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乌拉圭思想家、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的代表作《爱丽儿》由北大西葡语系的于施洋老师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这是国内首次出版罗多的这本名著。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真读书”读书会由该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发起，主要围绕拉美经典著作进行精读活动，已经持续数年。本文来自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和拉美研究中心张琨老师参加读书会第69期的读书报告。
《爱丽儿》，【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著，于施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7月
我于2012-2014年间在乌拉圭访学，但很遗憾，当时不太了解罗多，对《爱丽儿》的阅读也是从了解于施洋老师的这个译本之后才开始的。我今天想从三个部分谈一点我的阅读心得。首先，结合自身经历介绍一下乌拉圭，希望对大家理解文本有所帮助；其次，领读一下书的后半部分，也就是第4-6章，每三四页概括一个大意，或者对每个意群做一个总结；最后，《爱丽儿》在很多人看来是拉丁美洲反美主义的宣言，我也想简单谈一下这个地区的反美主义。
乌拉圭位于阿根廷与巴西之间，它是拉普拉塔河总督区在逐步演变为数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联邦派与中央集权派斗争的产物。当然，英国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地缘政治方面来考虑，英国希望在阿根廷和巴西两个大国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就有了“乌拉圭东岸共和国”这个小国。乌拉圭建国早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与当时拉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作品和论著去构建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我们知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讲到第一波民族主义的源头便是在美洲。除去构建之外，乌拉圭身处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区域性大国之间，也需要考虑如何平衡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是从当时拉普拉塔河地区的“联合省”（Provincias Unidas）中独立出来的，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打了很长时间的仗；另一方面，乌拉圭独立之前曾被避难巴西的葡萄牙王室占领，当时被称为西斯普拉塔省（Provincia Cisplatina)，这段历史决定了乌拉圭这个国家的某些特点，比如语言的混杂性，一方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语口音一样，乌拉圭的西语也带有比较浓厚的意大利语口音（特别是首都蒙得维的亚），另一方面在靠近巴西边境的地区，经常会有西葡语混用的情形出现，当地人称之为“葡西语”（Portu?ol）。总体上来说，由于面积、人口等因素，乌拉圭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南美大陆南端的一个区域性的小国。
罗多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罗多比较不同的一点，在于他关注的议题与当时乌拉圭知识分子界相比，比较特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爱丽儿》成书的年代，整个乌拉圭的人文社科学界，不管是文学、诗歌、历史，最关切的议题并非反美主义，即如何整合拉美各国对抗北美，而是更加地域性的，即如何让乌拉圭区别于其他领国，特别是阿根廷，从而完成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具体的做法包括撰写各种爱国诗歌，从历史学的角度美化独立之父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1764-1850）归国进行的武装斗争等。从这一点来说，罗多所写的《爱丽儿》与当时乌拉圭知识分子界所关心的议题是有区别的。他所关心的，与何塞·马蒂等“拉丁美洲主义者”更为相似，具有超出自身环境限制的一种超越性。《拉丁美洲的精神》（郭存海、邓与评、叶健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作者霍华德·J.威亚尔达将罗多视作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认为一部分原因便是罗多能超出乌拉圭这个小地方，对整个拉丁美洲抱有一种更宏观视野上的大情怀。当然，这一情况与他的政坛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国际政治的敏感性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纪念这位思想家，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政府专门把一个公园命名为罗多公园。我在这个公园北边的帕布洛·德·玛利亚大街（Pablo de Maria）大概住了半年时间，闲暇时候经常会去逛。我在乌拉圭的时候对罗多没有过多的关注，因此公园中巨大的罗多塑像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相反，公园南边靠海边走廊的一座孔子塑像却让我记忆深刻。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去阅读《爱丽儿》有不同感受，观察和理解是“意向性”的，被之前的知识结构所决定。
罗多公园的孔子塑像
回到文本。我个人觉得，不少人把《爱丽儿》当作拉美地区的反美宣言，强调它的反美主义，这其实更多程度上是后续一批特定的知识分子身处特定历史时期对这个文本的一种再阐释。我这里不是说《爱丽儿》中没有透露出这种反美情绪，但这只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是一个主要的方面。然而其实文本还包括了很多丰富的其他内容，这些内容被不太公正地忽视了。乌拉圭当代的历史学家安娜·伊列思·拉雷（Ana Ines Larre）对此便有感而发：“反美讯息只是这一预言的一部分，然而到了今天，这点却成了最广为人知的了。”
与前三章相比，《爱丽儿》的后三章更简洁明快，直入主题，少了很多文学化的描述。与此同时，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以及观点和观点之间的逻辑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罗多首先借勒南以及其他法国哲学家之口揭示了功利主义泛滥的原因：即科学与民主。之后他又借勒南的观点，指出他批评民主的原因，可以归纳成四点：牺牲个人利益；无力监督纠正民主，因为民主成了最重要的终局原则，而没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去监督民主；民主会扑灭个体的一些理想，特别是处于少数群体的个体；激起精英对普通大众的掌控。
接下来，他把民主的坏处放置到拉丁美洲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他论述当时拉丁美洲的情景，比如移民的增多，城市人口的增长。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拉普拉塔河地区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接纳了500万左右的欧洲移民，是仅次于美国之外美洲地区接纳欧洲移民最多的。大量移民的到来给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带来了不稳定的元素，并且给当时初生的民族认同带来了冲击。很多来自欧洲的移民暂时还意识不到自己是“乌拉圭人”或者“阿根廷人”。其次，与欧洲移民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种欧洲的激进思想，其中对政府冲击最为严重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为了构建新的民族国家，应对上述冲击，当时拉美政治精英的普遍政治共识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因此我们再回到文本，罗多随后开始推崇精英政治，并说当时拉丁美洲社会需要少部分精英的引导。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稍微有点突兀，没有做很多铺垫。他说反对庸俗的平等之后，然后立刻说：“但是从根本上说，民主精神对于我们的文明是一种无法反对的生存原则。”他没有给出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罗多对拉丁美洲文明的界定，依旧局限于来自欧洲的，比如说沿袭笛卡尔以来的精神和物质的这种二元客观对立的传统。因此，雷塔马尔后来批评罗多在整篇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及其文化。正是这一点，让他与稍早于他的古巴革命之父何塞·马蒂、后续的墨西哥思想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或者秘鲁的印第安社会主义者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等人有了明显的区别。
在我看来，罗多和《爱丽儿》与其说是在反对美国，不如说他认为精神优先的拉丁美洲才能更好地代表来自欧洲的西方文明，这与他后面对美国的批判是相呼应的。他认为，尽管美国文明源于欧洲，但过于注重物质方面，已经脱离了原本欧洲的那种强调物质与精神和谐的传统。美国学者格兰格·格兰丁（Greg Grandin）也指出，不管是拉美的学者还是美国的学者，反美主义并不是反对民主或者西方的价值，而只是认为美国的一些行为违背了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同时觉得拉丁美洲才是这种来源于欧洲的西方价值的真正代表者。这一点或许跟东方国家或者欧洲的反美主义存在实质的区别。接下来是对民主的夸赞，从各方面论证民主的合理性，民主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拉美和北美之间需要竞争，等等。
我觉得，第五章其实没有批判民主，或者说美国宣扬的来源于欧洲的这些西方根本的价值观念。他只是说美国的那一套太过于注重物质，而完全忽视了精神，因而与欧洲的根本价值观念相悖。当然，他也不是说拉丁美洲完全是精神的代表。在我看来，罗多更多强调一种调和，一种“中道”。我们不仅可以在之前的文字中找到这种痕迹，比如，他强调大众与精英的调和，强调精英或者德性上更加优越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利但也有义务去引导大众。又比如，他说，只需要坚持一种高尚、公正的民主理念，就能够把两种普世的科学教育在社会组织和精神中互相妥协，转化为事实。他也提到，观察自然秩序的物质与精神的调谐，使他认为在一个相近的社会中的两种历史推动力物质和精神，也应该处于同样的状态。他并没有完全说物质就是不好的，但认为历史的前进要靠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合力推动，达到它们之间的和谐。即使他赞扬了美国的一些特质，但他反对将美国的这种模式直接嫁接到西属美洲。
他认为美国生活掉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繁荣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不能满足于对人类命运的中道构想（Mediana Concepcion）。”既不要太物质，也不要太精神，而是要想办法把两种可能性很好地平衡或者结合在一起，这是罗多的论点。可能罗多会觉得精神更高一点，但精神与物质各占多少比例，如何均衡，都是他自己所定义的，是外人没有办法去言说的。罗多认为，美国实在太繁荣了，物质文明太强大了，某种程度上这种物质文明的优势，阻碍了美国对精神文明的追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很多文人作家对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1819-1892）是特别崇拜的，他们都认为惠特曼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美洲这块新大陆的构想，是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都赞同的。但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发展就违背了惠特曼诗中的构想。拉美很多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由此发生了转变。美国建国初期的扩张，之后的门罗主义以及二十世纪中叶的冷战，让拉美人既忧且惧。二十世纪下半叶，拉美各国的政治动荡，包括肮脏战争、军事政变，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这一切， 都促成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思想家与政治家在那一时期对《爱丽儿》中反美主义的较为特殊的诠释，这些诠释在相当的程度上构成了大众今天对这本著作的认知。
我个人觉得，《爱丽儿》更加注重阐释在一个理想社会中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均衡与调和的必要性，反美只是这一主张的例证，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远非它的全部。当然，二十世纪拉美一些知识分子张扬其中的反美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理由。“阐释”或“诠释”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是人实现自身存在的必要手段，也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任何一种诠释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其必要性的，是与其环境相关的。拉美一些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出于各种理由做出他们自己的诠释，是可以理解的。
罗多在书中强调，美国功利主义影响下的后果——物质繁荣，最终还是会为“爱丽儿”的事业服务，为与其匹配的精神生活而服务。罗多也顺带提及了他眼中的东方：落后，缺乏变革。这种看法主要来自法国和意大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人对亚洲的看法。事实上，拉美学者对东方的观念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当代拉美史教授马丁·贝赫尔（Martín Bergel），有一本专门追溯阿根廷东方观念演变过程的著作，叫《嬗变的东方：阿根廷知识分子与第三世界主义的起源》（El Oriente desplazado， Los Intelectuales y los Orígenes del Tercermundismo en Argentina，2015）。感兴趣的书友，可以找来读。
罗多试图调和物质与精神的联系，那么，他梦寐以求的拉丁美洲，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自问自答；“她对精神上的东西总是那么热心，不仅仅对庇佑她的大众而言；她勤于思考，同时也不忽视强健的行动能力。”（中文版第114页）。这里，又一次强调了这种调和。
最后对这本书有几点小结。首先，罗多的思想还是受欧陆传统，特别是法国笛卡尔和帕斯卡尔等人的影响，他把整个世界看成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统一。在笛卡尔那里，精神和物质世界通过松果腺体来连接，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果腺体功能正常，然后精神和物质能够达到和谐，在罗多这里也是这样，物质和精神需要达到一种和谐。其次，《爱丽儿》带有很强烈的基督教思想的印记，后世的文学评论家说文风有点像福音一样。第三点，它带有一定的精英主义色彩，忽视了美洲的本土原住民的文化。此外，这本小书主要是一篇宣言，前三章的文学色彩更加浓厚，但其实并不是说服力很强或者逻辑很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和自身生存经验的一种很敏感的直观感受的表达。正是由于罗多采用了宣言的方式，《爱丽儿》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影响拉丁美洲人。它的过于宏大或者说有些空泛的叙事具有了让后世拉美知识分子不断阐释的空间和价值。
书籍之外，顺带谈一下反美主义。拉美地区兴起的反美主义是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和行为紧密相连的。上个世纪出版的萨穆埃尔·弗莱及·贝米思（Samuel Flagg Bemis）的《美国对拉美的政策：一个历史解释》（The Latin America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1943）利用大量档案来论证美拉之间的关系，以及门罗主义诞生的复杂背景。当时拉美各国向欧洲借了大量外债却无力偿还，需要一个中间人从中协调，而美国也担心欧洲势力在西半球卷土重来。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提出了门罗主义，并承担了协调人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建构着自身和拉美的关系。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对惠特曼在诗集中表现出来的美洲构想是很赞同的，但基于民族主义、经济外交或者全球战略利益的考量，美国的很多做法与惠特曼的这种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格兰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反美主义的含义在拉丁美洲很复杂，可以反对美国的军事干涉，反对美国在拉美的行动，但并不反对这种行动后面的西方价值观。相反，拉美人认为相较于美国，自己才是西方传统在西半球的真正代表。
在罗多之后，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秘鲁等印第安人传统更浓重的国家出现了一批更加进步的思想家。他们认为混血和印第安传统才是真正的美洲主义，这就形成了反美主义的新意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罗多和他的《爱丽儿》，可能和之前一些人的阐释就不一样了。因此，罗多对美国的态度，与很多拉美人一样，是更加复杂和多层次的。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罗多公园的孔子塑像，下面刻了四个字：“有教无类”。我时常在想，美国跟拉丁美洲这种爱恨情仇的复杂关系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而我们跟拉丁美洲的联系其实还很新，也很浅。当时在乌拉圭的我，虽然经常去罗多公园，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巨大雕塑，更不关心他是谁，以及他写了什么。吸引我目光的仅仅是海边默默树立着的孔子雕像。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不断的交流和时间的沉淀，需要长远的眼光和对异质文明的理解和包容。因此，再次感谢《爱丽儿》的译者于施洋老师和读书会组织者谭道明老师，帮助深入理解对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乌拉圭和拉丁美洲，同时，我衷心期待“拉美思想译丛”出版更多的拉美思想经典著作供我们读书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