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9年1月赴陕西省延安地区的宜川县插队。1978年离开那里。以下是我对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追忆。
自然及经济概况
宜川县位于延安地区的东南部，东面与山西省的吉县隔黄河相望。陕北的地形分川和塬两种。塬是山上的平地，川是山下，即两山之间的平地。而且有一道河流顺川而过。有些村庄坐落在塬上，有些在川里（其比例依地区差别而不同）。我们村是在塬上。塬上无水，草木都很少，因而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山野荒凉，有各种野兽出没。
陕北当时以自然经济为主，农民所吃的粮食、蔬菜和所用的物品等大都要靠自己生产和制作，农民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我们那里完全是靠天吃饭，长期以来始终保持着“刀耕火种”的传统。由于贫穷，无钱购买所需物品，大部分日用品是农家手工制造。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成为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对用品的土洋之分很明确，冠以“洋”字的物品如洋火（火柴）、洋布（机织布）、洋蜡（蜡烛）、洋烟（纸烟）、洋酒（非农家自制，而是工业加工的酒）等等，指的是在商店出售的商品，农民对之的消费量极少。我有一个朋友李延风在1994年回陕北延长县时，给插队时认的干妈送了500元钱，那位农村妇女竟不识百元的票子，不知所送为何物。待她被告知是五张百元的钞票时，面对这从未有过的巨款，她深感惶恐不安。也难怪，农民从未见过大钱。农民挣的微薄的工分只能顶口粮。他们所有的一点点现钱主要是卖鸡蛋所得的。而当时一个鸡蛋顶多值一角钱。在我县偏僻、穷困的地区，五分钱就能买到一个鸡蛋。估计一户农民每个月的平均现金收入也不过几元钱。由于农民的需求少，县及公社供销社经销的物品也十分简单，只是最基本的物品：煤油、火柴、洋布、柿饼、核桃、农业用具如铁锨等等。公社供销社的商品恐怕顶多只有十来种。
1973年6月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延安。当地干部向周总理反映延安地区的贫困状况，说有些地方农民连苞谷面都吃不饱，有的一家五口合盖一床被子。周总理感到震惊：“战争年代都没有这样苦，现在为什么这样苦？”总理难过地流下了热泪。
宜川县在延安地区14个县中算是条件好的，有“白菜心”之称。我们村——新市河公社西良村大队又是宜川县中条件较好的。即便如此，我们所看到的情景仍足以令人瞠目。
穿戴
大多数人穿自制的土布衣服。其制作过程如下：将棉花去籽—弹棉花—将弹松的棉花搓成捻—用棉捻纺线—用棉线织布—染布—用布缝制衣服。总共有七道工序，还不算种植棉花和制作纺线机与织布机等工作。织布的程序最复杂，先要将经线在织机上面从下到上一道一道地安好，然后妇女坐在织机前，两手交替着将安有纬线的梭子在经线中来回地穿梭。每穿一次用安在织机上的压板使劲压一下——时而用左手，时而用右手，总之是要用那只不拿梭子的手——让交叉的经线与纬线以及上下相挨的纬线都紧密结合，就织成了布。一天能织多少，视熟练程度而定，也许一两尺。但是手工将那样细的线一根根地织成布，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男人的衣服颜色多为黑与白两种，有的是蓝色。一般冬天为深色，夏天为白色。妇女的衣服稍微多一点花纹，即在土布上交织一些其他颜色的条纹。衣服样式千篇一律，上身是中式对襟衣服，妇女有的穿大襟衣服。衣服制作技术落后，没有服装剪裁的式样。绝大多数人没有毛衣和绒衣。所以陕北农村妇女一般也不会织毛衣。人们脱下棉衣就换单衣。条件好些的在冬夏之间用夹衣过渡一下。有的困难户甚至将棉衣里的棉花掏空当夹衣。衣服上常常是补丁摞补丁。还有不少人将生产队废弃的化肥口袋加工成衣服穿。于是身上就有“尿素”和“日本株式会社”之类的字样。有的老乡制作的裤子恰好在臀部有“日本”两字，左边是“日”字，右边是“本”字。坐时就把“日本”压在屁股底下了。没有内衣、外衣之分。冬天就贴身穿棉衣、棉裤，夏天更是直接穿单衣。晚上睡觉时脱得精光。老乡常说：“脱得光，睡得香。”冬天没有大衣、手套和围巾、口罩之类的御寒物品。实在太冷的时候，人们就尽量少出门。如果不得不出门的话，多是缩着脖子，将手揣在棉衣的袖子里。有人在腰间扎一根布绳或麻绳，以抵挡寒风的侵袭。商店里卖的机织布被称为“洋布”，很少有人能够消费。
鞋也是自制的。制作程序是：先将一些破布头刷上熬制的稀面糊，一层一层（大约需要五六层）地粘在一个大木板上，形成较厚的布片，专有名称是“袼褙”。将其晾干后，揭下来，剪成鞋底和鞋帮的形状。鞋底需要的层次要多一些，然后是纳鞋底和鞋帮。鞋帮外面要加上一层新布，通常是黑色的。纳鞋底需要用锥子先扎一个个小眼，才能穿针引线。直接用针扎是扎不透的。鞋底和鞋帮都纳好后，将两者缝到一起（专业术语叫“绱鞋”），于是一双鞋就制作成了。农村人大多穿这种自制的布底鞋。由此看来，鞋就是破旧衣物的改造物。这表明废物利用在农村达到了极致。的确，费了那样大的劲织成的布，怎么能随便地丢弃呢？
农民穿的袜子也是用土布缝制的。土布袜子厚厚、大大的，有的还纳袜底，活像一双靴子。因为袜子大，不贴脚，鞋子相应地也得做得大些，否则就会穿不进去。土布不仅用来缝制衣服、做鞋袜，还用来自制脸巾、汗巾等用品。农民们不戴商店里卖的帽子，大多在头上系一块白毛巾，称为“白羊肚手巾”。这毛巾既可当帽子，又可当汗巾，一物多用。
下雨天挡雨的用具通常只是草帽。若雨大时则根本不管用。雨衣、雨伞是没有的。有的农民将废弃的化肥口袋披在身上当雨衣。草帽在雨天挡雨，在晴天遮阳，是农民不可或缺的日用品。草帽为手工制造，制作简单：先将麦秸秆编成长长的条形状，然后将它从里到外一圈圈地缝起来。没有雨鞋，人们赤脚蹚水。
被褥是土布套上棉花制成，这棉花是老乡一层层地铺制的，不像城里人用网好的棉花套。被褥很薄，没有城里人常用的那种大而厚的被子。有些困难户一家人合盖一床被子。有的人家没有褥子，直接睡在光光的炕席上。更有人家连炕席都没有，只得睡土炕。炕席是农民用种植的苇子编成的。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在炕席上铺一层羊毛毡，是农民用羊毛擀制而成的。枕头是用土布装上荞麦皮做成。形状是长形、圆滚滚的，而不是扁平的，较硬。结婚时要从商店买来洋布缝制几床大红大绿的新被子。喜事办完后，一般就收起来。因为比较珍贵。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展现知青插队生活
饮食
当时农民的主要食物是玉米，除玉米外，还有小麦、荞麦、糜子、豆类、小米、红薯等，平时不吃炒菜，因缺菜也少油。顶多春季割一点韭菜。韭菜也只是用盐拌着吃，而不是像城里人那样，用韭菜炒鸡蛋或和上肉馅包饺子或包子。秋季用萝卜、白菜腌一两缸酸菜，可吃一年。腌菜的大缸大概齐腰深。酸菜在制作时用盐量少于咸菜。酸菜腌的时间长了就会长白毛，这也是致癌的物质。夏天因天热，腌菜难以保存，就把酸菜捞出，蒸熟后晾干，吃时用开水泡软。据说直到现在，农民仍以这种酸菜佐食。我的一个插队的朋友，不久前就收到她村老乡捎来的一包干酸菜。山里长着各种野菜，还有野葱、野蒜（俗称“小蒜”）之类。这些都是农家餐中不可少的。过年才杀猪、宰羊，吃肉。因陕北高原缺水，农民们大多未吃过鱼，也没见过鱼。
农忙时一天吃三顿，农闲时一天两顿。一般早晚吃窝窝，窝窝是将玉米面发酵蒸熟制成，就是北京人说的“发糕”。因农民不会用碱或小苏打，窝窝常常很酸。蒸窝窝时，有的人家在笼屉下面撒一把小米，在蒸的同时就熬成了粥。困难点的只能喝蒸锅水。其实小米粥也与蒸锅水差不多，容易致癌。中午吃面条。商店里不出售挂面，偶尔有流动的匠人走村串户，为人加工制作挂面。因白面奇缺，很少有人问津。农家吃的面条是手工擀的。只有在节日或有亲戚、贵客到来时才吃纯白面的面条。平时只能吃杂面面条。或者将白面掺绿豆面，或者掺荞麦面。白面与杂面的比例大约是对半。杂面面条既难吃，又不好擀，因为杂面比较粗糙，缺少黏性。有些人家甚至不能常吃杂面面条，但是又想吃一些稀的，就将少量的面条下到小米稀饭里，取名为“泥鳅穿沙”。小米是“沙”，面条是“泥鳅”。取这个名字倒是挺富有想象力的。农民之所以需要常吃稀的，为的是节省粮食。稀的食物可将人灌个水饱。顿顿吃干粮就太费粮食了。
农民一年四季的食品都十分单调，从早到晚不是窝窝就是杂面条。仅为糊口，根本谈不上对美味佳肴的享受。如有病死和老死或摔死的牲畜，就分给各家吃肉，以改善伙食。粮食不够吃，只得吃野菜、树叶、红薯藤等。青黄不接时，男人们拿上口袋，到外村亲戚家借粮。农民们很想得开。他们常说：“虱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有些贫困县，人们外出要饭。
调味品极少。没有酱油。盐是大粒的粗盐，得用擀面杖擀细才能食用。醋是农家用山里的果子（桃、杏、苹果等）自己酿制的，也容易长白毛。公社供销社出售一种“醋精”，似乎是化学制品，很难吃。农民还用黄豆自制大酱。糖更是稀罕物，妇女生孩子才能享用一点红糖。农民一般将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然后在供销社买盐和点灯用的煤油，所以自己舍不得吃鸡和鸡蛋。营养不良是普遍的。有的孩子因营养不良和缺钙，都四五岁了还不能站立，更不会行走。
燃料主要是茅草。资源短缺，要走很远才能打到“柴”。过度的挖草根造成水土严重流失。塬的面积不断缩小，黄河的水则越来越浑浊。
逢年过节，是农民“打牙祭”的时候，村里到处飘香。几乎家家都要炸油糕、摊米黄（一种用小米面做的食品，很好吃）、炖肉、熬稠酒、包饺子、蒸大白馍。当地人包饺子不会擀皮，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捏皮，这也许是因为农民们不常包饺子。但是捏的皮当然不如擀的皮薄，而且不能包大馅。这种皮厚而馅少的饺子实在不怎么好吃。有些人家过年要熬芝麻油和菜籽油。过年是人们放开肚子吃肉的好时节。老乡把瘦肉称作“黑肉”，把肥肉称为“白肉”。他们因平时缺少油水，都喜欢吃白肉。然而，肥肉缺乏蛋白质等基本营养要素。农民对此没有丝毫概念。
除了春节，农民最重视的是清明节。清明节前一两天家家都蒸白面馒头，即使再穷的人家也得蒸上几个。这种馒头与平时做的完全不同，就像是一种艺术品。它们形态各异，有的为鱼形，有的像小动物，有的像花朵。女人们还用各种颜料，甚至红、蓝墨水将馍馍染得花花绿绿。这种在清明时节蒸的，富有特色的馍称为“子推”（在我们那里发音为“兹吹”），名字来自先秦时一位名叫“介子推”的名士。这位介子推因拒绝为权贵效力，躲避于深山。权贵为逼他出山，竟然放火烧山。介子推宁死不屈，被山火活活地烧死。所以人们在清明这一天不点火做饭，以纪念这位有气节的名士，清明节也被称为“寒食节”。不做饭并不是让人饿肚子，因此需要提前蒸一大堆馍馍以备那天食用。对于其他的国家法定节日，如“五一”、“十一”等等，农民们都不太重视。他们只庆贺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农民自己制作月饼。元宵节却并不吃元宵，所以当地农民并不把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端午节我们村农民也包粽子，是用苇子叶包上一种黏的黄小米（叫“软糜子”）和红枣。因为当地没有江米，也没有竹子。可是我的朋友姜利平所在的村的村民就从未包过粽子。原因是她们那里既无软糜子，也无苇子叶。可见各村的情况有所不同。
农民男子多抽旱烟，是用自己种植的烟草加工而成的。每人身上挂一个烟荷包和一个烟袋锅。闲下来时，从烟荷包里用手指拈出一小撮烟叶，填到烟袋锅里，点燃，用嘴吸。吸时能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不像抽纸烟那样悄然无声。待烟叶燃透后，就将残渣在鞋底磕掉，重新填装烟叶。抽一回烟得重复多次这种动作，不像抽纸烟（烟卷）那样方便，估计味道也不如纸烟好。通常干部才抽纸烟。当地人称之为“洋烟”。
当时的农民从未见过饮料之类的东西。一般在吃饭时喝蒸锅水，平时就喝生水。农民自造米酒，用自己制作的酒引子将小米面或糜子面发酵制成，颜色黄黄的，当地人称之为“稠酒”，因为它的确很稠。许多人家的屋檐下都挂着一两串晾干了的酒引（北京人称为“酒娘”，当地人则称为“酵子”）。做得好的米酒又香又甜，令人百喝不厌。但是，制作米酒耗费粮食，在口粮短缺的陕北农村是不可能经常造米酒的。再加上米酒的制作过程复杂，就更不可能经常喝了。如果遇到办红白喜事，就要到供销社买一种零打的（装在酒坛子里）廉价白酒（称为“洋酒”），以招待客人。农村人基本上不喝茶。他们既无那闲钱，也无闲情雅致。更无时间品茶。只有一两个老者，将一种茶砖掰碎，放到缸子里，在灶火上熬成浓浓的茶，慢慢地品着。城里的干部都喝茶，而且以手捧茶杯为干部形象的特征。似乎喝茶只是少数农村老人和城里干部的特权。
居住
陕北农民几乎都住窑洞。区别在于，穷人住挖的窑洞（在山坡上掏一个洞穴，颇像穴居野人）。富裕点的在塬上平地用土坯建窑洞，叫“箍窑”。窑洞都很深长，由于没有玻璃窗，用纸糊窗，而且只有一面窗户，白天窑洞内缺少光线。晚上点小煤油灯，所以无论昼夜都昏暗无比。窑洞里一般没有什么家具，境况好些的有一两个木柜。家家进门就是一条大炕，它占据了窑洞的几乎一半地方。炕是窑洞里最重要的部分。它集中了床、桌椅、取暖设备及会客室、起居室等多种功能。人们晚上在炕上睡觉，白天把被褥卷起来，在炕上盘腿吃饭和休息。客人来了就让他们上炕，与主人共坐，聊天。省去制作桌椅。炕头支一口大锅，做饭时烟顺着炕道走过，就把炕顺便烧热。因此可连做饭带取暖。夏天则得在户外做饭。箍的窑洞顶部用石板弄成一条流水道，下雨天让雨水顺着它流到一口大缸里，积水使用。因为下雨不能下山去驮水。窑是黄土建成的，炕也是用黄土盘制而成，只是炕沿是木的或石板的。陕北农民生活的一切都离不开黄土。农民在黄土上种植，在黄土中生活。窑洞和土炕就是黄土地的缩影。
农家的院里有的有碾子，有的有石磨，用来加工粮食。因为从地里收回的原粮需磨成面、去掉麸皮才能食用。不像城里人可直接在粮店购买各种加工好的米或面。而且农村人吃的面大多麸皮很多，为争取数量而牺牲了质量，使细粮也成了粗粮。
厕所是用庄稼秆围建而成，不那么严实，也不挖粪坑。因为我们那里只用牲畜粪和化学肥料，不积人粪。人粪是猪狗的食物。猪和狗常常在窑里闲逛，在人脚边乱蹭。小孩子常在炕上“方便”，于是女主人就唤狗来“打扫”卫生。那狗一听主人叫，便迅速进窑，一跃上炕，把粪便舔干净。即使是在人吃饭时，甚至有客人在场时，也常有这种情况。都习以为常，毫不顾忌。所以狗与人经常共同用餐，只不过是各占炕的一头，互不相扰。
用具
分日用和农用两种。先说日用。与城里人相比，农村人的日用品极为简陋和简单，只限于基本生活用品：照明、饮食工具等。而且它们基本上是自制的。一些农民用不起火柴，只得用一种土方法取火。即用两块打火石（称“火镰”）相互碰撞，擦出火星，点燃棉绒，再用嘴鼓足了气将阴燃的棉绒吹出火花，即明火，用来点燃烟草或柴草。由于取火艰难，男人们吸烟时常常互相借火。如果一个人吸烟，就只打一次火。等一锅烟抽完后，将其小心地磕倒在地上或者鞋底上，然后将装上新烟叶的烟袋锅凑到上面吸，即可点燃。晚上点煤油灯，用一个小瓶子或者一个用铁皮焊接的小铁罐盛上煤油，插一根棉线捻点燃即可照明。点煤油灯冒黑烟，把人和窑洞都熏黑了。没有桌椅，因有炕代替。吃饭碗是极粗的大海碗。喝水也用它，所以不另购置水杯。平时农民常直接用水瓢舀水缸里的生水喝，很少有人家用暖水瓶。因为基本上不吃炒菜，也就不用购置盛菜的盘子。扫炕笤帚是将糜子穗去籽后捆扎而成，扫地笤帚是用一种扫帚草编制的。屈指数来，农家的物品大多只是这几样——饮食用的碗筷、量粮食的升或斗、晾晒粮食的畚箕和笸箩、筛面用的筛子等等，基本上与糊口有关。其中只有碗是买的，其他基本是自制的。正因为碗是花钱买的，使用时就得十分小心。即使是破了口，裂了边，也得继续使用。农村有专门锔碗的工匠，走村串户为人补碗。有人家修补的碗上有一排密集的铁钉，颇为壮观。
农村普遍没有钟表，看太阳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农村描述时间的用语与城市人不同，不说几点几分，而说“前晌”、“晌午”、“后晌”或“早起”（即早上）、“夜里”。没有十分确切的时间概念。
农用物品是农民专用的和不可或缺的。城里人不需要这些。铁制的农具如铁锨、镢头或是在供销社购买，或是由农村中的铁匠打制。农具的木把是农民自己用树枝制作的。陕北的柳树不像城市里的垂柳，枝条细细，随风飘荡，婀娜多姿，而是粗粗的枝条，直挺挺地指向天空，没有丝毫的美感，但是实用。农民把它砍下来，刨的光光的，安在铁制的农具上，就可使用。细一点的柳枝可用来编制盛粮食的笸箩和畚箕。
劳动用人力和畜力两种。耕平地时，用牛拉犁。大铁犁的效用据说与汉代的水平相似。
种坡地则需用人挖地，当地人叫“掏地”。推碾子、拉磨多用驴子和骡子，驴骡不足时只好用人力。北京市政府支援陕北一批农用机械，给有知青的生产队分，我们村就有了手扶拖拉机。收割基本上是用人力。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展现知青插队生活用具
少年儿童的管理和教育
陕北的幼儿普遍缺乏必需的管理和教育，不仅是农村，而且县城里都既无托儿所，也无幼儿园。农家孩子多，大孩可看小孩。老人也可照看小孩。有些人家实在没有老人或大孩，要出工就把小孩用绳子拴在炕头。有的孩子自己乱爬，竟挣脱了绳子，掉到挨近炕头的大锅里被活活地烫死。还有偏僻的小山村，孩子在外玩耍时被野兽吞食或伤害。亦有家养之猪狗咬死咬伤小孩之事。
农村孩子不知道城里孩子享受的那些美味的食品和拥有的丰富的玩具。孩子饿了，一哭，母亲就拿出一块窝窝塞给他。孩子啃着酸了吧唧的凉窝窝，马上就止住了哭。没有玩具，小孩子就只是在窑里窑外闲待着，或在野地里疯跑。不仅如此，孩子们过早地承担起劳动的重任，如进山挖野菜、药材，打柴等。
我们到农村时，村里没有小学校。可能是因为缺少师资，许多村庄不设小学。知青的到来，带来了文化，我们生产队便让一位女知青担任小学教师，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建起一所小学。只有十来个学生，年龄不一。我的朋友姜利平则在她们队主动要求当教师，由此建立了小学。由于教师少，一、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语文、数学都由一人教。当时也有些村是由当地人当教师的。但当地出身的小学教师水平普遍低，几乎都只是小学的文化水平。由小学毕业生教小学生，岂不是开玩笑。这些教师根本不知道如何教课。在语文课上只是让学生背课文，既不教学生认生字，也不教语法，更不讲解课文的内容。即使偶尔解释一些词语，也是错误百出。例如有教师竟然将“四面八方”一词解释为“祖国以外的地方”，把“雪中送炭”解释为“黑白分明”。有的教师不仅误人子弟，还经常支使学生干这干那。农村孩子本来就因入学少而造成高文盲率，再加上这种低劣的教育，更降低了农村的文化素质。村庄小学仅有低年级，三年级以上学生就得上公社的小学。一些孩子嫌路远而辍学。
我们公社没有中学，临近的云岩公社有一所中学。县城也有一所中学。无论上公社中学还是县中学，学生都得自带一周的干粮。吃时用开水一泡，就着学校食堂卖的缺油少盐的水煮萝卜或白菜吃。天热时，干粮常常变质长毛。有时学校让学生自带玉米面或糜子面，交到学校的食堂（称为“灶上”），由食堂加工后食用。粮食水分大，容易发霉。但即使发霉也得吃。学生居住的屋子或窑洞，与农村的农家窑洞差不多，一条大炕，铺一张苇席。上面堆着学生自带的被褥。此外没有任何桌椅等用具。
医药与卫生
此地普遍缺乏讲卫生的观念。一块黑乎乎的抹布既擦炕桌、锅台、锅盖，又擦碗筷。
塬上无水，要赶着毛驴到五里以外的山下去驮水。垂直高度为200米左右。因驮水的人多，搅得水浑浊，甚至将牲口粪弄到水里。水中还有小虫漂浮。水驮回家后，倒进水缸里。有时还需加明矾，使浑水变清。水虽清了，但是污物都沉到缸底。不几天就积了厚厚的淤泥。所以水缸需要定期清洗、清底。
因为水少，只能食用，不能够用它洗衣、洗澡。村头挖一个大坑，积满雨水，称为“涝池”。里面常沤着麻，池水浑浊不堪，还漂浮着小虫和绿毛等污物。平常妇女就用此污水洗衣服。夏天男子在“涝池”里洗澡、凉快。农民说，脏水不脏人，脏水不脏衣服。据说农村妇女一生只洗一次澡，即结婚时。曾有一篇小说描写此情况。农村妇女洗衣服通常没有肥皂，用木棒敲打。肥皂被称为“洋碱”，条件好的人家用来洗脸。如厕没有手纸，用土块或鞋底蹭去粪便，其去污效果必然不佳，而且鞋又会把粪便等脏物带到各处。妇女经期用品是将不洁的破布缝成一个长条的小袋，里面填上灶灰，即草木灰，然后封口使用，这就是自制的“卫生巾”。它既不卫生（草木灰尽管是卫生的，但破布极不卫生），又很麻烦。所以农村妇女患妇科疾病，即各种炎症者极多，腰痛、腹痛、不断流血，却很少得到医治。知青从北京带去的洁白而又柔软的手纸引起农民们的惊奇和羡慕。后来，公社及县里的供销社也引进了手纸，但是农民因缺钱仍无法普遍使用。
农民没有刷牙的习惯。著名作家路遥在长篇小说《人生》中描写陕北青年高加林学城里人的样儿，蹲在家门口刷牙，引起村民们的非议和讥讽。
在地头吃饭时，因地里没有洗手的水，我们即使手抓过粪（有一种活，叫作“拿粪”，就是跟在撒种子者的后面，向种子坑里撒粪），也只能用脏手吃饭。
农村最扰人的害虫是跳蚤和虱子。农民在闲时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消灭虱子。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虱子抓住后，用牙咬。农民认为虱子吃了他的血，所以他们要“讨还血债”，把自己的血赢回来。另一种方法是将虱子置于两手的大拇指的指甲盖间使劲一挤，可发出“嘎巴”的响声，顿时就冒出一小股血。在村头，常可见一些农民男子靠着土墙，解开衣服或裤带，颇有耐心地搜寻虱子。虱子及虱子的卵遍布衣服和头发，以致人们头发上常挂有一串串亮晶晶、白花花的“装饰物”。所以陕北农村有一种日用品，是城里人所少见的，就是“篦子”，这是一种梳子齿密集的小梳子，专门用来清除头发上的虱子和虱子卵，即虮子。虱子因活动迟缓，比较好对付。跳蚤则因行动迅速而难以制服。知青不得不遍地撒药，甚至将药撒在褥子上。那时人们普遍缺乏基本的医药常识，不知道这样做会引起白血病。宜川县卫生局的一位局长下乡，因不堪跳蚤的侵扰，竟然将剧毒的农药直接抹在自己的皮肤上，虽然他暂时躲过了跳蚤的袭击，却因患上白血病而撒手人寰。家家的被褥及衣物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小黑点，那是跳蚤的粪便留下的痕迹。这些污垢很难洗干净。
我村有一个“赤脚医生”，管点头痛脑热的病。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时常下乡。然而，医生少，村庄多，医生要走遍全公社的各个村庄需要花很长时间。因此，大多数患病的农民不可能及时得到医治。老乡常自己挖一些药材，有的拿去卖，有的自己用。山里有各种土药材，柴胡、远志、甘草、五加皮等。农民们如有不适，常自己忍耐。有的用拔“火罐”或刮痧等土办法减轻疼痛。所以有人的身上或额上常有一些红红的印记。但是若患重病、大病，就难以自我抵挡了。农村得癌症者颇多。因为致癌的因素多。结核病患者也不少。因为营养不良，就难以抗拒结核菌的侵袭。治疗癌症当然是很费钱的，得结核也不少花钱。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农民若得了这些病，后果如何，也是不言而喻的。
妇女生孩子就在村里，由接生婆接生。所以婴儿死亡率很高。专业术语叫“产后破伤风”。在70年代前，农村孩子不接种疫苗，有一些孩子不幸得了“小儿麻痹”，造成肢体残废。这种病可以通过手术解决。但是农民没钱做手术，所以这些孩子就只得终身残疾。由于致癌因素多、卫生条件差，农村人的死亡率高，死亡年龄低。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就糊里糊涂地死了。农村五十岁者就算是老人了。很少有七八十岁的人。我们就不曾在本村见到如此高龄者。而且五十岁的“老人”的确呈现出老态龙钟的样子，这当然是营养不良造成的。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展现知青插队的卫生所
社交、娱乐及对外界的了解
最主要的社交形式是出村走亲戚。本村人之间的主动社交几乎没有。也就是说，人们很少串门，很少交流。大多数人没有到过县界以外的地方。老乡对外界缺少了解。有人甚至称政府为“朝廷”。我们听后大惊，说他“反动”。他却毫不在乎。农民们普遍将干部称为“吃皇粮”的。这种说法与将政府视为“朝廷”有关。农民还不分黑白，管毛泽东叫“老毛”，称阎锡山为“老阎”，对之一视同仁。阎锡山的队伍曾在我县的秋林地区驻扎，据说并不扰民，颇得民众的好感。
1984年我回村。一踏上黄土高原，就感觉时间像是倒流。一切都与当时的情形相似，没有太大的变化。晚上我去一个老乡家，在院子里与一个人说笑。屋里的婆姨惊喜地说：“黄敏兰回来了！”马上跑出来迎接我。我真感惊讶，时隔十来年了，她怎么就能一下子分辨出来呢？也许是因为他们平时接触的人太少，所以很容易保留对往事的记忆。
每户的屋檐下安一个小喇叭，可听县里的广播：新闻、天气预报等。村里有事，也通过它宣布。对广播中的事，农民们往往不甚了了。报纸、书籍都很少。每天收工后，人都很疲劳。吃过晚饭后，不多会儿就睡觉了，同时也是为了节省灯油。有时县文化馆送电影和戏剧下乡。当然不是每村都去，一般是在公社。所以农民往往要步行几十里路去看一场戏。戏都是地方戏：秦腔、眉户、河南豫剧等。电影则都是革命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反复地播映，看了无数遍。因没有电，放电影时就用人力发电机。由两个人轮流蹬，就像蹬自行车一样。但是人力不均，一慢下来，画面和声音就改变。年轻人喜欢赌博，常在夜里偷偷地聚赌。
人们在地里劳动，休息时一般是抓紧时间睡觉，或躺倒在地，头枕农具把，或坐着，头枕在腿上。因为都太缺觉了。不睡觉的人则想办法寻开心，或是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互相打趣。或是“搁方”，它是一种类似棋类的游戏活动。方法是，在地上画几个横竖交叉的道道当“棋盘”，再拣几块土块，掰几条树枝当“棋子”，一方用土块，另一方用树枝，两人对下。或是在地头摔跤。通常是男人之间较量，也有男女之间的对摔。
后记
1984年我回陕北，得知陕北农村已有一定的变化：一些村，包括我们村已引水上塬，再不用艰难地驮水了。农民可以顿顿吃白馍，同时劳动量大大减少，不用像以前那样“下苦”了。因为分田到户，自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民享受更多的闲暇。他们常常上县城看电影、看戏，而且走亲戚，逛集市。不过还不能达到富裕的程度。
本文的写作，是受侯建新教授的启发。笔者在阅读其著作《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时，意外地发现，第十一章“近代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比较”中的“民国年间冀中农民的生活与消费”这一节所述的情形竟然与我在陕北插队时的情况极其相似。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既是不同地区的相似，也是不同时代的相似：两者不仅相差几十年，而且分属新旧两种社会阶段。出于兴趣，我就衣、食、住、行各方面写了三千字的小文，寄与侯建新先生，得到了他的赞许。侯建新先生建议我增加内容，认为这篇文章可以描述一种生动、真实的农民日常生活史。这对更新史学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受到鼓励，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将多年前的往事追踪、记录下来。若不是由于侯建新先生的启发和鼓励，这些珍贵的史实恐怕会永远尘封。尽管多年来，已有不少知青写了大量的回忆录，但那些基本上是描述个人体验和感受，难以从中把握历史的真相。本文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眼光，较全面和客观地描写当时当地的农村生活状况，既有充分的细节，也探寻历史和时代的意义。其中还有对陕北民俗、民风、民情的关注。
通过这一追忆，我发现，侯建新教授书中所说的中国冀中农民“超常的忍受力”，在陕北农民身上也有充分的体现。这说明它是中国农民的普遍特性。这种特性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现实社会是由过去的社会发展而来的。现代及当代的中国史无疑要受到古代史的影响。所以本文不仅对于认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有一定意义，而且对充分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的写作，还得到了另外两位朋友的帮助。他们是首钢总医院的姜利平女士和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徐丹俍先生。这两位朋友都曾是与我一同插队的知青。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生动的事例，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特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摘自左玉河主编《黄敏兰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