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是上河人。
所谓上河，就是峡河的上游。七十里长的峡河，在本地人的习惯里，常被分为三段，上段二十里，称上河；中段三十里，下段二十里，统称下河。各段人们的生活和语言习惯稍有差别。上段，相当于黄河源头的青海，苦焦、偏僻、荒凉。母亲出生的地方叫三岔，三条河在这里交汇，这儿是上段的上段，翻过后面的西街岭，就是河南地界了。那时两边的孩子经常在一块儿放牛，牛吃饱了草，也有些迷糊，需要不同的语言指令来驱赶。虽然两边孩子们都是河南话，但还是稍有差别，牛比人分得清楚，也有走错了家门的，那只能等着挨揍了。
母亲十七岁嫁到峡河中段的塬上，父亲家给的彩礼是两斗苞谷。那是爷爷用麻绳套来的一只白狐，然后从河南贩子手上换来的，相较而言，河南那时候吃得比峡河宽裕。河南的阳光足，地块大，产出的苞谷颗粒饱而硬，顶磨子，外公在石磨上推了三道才碾碎。那二斗苞谷，他们一家吃了三个多月。当然，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
紧挨着峡河东面的地方叫官坡镇，那是峡河人赶集的地方，虽然它属于河南卢氏县，在行政上与峡河没半点儿关系，但峡河人口少，没有街市，也没有集，生活日用、五谷六畜要到官坡集上买卖。虽然后来峡河有了供销社，大家还是喜欢赶官坡的集。担一担柴，或背一块床板，能换一堆东西。
母亲喜欢赶集。官坡镇，是母亲少女和青年时代走得最远的地方。
母亲最后一次去官坡，我十九岁。此去是为我占卜命运。那一年，她四十一。记得此后，她再没出过省。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事可干。家里有一群牛，有时五头，有时六头，因为有小牛每年生出来，壮年牛常常卖掉换钱用。我在家负责放它们。与农田里的活儿相比，放牛是最轻松的活儿，有种说法：“三年牛倌，知县不换。”说的是放牛的自由、散漫。家里让我放牛，也有对命运不认的成分，放牛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在山上读一些书，想一些事情。那几年，牛在山上吃草，我在山上读了很多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那阵子读完的。
放了一年多，牛们没壮也没瘦，原模原样，我却越发显得没了志气，显出傻来。母亲对父亲说：“这不行，难道真是一辈子放牛的命？”
她带了二斤白糖、两包点心、十元钱，去官坡找张瞎子。我没见过张瞎子，却不能不知道张瞎子，据说他通天晓地，本事了得。传得最远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人恶作剧，把家里一头牛的八字报给张瞎子测。张瞎子排了八字，不慌不忙地说：“此人命里富贵，一生有田耕，不愁吃喝，八岁而亡。”那头牛真的只活了八年。
三天后，母亲回来了，对父亲说：“娃没事，四十岁上能出头。”
二
一九八七年，峡河大水。
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那一场大雨，整整下了三天三夜，河里与河岸上的石头、树木、庄稼悉数被摧枯拉朽，一同被卷走的还有牛、羊、猪、人。大水过后，峡河下游的武关大桥，因严重损坏，不得不废弃重建。这座大桥建造于一九三〇年，曾抵挡过无数风雨与炮火。日本人打到西峡那年，为阻挡日本人由此入西安，国民党工兵的炮药包对它也无可奈何。
大雨过后，峡河水还没消，妹妹病了，中耳炎引发的乳突炎。
那时峡河还没有撤并，还叫峡河乡，有卫生院。妹妹在卫生院里打了六天吊瓶，病越来越重。去县医院，无异于登天，不仅路途遥远，主要是没钱。我们兄弟几个正上高中初中，每星期每人只有一袋干粮。街上小饭店的面叶子两毛钱一碗，我们从没吃过。
本来是不要命的病，却要了妹妹的命，那一年，她十三岁。我从中学赶回来时，父亲和母亲都近于神志错乱。也从那时候开始，母亲开始哭，白天哭，晚上哭，哭了十年，哭坏了眼睛。这十年，她去得最勤和最远的地方，是妹妹的坟头。这个远，是说来来回回的路程，单程算，不过数百米，加起来，怕有千里之程。
村里有一对兄弟，两人都三十出头了，都没有媳妇。这兄弟俩也是可怜，早早没了父母，也没什么家门，孤零零的。但两人都会乐器家什，老大长于笙，老二长于二胡。没事的时候，两人在院子里动起家什来，路过的人以为这家有什么事，请来了戏班子。
老大会许多乐器，但嗓子不行，唱不了，老二能唱，他们唱的不是秦腔，也不是豫剧，是京剧。老二最拿手的是《空城计》：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旌旗招展空翻影，
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
这些年，城外确实乱纷纷，那是生活的兵马。他们俩却不是诸葛亮，无力退兵。
母亲总是看不过，要为他们说亲。
这一年，峡河下段死了个人。那人三十多岁，正年轻，骑摩托车出事了，本来出事的不是他，出事的是别人，他把人撞了。他骑车跑了一段，估计被撞的人活不成了，他就冲着路边的悬崖加了一把油。
那人留下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儿。女人是个哑巴，挺漂亮。孤儿寡母，没有人照顾。
自然是从老大头上解决困难。母亲说：“你也别吹笙了，跟我去相亲。”
这一跑，跑了四五十趟，也就是一年。老大骑一辆自行车，驮着母亲，风里雨里，都在提亲路上。这亲事到底成了，后来老大与那哑巴女人又生了个小子。他还是喜欢吹笙，这时候，吹得最多的是《百鸟朝凤》。
母亲此前没有坐过车。她说那自行车下坡时，像起风了。
那一年，母亲开始白发满头，那是岁月的力量。生活像一口锅，她一直在锅底的部分打转。锅外的世界不知道她，她也不知道锅外的世界。锅有时是冷的，有时是热的，只有锅里的人，冷热自知。
陈年喜母亲（纪录片《我的诗篇》剧照）
三
一九九九年始，我开始上矿山，天南海北，漠野长风，像一只鸟，踪影无定。有些时候，一年和母亲见一两次面，有时终年漂荡，一年也见不着一次，甚至有时忘了她的样子，但一直记得她说的张瞎子说的话。
一转眼，我四十岁了。
四十岁那年，我在萨尔托海，百里无人烟，只有戈壁茫茫。
放牛放羊的哈萨克族人，有时放丢了牲口，骑着马或摩托车呼啸而来，或呼啸而过。
这里是一座金矿，规模不大也不小，有三口竖井，百十号工人。我是这百十号人里的一员，像一只土拨鼠，每天地上地下来回。
母亲知道我在世上，但不知道我在哪条路上。我经常换手机号码，她也许记得我的号码，但没什么用，这里不通信号。母亲的床头是一片白石灰墙，上面用铅笔记满了儿子们的电话号码，哪一个打不通了、作废了，就打一个叉，新号码再添上去。这些号码组成了一幅动态地图，她像将军俯瞰作战沙盘，因此懂得了山川万里、风物人烟，仿佛她一个人到了四个儿子所到过的所有地方。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对她讲过，当然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母亲的地图虽详细，这样的情节也不可能显现。
这一年，我得了病——颈椎病。最显著的症状是双手无力，后来发展到双腿也没了力气，如果跑得快点儿，会自己摔倒。我后来知道是椎管变细，神经受压。
我的工作搭档是一个老头，别人叫他老黄，那时已经六十岁了，模样比六十岁还要老，掉光了牙齿，秃头上围一圈白发，又高又瘦。他年轻时在国营矿上干过爆破。他不是退休了，是下岗了，因为老了。
那一天，我清晰地记得是九月初。胡天八月乱飞雪，萨尔托海倒是没有飞雪，但空气比飞雪还冷，戈壁滩上的骆驼草已经干枯了，一丛一丛的，风吹草动，仿佛蹲着一些人在那里抽烟，那烟就是一股股风吹起来的黄尘。
我和老黄穿成了稻草人，因为井下更冷，风钻吐出的气流能透人的骨头。这一天，我们打了八十个孔，就是八十个炮。老板很少下井，但他会听炮声，一边打着牌，一边数炮。
进出的通道是一口竖井，原来用作通风的天井，八九十度，仅容一人转身。竖井里一条大绳，十架铁梯子。打完了炮孔，装好了炸药，我说：“黄师傅，你先上，我点炮。”那时用的还是需要人工点燃的导火索。每次都是老黄先撤，我点炮，毕竟我年轻一些。
点完了八十个导火索头，我跑到采区尽头，抓住绳头往上攀，可任我用尽了所有力气往上爬，怎么也够不着梯子。脚和手仿佛不是自己的。导火索刺刺冒着白烟，它们一部分就在我的脚下，整个采场仿佛云海，我知道它们中的一部分马上要炸响了。
这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一根折断的钎杆，它插在乱石堆里，同时，我也看见绳头下的岩壁上有一个钻孔，那是爆破不彻底留下的残物。我快速抓起钎杆，插进残孔，爬了上来。刚到天井口，炮在下面接二连三炸开来。
我对母亲讲过无数矿山故事，我的语气、神采带她到过重重山迢迢路，但这一截路程只属于我一个人。
四十五岁，我因为一场颈椎手术，离开了矿山，开始另一种同样没有尽头的生活。比她跑七十里路，测卦来的“出头”之日，晚了五年。
四
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心理：凡是我认为的好兆头，在没有兑现成事实之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告诉别人，不敢泄露半点儿秘密。比如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大火烧身，按周公解梦，将有喜事发生，几天里，都被这个梦煎熬着，又总是在心里深深地藏掖着，生怕别人知道了，喜事就化为乌有了。比如接到编辑电话，告诉某某组诗拟于某期刊发，在文字见刊之前，从不敢把喜悦分享于人。一个命运失败太久的人，仿佛任何一个细小的失望都会成为压上命运的又一根稻草。
母亲是二〇一三年春天查出食道癌的，医生说已是晚期。在河南西峡县人民医院，经过两次化疗，身体不堪其苦，实在进行不下去，就回老家休养了。如今，已是七个春秋过去，她依旧安然地活着，不但生活自理，还能下田里种些蔬菜瓜果，去坡边揽柴扒草。其间还就着昏沉的灯泡给我们兄弟纳了一沓红花绿草的鞋垫。而当时一同住院的病友，坟头茅草已经几度枯荣了。这样于她于家的好事，我怕让人知道，怕提醒了疾病，它再找上门来。
商洛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我的老家峡河现在出门，依然大多数时候要靠摩托车助行。雨天泥水，晴天暴尘，曲里拐弯，涉水跨壑，十几年里我已骑坏了两辆车。在家乡，你到哪家的杂物间里，都有一两辆坏掉的摩托车，而街上的摩托车销售部里，以旧换新积攒的破车子，简直要堆成了山丘。
山外的世界早已是穷尽人间词语都无力形容了，而母亲的一生是与这些世界无缘的，她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河南西峡县城。那是二〇一三年四月，她接受命运生死抉择的唯一一次远行。
西峡县城不大，比起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不算什么，但与峡河这弹丸之地相比，已是非凡世界。那一天，医院做了初检，等待结果办理住院。我和弟弟带她逛西峡街市，当时她已极度虚弱，走半条街，就要找个台阶坐下歇一会儿。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病，满眼都是惊喜，用家乡的话不停问这问那。对于她六十余年的生命来说，这满眼的一切是那样新鲜。
当行到灌河边，滔滔大河在县城边上因地势平坦显得无限平静、温顺。初夏的下午，人声如市，草木风流。虽说家乡也有河水，也年年有几次满河的旺水季，但比起这条汪洋大河，实在乏味得可怜。那一刻，母亲显示出孩童的欣喜，也许在她的心里，也曾有各式各样的梦，也曾被这些梦引诱着抵达过高山大海、马车奔跑的天边，因生活和命运的囿困，只能渐渐泯灭了。那一刻，我看见一条大水推开了向她四合的暮色，河岸的白玉兰，带她回到少女时代的山坡，那里蝉声如同鞭子，驱赶着季节跑向另一座山头……
那一刻，我有欣慰，也有满心的惭愧。
外面漂泊的十几年里，每一次回来，和母亲唠家常时，她都要问一问我到过的地方怎么样，有啥样的山，啥样的水，啥样的人，啥样衣饰穿戴？我用手机传回的照片，她一直保留在短消息里，以至于占用空间太大，老旧的手机总是卡死。一直以来对她的这些问询、这些举止，都不以为意，以为只是关切我在外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她这是借我的眼睛、腿脚和口舌，在完成一次次远游。
如今，母亲已经七十岁了，一辈子的烟熏火燎、风摧霜打，她的眼睛视物已极度模糊。慢慢地，人世间的桃红柳绿、纷纷扰扰，她将再也看不到了。即使我有力带她出去走走，她身体的一切也已无能为力。
所谓母子一场，不过是她为你打开生命和前程，你揭开她身后沉默的黄土。
本文摘自矿工诗人陈年喜的非虚构故事集《微尘》。
《微尘》，陈年喜/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果麦文化，2021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