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内比米尔玄武岩石碑，曼彻斯特博物馆藏，8134号，出土于埃及，具体地点不明，高40.5厘米，宽28.5厘米，厚5厘米，1959年1月由马克斯·E.罗比诺私人捐赠
普内比米尔玄武岩石碑是2021年中华世纪坛“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展出的藏品之一，长期保存在曼彻斯特博物馆（第8134号），出土于埃及，具体地点不明，高40.5厘米，宽28.5厘米，厚5厘米，1959年1月由马克斯·E. 罗比诺捐予曼彻斯特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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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期埃及而言，如何在记忆中贮留已然为“帝国”所撕裂的文化，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自公元前一千纪伊始，底比斯祭司便开启了对于神圣信仰的再造，力图通过转向内在而弥合日渐崩解的埃及世界。此后，无论是利比亚新贵的“埃及化”，抑或是努比亚治世和第二十六王朝的“复古”，皆是古埃及文明重新整合“自我”与“他者”、“过去”与“现在”的重要努力。到了马其顿征服以降的托勒密时代，这种对于既往传统的追寻和安顿更是达到了巅峰。当然，面向过去的“回归”其实本身就蕴含着新的革命性元素，这也使得托勒密埃及的圣与俗更显多元而立体。
这在普内比米尔（Pw-nb-im-ir, Pawer）的圆顶献祭碑中可见一斑。该碑共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献祭图像，下部为五栏铭文，图文之间呈并置关系。其中，献祭者普内比米尔身着祭祀衣裙，左手持熏香，右手呈祈祷状，他的身前摆放着古埃及传统的贡桌，上置用于进献的膏油和谷物。左侧的神祇先后是以木乃伊姿态出现的奥塞里斯、伊西斯和奈芙蒂斯，前者手持埃及国王特有连枷与拂尘、头戴“阿太夫”王冠，两位女神亦手握权杖，并分别冠以相应的神冕，与其圣书体神名呼应。神与人、乃至诸神相互之间的身高比例也彰显出了明确的尊卑次序。在献祭图像上方，还有一个带翼的太阳圆盘。铭文首先载述了神祇序列，包括“逝者与阿拜多斯之主”普塔-索卡尔-奥塞里斯、“圣洁女神”伊西斯和“伟大的”奈芙蒂斯。随后，铭文还镌刻了献祭者普内比米尔本人及其父图特、母塔霍尔之名。
和托勒密时期重要的“希腊化”风潮迥异，普内比米尔的献祭石碑完全是典型的埃及式样，沿袭了自古以来的铭文程式与艺术法则，几乎没有希腊等异族文化元素出现。这便包括古埃及艺术传统中的正面侧身率、假想透明等方法特征以及如上所述的比例构图原则。实际上，在古埃及传统中，以“Htp di nsw（国王所献祭品）”开头的献祭碑文历史极为悠久，早在普内比米尔数千年前便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托勒密时期，成为布克哈特所言的那种“神圣的终止”，或曰“埃及人的法则”。不过，这种永恒性和程式性，恰恰是其宗教神圣性的不二来源；也正是由此，它才能够与流动的世俗世界截然二分，成为某种能够真正安顿心灵的依归。因而，当帝国崩溃以降古埃及人与周边诸文明的接触愈发密切甚至日显弱势之时，作为神圣存在的传统程式——无论是献祭碑铭还是艺术法则等——非但没有被外来文化所简单地代替，反而是更为突出地弥散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征服”了无数异邦人。
然而，在普内比米尔石碑上，身处希腊化之际的时代特色同样也是极其明显的。一方面，即便献祭场景中的基本元素与比例法则依旧一如既往，但与通常只出现一位神祇的传统不同，此处受到供奉的神却高达三位。另一方面，普内比米尔石碑的铭文虽大抵沿袭程式，但同样迥异于传统：尽管其主要部分仍是由圣书体书写，但在第一栏中却使用了世俗体文字，这种托勒密时代的风尚甚至在晚王朝时期都是难以想见的。而在神祇序列中提及奥塞里斯之时，亦使用了托勒密时期的特有名谓，即“普塔-索卡尔-奥塞里斯”。与此同时，从石碑的雕刻和铭文所言来看，普内比米尔的身份可能不尽尊崇，但他在画面中的身高却甚至与诸神不相上下——在新王国崩溃以前，这几乎只是神圣王权的殊荣。不难看出，在普内比米尔所处的晚期埃及，既有的“礼制”已经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僭越”乃至颠覆，神圣与凡俗的界限似乎变得只是“煞有介事”了。
事实上，这一“逸出正轨”的“非礼”可能也是晚期埃及人在传统与现实的巨大张力面前所进行的某种转圜。与新王国以前之自在发展和帝国时代的兼收并蓄皆为不同，拉美西斯王朝晚期以来的古埃及人先后面临着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所带来的冲击、前者与努比亚人的先后之征服，乃至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等外来文明对于本土政权的釜底抽薪。在这一铁器帝国纷纷崛起、并以昔日之“野蛮”征服“文明”的时代，包括埃及在内的诸早期高级文化纷纷以转向内在的方式赓衍着日渐衰微的传统。不过，阿斯曼等学者即指出，与其他走向将文本“正典化”的诸文明不同，晚期埃及人是以神庙这种“把神圣文献实体化了的‘平面图（snt）’”载刻其文化记忆。其中，和图像互为表里的古埃及人象形文字即通过不断地扩充符号以尽可能留住整个埃及世界。与此相呼应，在诸如普内比米尔石碑等物质载体中，作为图像的诸神、圣书等也便不断增多。这种所谓的“泛滥”，与其说是神圣观念的消解，毋宁说是其对于自身世界的反思与回护。而之所以能够“礼崩乐坏”，根本上则是由于既有礼制所依附的神圣载体业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埃及社会中，这便是神圣的王权本身；而当王权经由晚期帝国之衰微、第三中间期时代的几度崩解，乃至波斯和马其顿人所带来的异族创伤之时，面目全非而徒有其名的“法老”，显然已经不再能够安顿传统文化与埃及人的内心世界；取而代之的，便是帝国晚期以来的神庙及其祭司——亦即彼时埃及的文化精英。正因如此，既然王权已经不再神圣，那么由其而生的诸般礼制也就没有了延续的必要，神庙、“生命之屋”乃至每个人的内心世界成为了真正的舞台，崭新的“礼制”遂应运而生。
这便是一种基于时移与世易的“逸出正轨”：虽然包括希腊在内的诸异族文化并没有完全消解古埃及的历史传统，甚至反而刺激了其对于“自我认同”的追寻，但“他者”所带来的冲击与震撼却是极为强劲而真切的。这意味着，对于普内比米尔这样的晚期文化精英而言，即便自身身份不尽显要，但在托勒密时代的“双面社会”中，如何于神圣的传统与凡俗的世界中求得某种平衡，从而既为他者“解密”，又使自己得以宽释，依然是一个极为严峻且无以回避的问题。当然，也正因普内比米尔只是一位普通的古埃及文化精英，才使得某些不太拘泥于传统与时代程式的“僭越”更为彰显。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这种礼制层面的“僭越”却反而呈现出了诸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及其在艺术创作领域所迸发出的独特活力。在此意义上，帝国乃至诸如此类的所谓“政治”成就也便不再是衡量文明高度的绝对尺度。事实上，可能恰恰是在这种“乱世”乃至“末世”之中，难见于真正“盛世”星空中的缤纷色彩方才得以自在滋长，而这也正是普内比米尔石碑在其圣俗之间所凝结的世界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