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女性而言，“听话”是最没有想象力的

从一个故事开始吧，是我在一个公号上看到的。经济富裕的母亲花钱给女儿买了一间30万元的铺子，女儿却不领情，整天不着铺。她不学习、不减肥，甚至不看铺子，热衷于谈在外人看来一无是处的男朋友。母亲上网求助，写下事实本身。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简单乏味，即使作为创作素材，也看似没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然而，母女故事、平凡生活、隐秘的内心角落、被规定和安排的人生，都是这个故事里可以被叙述的潜在元素。女儿是真的快乐，还是看似叛逆？她在期待什么？她的期待和母亲的期待又有着什么错位？同一条街上还会有其他的铺子，20岁出头就当上老板的女儿，和其他通过婚姻成为老板娘的中年女性，其心境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

女性角色可以局限在私人空间里，江南水乡、小巷、古镇，是我们所熟悉的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文学的某种叙事。也可以进入职场，《陀枪师姐》《壹号皇庭》《妙手仁心》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影视，其职业女性的形象，在专业领域、工作能力、浪漫都市爱等方面，塑造了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生活想象。然而，只有憧憬，并无共鸣，因为它并非写实主义的。生活的细节该当被分解，像侯孝贤电影中回忆往事时的长镜头，以及许鞍华天水围日夜里吃不完的三餐。我们聚焦具体的生命个体，探讨的是女性从私人空间出发，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在二者之间逡巡徘徊，寻找自我位置的处境。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日]上野千鹤子、[日]田房永子著，吕灵芝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9月。

上野千鹤子的新书，标题、封面设计、采用的对话体裁，都更接近于科普通俗化，放在她之前出版的《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后，契合着标题“从零开始”，类似于某种隐喻。尽管我们已经走了一些路，但现实的复杂性随时会要求我们回到原点。这是集体环境的命题，也是理解个人处境的策略。

从“零”开始，“零”的起点却因人而异。我们需要具体地、不断地认知，才能开始我们的反思。而进入实践领域的理解与行动，是更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你足够幸运，同时是一个创作者，那么你将拥有另一重使命——叙事。它将增加一个角度，去帮助你激发更大的理解与共情。

认知：结构下的“不听话”

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既作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局限的入门读物，又在此之上有所拓展，它用几个概念来阐释女性同时置身于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下的困境。“爱”和“母性”是被建构的神话，实际情况是背后所隐藏的经济和权力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重视角下的“家务劳动”、“中断——再就业”的陷阱等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

读书时随文写字的习惯，有些会成为自己重读时不知所云的感叹。重读《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我看到自己写满了“要看到希望”之类的表达，到书的后部就消失了。在具体的现实发展中，旧有的阐释术语显示出自己越来越大的局限，面对新鲜而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我们需要新的语言。

这当然是“女性写作”某种巨大的意义。“女性写作”“女性叙事”在学术表达上无疑并不够严谨，但它的意义在于被命名本身。我们几乎不谈“男性写作”，而从性别维度强调“女性”，在于汇集目光的必要。“我们不要互相背弃，我们是受到伤害的整体”，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借主人公之口脱口而出的话，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声音。在结构性的约定俗成和限制下，各种艺术门类的“女性叙事”都会被置于文化边缘。在主流叙事之外的个体经验表达，会被定义为不够体面的“自传”或不痛不痒的小叙事。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内心和声音，会以另外的阐释方式被遮蔽，狭窄的生活、作品的缺陷、对自我的反叛等等。而涌现出的“女性榜样”也变得孤立了，我们赞美她的同时，赞美的是一个成长的孤立的天才式个体，我们看不到群体命运改变的可能性。

“听话”，我们将继续待在原有的结构与语言表达中。那些对于生活的阐释方式，让我们觉得安全、省事、易于获得共鸣，却恰恰绕过了主人公作为主体的人本身。观念传统的母亲在旧有结构认知里理解女儿，无疑女儿会被谴责。女儿有一个旧有结构里“正确”的生活模板，关乎减肥、变美、找到“靠谱”的男性保护者、本分看铺子等等。但在女儿的心里，二十出头的她会这样定义自己的生活面貌与个体价值吗？她内心丰富、幽微、隐秘的情感，对世界的好奇，对爱的渴望，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平稳的赛道，过去、当下与未来，约定俗成的规训与期待……作为具体的个人，女儿拒绝了这样的叙事。

想象：关注具体的个人

“不听话”会引起原有权力主体的恐惧，《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里写到各个时代“女性写作”所遭受的嘲讽与质疑，“让他们恐惧的不是陌生化。而是对于熟悉的事物的重新解释”。“女作家一次又一次地闯入了正典，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她们不同寻常、特立独行，她们的写作手法怪异，她们的想法‘不合时宜’”。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美]乔安娜·拉斯著，章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其不合时宜处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在叙事技巧上，在以男性主题话语所定义的经验世界里，女性角度的阐释挑战了所谓的客观性与绝对标准。“他者”艺术的存在本身一旦被承认，线性的等级系统、秩序、标准都需要被重新定义。二是在叙事经验上，在“他们”表达过的领域，“她们”发出了新的声音，这产生的结构性震动力量在于，“中心”与“边缘”的位置都是被建构的。女性叙事所表达出的异质性的经验，能够多大程度地被理解和接纳？表达的要义，就在于确认经验的存在，呼唤产生新历史建构的可能性。

叙事作为手段，最大意义是经验的表达。然而，在女性群体内部，如何看待自己的经验，也经历着变化发展的过程。“厌女”的反思并非仅仅存在于两性对立或社会经济的结构中，同时存在于女性内部的发展与认知中，涉及到理性之外，最富有想象空间的部分，即人们幽微丰富的内心世界。

《厌女》，[日]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

作为一个自认为写作过女性故事的小说写作爱好者，我也是从阅读《厌女》开始，慢慢发现自己身上“厌女”的幽灵。如果由我来写作这个故事，大概率我会写成一个创业成功的看铺子故事。一个是花费大量精力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的女儿，一个是始终无法理解女儿最终选择阶段性和解的母亲。这样的故事显然背后也有着某种模板。例如，即使在母女这样密切的亲密关系中，我们也需要社会财富和地位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结构下的“正典”式评价标准，现实主义，却缺乏生动的细节，是书面的“真实”。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乏善可陈的。

也许女儿就是一个无法成为女企业家的女儿，也许母亲的判断是对的，她没什么才干，也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这样的叙事会陷在庸常化的意义指向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讲述、去欣赏？

《天水围的日与夜》电影海报

而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拍摄母女生活的日常。吃饭、洗碗、睡觉，女儿偷偷跑出去约会，母亲一人守着冷清的铺子，平淡、庸常、闷、在某些时刻中的不知所云，忽然，我会想到许鞍华的某一种叙事风格，《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女人四十》。近期，讲述许鞍华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上映，借由这个契机，我又重看了很多许鞍华的作品。她塑造过的女性形象，天水围的张母和梁奶奶、桃姐、阿娥，都是在具体的生活里一分一厘耕耘的个体。买菜、吃饭、洗碗、和亲戚朋友打交道，然后继续买菜、吃饭、洗碗、解决家庭里各式各样的麻烦。面临着具体的困境：不管事的丈夫、沉默的儿子、繁杂的家务、老年痴呆的公公……她们并没有这样的运气，像《逃避虽可耻却有用》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明码标价，从雇主/男性家长那里得到薪水回馈。在上野千鹤子的分析框架里，她们是未在思想上觉醒与反思过的个体，隐忍善良、任劳任怨，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磕磕绊绊地担下责任。

我们要做的不是谴责和站队，从“零”开始，经历了历代女性权力争取者漫长的努力。家庭结构中的再生产模式，是为了努力解答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感到不适的原因。而“厌女”的自我发现，是珍贵的转折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厌女症”，女权主义者是从“厌女症”开始思考的，这让我们聚焦于潜移默化中被规训的部分。写作是表达中的一种，让我们放飞想象，经验的表达有非常多的存在形式。

个体中只有一部分能进入理论分析被理解，更为重要的部分，聚焦于真实丰富的生活经验，在不同的情况下，女性如何找到自己的价值？

叙事到这里会变得戛然而止，阐释框架、故事模板都失效了。好比我们要理解这个母亲、女儿、铺子的故事，需要更丰富的想象力。生活讲起故事来，逻辑是严谨的，但事实千变万化。前提是更深刻的理解与共情，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听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而是作为群体里的一员，母亲所认为的价值，女儿所渴望的价值，女儿在当今情势下所能够实现的价值，都是错位了的剧本，在许多细节上需要被重新试写。戛然而止是好事情，面对新鲜而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我们需要新的语言。

叙事：我们是整体

叙事的诚意要求我们进入个体的生命经验与精神世界，然而，在叙事背后的含义上，将个体连接起来，成为整体，或许具备特殊意义。《好好拍电影》里，除了女演员之外，许鞍华的同行几乎都是男导演，因此，纪录片对于导演本人的叙事就离不开性别议题。当许鞍华完成一部电影作品，在全国四处宣传时，也会被期待做这样的叙事，作为一名女性导演，您认为在各个方面有什么特殊之处？

纪录片《好好拍电影》海报

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的分析里，“剥夺作者身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当承认了写作的存在本身及其合理性之后——她在写，是她写的，她应该写，她写得好。还有一部分令人唏嘘——“她”是从哪里来的？

她不是个体、不是天才、不是另类，她是群体里的一员。女性写作的脉络需要被接续起来，其逻辑是榜样的被发现，艺术传统沿袭的被梳理，历史成就的被肯定。女性的叙事与声音需要留下成果，那是“我们”努力生活过的痕迹。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里，看似谈论的是很小的一部分——女性创作者，实则可以被认为是暂时从母职神话、家庭结构、再生产分配中脱离出来的个体。个体经验的表达，在“金智英”的绝望之外，为我们开辟新的赛道——像关切任何具体的问题一样真切地关注自己。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行为的完成，当我们说了就是说了，写了就是写了。女性写作的机会、其被承认的空间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获得，经过了漫长时间、若干代人的努力。

“她”是从哪里来的？许鞍华不是个例，《好好拍电影》将她祛魅，她再出色，但最贴切的身份，还是一个诚恳的表达者。一方面，从影像滋养抑或文学储备的角度看，她有自己的学习脉络与领域榜样，此中，当然有女性榜样，如她屡次提到的张爱玲。另一方面，她以“人”的角度进入“她们”的生活，是一种拘谨甚至有点笨拙的温情，娓娓道来的方式，试图理解的努力。

“听话”是最没有想象力的，其匮乏之处在于，“金智英”的故事并不是穷尽，它引起的是恐惧，而非共鸣。生命的拒绝规训与自我探索，永远必须是自觉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出头、看似一无是处的女儿，内心深处已经燃起了未来能成为反思之光的火焰。对于二十出头的女孩来说，谈恋爱才是正经事，而不是看铺子。母亲认为女儿的价值就那么单一，女儿心里未必那么想。起码，她不减肥，抵抗住了外貌焦虑。她就是喜欢帅气无用、也没有那么一本正经的男朋友，无可厚非。

“听话”会扼杀对于生活的想象力，具体的道路是个体经验实践而出的，所以当我们读完各种理论后，还是要像《女人四十》里失智的“公公”，将日常的花瓣误认为南方罕见的雪花，想象自己站在满天雪花里，有那么一个顿悟的时刻，“生活是很过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