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谈路易十四与凡尔赛宫

杨靖（章静绘）

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在位长达七十二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时人尊称“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修建了凡尔赛宫，把大贵族集中在凡尔赛宫居住，将整个法国的官僚机构集中于他的周围，以此强化法王的军事、财政和机构的决策权。英国作家南希·米特福德所著的《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一书最近出版了中译本，译者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靖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专访，他认为，作家在正史和野史的缝隙处寻找切入口，借助文学想象还原/重塑鲜活历史，为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物传记书写提供了样板和镜鉴。或许这也是这部传记最引人入胜之处。

《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英]南希·米特福德著，杨靖 / 李江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288页，70.00元

凡尔赛宫1689年竣工，正好一百年后毁于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四因为修建凡尔赛宫而债台高筑，这是否与后来的法国经济崩溃、法国大革命有关？

杨靖：这个论断有点像教科书的“标准答案”，貌似合理，但未必合乎史实。首先，路易十四是否因修建凡尔赛宫而债台高筑？这和始皇帝修长城导致大秦帝国灭亡一样，可能更多出于后人的想象。自1660年初开始兴建，到1680年代中期主体竣工，历时二十余年，工程总价堪称惊人，但根据路易十四《回忆录》，平均每年的专项建筑拨款仍在国家财政承受范围以内。其次，作为关乎千年国运的重点工程，法兰西王国除税收以外的非预算收入几乎都投入其中——比如首相马扎林去世前，致信国王自愿“捐献全部家产”（据说相当于国库一年收入）。1661年，扳倒财政总监富凯之后，抄家籍没所得与马扎林相比也不相上下——据说仅总监府邸沃子爵城堡，资产价值便高达一千八百万利弗尔，颇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意味。

事实上早在伏尔泰写作《路易十四时代》（1751）时，便有人将国家财源枯竭归咎于路易十四的大兴土木和骄奢淫佚。对此，伏尔泰认为恰恰相反，“正是这些促进工业发展的花费，使国家富裕起来”——造成当时国库亏空、债台高筑的真正原因不是奢侈，而是战争。伏尔泰以其时流行的织锦挂毯、玻璃镜面以及香水、高跟鞋等奢侈品为例，论述上述商品制造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并增加了社会富裕程度。与此同时，奢侈品也是补救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有效手段：富人们在购买奢侈品时缴纳高额消费税，为财富的再分配做出了间接贡献。针对卢梭等人对奢侈品的敌视，伏尔泰认为所谓“禁奢法”从原则上侵犯了人们的自由，从实践上挫伤了人们勤勉劳作的热情，不仅压制了物质文明的发展，更阻碍了精神文明的繁荣——在古代，“雅典的奢侈培养了种种伟大人物”，而斯巴达的简朴和贫困只不过培养了“少得可怜的几个军事家”。正如旅居英国的荷兰作家曼德维尔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一年发表的《蜜蜂的寓言》（1714）中所言，个人恶德成就社会公利。历史学家盛赞路易十四“倡奢”之举，这和我们的普通认知有一定差距。

再次，法国大革命的确与财政困难、经济崩溃大有关联，但这个锅显然不应当由路易十四来背，甚至也不该由“病夫”路易十六来背。一般的看法是由于王后挥霍无度（我之前在《法国大革命的厌女症》一文中已做辩驳），以及国王纵情犬马荒废朝政，但实际上自执政之初，路易十六一直锐意改革，旨在废除一切奴役和特权：不仅要求取消跨省壁垒，而且要求贵族、教士与第三等级一体纳税。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他的各项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激发出生产积极性；贸易关卡被消除，促进了工商业流通和发展——整个社会可以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路易十六对路易十四的“治国良相”科尔贝极为赏识，认为此人具有“惊人的理财本领”，在减免人头税的同时还能增加国库收入，其关键在于他掌握了国民致富的秘技：在发展农业和制造业基础之上，大力拓展对外贸易，而非对内掠夺——诚如同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伯克所说：“政治的自由是富国之本，想依靠暴政榨取，最终是得不到钱的”——与此相反的如土耳其政府，无意于发展经济，只能采取卑劣而恐怖的手段，通过没收民间私人财产来维持反动专制。

史载大革命爆发前法国国库巨额亏空是事实，但罪魁祸首与其说在内政，不如说在外交。二十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曾将法国大革命定性为“多重革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重因素——其直接导火索是革命前一年即1788年农业歉收，导致巴黎粮食价格高企。而更为致命的是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海量”经济援助（以及无息贷款）——最多时达到当年财政税收的一半以上，再加登上美洲大陆的法国志愿军（尤其是海军）庞大的军费开支，最终导致财政破产。标志美国独立革命胜利的《巴黎和约》签署仅六年之后，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自不量力的对外援助（经援/军援）才是大革命的致命诱因和幕后推手。

凡尔赛宫

在关于毒药的一章中，我们看到法国上流社会极为不堪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彼时法国上流社会似乎又特别有吸引力，当时人是怎么看待这些上流社会的，他们的人设崩塌了吗？

杨靖：“毒药”这一章的确非常精彩。围绕法国十七世纪轰动一时的“宫廷投毒”事件，从国王情妇到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暴露无余，而调查和审判的结果更具君主专制社会特色：涉案的平民领受火刑，无一幸免，而国王的“朋友们”却安然无恙。当然我们也不能仅凭这一件丑闻就断言上流社会人设崩塌——因为贵族还有另外一面。

事件的起因是巴黎一名警察局长被毒杀。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巴黎存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毒品交易网，为首的是“女巫”拉瓦赞。拉瓦赞擅长配置毒药和调制春药，同时兼营“黑弥撒”和非法堕胎业务，客户遍布京城，其中最有名的是外省贵族布兰维利耶夫人——由于家庭矛盾纠纷，她先后下毒害死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随后又计划毒杀亲夫。照米特福德的说法，她的行为激起公愤，整个上流社会都参与了对她的审判和处决。最后她被斩首、焚尸——著名书信作家塞维涅夫人曾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她的骨灰”。布兰维利耶夫人临终前宣称：巴黎一半的贵族家庭像她一样“手握毒药”，而她却是唯一受刑之人，这“极不公平”。

果不其然，随着调查深入，牵涉范围越来越广，级别也越来越高：来自高贵波尔多家族的普拉永夫人尝试用不同方式毒害她年老的丈夫。另一位巴黎名媛德勒夫人疯狂地爱上黎塞留侯爵，她不仅试图毒死自家丈夫，还图谋毒杀黎塞留的正室以及他的一众情人。更要命的是，拉瓦赞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国王现任情妇蒙特斯庞夫人——国王情妇是王宫的正式头衔（job title），权势煊赫。警察总长雷尼耶不敢公开调查，只能秘密取证。通过审讯其侍女，警方得出结论：蒙特斯庞夫人在国王饮食中添加催情剂，同时对国王新宠丰唐热小姐下毒，“目的在于争宠”。其时国王与丰唐热小姐正处热恋之中——尽管国王一生阅人无数，但他一贯奉行“一次只爱一个”的原则，热恋之时欲仙欲死，激情过后弃之如敝——对小姐柔弱之躯垂怜不已，闻知蒙特斯庞夫人欲暗中加害，大为震怒。不久，芳龄二十的丰唐热小姐病逝，益发验证之前的传言。国王将蒙特斯庞夫人放逐出宫，同时要求“火焰法庭”对涉案之人从严惩处。

由于本案在欧洲宫廷引发广泛关注，国王希望尽快平息物议。所有与蒙特斯庞夫人有关的证据档案一律销毁，知情人则通过“国王密札”转往各地监狱终身监禁（后世乃有“铁面人”的传说）。法庭判决：包括三名“女巫”在内的三十多位平民被活活烧死，而涉案的上流贵族多数被无罪开释——“事实证明，当涉及到自己的手足和亲属时，火焰法庭只会像议会一样软弱无能”。

这一事件堪称当时的惊天丑闻，对贵族及王室声誉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总体来看，贵族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并未因此而崩塌。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贵族是平民的领袖和表率，深受爱戴。尤其是欧洲大陆战乱频仍的时代，贵族率军征战四方，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生命，即所谓“贵族责任感”或“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树立了相当威信。在法国贵族阶层中，“长袍贵族”（文官）与“佩剑贵族”（军功）相比始终稍逊一头，道理正在于此。十七世纪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无不渴望通过购买土地或服侍国王而跻身贵族阶层，因为它代表了个人和家族的荣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实行绝对君主专制的国王面前，贵族经常以“人民代表”自居，竭力捍卫民众利益。比如巴黎高等法院，在关乎民生问题（如增税）上从不轻易退让，甚至不惜以武力相抗衡（如“投石党”运动），令国王头疼不已，最终往往不得不通过讨价还价式的政治“妥协”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平衡器”的作用。顺便说一句，法国贵族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如狄更斯《双城记》）时常被丑化或扭曲，史实未必如此。

从书中感觉到，跟同时代清康熙比起来，路易十四似乎整天吃喝玩乐，几乎没怎么认真工作，是这样吗？后人称路易十四为法国最伟大的国王，为什么？

杨靖：这是人们的错觉，很大程度上受到影视作品（如《王者之舞》《玛戈王后》）和文学作品（如《圣西门回忆录》）的误导——后者是圣西门公爵（对，就是法国同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伯祖父）对路易十四时代宫廷生活的刻画。公爵之父是路易十三宠臣，公爵本人则不受路易十四待见，因此在书中极尽诋毁之能事。该书文采斐然，与同时代塞维涅夫人《书信集》齐名，流传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路易十四和康熙大帝一样堪称励精图治的君主楷模。在位七十二年，除非卧病在床，他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八小时。在他的青壮年时期，他每天要外出打猎一次，参加会议三次（包括但不限于御前会议、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据米特福德的八卦，他每天还要做爱三次，真可谓天赋异禀。他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是：国王受命于天，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也无需他人置评，“只对上帝负责”。用伏尔泰的话说，自即位之日起，这位君主便立志“要在国外受人尊敬，在国内实行绝对统治”，一刻也不能懈怠。

骑马打猎和宫廷芭蕾确实是国王的喜好，编排舞蹈也费时良多，但国王深信前者代表征战，后者代表教化——甚至一个接一个地更换情妇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职责所系：王后担负诞育子嗣的王室责任，情妇则协助处理宫廷内外关系，缺一不可。或许正如历史学家所说，“人们希望法兰西国王有一个情妇，这就像是国家活力的象征。相反，百年之后可怜的路易十六，法国人对他都很恼火，因为他连一个情妇也没有。”

国王的文治武功都值得称颂。国王在权力转移战争、法荷战争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所向披靡，雄霸西欧。在陆上取得胜利后，他又下令修建军港, 提升法国海军实力（一度超过英荷两国海军实力总和）。当然，对路易十四而言，若想称霸欧洲，除了军事实力，文化艺术方面的“软实力”也必不可少——他希望“对周边国家迅速建立起像罗马对希腊那样的政治统治力，和像希腊对罗马那样的文化统治力”。这也是他建造凡尔赛的主要目的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借机将整个官僚贵族控制在股掌之中（凡尔赛宫犹如一座“金丝鸟笼”），以此强化他的绝对专制。

在经济方面，国王任用科尔贝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政府力量推进产业技术进步，使得民间工商业配合国家军事扩张而蓬勃发展，实现私营利润与国家税收同步增长。此外，法国的奢侈品生产和贸易也迅速取代荷兰和威尼斯，成为欧洲时尚之都——当时的社会欧洲贵族（比如俄国）无不以讲习法语为荣；法兰西学院的创设以及对文人作家的扶持奖掖更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纵观他的长期统治，路易十四留下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建筑宫殿或壁画雕塑，他更留下了一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他将法国综合国力推向顶峰，缔造出法兰西王国最为强盛的黄金时代。正如他本人临终前所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晚年发动的错误战争（大同盟战争）——给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拿破仑曾赞誉路易十四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自查理曼以来无人能与他相比”（或许除了他自己）。可惜，这位对路易十四满怀钦佩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却未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路易十四

书中提到了废除《南特敕令》的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当时法国国内的宗教争端如何影响了法国的国际国内形势？

杨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需要谈到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后者有时也称天主教改革，其标志性成果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耶稣会等修会组织。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等人发起宗教改革后，新教逐步开始与旧教分庭抗礼，欧洲君主势力也一分为二，法西意是老牌天主教，英德荷则属新教范围。十七世纪的欧洲历史主要围绕这两大阵营的交锋而展开。

自十六世纪开始，法国境内新教（称胡格诺派）势力迅猛增长，由此引发内战——一般称为三亨利之战（两位国王一位公爵同名），结果亨利四世取得胜利，开创波旁王朝。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为稳定国内外政治局势，决定由新教改宗为罗马天主教，并于1698年颁布《南特敕令》，一方面承认天主教为国教，另方面也给予新教徒一定政治地位和经济自由。亨利四世将这一敕令定性为“永久性”国策，希望他的子孙后代遵照执行，至少一百年不动摇。继位的路易十三性格懦弱，加上体弱多病，在政治方面无所作为，基本是萧规曹随。在路易十四即位之初，由于母后奥地利的安娜和教父马扎林坚持亨利四世的基本原则，路易十四无力与之抗衡。直到1680年代以后，他自觉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于是颁布《枫丹白露令》（1685），宣布撤销《南特敕令》。

路易十四对令祖“宗教宽容”的国策早就不能忍了，因为他奉持的是“一个君主，一种法律，一种信仰”的绝对专制——英国的新/清教徒以“叛国罪”将查理一世斩首，在国王看来实属“十恶不赦”。其实路易十四在位期间，除了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冲突，在天主教内部还有耶稣会、冉森派、寂静派等众多门派，但后者大多局限于神学争论，国王对它们只是严辞谴责；但对于南方势力坐大的胡格诺派，国王显然不能等闲视之。从颁布禁令到强迫改宗，对新教徒的迫害步步升级：一开始只规定新教徒不能担任公职，后来则宣布关闭新教教堂、学校等公共场所，令其无所适从，只得被迫改宗。对于拒不改宗者，一律抓捕入狱，并没收财产。在这样的局面下，胡格诺派除了逃亡邻国，别无他途。

国王作出这一决定，受到来自宫廷内外不同宗教及政治势力的影响。胡格诺派多为城市资产阶级（商人、银行家）和小手工业者，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获得长期和平安定的局面，而国王连年征战，最终导致国库空虚，只能以增税来弥补亏空，于是怨声载道。国王刚愎自用，最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治国方略指指戳戳，胡格诺派的命运由此被决定。

此外，来自国王“秘密”妻子曼特农夫人（夫人出身平民，后任王室保姆，按照欧洲宫廷法则，国王无法与之公开结婚）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夫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相信一切皆有定命。国王晚年，宗室儿孙相继病故，帝国大厦摇摇欲坠，夫人自觉罪孽深重（她与国王“通奸”，被天主教视为重罪）。为向上帝赎罪，夫人强烈建议国王铲除新教，以此取悦上帝在凡尘的代表罗马教皇（此前教会的确以“革除教籍”相威胁）。曼特农夫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果上帝假以国王天年，那么二十年后法国再无一位胡格诺教徒幸存。”

比曼特农夫人更具影响力的是以宫廷教士拉雪兹神父和波舒哀主教为首的耶稣会士——后者是法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演说家，一直在暗中怂恿国王下旨。为此他们甚至刻意将巴黎耶稣会大学改名为路易大帝学院——正中国王下怀。路易十四宣布撤销令后，耶稣会士奔走相告——波舒哀在演讲中称颂路易十四为“查理曼再世”。

尽管如此，作出这一错误决定，说到底还是国王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研判”出了问题：此时胡格诺派尽管日益强大，也提出政治权力方面的诉求，但并未图谋颠覆政权，更不像国王担心的会与德法边境外部势力勾结发动政变。这种民族和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固化思维害人不浅，误国甚深——其结果是约二十万新教徒逃往德国、英国、和瑞士等国。他们把技艺、手工业和财富带往这些新教国家，使得后者的工商业和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比如德国的养蚕业，英国的印刷业，以及瑞士的制表业。当然，相比于经济损失，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路易十四的暴行激起新教国家同仇敌忾，由此新教组成奥格斯堡“反法同盟”。这场世纪大战即“大同盟之战”，结果以法国惨败而告终，“太阳王”的神话也就此宣告破灭。

作者南希·米特福德的写法，您形容是“徘徊在凡尔赛宫附近的小报记者”，但作者有比较清晰的线索，您怎样看待这种用无数八卦段子组合起来的作品？您最近译了两本南希·米特福德的书，她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杨靖：首先申明，这一说法不是我的原创，而是国外书评家对她的形象描画。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列维在权威传记《路易十四》脚注中多处引用米特福德《太阳王》，认为女作家在历史考据与文学手法之间取得了“精妙的平衡”，可谓妙笔生花。正如米特福德在1961年访谈中所说，她中年以后才意识到：童年时代阅读的英法名人传记乃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我所阅读的书籍中，最多的仍然是传记、回忆录和纯文学作品。”——其中法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拉法耶特夫人代表作《克莱芙王妃》是“我的最爱”（米特福德于1950年代将此书译成英文，由美国波洛克公司出版）。上至国王，下到平民，所有关乎这一阶段的历史及文学著述，乃至书信日记无不在她的涉猎范围——毫无疑问，八卦段子也由此中产生。据说她特意选择将寓所安置在凡尔赛宫附近，以便查阅浩如烟海的宫廷档案及私人著录。或许正是在作者下足了功夫后，我们才能读到眼前这样轻松愉悦并且极富思想性的作品，即约翰逊博士所谓“你只有写得费力，才能让人读来轻松”。

米特福德是里兹代尔男爵二世长女，自幼酷爱文学。她早期的“风俗喜剧”风格轻快而不失犀利，充满调侃和戏仿，同时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和无以名状的悲观主义”——故有文坛“鬼才”之美誉。1956年，米特福德推出一部随笔集《贵族义务》，一本正经地提出如何划分“上流社会和非上流社会”——“在英国，判别一个人阶级身份的最好方法就是听他讲话，正是通过其语言，上层阶级明显地区别于其他阶级”。本书问世后出人意料地“蹿红”，其中的名句如“共和政体里的特权阶级，就像一只被砍去头颅的鸡，它或许能蹦跳一阵子，但实际上早已经死亡”可谓家喻户晓。

更具传奇色彩的是“米特福德五姐妹”在政坛和商界创建的功业——英剧《唐顿庄园》中人物形象据说多取材于此。当然，五姐妹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非南希·米特福德莫属，尤其是1850-1870年代推出的四部名人传记：《腓特烈大帝》《蓬帕杜夫人》《恋爱中的伏尔泰》以及《太阳王》。我本人在翻译后两部作品过程中真切“领教”了女作家的英式幽默和机锋睿智——“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以《太阳王》中的“八卦”为例。作者认为路易十四身世存疑，他出身时“长着一个塌鼻子”，似乎具有“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血统”。另外，从他日后展示的治国才能来看，也不像路易十三，而更近于“外籍（意大利）人士”马扎林。母后与马扎林的“恋情”是公开的秘密，国王对此心知肚明，但考虑到政权的合法性，却不愿将它说破。为此，作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国王的“初恋”是马扎林的外甥女、“女才子”玛丽-曼奇尼，此女对“风月私情（galanterie）”颇为在行，弄得年轻国王神魂颠倒，打算与之成婚，但马扎林坚执不允——正是为防范“近亲结婚”。更有意思的是，路易十四迎娶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女大公之后，玛丽临别之际垂头低语：“你哭了。你虽是主人，但我还得离开。”——拉辛据此创作名剧《贝蕾妮斯》（Bérénice），展现出国王“爱江山不爱美人”的英雄气概。

米特福德的这一手法颇得“文化史学”之精髓。该派主张在史料运用上，注重日常细节，摒弃“宏大叙事”；在方法上，则更多采用文化叙事，即“讲故事”和“马赛克”拼贴法（将段子串联起来），强调史学的“文学性”。比如作家重点刻画国王“好谀”：“路易十四的虚荣心永无止境且毫不克制”，引用王室史官拉辛的实录：“我注意到，只要谈话不围绕对他的称颂，国王就立刻感觉无聊，呵欠连连，似乎随时准备拂袖而去。”——堪称神来之笔。

顺便提一句，“文化史学”代表人物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日后被视为经典之作，但在问世之时却饱受非议——批评家声称该书依据的“不是官方记录，而是文学素材”。我在南希·米特福德这套名人传记“总序”中曾提到：作家在正史和野史的缝隙处寻找切入口，借助文学想象还原/重塑鲜活历史，为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物传记书写提供了样板和镜鉴。或许这也是她最引人入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