市的地名。即便和现代地图进行对比，也显示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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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流传一个用来讽刺国人盲目自大的段子，说清朝时的地图都是出自杜撰，把自家天朝上国置于中央，边上众星拱月般围着一圈小小的日美英法荷比西。但塞尔登地图的出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至少在明朝时，中国人就已经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也能够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世界。
基于塞尔登地图上精确描绘出的一条条东洋、南洋航线，以及令人纳罕的罗盘、比例尺图样，卜正民推断，与其说这是一幅行政图或地形图，不如说是一幅借鉴了西方制图法的航海图。
事实上，在塞尔登生活的年代，每个人都对航海感兴趣。在那样一个全人类探索心爆发的大时代中，中国其实也并没有例外。尽管明代后期朝廷开始走向封闭，但是民间、特别是福建沿海的商人，仍然对海洋有着强烈的渴望。
且读且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