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1860—1929），字范孙，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860年出生在顺天府三河县一个在津门很有声望的盐商家庭，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1886年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1894年任贵州学政，倡新学。1897年热心于乡里兴学，1906年转学部左侍郎。1908年奏定各级学堂毕业生执照，这是我国最早为毕业生颁发的文凭。1909年拟定八年教育计划，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国家教育计划，还最早推行了学校文理分科。1918年筹办私立南开大学，设立“严范孙奖学基金”，并捐三万图书给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建立是严修从事教育事业的最高成就，培养出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一大批社会精英，个个风标独立，自成一家。1929年3月，严修在天津病逝。在严修的追悼会上，张伯苓曾满怀深情地追念：“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严修“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哀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
严修的故居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西北角文昌宫大街西，是一处大宅院，共有百余间房屋，他曾在家宅创办了各种教育。1898年开办严氏家塾，聘请张伯苓主持家塾，课程有英文、数学、理化等西学。在严修的主持下，张伯苓全力改革私塾教学，半日读经书，半日读洋书，尤其注重学生的体能锻炼，师生一起做户外活动，开创了天津民办新式学堂的先河。1902年严修赴日考察教育归来后，在家宅创办严氏女塾，课程有缝纫、洗衣、织布，以及英文、国文、算术、日文、音乐、图画等。1905年，严修将严氏女塾改为了严氏女学，成为天津最早的私立女子小学之一，执教的老师都是当时天津教育界的知名人士。1905年严修开办了最早的幼儿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幼儿教师，聘请了日本女教师大野铃子，开设课程有保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英文、算术、生理、化学、国文等，由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教师执教，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幼教师资。之后，严修又创办了天津最早的幼儿园，开设声乐、舞蹈、游戏等教学内容。该园开办了20年，对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严修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人、书法家。也许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影响，或多或少掩盖了他书法艺术的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书法大家，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共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严修一生存世的书法作品多见于信札、手稿、屏对、扇面、匾额中，无论是有意之作还是随意书写，都成了严修的风格，以一手功力深厚的行楷名闻书坛。
位于南开大学校园内的严修铜像
严修广博的视野、过人的学养使其书法艺术牢牢地把握住了传统文化的命脉，他一生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为己任，向世人弘扬中华的书法艺术经典，无论在文化教育事业还是书法艺术方面都作出了卓越成就。
一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黄庭坚语）严修的书法艺术背后是丰厚的国学作支撑。他6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博闻强记。8岁通律，9岁作对“有声皆在树，无处不惊秋”，师评曰：“句真惊人”。10岁师从沈季平读“四书”，17岁师从举人张绅经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22岁以李鸿章为师，24岁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一生治学不辍，几乎无日不读书作文。
严修书法扇面作品
严修论及读书时讲道：“读书时心驰于外，不可把捉，非痛下功夫不可。”他晚年倡组崇化学会，讲授义理、训诂之学，著述存稿中都有宏论卓见，成为当时天津文人群体的中坚人物，“开创文化事业的先驱、文学创作的带头人”。《天津严公范孙墓碑铭》中赵芾撰文赞其为人：“蔚然名德故为海内外贤士所宗。”
严修一生传承中华经典，从事书法研习创作。从7岁师从孙竹泉先生习字，到69岁去世，一生对书法艺术孜孜不倦，临池不辍，终日伏案挥毫习书，甚至在远渡日本和欧美深入考察教育期间，闲暇之时也要“写字十余纸”，通常“写屏联至深夜”，与笔墨须臾不离，朝夕相伴，真正做到了“笔成冢，墨成池”“笔秃千管，墨磨万铤”的境界。
在半个多世纪的习书、学书过程中，严修积极倡导新学，在担任学部左侍郎时，筹办私立南开大学，用毕生精力投身于教育改革。在戎马倥偬、社会形势千变万化之时，作为天津教育界的引领者，他虽然日理万机，但仍坚持每天书写。这种无日不挥毫的韧劲以及勤奋治学的精神，不仅需要功力，更需要一种坐观风云起的定性，一种平静的心态，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
当一些书家处于竞技相互争艳时，严修始终抱着一种平常心态对待书法艺术，淡泊自处，甘于寂寞，真可谓儒者风度。这种对其有意用功而无意成功的修炼，得力于严修在教育事业成就的互补，这是发自他内心对教育事业岿然不动的恒力与毅力，来自对教育的坚定信念。这恰恰也铸就了他书法的成功。严修所具有的这种艺术气节对于当代一些书法创作急功近利的倾向不乏重要的启示意义。
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手稿
自严修研习书法之始，便传承中国传统书体，坚持探本溯源的求书之路，恪守篆隶习秦汉、行楷承晋唐的学书之法。几十年的书法研习，他遍临历代名碑，对《史晨碑》《曹全碑》《尹宙碑》《礼器碑》《城隍庙碑》等诸多秦汉碑刻进行深入揣摩、研习和传承。同时，他对欧阳询《皇甫诞碑》、柳公权《玄秘塔碑》和褚遂良《圣教序》精炼精透。
严修对碑学笔法领悟实多，但他言碑而又不拘执于碑。据《严修日记》中所载，其书法注重“循环式”练习，积极取众家所长为己用，师造化，融会贯通，蓄积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并与其人格襟抱和满腹经纶相激相荡，渐渐生发出自己的书风，从《严范孙先生遗墨》《严范孙先生手札》《蟫香馆手札》中可见一斑。严修早年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馆阁体”对他影响很大，但他极力摆脱其窠臼，在探究名碑之精妙的基础上，不以古为我，而是化古为我，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因此，他在谋篇、结体、用笔上更显静穆、稳重，严谨中富有变化，处处内含功力，点画之间蕴含了中和之境、儒雅之概、清真高洁之气，颇具大家风范。
严修书法功力深厚，为当时津门书坛所崇仰，为此许多人依附于门下，求教问艺，其中书法成就卓著的李叔同与袁克文深受严修的溉润。严、李两家系世交，虽非同时代人，但李叔同时常去拜见严修，谈书论道，挥毫遣兴，深获讲贯之益，不仅积蓄了李叔同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严修对书法艺术的发愤精神也深深感染了李叔同。袁克文则自小师从严修，在书法、诗词方面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熏陶，字体雄健多姿，华赡流丽，所作大字楹联作品，更显笔墨淋漓，气势磅礴，成为天津近现代翰墨名流。严修的学生姚华也深受恩师影响，后连捷成进士，成为近世不可多得的书画名家。严修在他们人格的形成与艺事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书法艺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
严修一生钟情诗词，晚年创立了城南诗社，在诗文方面的成就与赵元礼、王守恂同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诗词与书法相伴，他在创作中传达任其自然的心态、“物我两忘”的境界，以获得身心的愉悦，从而提升了书法艺术创作的境界。
《蟫香馆诗钟》是严修宽余闲暇之时的遣兴之作，诗词皆从心底流出，传达思想感情于尺素之上，轻重疾徐的节奏中显示内心的波涛，时而文思泉涌、滔滔汩汩，时而阻涩涂改，一任自然，心手相应，笔到意纵。他书法艺术效果与诗词内容的相契合可谓兴之所至、情之所钟，琴瑟共鸣。观其书赏其诗，得到了超于形式的享受，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佳境界，这种无意为书、妙手偶得的墨迹呈现出了严修高超的书法水准。
如果说，有意经营的书法创作更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那么楹联作品则是严修的“有意为书”。他早年的行楷整体布局没有过多的求新，安稳自在是其章法上的基调。单字的推进主要依字形的大小、字距的疏密而形成自然的起伏，从容舒缓，秀逸清润。至中年后，字体遒劲开张，结字更加沉稳，笔画舒和萧散。行书作品不作迟涩之势，爽快明朗，墨色匀淡，可见他在挥毫中意、笔、墨俱到，控纵自如，心灵合辙。
严修六十岁后几乎每天在家里或到俱乐部或城南诗社书写立轴、尺牍、扇面、题写画轴等，因此单纯的书作渐渐多起来，手法圆熟，得心应手，返归于自然率真。尤其是他的扇面、楹联作品，笔势流畅无碍，逸笔纵横，字字闪烁天机和性灵，魅力醇厚隽永。年复日久的书写实践与感悟使严修的书法艺术进入了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化境，他自己也感受到“如前而笔力稍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可谓人书俱老。
严修书作《六十自述》即是楷书经典，观其概貌，隐有柳体迹象，但并非一味地模仿柳公权，而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阐发，运笔独到，中锋、侧笔转化老练精妙，线条凝练，纯刚不亢，踏实沉稳，法度森严，内敛气厚，起收动作完整，单字体势完美、端庄、深沉、博大、纯朴。
我们看到，严修作为一个教育家，其传统文人扎实的书法功底和在继承中创新的变革精神以及对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传承与担当，他的书艺以及文学修养对于天津的书法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呵护国学的前提下，严修极力吸纳西方先进的观念和成果，因此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学的交汇融合，并生发出灿烂的火花。严修一生把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为己任，向世人弘扬中华的书法艺术，这是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使命感所然。在日本访学期间，他到高师附属小学观摩教学时亲自指导学生习字练书，讲解书法艺术，“画一提笔之形，大字用大笔，小字用小笔，小字指执，大字掌推。”
严修的书法艺术也深受日本友人的喜爱与好评，求书者纷至沓来。河野君曾携泰山及曲阜孔林写真五十叶求严修题字，写“万古钦躅”四字横幅。严修也曾为日本井上医院书写横额，“为权谨堂书《东文法述略》封面”。因此，严修与不少日本名人建立了深厚友谊，为他顺利深入考察、调研日本的教育情况提供了保障。
书法以艺术和实用相兼为基本特征，尽管严修对书法的社会功用观没有明确的论说，但他一生所从事的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公益事业都体现了其实用主义思想。他心系民生，慈善救济，鬻字赈灾。鬻字是他对自己书法艺术的一种自信和肯定。严修曾耗时一年写出3000副楹联，得润笔费9000多元，全部现款捐献以赈济黄灾民众，故而稳定了社会。
周恩来曾赞扬严修：“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在严修身上体现出的浩然正气、良知和人性，如同他的书法一样纯厚，心正笔正。“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这“修能”是严修在书法中的用笔，而“内美”则是他心灵的高度修养，就是“真、善、美”。
超迈的学识、高洁的人品使严修的书法艺术牢牢地把握住了传统文化的命脉。他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以平和自然的心态临池、创作，不仅提升了书艺、磨砺了品格，也造就了其博大的胸襟。也许，严修无心做一个书法家，然而其学养、天赋和实践，却使他成了一位个性鲜明、为世人所公认的书法家，并堪称书法史上的杰出典范。
《严修日记》
严修书法的可贵之处凸显在他扎实的传统功底上，这在《严修日记》中充分体现出来。《严修日记》是一部时间跨度长、内容涵盖广的大型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严修的思想和行动，不仅表露出他超然的心态和情操，更展示出他精深的传统文化修养，从中也感受到了他内藏的睿智和雄才，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欣赏价值。
《严修日记》以小楷书写，关于小楷书体，严修则充分肯定其实用价值。在给儿子智崇信中，他这样讲道：“字则小楷最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而在给镜虚的信中，他又讲道，“律诗、小楷中者，皆庄子所谓大惑者也。”
《严修日记》早年书体秀劲，间带少量行意，晚年笔致更显沉雄、静穆和稳重。书写日记时，严修没有过多地考虑书法创作，没有想到要把日记作为书法佳作传诸后世，但恰恰因为没有刻意书写，而在书写之时即兴自然，一任文思涌动，心手双畅，反而其作品得之天成，透漏出真才气与真性情，成为妙手偶得的佳作。如果没有坚实的学养功底和胸藏万卷的气势，是达不到如此境界的。
严修对书法艺术如痴如醉，毕生殚精竭虑，其惊人的毅力常人难以企及。翻开《严修日记》中任意一页，都可见他勤奋读书、刻苦习字、铁砚为穿、池水尽墨之情形。即使有生病之日，待痊愈后也要补上习字之课，有记载：甲申年四月初八“起晨病”，但在四月十六日“起晨写大字三十六字补初八日”，四月十七日“起晨写大字七十二字补初九、十日。”
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堪为后人楷模。关于书写日记，严修在《劝学文稿》中有论述：“先正读书，无不札记，日久积多，遂成著作，此最便之法。……若逐日登记，或以月次，或以年份，事后遗忘，便于检阅；朋友讨论，便于传观。所费不过一举笔之劳，何惮而不为也？”（问/李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