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神论的时代，宗教在人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

安东尼·帕戈登 2017-06-23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所有猛烈冲击，已经驱逐了仁慈仁爱的神，神圣全能评判这类的信念也不再有一席之地。虽然如此，很少有人准备毫无畏惧地完全接受亚当·斯密的“无父的世界”。然而，休谟无疑属于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员。虽然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政府和宗教派系党争暴行”的波及，他常常试图隐瞒回避这一事实。但他仍最坚定不移、最简洁明了和最令人信服地否认任何一种宗教或宗教狂热，他称这些宗教狂热者有“病夫的梦幻”，他坚信没有合理的或其他任何一种神。“My Own Life”, in 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 ed. J.C.A. Gas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9.然而，即使是他也怀疑是否有彻底的“无神论者”，这些人只相信纯粹的物质和纯粹的偶然。据狄德罗亲口所述，当他们在巴黎皇家大道上霍尔巴赫男爵的府邸共进晚餐时，休谟向主人提出了这个怀疑。男爵指着自己的客人们（18个人）说： “数数这里有多少人，马上就能给你指出15个无神论者，剩下那3个人还没有作出决定。”给索菲·沃兰德的信，1765年10月6日，参见OEuvres, V, 537.稍有不同的版本参见Mossner, The Life of David Hume, 483.

霍尔巴赫自称为唯物主义者，他异常激烈地反对教会，造出了“神人同形同性论”这一术语来描述人类有根据自己想象来创造神的偏好。霍尔巴赫富有、机智并且知识渊博，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和他相当一部分私人财富，都用于匿名或以笔名撰写发表旨在废除各种形式宗教信仰的作品。他还是巴黎最受欢迎的沙龙主人，并且被亲切地称作“哲学家大总管”。经济学家安德尔·莫雷莱（André Morellet）风趣幽默，是霍尔巴赫的常客，他发现男爵“每周举办两次晚宴，邀请10个、12个、15个甚至20个学者，这些人是文学家、阅历丰富的人、外国人和热衷于探索人类心灵的人”（但总是男性）——休谟称他们为皇家大道中的酋长——在他们中间有的是“简单美味的食物、美酒、咖啡和充分的探讨，却没有争执”。Mémoires inédites de l"abbé Morellet： précédés d"un éloge historique de l"abbé Morellet par M. Leémontey (Paris, 1823),113-115,并见Mossner The Life of David Hume, 484.更大量的解释参见Alan Charles Kors, D"Holbach"s Coterie： An Enlightenment in Par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霍尔巴赫的客人包括休谟和狄德罗，还有外交家、文化批评家、孜孜不倦的作家弗里德里希-梅尔基奥尔·格林姆（Friedrich-Melchior Grimm），达朗贝尔和卢梭，历史学家纪尧姆-托马斯-弗朗索瓦·雷纳尔，狄德罗的对手、唯物主义者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除此之外，有时还有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和米兰功利主义者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尽管卢梭如他一贯对人那样，不可避免地与男爵及其圈子里的人发生争吵，但他在情感小说《新爱洛漪丝》中，以霍尔巴赫为原型塑造了乌莫尔（Womar）——一个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基督教美德的无神论者。

休谟、狄德罗和孟德斯鸠都承认即使是在巴黎也很难找得到真正的无神论者。(唉，可惜狄德罗没有披露这15个人的名字)。但是一直很难确定，像伏尔泰这样强烈反对宗教的人在否认真正的无神论时，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明哲保身的策略，还是防范政教合一之下的国家势力的权宜之计。几乎每个法国的知识分子都曾受到审查，被迫在国外发行作品，不得不用笔名写作或是目睹自己的著作被无耻的刽子手焚毁。很多人因为自己的观点而入狱，或者像伏尔泰和卢梭那样逃离祖国以自保。伏尔泰在晚年为了躲避追捕，在法国和瑞士边界处的费尔奈安家，这可以让他遇到麻烦时第一时间到日内瓦避难。达朗贝尔被休谟称为“高尚哲学家的楷模”，休谟在自己的遗赠中，给他留下了在当时不算小数目的200英镑。但达朗贝尔在临终时仍毫不后悔，最终因为他的不虔诚，被葬在巴黎一个无名的墓地。Letter to Horace Walpole, Nov. 1766, in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 ed. J.Y.T. Grei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2), II, 10.

在得到霍尔巴赫关于无神论者的说法后，如果休谟仍心存怀疑，并从未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那么就很难将他归入任何派别。正如他临终之前对詹姆斯·鲍斯威尔所说的一样，他从年轻时起“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开始读洛克和基督教唯理论者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的著作——据说在克拉克试图证明上帝存在之前，没人质疑上帝的存在。Porter,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104，127.在休谟去世之前，饶舌且好奇的鲍斯威尔去拜访他，深信最终单纯的恐惧会促使休谟投向虚幻的神。鲍斯威尔写道： “我有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当死亡逼近眼前时他是否依旧不相信来世。”最终他失望地离开了： “从他说的话和他的态度，我相信他的确没有宗教信仰。”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抛开休谟不谈，至少就宗教的信仰和惯例而言，英国和几乎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启蒙运动中，尽管英国有最激进的先驱者，如培根、洛克、霍布斯和牛顿等人，但英国人对18世纪接下来的思想巨变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并且普遍不太愿意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参见e.g. J.G.A. Pocock"s ongoing opus magnum, Barbarism and Reli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目前共4卷。埃德蒙·伯克认为，与革命式的法国人不同，“100个英格兰人中有99个”更乐于接受“腐朽的迷信，这是人类在时间流逝中积累下的谬误发展而来的”，而不接受任何类型的“不虔诚”。和伯克关于宗教的其他多数观点一样，这个主张很明显夸大其词，但却并不是完全错的。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254-255.圣公教不像天主教那样受到迷信的腐蚀，至少在其信徒看来，圣公教比其他基督教派更温和、更宽容，而且也不像天主教或加尔文教那样，在整个欧洲大陆对思想自由和良知构成威胁。就像休谟告诉爱德华·吉本的那样，他可能确实真切地担心“迷信在英格兰的盛行”可能带来“哲学的堕落和品位的衰退”。Letter of 18 Mar. 1776, in The Autobiography of Edward Gibbon, ed. Lord Shef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181.但苏格兰神学家虽然成功地阻碍他成为爱丁堡大学伦理学教授，却不能使他身陷囹圄。

1726—1728年期间，伏尔泰在与德·罗昂-夏博骑士（Chevalier de Rohan-Chabot）发生冲突后，遭受到旧制度之下的非正义对待，在英格兰经历了两年接近流亡的放逐生活。[以斯拉·庞德（Ezra Pound）打趣说，除了“伏尔泰在英格兰的那两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是英格兰18世纪最有智慧的人。]在此期间，伏尔泰以书信的形式记载了一系列在英格兰的见闻，并于1733年首次以英语出版了《哲学通信》。他称英格兰是“教派林立之地”。然而，“一个英国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一条路通往天堂”。Lettres philosophiques, ed. René Pomeau (Paris： Flammarion, 1964),42.圣公教和长老会——“出现于法国现存于日内瓦的纯粹的加尔文教”——是英格兰的主要教派。“尽管其他教派的传教者也像詹森教徒厌恶耶稣会信徒那样相互嫌恶，但是他们依旧能够和谐共处。”由于在这里贸易战胜了宗教狂热，所以证券交易所是见证宗教纷争平息的最佳场所。“走进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他写道：

一个比大多数法院更体面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代表为人类实用事业聚集在此。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如同信仰同一宗教，只有破产者才是“异教徒”。长老会信任重浸派，圣公教教徒接受贵格会教徒的允诺。离开这自由和平的集会后，有的人去了犹太教堂，另一些人去喝酒；有人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受洗，有人去给自己的儿子行割礼，并对孩子呢喃着自己都不理解的希伯来语；还有人戴着帽子去教堂等待着来自上帝的启示。所有人都获得了满足。Lettres philosophiques, 47.

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教派的百家争鸣，使基督教与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相比，在这里是一种不那么可怕的思想存在。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有一些可能曾宣称自己是“得到启蒙”的人，同时又是某些不太正统的基督教变体的忠实信徒。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忽然皈依天主教后又信回圣公教，在他的余生中都是一个坚定的圣公教教徒。亚当·斯密的追随者约翰·米拉（John Millar）可能也和吉本一样。同样的人还有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和怪诞不经的蒙博杜勋爵詹姆斯·伯内特（James Burnett， Lord Monboddo），他相信可能存在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并坚信世界上某处肯定有长着尾巴的人。甚至休谟都没有他的巴黎朋友那么激进，在他看来这些人有时“带着独断论者的偏执去宣扬无神论的信条”。然而，英国的智识精英中，真正虔诚的宗教信徒也不大可能比欧洲其他地方甚至美国多。

狄德罗据曾住在伦敦的霍尔巴赫有些片面的证据，在1765年10月告诉与他毕生通信的情人索菲·沃兰德（Sophie Vollan）“基督教在整个英格兰几乎消亡了”。

Letter to Sophie Volland, 6 Oct. 1765, in OEuvres, V, 537.即使这里伏尔泰仅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和得到启蒙的精英，那他也过于乐观了。但是就像他承认的那样，尽管英国人中很少有纯粹的无神论者，而且这些人还“隐藏自己”，但是自然神论者却是“数不胜数的”。英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还有一个强大的元素，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谨慎”。一个谨慎的人，斯密写道，虽然“总是真诚的”，但并不是“总是开诚布公的；尽管除了真理外他从不谈论其他，但他并不总是认为自己能够在恰当地引导下说出整个真理”。孔多塞可能会同意亚当·斯密的观点，据说他曾经说过： “至于宗教，我建议大家不要谈论它。”

谨慎的人是平庸的伪君子还是完美的英国绅士——取决于你的品位——并且，至少在斯密看来，更青睐那些拥有出色天赋和美德的人。在所有时代，如从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时代到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博士和伏尔泰时代，从马其顿王国国王飞利浦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到俄国沙皇彼得时代，这些人往往因为自己对生活和传统的普遍礼仪的不恰当甚至无理的蔑视而极其出名。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214 (VI. 1. 8).

然而，这种适度的谨慎，由于被思想警戒的目光紧紧盯着，在伦敦和爱丁堡甚至比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和信奉加尔文教的日内瓦更为常见。即使在英国，大多数启蒙者长期生活在猜疑之下。尽管非常谨慎，斯密还是因为曾评价伏尔泰所做的“比那些读者寥寥无几的严肃哲学家更有益于人类”而被看似合理地称为“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无神论和政治激进主义密不可分地使“他的政治原则走向共和制”。甚至据说他，最不可能地，用“一种宗教崇敬”谈起卢梭。全部引自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54.

总的来说，尽管虔诚的基督教徒与那些仅仅出于礼貌而保持体面的人截然不同，但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情绪的对待——从轻微的蔑视到彻底的敌视。斯密曾经评价脾气暴躁、体态臃肿的顽固保守主义者塞缪尔·约翰逊是一个缺乏“基本生活和社交礼仪”的人： “我曾经看到这个家伙从一群人中间突然冲出来，没有任何预兆地在椅子后面跪下，重复着主的祷文，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不是伪善，这是疯癫。”来自斯密社圈一个笔名叫“艾麦克斯”（Amicus）的匿名作者的记录中，出自“The Bee, or Literary Weekly Intelligencer” (11May 1781), in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ed. J. Bry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228.

然而，同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一样，斯密最担心宗教借助私人和个人启示的名义所施加的真正伤害。在18世纪，这被称为“狂热”。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在塞缪尔·约翰逊著名的《词典》（Dictionary）中，“狂热”被定义为“一种私人启示的徒劳信念，一种对神的恩惠和交流的虚无自信”。关于“狂热”的语言学分析，参见Michael Heyd, “Be Sober and Reasonable”： The Critique of Enthusias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Leiden： E.J. Brill, 1995).休谟认为，这是一种狂乱，在这种狂乱中“狂热的疯子将自己盲目而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所谓的精神背离和上天的启示”。“Of Superstition and Enthusiasm”,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74,并参见 John Passmore, “Enthusiasm, Fanaticism and David Hume”, in Peter Jones (ed.), The “Science of Ma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Hume, Reid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85-107.在沙夫茨伯里看来，蒙田极其厌恶的基督教殉道者正是这种人。他写道： “和基督教徒相比，通常来说基督教殉道者实际上更是人类的不幸，尤其是在某些早期罗马皇帝的暴政之下”，他们发动了残暴而血腥的消耗战，“战争并不仅仅针对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针对所有那些价值和美德受到猜疑的人”。宗教战争的受害者们更乐于接纳严苛的自我克制，并沉溺于其中。在这种自我克制之下，那种更尊重人并且政治宽容的信念则名誉扫地。那个时代如今已经过去了，而且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几乎找不到一个如此善良的基督教徒：假如他恰好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或是土耳其人的其他统治区域，他会认为干扰土耳其人的清真寺礼拜是一种恰当和得体的行为”。同样的，任何一个“善良的新教徒”会认为只有恶劣的狂热分子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出于反对天主教的偶像崇拜，“利用喧哗或者胡搅蛮缠与天主教的偶像或圣物”发生冲突，在大弥撒仪式的过程中干扰天主教的神父。

即使善良的基督教徒不再沉湎于这种行为，但是依旧对此放任自流的基督教徒却大有人在。宗教驱使信徒以其名义犯下最残暴的罪行，这使宗教愚蠢无用，同时还是虚妄的，并极具破坏性，几个世纪以来两败俱伤的争斗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沙夫茨伯里将“狂热”与“迷信”一起视为“恐惧”的来源。“恐惧”是根据希腊神潘的名字而来，他通过让他的敌人发挥想象并无来由的惧怕，来打败他们。恐惧是“通过神情，或者可以说通过接触或同感在人群中发生并传播的”。恐惧是被一种明显的倾向所加强的热情，这种倾向使所有信徒坚信全能上帝和他的祝福，并将这种假设视为唯一的真实，其他的则是谬误和危险，它们可能会招致厄运，就像有组织的教会使其反对者遭受悲惨的遭遇那样。沙夫茨伯里称恐慌为“对待宗教的悲伤方式，在我看来，正是恐慌使得宗教如此地悲剧，也给了宗教在现实中表现世上的悲惨的机会”。沙夫茨伯里认为，对付狂热主义者唯一有效的武器便是“愉悦的态度和良好的教养”，这是比任何“庄严的攻击”更有力的武器。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世界想要摆脱宗教狂热分子，“我们万不可过于迁就，或是审视它（宗教）时过分自由和亲近”。“A Letter Concerning Enthusiasm to my Lord ******”, in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10-18.沙夫茨伯里认为礼貌的方法和克制的讽刺最终能驱逐宗教狂热主义，他这种信心或许太过于乐观。除了伦敦辉格党的会客厅和巴黎的沙龙，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即使是在18世纪中叶，也一如既往地充斥着四分五裂的宗教仇恨。

在大洋彼岸，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比欧洲的任何地方，宗教更具广泛性以及社会价值，并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正如托克维尔所看到的，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宗教必然与“自由”相对应，就像它在古代那样，是一个阻止民众“思索所有事物并使他们有所畏惧”的有效策略。托克维尔相信，在像他所经历的那种由绝大多数独立个体组成的社会中，宗教也是一种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的方法。他适当地尊重基督教教义，但他仍然认为所有的宗教本质上是政府的。宗教的神学内容与其可信性一样，都是不重要的，其目的是团结和约束始终不稳定和难以捉摸的民众。De la démocratieen Amérique, II, 37-47 (I. V).然而，大多数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并不认为，他们自己需要这样来限制自身行动。他们不愿接受任何神直接插手人类事务的宗教，就更不用说那种受神职人员操控、强调关于人性的知识都基于经文的宗教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将耶稣看作苏格拉底的翻版，一个犹太教“改良者”“熟练的工人”，并认为他的门徒“根据自身的利益篡改和曲解他的行动和戒律，从而引得人类中有思想的那部分人出于厌恶而想要抛弃整个宗教体系”。“Letter to Dr. Joseph Priestley”[1803], in Writing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4),1121.尽管从各方面来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都是虔诚的清教徒，但他仍认为他所处的“启蒙时代”对耶稣基督神性的争论是“可怕的亵渎”。引自Gordon S. Wood, Empire of Liberty： A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577.

18世纪，也许的确很少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自称“无神论者”，显然霍尔巴赫的客人们例外，大多数人认为即使宗教在人类生活中起作用，那么也仅限于私人的领域。所有宗教无论看上去多么失常，只要是其信徒的私人行为并且他们的信仰没有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那么人们都可以容忍这些宗教。“它没有伤害到我”，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写道，“无论我的邻居说有20个上帝还是没有上帝，都不会令我有丝毫损伤。这没让我损失一分钱，也没让我摔断腿”。杰斐逊肯定不是无神论者，甚至也不是他常被指责为的“法国异教徒”。他认为信仰在国家宪法中没有什么作用，“只有对伤害他人的宗教行为，政府才会施以法律强制”。罗马对“自由探究”政策的许可确保了基督教的生存，也正是自由探究引发了宗教改革，并使教会的腐败得以“净化”。如果新成立的美国不能遵循同样的政策，“这将保护眼下的腐败，并鼓励新的腐败”。Writings, 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