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云：“侯王自谓孤、寡、不穀。”（三十九章）先秦时代，诸侯例取以自称，这三种称谓虽各有一定的使用场合和身分规定，但据说都是为了体现“以贱为本”。不过，地位摆在那里，权势摆在那里，“名者，实之宾也”，给人的印象无疑是似谦实倨。试想谁能从成语“称孤道寡”“南面称孤”的词义中找出半点谦恭来呢？
就谈这个“孤”字吧。赵翼说：“‘孤’本小侯之称，诸侯遭丧则亦称之，此定制也。秦汉之间而‘孤’已为南面之雄称。”“然《史记》《汉书》文内亦不见有称‘孤’者，至汉末及三国群雄之割据，僭窃者始称之。”（《陔馀丛考》卷三六《称孤》）“袁绍、刘表、曹操、孙权、刘备之徒无不称 ‘孤’。”（同上《寡人》）核诸《三国志》及其书裴松之注，这个名单，除了说刘表称孤不确外，馀皆无误，不过还漏了董卓、袁术、袁谭、孙策、曹丕、孙晧、司马昭和诸葛亮等人。
吴君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归纳诸史，得出结论，说：“皇帝称‘朕’，诸侯王及公卿大臣称‘孤’，实为汉魏六朝之通例。”（10页）然而取《三国志》自首至尾细阅，对吴君之说却由不疑渐至于有疑，觉其说颇有凿枘之处。遂别寻蹊径，冀解己惑。兹略陈于下，以作芹献。自愧平生吟风弄月，越界妄谈，聊供方家一哂而已。
一
吴君所举诸例中有刘备三顾茅庐求教诸葛亮时的一番开场白：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按系引自《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
第一缕疑云即缘此而起，我以为刘备当时是不可能称“孤”的。这样说，也许很多人不解：刘备“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刘梦得文集》卷三），难道还不能“称孤道寡”吗？
诸君且慢，听我道来：我说的不是刘备不能称“孤”，而是说他称“孤”的不讲场合、不顾对象。
刘备当时的官爵是左将军、豫州牧、宜城亭侯（《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这大概就是吴君认为他得以称“孤”的资格了，显然将他归入了“诸侯王、公卿大臣”之列。姑且认可这一说法吧，不过窃以为即使刘备具此资格，初见诸葛亮时也不可能如此自称，此时而称“孤”，未免于情于理、于时于地皆有不合。
刘备像
何以会生此鄙见呢？正如赵翼所揭，秦汉以后，“‘孤’已为南面之雄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刘备此时不可能以王侯自居。他处境维艰，寄人篱下，方在荆州投靠刘表。何况官爵都是曹操上奏赐予的，既已脱离曹营，东逃西窜，狼狈不堪，早就有名无实了。此刻他正有求于诸葛亮，哪里会一见面就端起诸侯的架子呢？
须知刘备礼贤下士，待人接物一向是非常谦卑的，任平原相时，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所围，派太史慈向他求救，“备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随慈”（同上卷四九《吴书》四《太史慈传》）。对太史慈自称其名，有自觉是无名之辈，居然为大名士知晓之意，当然其时官职尚卑。
可是我们分明还在《三国志》中看到刘备向诸葛亮称“孤”前后更为谦卑的自称：当他在刘表座上听到名士许汜对陈元龙（登）“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的非议时，批评他说：
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同上卷七《魏书》七《吕布传》附《陈登传》）
“百尺楼”“上下床”也是有名的典故，自苏东坡误用为“元龙百尺楼”后（“懒卧元龙百尺楼”，见《苏文忠公全集·东坡集》卷八《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之四；“好卧元龙百尺楼”，见同上卷十六《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六尝指其误），后人将错就错，用为陈家的典故了。题外话不提了，请看刘备在此居然自称“小人”！对自己鄙视已极的许汜尚且如此，那么，对仰慕已久的卧龙先生，他反而会傲然称“孤”吗？
再看《诸葛亮传》接下来的叙述：
在关羽、张飞对他与诸葛亮“情好日密”感到酸溜溜，深表不满时，他譬解二人说：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这是一句千古名言，是成语“如鱼得水”的出处。但我总觉得，面对情类兄弟的关张，刘备不可能如此托大。
关羽像
不信请看“如鱼得水”后刘备的自称吧：
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同上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
建安十三年（208），刘表次子刘琮投降曹操后，他的左右及荆州人多归附刘备，刘备带着他们一起撤退，“众十馀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馀里”，有人劝刘备弃众速行，他回答道：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同上）
两次都不称“孤”而称“吾”，不管是对诸葛亮还是他人。
十一年后，建安二十四年（219），黄忠在定军山斩夏侯渊立了大功。次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想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担心骄傲的关羽耻与哙伍，刘备就说：“吾自当解之。”（同上卷三六《蜀书》六《黄忠传》）
试想已经称王了，对诸葛亮还称“吾”而不称“孤”，那么，怎么会在三顾茅庐时如此妄自尊大呢？
我想刘备自己决不致失口如此，问题应该出在事后的记录上。须知“隆中对”是“屏人”而谈的，内容只有“你知我知”，谈话内容的披露应该出于密谈者事后的追述。那么，刘备当时究竟是如何自称的呢？
此虽无书可征可证，却可从三国时代的两段著名的对话中类推而得：
一是曹操曾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同上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这是“三国迷”们都耳熟能详的。其时曹操已贵为三公，把持朝政，尚对刘备称名如此。
二是祢衡为江夏太守黄祖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后汉书》卷八一《祢衡传》）
对人互称己名乃是古人交际中示敬的传统方式，并不问对话双方地位高低的。所以我认为原话应当是“备不度德量力”和“备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推想“孤”字乃记录者为避刘备之讳而作的改笔，其时，“隆中对”中的策划已一一付诸实现，其内容已可录入档案了。蜀虽“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三国志》卷三三《蜀书》三《后主传》），但记室总是有的，是记室在记录时不敢直书刘备的名讳。
二
说到避讳，先须知道后汉、三国时代于此规矩之严，甚至还从名“扩大化”到了表字。例如刘备的叔父名（或字）子敬，蜀将孟达本字子敬，为此改为子度（《三国志》卷四十《蜀书》十《刘封传》）。司马朗（司马懿之兄）和常林（魏国能吏）幼时都对父友当其面称其父之字深表不满（同上卷十五《魏书》十五《司马朗传》、卷二三《魏书》二三《常林传》）。其时还出现了马超因称刘备之字玄德而险些被关羽、张飞所杀的传说（同上卷三六《蜀书》六《马超传》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虽说裴松之认为马超不致傲慢如此，与事实不符，但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虚幻的癞蛤蟆处在真实的花园里”（《钱锺书集·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181页），当时严于避讳之风肯定是存在的，所以秉笔者对刘备初见诸葛亮时的自称不敢如实表达。
“隆中对”文采斐然，显非原话，肯定和其他史料一样，也经过笔录者的润色，称谓当然也包括其中。之所以把责任“推给”笔录者，是因为我认为此非陈寿所为，他不过是对原始资料仍而不改而已。尽管钱大昕指出陈寿“于蜀二君，书‘先主’‘后主’而不名”（《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三国志》），但细阅其书，也不是逢讳必避的。《蜀书》叙事时力避刘备之名，但引文或引语则不避，引文如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时群臣上献帝之表及他后来称帝之文，引语如陶谦“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之语（《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皆是如此。其馀二书则不避。以曹操之名而言，则全志于叙事时力避，《魏书》中据其经历依次称之为“太祖”“曹公”（简称“公”）“魏王”（简称“王”），唯《钟繇传》引李傕、郭汜语一处“曹操”二字未讳（同上卷十三《魏书》十三）；《吴》《蜀》二书在叙事提及时亦称之为“曹公”或“公”，但在引语中则不全避。作为晋臣，对前朝君主之讳或避或不避，谅不会有人举报深究，但书中也有直书司马懿姓名多处，《蜀书》中有两例在叙事中（卷三《后主传》），或属疏忽，而其馀都在引文。钱大昕曾指出：“《三国志》于晋诸帝讳多不回避。”（《廿二史考异·晋书》卷一《韦曜传》）看来陈寿对引述犯不犯讳并不十分理会，避与不避悉照原文，而刘备对诸葛、关张称“孤”正在引语之中。
三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就算称“孤”不可能，那么为什么原话不是“吾”“我”，而一定是“备”呢？
很简单，这是因为，如果是“吾”“我”二字，不犯讳，那就不必换字了。再则自称“吾”“我”在古人听来显得很不客气，与“相尔汝”无异，不合相见之礼。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自当称名，待君臣名分定后，方可用“吾”“我”自称。
我这样推测，也许有人见了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刘备与关张君臣关系早定，为什么他还要向他俩称名而不称“吾”“我”呢？
善哉问乎！这就牵涉到尊者向卑者自称名的语境问题了。刘备当然可以对关张自称“吾”“我”，如《江表传》记赤壁之战前周瑜邀刘备见面，“备谓关羽、张飞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裴注引）。窃谓自称“吾”“我”，在此场合则可，在彼场合则不可。从上举曹操、黄祖两例可以看出，尊者向卑者自称名时，有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而这个用法，远在先秦就开始了。
张飞像
师徒、上下级、夫妇之间在古时是尊卑关系，即举以为例吧：
《论语》中孔子对弟子的自称是“吾”“我”与“丘”杂出，如《论语·述而》云：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汉包咸注云：“我所为无不与尔共之者，是丘之心也。”梁皇侃义疏云：“丘，孔子名也。孔子已向云无隐，故此更自称名而说无隐之事，使之信也。言凡我所为之事无不与汝共之者，是丘之心如此。”（《论语义疏》卷四）
《论语》中孔子向弟子自称名处，皆可作如是观，兹不赘举。其他诸子向弟子称名处亦然，如《庄子·山木》云：
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
上级对下级自称名除上举东汉曹操、黄祖二语外，上溯西汉亦不乏其例。史载大将军霍光欲废昌邑王帝位，与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商定，由他在未央宫群臣会议时发难。待田发言责备霍不能完成托孤大任时：
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至于夫妇之间，汉代也恰有其例。史载丞相田蚡陷害魏其侯窦婴的好友灌夫（字仲孺），灌夫被判弃市。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以上所录诸人自称名处若改成“吾”“我”虽无不可，但语气迥乎有异，自称名则“郑重而言，直陈肺腑”之意甚明。刘备向关张解释与诸葛亮亲密之故时，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自称名显然更为妥帖合宜。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走笔至此，不禁想看看文学作品中是怎么表述这两句话的，不是有人说过，文学比起历史来更为真实吗？
《三国志平话》没有“孤不度德量力”之语，刘备在谈话中则自称姓名。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照抄《三国志》，但在后来的对话中则也自称“备”（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可见前面“孤”字未改当是出于疏忽。毛宗岗本《三国演义》则改为“备不量力”（第三十八回），显然注意到这个问题。至于“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句话，《平话》作“吾得孔明，如鱼入水”，罗本作“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卷八《诸葛亮博望烧屯》），毛本作“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第三十九回）。
三书如此处理，作者一定都感觉到刘备在这两个场合称“孤”的有违情理，故为之更换。虽属小说家言，却可谓部分恢复了历史的真实；但将劝关张时所说之“孤”改而为“吾”，则于称谓之道尚未达一间。
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誉多毁少，我“不度德量力”，竟在此效颦学步，甚至变本加厉，不但以小说来“正”史，而且以后世小说来“正”史，时空错谬，莫此为甚，恐怕难逃通人画虎类犬之讥了。
四
上文是在刘备“隆中对”时已具称孤资格的假定下推演出来的，那么，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呢？
否。
吴君既举以为例，自是认定玄德公有此官爵即具此资格。抱类似看法的还有夏君传才。他在注曹操《手书与吕布》中“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之句时说：“孤：古代王侯自己的谦称，曹操这时封武平侯。”（《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65、66页；按曹操书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裴注引《英雄记》）
据《三国志》所记，称“孤”时，曹操是县侯，而刘备则是列侯中最小的亭侯，可见在二君看来，只要是侯爵，不管其品级高低，都可以“孤”自称的。《三国志》中恰有一条记载似可为二君之说张目：
（杨奉等）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昭迁符节令。太祖朝天子于洛阳，引昭并坐，问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卷十四《魏书》十四《董昭传》）
事在建安元年（196）。
但三国时代除曹、刘及上举群雄外，其他列侯皆未见有用此雄称者，而且据《三国志》所载，曹操在袭封费亭侯前早已以“孤”自称了：事在兴平元年（194）为兖州牧时，其时并无爵位。在任曾举一个名叫魏种的人为孝廉。兖州叛，他曾自信地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卷一《魏书》一《武帝纪》）吴、夏二君如果注意及此，也许不会轻率下断如彼。
那么，究竟须具何等身分方可对人称“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到故纸堆中去爬罗抉剔了。费了一番“动手动脚”功夫，还真获得不少材料：
（田）横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汉书》卷三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略同）
（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同上）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徳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史记》卷九三《韩王信卢绾列传》）
赞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以上诸人都是裂土封王的。
还有一例说得更为明白：汉高祖的从祖昆弟刘泽本封营陵侯，后托人走吕后门路，得封琅琊王。《史记》的“太史公曰”和《汉书》的赞提到此事都称其“卒南面称孤”（《史记》卷五一《燕世家》、《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可见封侯者是不能称孤的，只有封王者才有此权利。
《后汉书》中还记有东汉初年同姓诸侯王称“孤”的实例：
岁终，（北海敬王刘睦）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后汉书》卷十四《北海敬王睦传》）
数典至此，也许有很多人会笑话我在翻老黄历，时过境迁了，居然还刻舟求剑如此！
诸君责翔是也！那就专检《三国志》吧，结果还真被我找到了：
建安七年（202），曹操要孙权送子为人质，孙权找周瑜商量，周对他说：
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馀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卷五四《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
可见当时列侯的待遇与汉初无异，哪里可以与南面王分庭抗礼呢？三国周郎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今人吴、夏二君之说显然不确。
五
不过，我说曹、刘二人不能称“孤”，仅指上文所举诸例所处的时地而言，而非统其一生。依照封王始可称“孤”的规定，曹、刘后来是的确可以用此“雄称”的。刘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自立为汉中王之后；而曹的情况则有些特殊，我以为不待其建安二十一年（216）封魏王之时，而是前此封魏公之后就可以了。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八年（213）五月，献帝封曹操魏公，“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曹操假意谦让，又指使群臣上书劝进，以“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为例，劝“功盖古人”的曹操接受封赠。这反过来证明曹操前此是未尝称“孤”的。受封以后，既“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当然就可改称，何况次年三月，献帝又“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卷一《魏书》卷一《武帝纪》）。
那么，怎么解释二雄未享诸侯王待遇前就称“孤”的记载呢？
谜底我在上文就已揭晓了：是秉笔者因避讳而提前示敬造成的。这是三国时代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避讳方式，以前的史家，遇到帝王名中之字，叙事时用换字法处理，如汉代讳“‘邦’之字曰‘国’”（《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帝王自称名时则用“某”字代替，如刘邦对其父所说的“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颜师古《匡谬正俗》引作“今邦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卷六《名字》）恢复了刘邦之语的原貌。时移世换，此法逐渐废弃不用，如在荀悦的《汉纪》中，刘邦此语中的“某”字就改成了“臣”字（《前汉高祖皇帝纪》卷四）。后来王者自称名时，史家就逐渐用“孤”字来代替，不管在其受封之前还是之后。
《文馆词林》、《三国志》正文和裴注都录有曹操所下之令多篇，奇怪的是，《文馆词林》所录，凡自称处皆称“吾”（卷六九五），但《三国志》正文所录，除一篇《与卫臻令》称“孤”外（卷二二《魏书》二二《卫臻传》），馀亦皆称“吾”。而裴注所引诸书所录则既有称“吾”亦有称“孤”者，那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引自《魏武故事》，志得意满之情溢于楮墨，称“孤”处竟达十七次之多，居其令中之最。考《辨卫臻令》作于建安十八年（213），其年曹操已封魏公，此“孤”字恐是原文如此。而《让县令》下于建安十五年（210），疑“孤”字原本都是“操”字。
曹操像
考曹操遗留下来的文字，自称“操”的有《〈孙子兵法〉序》（《太平御览》卷二七〇）和《与杨太尉书》（《古文苑》卷十），前者不知作于何时，后者作于建安二十四年（219），是杀了杨彪之子杨修后写给杨彪的信，均未摆魏王的威风。奇怪的是上文提到的《手书与吕布》，还有建安十三年（208）前由路粹代笔的《与孔融书》（见《后汉书》卷一百《孔融传》）、建安十七年（212）由阮瑀属草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昭明文选》卷四二）却都以“孤”自称。按照当时的书仪，恐怕都该是“操”字，袁术有一封建安元年（196）写给吕布的信自称“术”就是一个旁证（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吕布传》、《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猜想是捉刀者不敢直书其名，空着让曹操自填，而录入档案时悉改为“孤”字了。
至于曹操在封魏公、魏王后所下令仍有不少自称“吾”的，包括《遗令》在内，这也毫不足怪，有此资格，可用亦可不用，毕竟叫了一大辈子“操”和“吾”“我”了，改口也不怎么习惯。史载唐高祖初即位，还对群臣自称“渊”，即是一例（《册府元龟》卷四八《帝王部·谦德》）。刘备、孙权也是如此。联想到在如今的古装影视剧里，扮皇帝的竟一口一个“朕”字，听了未免令人失笑。
六
其实，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并不想及身代汉。封魏王后，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以其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魏书》一引《魏略》）又曾对劝进群臣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同上引《魏氏春秋》）；周瑜说他“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同上五四《吴书》九《周瑜传》），但反过来也可说，虽实为汉贼，尚须托名汉相。一代奸雄，对汉廷进行的是“合法斗争”。试看其爱子曹植私出，违反制度，开司马门至金门，竟激起其怒，“公车令坐死”，曹植也自此失宠，“由是重诸侯科禁”（同上卷十九《魏书》十九《陈思王植传》）。篡位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所以我以为他封魏公前是决不会迫不及待称“孤”，正如刘备在自立为汉中王前也绝不会称“孤”那样。
七
董卓可能是后汉时代最早称“孤”的军阀，但《三国志·董卓传》未予记录，惟《孙坚传》裴注引晋乐资《山阳公载记》有一段董与长史刘艾的谈话，一连口吐十个“孤”字（卷四六《吴书》一）。考刘艾著有《汉灵献二帝纪》（《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山阳公载记》必是取资其所著，董卓称“孤”当系刘艾亲耳所闻。但董并未封王，何以能以“孤”自称？而且他是历代都否定的人物，史官绝不会代讳其名，所以“孤”字出乎其口应无疑问。那么，难道称“孤”是董卓妄自尊大僭窃的吗？
董卓像
细读董传，发现他僭窃自是僭窃，所谓“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庄子·胠箧》）；但僭越倒不僭越，他的确是有此资格的。据《后汉书》本传记载，“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卷七二）。这和曹操后来的待遇是一样的，既“位在诸侯王上”，自可开口称“孤”，史家照录而已。
八
史书上有关袁绍称孤的记载有三处，一是袁宏《后汉纪》所述，袁绍向谋士沮授问计，说“孤历世受宠，欲竭命致死以复汉室”。沮授遂建议其“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服”，“绍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卷二七《孝献皇帝纪》)
但检《三国志》、《后汉书》之《袁绍传》，“孤之本心”均作“吾心”（《三国志》卷六《魏书》六、《后汉书》卷七四上）。尽管如此，但我认为即使他此时不称“孤”，也难保其以后不会：他占有冀、青、幽、并四州大片土地，志得意满，虽仅得侯封（先后封邟乡侯、邺侯），但自以为地位等同于诸侯王，“孤”字出自其口并不奇怪。况且《后汉纪》所录并非一例，又记云：
绍有三子：谭、熙、尚，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爱尚，数称其才，绍以奇其貌，欲以为后，乃出谭为靑州刺史。沮授谏……绍曰：“孤欲令三子各据一州，以观其能。”（卷二九《孝献皇帝纪》）
记此事者，除《后汉书》“孤”作“吾”外，《三国志·袁绍传》正文及裴注引《九州春秋》均作“孤”。
袁绍像
何者为是？据公孙瓒向朝廷揭发的袁绍“十大恶罪”，其中有一条便是“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三国志》卷八《魏书》八《公孙瓒传》裴注引《典略》），僭上之意甚明。如果认为这只是政敌的诬陷之辞，那还可取其子袁谭的自称来作辅证，《三国志·王脩传》云：
（袁）谭之败，刘询起兵，漯阴诸城皆应。谭叹息曰：“今举州背叛，岂孤之不德邪？”（卷十一《魏书》十一）
“孤之不德”，俨然帝王口吻！袁谭势力大不如袁绍，尚称“孤”如此，显是子承父业、父行子效而来。
袁绍尚有一份称“孤”的材料，即《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所录的《与公孙瓒书》，开首就是“孤与足下既有前盟旧要，申之以讨乱之誓”云云（卷八《魏书》卷八），但书中的自称忽“孤”忽“余”忽“仆”、忽倨忽傲忽谦，不合书仪，恐非原貌，故不取为证据。
袁绍之弟袁术，则早蓄称帝之野心。《三国志·张范传》载袁术问张承：
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卷十一《魏书》十一）
《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所录其言无异。此外，袁术称“孤”尚见于《三国志·孙坚传》裴注引《江表传》（《吴书》卷一），系其对孙策的自称。例多不举。
三袁作为失败人物，史家没有必要为之讳名，称“孤”当是据实而书。未获朝廷王爵之封，以正统的观点看来，自属“僭窃”之举。
九
孙权继承父兄遗业，割据江东，有土有民。赤壁之战前夕，他就对诸葛亮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三国志》卷三五《蜀书》五《诸葛亮传》）虽未得朝廷任命，但他若如袁氏兄弟、父子那样“僭窃”称孤，也未尝没有可能。但当鲁肃游说他“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时，他还是表示要“尽力一方，冀以辅汉”（同上卷五四《吴书》九《鲁肃传》）。而若照《三国志·吴书》所录，他早就逢人称“孤”了，包括与鲁肃的这番对话在内。我们且看孙权在听了周瑜主张抗曹的主张后的表态吧：
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同上卷五四《吴书》卷九《周瑜传》）
口中“孤”个不停，好像生怕人家忘了他的身分似的。但我觉得孙权如此自称，对别人则可，对周瑜则不可。据同卷裴注引《江表传》，孙权曾将周瑜带至母前商量是否要送儿子到曹操处做人质，其母赞同周瑜的意见：
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孙权既然兄事周瑜，在形迹上自不可能以主公自炫。所以我以为上述孙权语中之“孤”字同样出于史家的改笔，原本应是“权”字。
须知吴国的避讳风俗是十分严厉的，第三任皇帝孙休甚至为了方便臣民避讳，仓颉自为，给几个儿子造了几个怪字为名（同上卷四八《吴书》三《孙休传》裴注引《吴録》）。连皇子之名都要讳避，更何况帝王！
孙权像
那么，孙权的“合法”称孤当在何时呢？我想当在黄初二年（221）曹丕封其为吴王之后。当时群臣劝他拒封，以为宜忠于汉室，称“上将军”“九州伯”，但他忘了初心，还是接受了曹丕的封赐（同上卷四七《吴书》二《孙权传》）。但未几又变卦拒绝与魏盟誓，魏三公为此上奏曹丕，列数孙权罪恶，要求将他免官削土，追述前事云：
圣朝含弘，既加不忍，优而赦之，与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称孤，兼官累位，礼备九命，名马百驷，以成其势，光宠显赫，古今无二。（同上裴注引《魏略》）
后来魏明帝在诏书中也提及其事：“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权，使南面称孤，位以上将，礼以九命。”（同上卷八《魏书》八《公孙度传》裴注引《魏略》）
既接受了曹魏的王封，称“孤”当然就合法合礼，无往而不可了。
孙权后来称帝，所下诏书有的称“朕”，如《改年号诏》；有的称“孤”，如《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诏》（均见本传）。皇帝诏书绝不会具名，其自称自是原文如此，不劳史家更改。而称“朕”称“孤”，用法上似无甚区别。
但我注意到孙权对孙氏宗属却是称“吾”的，见《三国志》孙韶、孙奂、孙皎诸传（卷五一《吴书》六），对术士吴范也有称“吾”的记载（卷六三《吴书》十八《吴范传》引《吴录》）。
值得注意的是他临终时的自称：
引（诸葛）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一以相委。”（卷六四《吴书》十九《诸葛恪传》裴注引《吴书》）
可见尽管孙权在《三国志》中一出场就称“孤”，似乎叫了一辈子“孤”了，但退场时还是 以“吾”自称，愈加令人怀疑有关他早年称“孤”纪录的真实性。
十
曹丕在当五官中郎将和魏太子时，对人是自称其名的，两封《与吴质书》、一封《与锺大理书》，开头结尾都是“丕白”即可为证（《昭明文选》卷四二）。继位魏王之后，改称“孤”，见所下诸令（《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称帝后，诏书或称“朕”，或称“寡人”。称“朕”的太多，不举了。称“寡人”的见《赐庞德谥策》：“声溢当时，义高在昔，寡人愍焉，谥曰壮侯。”（同上卷十八《魏书》十八《庞德传》）
曹丕像
不但曹丕如此，三国君主莫不然：孙权所下《幽张温令》两度自称“寡人”（同上卷五七《吴書》十二《张温传》）；连吾家阿斗也有“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之语（同上卷三三《后主传》裴注引《魏略》）。可见皇帝也不仅仅如吴君所言称“朕”，还可称“孤”、称“寡人”。
十一
诸葛亮在《三国志》正文中无称“孤”的记载，唯《谯周传》裴注引《蜀记》云：
周初见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卷四二《蜀书》十二）
但仅此一例而已，孤证不立。《三国志》他处记诸葛亮对友人和下属的自称皆作“吾”“我”，见其本传（卷三五《蜀书》五）及魏延（卷四十《蜀书》十）、杨洪（卷四一《蜀书》十一）、邓芝、张裔诸人列传（卷四五《蜀书》十五）。
诸葛亮像
检《李严传》裴注引《诸葛亮集》，有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他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以魏未灭为由予以拒绝（卷四十《蜀书》十）。既无意于称王，则称“孤”自是不可能的。
十二
上文既作了“大胆的假设”，树称王方可称“孤”之义，想起大才子曹植虽受其兄曹丕“煮豆燃萁”式的迫害，但“皇恩浩荡”，好歹后来也得到了王封。记得《洛神赋》中御者有“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之言，洛神有“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之语，言为心声，“君王” 一词在赋中一再出现（《曹子建文集》卷三），足见曹植对这个头衔的看重。那么，何不借其著作来作“小心的求证”呢？
翻开曹集，居然一索即得，不少“孤”字跳入眼帘。
《黄初五年令》云：
诸吏各敬尔在位，孤推一概之平。（同上卷八）
《黄初六年令》中“孤”字更多：
孤小人尔，身更以荣为戚，何者？孤恐简易之尤出于细微，脱尔之愆一朝复露也。故欲修吾往业，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地，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马之年，此难能也。（同上）
其时曹植正为鄄城王，文中对曹丕感恩戴德，笔下的“建安风骨”荡然无存，令人不忍卒读。
顾恺之《洛神赋图》里的曹植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陈思王集》辑得《写灌均上事令》一篇，置于《黄初六年令》之后，是一封认罪服罪的检讨书，短短几句，也忘不了写上三个“孤”字，其文云：
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
检陈君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47页），此文系于黄初二年，乃据《三国志》曹植本传是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之语而定，盖编写者不明列侯不得称“孤”之例而误。
十三
关于司马昭的自称，《三国志》裴注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司马文王为安东，（王）仪为司马，东关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杀之。（卷十一《魏书》卷十一《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司马昭时任安东将军、新城乡侯，尚未有称“孤”的资格，此“孤”字当是史家追改，以其身后被追赠为晋文帝之故。
司马昭像
其实他即使封了晋王，有了称“孤”的资格，也是自称名或“我”的。其间他曾写过一封充满威胁的信给吴主孙晧，云：
若书御于前，必少留意，回虑革算，结欢弭兵，共为一家。惠矜吴会，施及中土，岂不泰哉！此昭心之大愿也。（卷四八《吴书》三《孙晧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上文提起曹操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信内称“孤”，曾断为不是原文，这一点在司马昭的这封信里也得到了证实，其实曹操原信也是称名的。
唐修《晋书》无司马昭称孤的记载，但录下了他弑曹髦后对仆射陈泰说的一句话：“玄伯，天下其如我何？”
也许司马昭之口从未称“孤”，但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了。
十四
说称“孤”系史家所改，也许有人会说：你横说竖说，都是猜测之词，请拿出确凿证据来！
侥幸这证据被我在《三国志》裴注中找到了,目前检得两条：
一条是孙权之兄孙策，其自称在胡冲《吴历》和虞溥《江表传》中有不同的记述，在《吴历》中为“策”，而在《江表传》中则为“孤”。且摘二书同叙太史慈告孙策愿去召集扬州刺史刘繇旧部的文字吧：
《吴历》云：
策长跪答曰：“诚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来还。”诸将皆疑。策曰：“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明日大请诸将，豫设酒食。立竿视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悦。（卷四九《吴书》四《太史慈传》裴注引）
《江表传》则云：
策初遣慈也，议者纷纭，谓慈未可信，……多言遣之非计，策曰：“诸君语皆非也，孤断之详矣。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有士谟，志经道义，贵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己，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复忧也。”慈从豫章还。议者乃始服。（同上）
孙策生前是志扶汉室的，本传载：“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吴录》记下了他请张纮代笔写的劝袁术不要称帝的书信，中用“陈胜、项籍、王莽、公孙述之徒皆南面称孤，莫之能济”的下场予以警告（同上卷四六《吴书》一）。
既然如此，他自己并未获朝廷封王，怎么会贸然称“孤”呢？所以孙策称名乃是实录，称“孤”则是改笔。何故而改？自是因为孙权后来称帝，追封他为长沙桓王之故（同上），身后已成王者，生前之名能不讳吗？
孙策像
此证出于东吴先辈，还有一证则恰巧出于其末代子孙：
上文提到司马昭写信给孙晧，孙晧作了回覆，据裴注所引《江表传》：“晧书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姓。”其意是说此信的开头和结尾都是“晧白”，这和曹丕《与吴质书》用“丕白”、曹植《与吴质书》及《与杨德祖书》用“植白”是一样的，只是被史家节录时删去了。但既云“称名”，则不当称“孤”，而《孙晧传》所录却有“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贤良共济世道”之句，显为史家所改。
三国群雄称“孤”之举，以其时规制而言，唯有得到朝廷王爵之封者方为合法合礼。但际兹乱世，奸雄割据，礼崩乐坏，行事未必率由旧章。《三国志》所叙，依上述制度衡量，有可称“孤”而不称者，有不可称“孤”而称者，有实未称“孤”而记其称者，有前不可称“孤”而后可称者。从史家记言角度来看，则称 “孤”有的属于纪实，有的由于避讳，有的甚至出于想象。情况复杂，辨析为难。而其实际自称，则由时代、地域以及对话双方的关系、地位和交谈时的心情语境而定。我想不仅三国时代是如此，自古至今无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