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0-12日，“天一阁与流散书籍访归”中外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召开。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十余家古籍收藏单位，及复旦大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泰和嘉成拍卖公司等多家高校院所、出版社、拍卖公司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三十余人齐聚甬城，就天一阁流散书籍、域外汉籍、民间藏古籍的编目、访归、研究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与会学者合影
“人亡人得，聚散无常”，历代藏书楼都发生过藏书流散的现象，天一阁也不例外。天一阁现存的原藏书只有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余的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途径流散出阁，有的赖神灵呵护，尚存天壤，有的则灰飞烟灭，无处寻踪。与之相类似的是，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大量原存故土的中华典籍散出国界，流传海外，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因子。对于这些流散的古籍，追寻下落、了解现状，在合适的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回归，如何加强各国及各馆文化交流与数据共享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概而言之，与会专家学者精彩纷呈的发言可以三个关键词来体现。
寻踪
天一阁原藏书流散后去向如何？怎样界定一部书为天一阁流散书？李开升（天一阁博物院）认为，天一阁流散书的认定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工作。首先，要把近20种历代天一阁书目整合成一个基本目录，然后查询晚清以来诸藏书家书目中关于天一阁藏书的记录，比如傅增湘、刘承干、黄裳等，追寻其下落，再到各大藏书机构进行文献调查，由此而编出一个搜罗完备、信息详细、藏地明确的书目。经李开升的调查研究，海内外32家公私藏家共藏有天一阁流散书712种，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三家收藏最多，加起来有500余种之巨。韩超（南京图书馆）在《南京图书馆藏天一阁流散书述略》的报告里谈到，南图藏天一阁流散书23种，其中2种存疑，鉴别此书是否为阁书，主要依据书目著录、收购来源、抄本风貌、藏书印鉴等多重证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关于天一阁家抄本的鉴定上，韩超博士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标准：因为天一阁抄本的版框往往是同一版刷印的，具有某些细部特征。如果某明抄本的版框具有与天一阁抄本一致的细节，比如有相同的断板，那么可以凭此认定为天一阁流散书。
清光绪刻本《天一阁见存书目》
与会学者提供了不少天一阁流散书的信息。陈红彦（国家图书馆）回顾了国图前辈赵万里先生为寻访天一阁流散书殚精竭虑的历史，梳理了国图所藏天一阁流散书的现状，并介绍了国图近年来对域外汉籍的访归成果。陈雷（上海图书馆）以阁书的流散史为线索分析上图所藏天一阁流散明代地方志29种，并对《嘉兴府志》与《严州府志》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曾雪梅（甘肃省图书馆）介绍了该馆收藏的两种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国初礼贤录》《龙川别志》。二者皆为四库进呈本，盖有浙江巡抚的进呈木戳以及翰林院的满汉朱文大方印，经清末桂芬、民国赵世暹递藏，后入藏甘肃馆。胡艳杰（天津图书馆）介绍了该馆所藏的两部与天一阁有关联的明抄本《六部纂修条例》《唐宋名贤百家词》，经考辨后认为，前者当为天一阁流散书，而后者则还需要证据。石晓玲（上海师范大学）介绍该馆所藏的明抄本《全陕政要略》，原著录为明天一阁抄本，然经对钤印、书目著录、书籍流散史的综合分析，此书是否为天一阁原藏存疑。程惠新（浙江大学）介绍了该馆所藏的明万历刻本《义溪世稿》，钤有罗振常与刘承干的藏书印，然而是否为天一阁流散书则存疑。陈谊（浙江图书馆）则从刘承干的《求恕斋日记》里追踪天一阁藏书散出的相关史实，详细罗列了阁书买卖的时间、书商、价格、去向，并对浙图所藏的天一阁流散书作了全方位的介绍。
阮元重刻天一阁本《石鼓文》
历史上，天一阁流散的除了古籍外，还有大量的碑帖。刘晓峰（天一阁博物院）说，天一阁起初藏有720余通碑帖，直到清中期还保存完好，全祖望为之编《天一阁碑目》。但因太平天国战火，天一阁藏碑帖几乎散佚殆尽，至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碑目》，十不存一。此后天一阁碑帖进入了重建时代，通过四明藏家，如千晋斋、别宥斋、清防阁、伏跗室等的捐赠，鄞县通志馆的调拨，以及向书店的收购，故纸堆的搜求，天一阁碑帖又重现规模。目前所藏有5000多通，特点是内容丰赡，富有宁波地方色。
天一阁本《西岳华山庙碑》
书籍寻踪并不仅仅是天一阁的难题，其他历史上存在过的藏书机构也有此宏愿，在这方面作出卓越成绩的是清华大学的刘蔷。刘蔷在主旨报告中指出，清乾隆时期皇家善本特藏“天禄琳琅”所藏皆一流善本，然而前编尽毁于火，后编流散殆尽。她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追踪天禄琳琅藏书的下落，写成《天禄琳琅研究》《天禄琳琅知见书录》，两书出版后，她并未中辍对天禄书的关注与调查，近年来又有陆续存世书的新发现。现结论如下：凡664部藏书中，可考知藏地者623部，2部已毁于战火，5部有前人经眼，34部从未被人谈及，至今不知所踪。她建议追踪流散书不仅要利用公私藏目、藏书志等文献资料，而且要多关注民间藏书与拍卖会的信息。
回归
流散书的追踪尚且如此艰难，回归更是不易。创造何种条件，采用何种方式回归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个热议的主题。饶国庆（天一阁博物院）指出，古籍访归意义重大，就天一阁来说，是尽可能恢复范氏旧藏，加强范氏天一阁文化个体研究；就域外汉籍的访归来说，是填补国内文献空白，补配残缺典籍；就社会层面来说，是推动国学研究，传承传统文化，重建文化自信。关于回归的方式，他认为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原生态访归，即原书回流，但这需要机遇与资金，殊为不易；二是再生性访归，以高仿与出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三是数字化访归，这是最普遍便捷的方式。沈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谈到，近代以来，典籍的回归一般有这么几种策略：学者个人对域外汉籍的访归，比如杨守敬、张元济、顾廷龙等；政府行为，以编纂大型丛书的方式访归乡献，比如《广州大典》；单位行为，谋求历史上的流散古籍，比如天一阁。至于回归的方式，他提出，除了影印、出版、数字化之外，还可以撰写书志，揭示古籍学术价值，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基本内容与线索。
天一阁访归之四库进呈明抄本《天心复要》
各大出版社对域外汉籍的回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张爱芳（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介绍了该社历年来海外古籍回归的途径与成果：与北美数十家东亚馆、日本、韩国、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以及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文献收藏机构、学术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已出版海外图书馆藏永乐大典69册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等图书计百余种，近500册。除此之外，他们还致力于海外藏书机构的编目工作，推动《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的编纂与出版。马艳超（广西师大出版社）以该社出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为例，认为古籍管理者开明的学术理念、藏书机构与学者及出版社的良好合作、藏书机构完善的数字化工程是域外汉籍回归的重要因素，他这种资源整合方式称为“哈佛燕京模式”。
虽然海内外的公藏机构囊括了大部分藏书，但还有不少典籍文献珍藏在私人手里。翁连溪（故宫博物院）以几十年的海外访书经验提出，要加强与国外藏家，尤其是拥有某项特藏的收藏者联系，随时关注他们的藏品动态，找合适的机会以适宜的方式回归。刘禹（北京泰和嘉成拍卖公司）认为，民间古籍的数量比我们预估的要大得多，比如即使处于2020年的疫情期间，拍卖的古籍数量也达到了15700件。而且，近年来许多珍贵古籍也频频亮相拍卖会，比如大热的《永乐大典》。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拍卖行发布的信息。民间零散的古籍与私人藏家所藏古籍无论数量颇多，也不乏精品，国家的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要将这部分包括进去。
陈正宏（复旦大学）虽然因故未到会议现场，但他委托向天一阁捐赠了一部古籍：和刻本《新语》。此书虽非天一阁流散书，但与天一阁渊源极深，它是日本宽政八年（1796）河内屋喜兵卫翻刻《范氏奇书》中的一种。将之与阁藏的天一阁家刻本《新语》比案而观，版框尺寸相同，行款完全一致，字体如出一辙，刀法纤毫毕肖，但前者的装帧与纸张具有浓郁的日本风格。此书的入藏是天一阁具有海外影响力的最直接的证据，同时，也拓宽了访归的方式与文化意义。
日本翻刻明范钦天一阁刻《范氏奇书》本《新语》
明范钦天一阁刻《范氏奇书》本《新语》
共享
流散书的寻踪与回归是建立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的。何义壮（Martin Heijdra，普林斯顿大学）详细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葛思德文库藏中文古籍的编目与数字化情况，希望能启动跨国的善本合作项目。郑炜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回顾了天一阁与香港大学的学术因缘，谈及饶宗颐先生生前曾任天一阁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因此，两馆之间存在长期的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有六种天一阁流散书，其中四种经饶宗颐先生考证为阁书，另两种则存疑。曾纪刚（台北故宫博物院）谈到，按天一阁同仁提供的书目来看，天一阁流散书藏台北故宫数量最多，共265种。其中史部有35种，以明代科举录和地方志为主，集部有150部，其中明人文集占138部。他将大部分藏书翻阅了一遍，得出以下一个结论：台北故宫所藏的天一阁流散书，其特色与天一阁藏书特色是一致的，即以收藏明代文献，包括科举录、地方志、明人文集为主要。值得一提的是明人文集，据他统计，至少有30家，其作者仅有此诗文集流传。这批天一阁流散书皆来自于原北平图书馆，战争时期，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在那时就已经拍摄了缩微胶卷以供保存与使用。目前，台北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数字古籍工程，包括天一阁流散书在内，大部分珍贵古籍都在网络上公开，读者可以直接转成PDF，使用非常方便。藏书机构资源开放共享的态度对各种古籍访归与乡献集成大有裨益，也为天一阁流散书的调查与回归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持。
会议现场
会后，与会学者倡议，以天一阁流散书访归为纽带，以寻访乡献、整理国故为契机，加强各国各大公私藏家之间的联系，同时以最大的努力、行动来关心和支持中国以及天一阁的典籍访归工作。也希望海内外的全体中国人，以及关心中国典籍回归事业的友好人士，都能参加到这项文化工程中来，让流散古籍访归工作成为各国及各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典范。
总的来说，本次研讨会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探讨了天一阁与流散书访归的诸多问题，为学者联系了古籍界、图书馆界、出版界、拍卖界，搭建了一个关于文献学、藏书史、出版等各种研究与实践的交流平台。与会学者展现了稀见的质疑精神与卓越的研究能力，提出了深刻的见解、独创的方法、丰富的实践，这在当下的学界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