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一年一度的梅雨季节。大气温度和湿度齐头并进，出门一身汗，进家一屋霉，这是江浙人民在梅雨季节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
虽然梅雨天有诸多麻烦，以至于有人戏称应该叫“霉雨”，但是除了一些偏爱干爽气候的人略感不适以外，连绵持续的高热阴雨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健康问题。然而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湿热天气往往被视为人体健康的大敌，并冠以“瘴气”这个可怕的名字。
神秘的瘴气
对江南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所生活的地区似乎比较早就脱离了瘴气的诅咒。
华夏人起源在今天中国中原一代，对历史气象资料的分析显示上古时期中原一带的气候远比现代温暖潮湿，黄河流域疟疾时有发生。对更加南方的长江流域，中原人总是带有一种陌生的恐惧眼光。
“瘴”字在先秦并不存在，当时的人虽然已经相信南方湿热气候影响寿命，但是并没有提炼出“瘴”这个奇特的概念。进入汉朝以后，南方的逐渐开发让湿热的影响愈发为人所知。对湿热气候的恐惧在《史记》中已经表达地非常明确：“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当时的史料还有诸如北方人四十岁正当壮年，江南人三十岁就显示衰相之类的奇怪说法。
汉晋时期，这种颇有由于对未知南方恐惧开地图炮的思想倾向逐渐被提炼为“障气”。当时的中原人认为，南方山川中会有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气”。这种气可能和雾气比较相似，刘宋人鲍明远曾经写过：“鄣气昼熏体, 菵露夜沾衣。”似乎是说瘴气带有一定湿度。
不过，对神秘瘴气到底如何伤人，古人也并没能说得清楚。湿热天气本身对身体危害有限，湿热致病在现代医学角度上看主要是一些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其中疟疾的影响较为严重。中国古代的瘴气根据中瘴症状来看，尽管并非全为恶性疟疾，不过疟疾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有意思的是，由于瘴气的模糊性，古人甚至把高原空气稀薄引发的高原反应当作瘴气。《南齐书》声称甘肃青海黄河以南地区“辄有障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显然，甘青的瘴气和南方的瘴气不会是一种东西。
江孜县海拔4000米，容易有高原反应
中古时期开始，这种“障”人入南方的奇特存在逐渐被写作瘴气，并更和也加了病字头的疠连用，而对瘴气的描述也越发神奇。
中古时代江南的开发已经较为完善，中原人逃难到江南安乐窝已是常态，再要说当地有瘴气那是逻辑不自洽的。幸好唐宋时代岭南等地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让地图炮有了新的轰炸对象。
与江南相比，岭南气候更为湿热，山川风土更为中原人所不熟悉，“瘴气”天然的就应该更加严重。
此时瘴气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泛化，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可以导致瘴气。而且，不但山林中可有瘴，河水也可生出瘴气。韩愈在被流放潮州时一度非常绝望，自以为自己会绝命于此，嘱咐侄子：“好收吾骨瘴江边。”所谓瘴江，就是今天的韩江。韩愈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去了潮州，为官十个月，竟然发生了江山改姓的奇事，而他也并没有在潮州中瘴身亡，而是政绩斐然，至今为潮州百姓所纪念。
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中老翁对自残解释道: “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植物花朵坠落时产生的花粉烟气也成了瘴气的来源。
对于中古人来说，岭南所有的病都可以叫做瘴，瘴不但杀人于无形之中，还是南方所有疾病的总根源。《岭表十说》提到: “岭外虽以多暑为患,而四时亦有伤寒温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 不问何病,悉谓之瘴。”
岭南闹瘴气的坏名声让居住北方的岭南人无可奈何，大概就和今天有些内蒙古人在内地会被问是不是出门都骑马一样，当时的岭南人也一定被问家里怎么对付瘴气的。明朝海南大才子，名臣丘濬就碰上了这样的问题。
就算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远在南海之上的海南岛都万分陌生。明时就更别说了。岭南瘴疠之地的坏名声远传北方。丘濬肯定也少不了遭遇同侪的嘲笑。为此，丘濬专门写过《南溟奇甸赋》介绍海南岛的风土人情，其中更有一句着重提到了瘴气。
“草经冬而不零，花非春而亦放。境临极地而复有，海泄其菀气而无瘴。“
和更北的两广不同，海南四面环海，风力较大，所谓瘴气无法集聚，因此虽位置更南，气候更加湿热，反而没有瘴气。想来丘濬对此一定颇为自豪，不然也不用特为在歌颂家乡的诗赋中夸海南无瘴了。
海南得南海之利，向来无瘴
在后文中，丘濬总结道：“噫，斯地也，近隔雷廉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尔不同。远去齐晋殆万里兮，而气之通也，胡为无异若是者?”
显然，由于四面空气流动畅通的海洋性气候，在丘濬眼里，无瘴的海南和琼州海峡对岸的雷州廉州截然不同，而与北方的齐晋之地禀气相通，非南蛮之地。瘴气的有无甚至跟文化禀气联系在一起。时人眼中，有瘴就是蛮荒之地，开化之后瘴气久被王化就逐渐散去了。
不过，海南虽然天气湿热但却没有瘴气威胁在更早的宋朝已经为人所留意。谪居海南的苏轼就注意到虽然“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尤甚。”却“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不论也。”
可是丘濬的信息却有些滞后，明朝的广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瘴气的威胁，不但本地老广活得好好的，明朝在岭南设置的一系列卫所士兵多来自南岭以北，严重的大规模瘴气伤人事件也很罕见。可见久已开化的广东也成功洗白瘴疠之地的恶名了。
红色的云南瘴气
清朝的江南和岭南已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上亿人口安居乐业。要再说瘴气伤人实在是说不过去。这时，处于西南边远地区的云南接过了瘴气的接力棒，成为瘴气新的大本营。
剑川县地势高爽，瘴气不算严重
清朝云南瘴气分布遍布全省东南西北，几乎无一府无瘴。当然，地处高原的昆明、大理等都会瘴气分布小一点，低地府县则大一点。云南瘴气流行较厉害的地区主要是怒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元江河谷这三条大河谷内的湿热地带。
而在瘴气重灾区中，又以腾越府（治所今云南腾冲）最为离奇。
腾冲旧称腾窝、藤越，是一座南诏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古城，南诏国君在星回节对歌里就曾经说：“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无昶较同一心,子孙堪贻厥。“当时的腾冲已是南诏重要城市。大理国时期，腾冲更是贵为八府之一，是大理政权掌控滇西南的重镇。
所谓“窝“、”越“大约和大理附近的各种”和“一样，是对白语”山“的对音。从南诏到大理，再到元明清，腾冲一直管辖其西南的大片地区，腾越府治所始终牢牢稳固在现在的腾冲城，几乎寸步不离，瘴气对此厥功至伟——无论是白族、彝族还是汉族，都对瘴气闻之色变。
腾冲文昌宫，腾冲向来为文化昌盛之地
整个腾越府大部分地区为山地河谷地形，除了不适人居的高山地带外，位于腾越府东北部的腾冲几乎在整个腾越府的最高点，高海拔让腾冲城气候相对干爽宜人，虽然附近仍偶有瘴气伤人的案例，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出现身体问题。从腾冲向西南方向沿着河谷下行，则海拔越来越低，气候也开始渐趋湿热。神秘杀手瘴气活动得也就越发频繁。
当然，腾越府到底哪里瘴气最重，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能争腾越府瘴气之王的主要有两个地方，其中之一是潞江河谷（今云南怒江流域）。
怒江中游河谷两侧有小块平地，叫作潞江坝，大约位于今天的芒市境内，怒江从中间穿梭而过，两边则是田畴城镇，居民主要是称为傣那的德宏傣族。
傣人在清朝的云南称作摆夷。明清时期，云南掀起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当地少数民族土司逐渐被中央派过去的流官所取代。不过，潞江一带则受到瘴气庇佑，外人很难进入。潞江瘴气不但杀伤力大，甚至肉眼就可以看见：
“景东蒙化，山多有瘴，永昌，殊甚，浪沧、潞江水皆深绿，不时红烟浮其面,日中人不敢渡。”
潞江坝地区，可见现在已经见不到红色气体
清末云南诗人盛毓华的《潞江谣》曰更是夸张: “潞江边，阻瘴烟……鱼虾肆恶喷毒涎……妖风卷雾作山堆，飞鸟偶过化成灰。三月四月瘴烟起，新来客尽死; 九月十月瘴烟恶，老客魂亦落。去年之客死如梭,今年之客来更多……”
在清朝人眼中，怒江河谷虽然瘴气情况已经极其严重，尚且排不到腾越府第一，稳居腾越府瘴气第一宝座的还是最靠西南，位置最低的瑞丽。瘴气严重的地方，据说汉人进入一年即可死亡六成以上，真正是夺命气了。至今腾冲人谈到瑞丽，首要印象仍然是当地湿热不宜人居的气候。
瑞丽姐告大金塔
中国古代文人对地理现象的描述一般略有夸张，我们很难想象如此大江，一江碧水百里翻红到底是一副什么样的场景。而这种奇怪的有形状的红色毒气还能人鸟触之即死，恐怕只有氰化物、沙林毒气以及让金正男殒命的VX毒气才能做到这一点了。
就算侥幸逃过当场死亡的厄运，也不要以为就能躲过瘴气的荼毒。乾隆三十四年，清缅战争时期，清朝方面指挥官傅恒在战场不幸中瘴。清军此次中瘴影响极为严重，清军因瘴气死亡过半，大批将官也中瘴去世。乾隆得知后大惊下令傅恒班师回京。次年二月傅恒回到北京。但是北京干燥凉爽的气候似乎也未能抑制瘴气的威力。七月，夏季的北京天气炎热，傅恒终因瘴发身亡。
甚至到清朝末年修建滇越铁路时，可怕的瘴气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噩梦。贺宗章就总结道：“烟瘴最盛之城……蒙自所属之蛮耗……安平之河口、南溪……滇越铁路所经之南溪、白河……与缅越 接壤等处，烟瘴之起，春夏秋皆有。幽深涧壑，远望如红绿烟雾，蓬蓬勃勃，自下上腾。”
人怕瘴气的同时，瘴气也怕人。从清朝到现代几百年的开发让云南大部分河谷地区已经人烟稠密。伴随人口增加、森林砍伐，曾经可怕的瘴气也消失了。今天的云南早就成为文艺青年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要是有人开瘴气的地图炮，恐怕是要被当作神经病的。
虽然湿热气候在某些条件下对身体的确有害，但是北方人民对瘴气的恐惧本质而言仍是南方开发不足时的地域歧视。伴随南方的逐渐开发，本来多发瘴气的区域逐渐为北方人所熟悉，瘴气也就随之消减。而剩下的更加偏远地区的瘴气则变得越发离奇，成为地图炮的新靶子。民国之后，中国境内已经基本没有大规模的瘴气，持续了几千年的地图炮终于失去了威力。（文/郑子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