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具有世界级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在其50多年有关政治、哲学和语言的写作中，为现代语言学带来了变革，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原创力、最广博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之一。《乔姆斯基精粹》集合了他1959年以来最重要的作品——从他对B.F.斯金纳的开创性评论到其畅销著作《霸权还是生存》和《失败的国家》，是对乔姆斯基思想的一次全面概览。本文摘编自书中《展望未来：心智研究的前景》一文。
语言学习并非真正是儿童才做的事情 ；它是发生在处于某种恰当环境中的孩子身上的事情，就像在提供适当的营养和环境刺激下，孩子的身体会以预先规定的方式生长和成熟一样。这并非说与环境的本质毫不相干。环境决定了普遍语法参数的设置方式，从而产生出不同语言。早期的视觉环境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决定了对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受体密度，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和身体成长一样，在语言习得中，富有刺激的环境与缺乏刺 激的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和身体成长的其他方面一样，语言习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属于人类共同禀赋的能力有可能繁荣地发展，也有可能受到限制和抑制， 这取决于它们成长的条件。
这种观点也许更加普遍。不应把教学比作往瓶子里灌水，而是帮助花朵以自己的方式成长，这是一种理应受到重视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传统见解。任何优秀的教师都明白，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远不及成功地引起学生天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自我探索的兴趣这般重要。学生被动学到的东西很快会被忘记。学生天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被激发以后，他们自己发现的东西不仅会被记住，而且会为今后的探索、调查或是重要的智慧贡献打下基础。
我们如何运用语言知识，包括两个方面：感知和产出。那么，我们想知道，已习得一门语言的人在理解他听到的内容和表达思想时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些讲座中我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的感知方面。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提到产出这个方面，即我所称的笛卡尔问题，这是从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后者是一种寻常却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一个想理解语言表达式的人而言，必须由心智/大脑决定其语音形式和词语，然后运用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值投射出该表达式的结构表征，确定其各个部分如何关联。我已经举过几个例子来说明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然而，笛卡尔问题带来了一些我们未曾讨论的其他问题。
至于涉及这种知识的表征、获得和使用的物理机制有哪些，我还没有讲。探讨该问题主要是将来的任务。进行这种探讨的部分问题在于，出于伦理原因，我们不会考虑把人当作实验对象。我们无法容忍以动物实验的合理方式（无论是对还是错）对人进行实验研究。因此，我们不会将儿童置于受控环境中，观察他们在不同实验设计的条件下学习了哪种语言。我们也不允许研究人员在人脑中置入电极来调查大脑内部运行情况，或通过手术切除部分大脑来确定会产生何种影响，但对除了人之外的实验对象通常会这么做。研究人员仅限于进行“自然实验”，如损伤、疾病等。试图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现人脑机制是异常困难的。
就心智/大脑的其他系统而言，例如人的视觉系统，对其他生物体（猫、猴子等）的实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信息，因为这些物种的视觉系统显然十分相似。但就我们所知，语言机能是人类独有的。想通过对其他动物大脑机制的研究得知人的心智/大脑机能，几乎没有可能。
就提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我们也许会给出下列答案：语言是一种习惯系统，是一种通过训练和条件限制获得的行为习惯系统。该行为的任何创新方面都是“类推”的结果。其中的物理机制本质上与接球和其他技巧行为涉及的一样。柏拉图问题未曾受到认可，被当作细枝末节而不予考虑。人们一般认为，语言“被过度地学习”；问题在于要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为何需要大量经验和训练才能获得这些简单技能。至于笛卡尔问题，也未曾在学术圈、应用学科和整个知识界中受到认可。
让我们回到笛卡尔问题，即我此前所说的如何以惯常的创造性方式使用语言的问题。请注意，我在此关注的并非具有真正美学价值的语言使用，也不是优秀的诗人或小说家、出色的文体学家作品中所谓的真正创造性。相反，我考虑的是更世俗的东西，即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语言使用。它具有鲜活的特性，不受外部刺激和内部状态的控制，与情景切合并能激起听者进行恰当的思考。该问题的由来值得关注。
该问题产生的背景是心智—身体（mind-body）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后来所谓的“其他心智的问题”。笛卡尔提出宇宙机械论，这对当时的物理学是个重要的贡献。他深信，在我们经验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实际上都能用他的机械概念——用通过直接接触而相互作用的物体（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接触机械论”）——来解释。他试图用这些术语解释一切，从天体运动到动物行为，乃至大部分人类行为和感知。他显然认为，自己在这项任务上几乎大功告成，剩下的只是在自己的总体概念上添加细节而已。但并非我们所有的经验都能适用于该框架。他指出，最显著的例外就是我此前所说的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笛卡尔认为，这完全超越了机械论概念的范围。
每个人通过内省都能觉察到自己拥有心智，心智的属性与构成物质世界的物体明显不同。现在假设我想确定另一种生物是否也有心智。笛卡尔主义者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进行某种实验项目，用以确定该生物体是否显示出人类行为的明显特征，而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方面是最突出的例子，也最易于研究。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假如把鹦鹉的器官以某种形态置于给定的刺激环境中，鹦鹉“说”的话是被严格确定好的（否则就可能信口胡言）。但与我们一样具有心智的生物体就不是这样，实验应该能揭示这一事实。当时人们提出要做许多具体测试。假如这些测试让我们相信该生物体具有语言使用的创造性，那么怀疑它不具有像我们一样的心智就毫无道理了。
我此前曾提到，更笼统地讲，该问题在于“机器”是在固定的环境条件下被迫以某种方式运转，其零部件也以某种方式组装，而人在这些情况下只是“受诱导或倾向于”以这种方式行事。人也许经常或总是受诱导或倾向于做某事，但我们内心都明白自己在这件事上的选择余地很广。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实验确定其他人也是这样。笛卡尔主义者（十分准确地）得出结论，被迫与只是受诱导和倾向之间的差别很大。即使没有在实际行为中表现出来，这种区别也是关键性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机械术语准确地描述人类行为，但这不是对人类基本特征和人类行为根源的真实描述。
为了说明机械论无法解释的关于世界的事实，有必要找到某种超机械论的原则，我们姑且称之为“创造性原则”。笛卡尔主义者认为，该原则属于心智，心智是与得到机械论解释的身体完全分离的“第二物质”。笛卡尔本人写过长篇著作论述机械世界的原理。本来最后一卷是关于心智的，但据说在得知伽利略面对宗教裁判所时被迫宣布放弃自己对物质世界的信念之后，笛卡尔就毁掉了这篇完整著作中的这一部分。在他保存下来的著作中，笛卡尔暗示，我们也许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去发现心智的本质，“尽管我们如此在乎我们自身的自由和中立（而缺乏严格的界定），以至于我们没有比这理解得更通透的事情了”，而且“我们从内心体验和感知到自身存在的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从事物本质出发理解其不可理解性就怀疑该问题，这就很荒谬了”。
对笛卡尔主义者而言，心智是单一的物质，与身体不同。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猜测和辩论都是关于这两种物质如何相互作用的——例如，心智的决定如何可能导致身体的行动。没有“动物心智”这回事，因为动物只是机器而已，听从机械的解释。人类心智这一概念构思不可能和其他种类的心智或具有不同构成的各种人类心智区分开来。生物要么是人类，要么是非人类；不存在“人类性质的不同程度”，除了外在的身体方面，人类没有基本的变异。正如哲学家哈里·布莱肯所指出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在这种二元论观念中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笛卡尔主义者认为，心智是一种“能用于所有突发情况的普遍工具”。请注意，该主张与笛卡尔认为的我们也许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去发现心智本质的观点不一致。认为心智具有内在局限的结论肯定是正确的；心智是一种“普遍工具”这一观点可能来自某些先辈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人类语言机能和其他认知系统都在适用于各项智力任务的“一般学习机制”范围之内。
近些年间，笛卡尔用来检验是否存在其他心智的测试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英国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的测试，现在被称为“图灵测试”，用以确定机器（例如一台程序化计算机）是否具有智力行为。我们把图灵测试用在一个装置上，向它提出一系列问题并看看它的回应是否能骗过观察者，让他以为是另一个人在回答。用笛卡尔的话来说，这种测试可以检测该装置是否和我们一样具有心智。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些观点？笛卡尔的观点绝非荒谬，也不可被轻易忽视。假如机械原理的确不足以解释某些现象，那么我们必须寻求这些原理之外的东西去解释。至此，那就是我们熟悉的科学。我们不必接受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思想，该思想假定有一种“第二物质”，这是一种不加区分的、缺乏组成部分或相互作用的子部分的“思想物质”（res cogitans，即精神实体），即解释“意识整体性”和不朽灵魂的意识宝座。这一切都无法令人满意，也没有对提出的任何问题给出真正的答案。然而，这些问题本身十分严肃。正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因为我们想不出解决事实的方法就否认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未免太荒唐。
观察笛卡尔心智-身体问题和其他心智存在问题说法的走向，这是很有趣的。只要我们对身体具有确定的概念，就能合理地提出心智-身体问题。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确定而不变的概念，就无法追问某些现象是否在该概念范围之外。笛卡尔主义者根据其接触机械论提出了相当确定的“身体”概念，在许多方面反映出常识性的理解。因此，他们能合理地阐释心智-身体问题和其他心智存在的问题。也有人试图为进一步发展“心智”概念做了重要的工作，包括 17世纪英国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做的研究，他们探究了感觉和认知的范畴和原理，其研究路数后来被康德继续拓展，并在20世纪格式塔心理学中又被重新发现。
另一条发展路线是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普通和哲学语法”（用我们的术语讲就是“科学语法”），尤其在其早期深受笛卡尔概念的影响。这些对普遍语法的探究旨在揭示语言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与思维的一般原则没有实质性差异，因此按照传统的表达来说，语言是“心智的镜子”。出于种种原因——有些合理，有些并不合理——这些探究被轻视和放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在20或30年前才再次独立地焕发生机，但所使用的术语截然 不同，也并未借助任何二元论的假设。
看着笛卡尔的身体和心智概念如何进入社会思维，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最突出的是让——雅克·卢梭基于严格的笛卡尔“身体”和“心智”概念的自由意志观点。因为拥有心智的人与机器（包括动物）截然不同——卢梭这样认为，也因为心智的属性远胜于机械的确定性，所以对人类自由的一切侵害都是非法的，必须要直面并加以克服。尽管这种想法后来的发展摒弃了笛卡尔的框架，但它的起源与这些古典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
《乔姆斯基精粹》，[美]诺姆·乔姆斯基著，[美]安东尼·阿诺夫编著，李梅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