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年1月，作为复旦大学派遣的交流学者，我赴日本创价大学访问。承所在大学之盛意，到达东京后不久，便被安排前往冲绳旅行……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昔日琉球王国的风土人情，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在日本的近一年里，我开始注意阅读与琉球相关的研究资料。
十年之后，我再赴东京参加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主持的“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其间，购得濑户口律子教授编著的《学官话全訳》和《官话问答便语全訳》，初读之下，便觉兴味盎然。回到上海后，即据此撰写了《清代琉球人眼中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以现存的琉球官话课本为中心》一文。在我看来，迄今所见的绝大多数琉球人有关中国纪行的史料，尚无法与朝鲜《朝天录》《燕行录》之学术价值等量齐观，只有琉球官话课本对福州社会的集中描述颇为难能可贵。从官话课本反映的内容来看，琉球人以琉球馆为中心，生动地描绘了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其中涉及的诸多侧面，可以从一些独特的角度了解清代中小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透过对琉球官话课本所见福州社会生活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清代的琉球官话课本本身——这也就是我们应当重视这些官话课本的原因所在。
此后，随着中国对周边世界的重视，大批域外汉籍得以陆续刊布，其中，琉球汉文文献亦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举其荦荦大端，如2012年，《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一辑共计三十册，由鹭江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日本学者高津孝、陈捷教授担任主编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三十六册，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因其未曾就所收琉球文献作逐部解题，且并未交代原书之收藏单位，存在误收、误解之处，故而学界对之颇有微辞。而后者所收录者，皆经过较为细致的考订与解题，其文本传承脉络清晰，除了以往备受关注的政治史、贸易史资料之外，也收录了一些反映东亚社会生活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其中收录了绝大部分的琉球官话课本（包括《白姓》《学官话》（附《尊驾》）《官话问答便语》《官话集》《官话》《官话三字囗》《官话》《条款官话》《广应官话》和《广应官话总录》），为语言学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珍贵的资料。
（二）
2016年，日本东方学会举办第六十一回“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其间专设“新发现的琉球汉文资料与琉球史之重读”分会，由高津孝教授主持，他来函邀我参会，我遂以“琉球汉文文献与中国社会研究”为题提交论文参会。会议前夕，高津孝教授告知，2013年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教授曾撰《琉球官話の新資料——关西大学长泽文库藏〈中国语会话文例集〉》一文，与我的研究相关。另外，高津孝教授还慷慨提供了一种珍稀文献《琉球録話》（明远馆丛书本）之影印本。这两种资料，对于我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内阁文库所藏《琉球録話》书影
目前所见，《琉球録話》计有两种版本，一种即收录于明远馆丛书的《琉球録話》，此本复印件字迹颇为蹩脚。而另外一种原本则收藏于日本的内阁文库。此书经整理，不过区区七千余字，但其内容却相当丰富。
《琉球録話》的作者为日本史学家成島司直（1778-1862），此人才华横溢，是日本江户后期的幕府儒官。作为将军之侍讲，他踊跃为政治改革上书建言献策。其人著述颇丰，最著名的著作是1809年编纂的《德川实纪》。除了《琉球録話》之外，成島司直还著有《改正三河後風土記》《鴻台三戦記》《東の春》和《晃山扈従私記》等。
《琉球録話》一书，对于清代中琉关系、福州城市生活史和语言学的研究，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该书的序文为例，其中提及：“文化丙寅，琉球国王尚灏遣其子尚大烈等前往萨摩藩朝聘，以谢袭封之恩。”当时，成島司直与琉球国的仪卫正郑嘉训、乐正梁光地相见，咨询琉球的制度风俗，其中提到：
……萨邸舌人学苏、杭间语，琉人咸作福语，是以问对往复之间，轻重清浊，互相牴牾，问一事及再四，而终不得其实者亦不尠。
《琉球録話》序
“文化丙寅”，是指日本的文化三年（1806年，相当于清嘉庆十一年）。当年在萨摩与成島司直对话的琉球人郑嘉训和梁光地，曾于乾隆年间前往中国，“同入福馆，师事福儒陈邦光”。关于陈邦光，琉球人杨文凤在其《琉馆笔谈》中指出：陈邦光系福州琉球馆附近的琼河人，是著名的私塾先生，门下有诸多弟子。因此，出自其门的郑、梁二人，有着浓厚的“福语”腔调，自然并不令人诧异。上揭记载，对于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所周知，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当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藩（萨摩即今日本鹿儿岛一带）岛津氏以精锐武力三千人、战舰百余艘闪电式入侵琉球，攻陷了首里城，挟持中山王尚宁为人质，占领了整个琉球王国，史称“庆长之役”。两年后，萨摩藩虽然允许尚宁王归国，但同时亦派遣日本官吏严格监视琉球的一举一动。此后，萨摩藩命令琉球继续向明朝纳贡，随贡互市的资本则由萨摩藩出具，所获利润亦归后者所有。当时，由于琉球与中国之贸易直接影响到萨摩藩的财政收入，故而受到萨摩藩主的高度重视。藩主岛津氏本人对于中国也充满了好奇，史称：“萨老侯好华音，置译官，令其藩子弟暇日讲习。”与此同时，萨摩藩主亦时常将琉球人找来，从侧面打听与中国相关的讯息。从上引《琉球録話》之记载来看，萨摩通事所学的是苏、杭一带的官话（亦即南京官话），而琉球人所学的则是“福语”（福州官话）。由于不同地方之人所说的官话，受当地方言影响较大，故颇有难以沟通之处。
【日】岛津重豪著《南山俗語考》，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揆情度理，福州人讲官话时，常常带有明显的方言特征。例如，闽方言没有“f”声母，只有“h”声母（直到当代，有的福州人会将“公费”说成“工会”，而有时又容易矫枉过正，将“徽州”说成“非洲”），因此，在与他方人士对谈时，难免会有不少令人无法理解之处。而前述记载则颇为耐人寻味，它实际上指出了琉球人所说的官话，受到福州方言的巨大影响。
（三）
明清时期，与琉球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城市是福州和北京。前者是朝贡贸易的在地起点，后者则是朝贡贸易之终点。因此，琉球汉籍中保留有不少与该二城市相关的文献。以久留米村士族蔡德懋、蔡大鼎父子相关文献为例，日本山形县市立米沢图书馆收藏的蔡德懋之《御制并和诗》和蔡大鼎之《御诗和韵集、万历十五年以降记》，封面就都有“上京用”的标记，这显然是为了前往北京朝贡时的应对之需。特别是《御制并和诗》的封面，可见蔡德懋之署名，另外，还有“伊计记”的字样，可见，这是由蔡德懋所抄写、后来传至蔡大鼎（伊计亲云上）的书籍，这说明一些琉球汉文文献，有着长期的流传和编纂过程。与此相似，琉球官话课本之编纂和传抄，有不少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当然，这些琉球官话课本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在中国旅行，特别是在福州生活期间使用。
福州登舟
舟抵福州
从现存的琉球官话课本来看，早期的官话课本，还看不出福州区域文化的明显影响。例如，内田庆市先生披露的官话课本中，就有对北京的描述：
我在北京三四个月。北京城里，都是走过了，那花街柳巷，美女标致得紧，宝贝物件多得紧，还有棋盘街、五凤楼，文武官员上朝，灯笼火把，跟随人众，好不热闹，我一年也说不尽。
此处的描述，并未见有后期官话课本中福州方言的影响。如“热闹”，在后来的官话课本中通常会写作“闹热”，这也是福州话的表述。此外，该书中还有一段对话：
弟们还未到中国，言语不通，请兄们指点教我，学得几句也好。
有闲的时候，到这里来谈谈，千万不要见外。
不敢，我也一样，我初到贵国么，要求你的事。一来说，还不知这里的风俗。二来呢，又不知这里的路上，虽听见好玩的所在，总去不得了。
这段对话，同样也未见有福州方言的影响。另外，书中还抄录了“曲座”（即小曲），有：“满州【洲】家，鞑婆子，难描难画，不梳头，不搽粉，好打着一个练槌。金圈子，银圈儿，两耳垂挂，上身穿着貂皮袄，脚下踏着马皮靴，带过一疋马儿，背上一个鞍儿，拿了一张弓儿，搭上一条弦儿，插上一枝箭儿，架了一架鹰儿，打了一个围儿，取了一个火儿，吃了一袋烟儿，醉了一个昏儿……”从其中一口一个“儿”来看，受北方方言的影响较大。
清初前往北京的琉球朝贡团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琉球人在福州的活动愈益频繁，官话课本中的区域特色亦愈来愈明显。如《琉球官话集》中有“北京俗语”部分，但仅六十三条。其他的部分每条之下亦有假名注音，并有解释。其中，收录有不少福州的方言词汇，如做娇（撒娇）、煞尾（结尾）、手湾（上臂和前臂相接处能弯曲的部分）和脚湾（膝关节背部）等。有的还专门注出读音，如“乘”字，其后就注曰：“福建音‘兴’。”据《琉球録話·习业次第》描述：
福儒授业，先教言语，以言语不通，则不能受句读、解讲说也。言语之学，殆二三年，轻重清浊，不异福人，然后授四书五经，句读明详，字义粗通，又背诵其书，然后渐学文章。
此一记载，生动地刻画了福州士人教授琉球学生读书的具体做法。其中的“轻重清浊，不异福人”，与前引《琉球録話》序中的“轻重清浊，互相牴牾”恰可比照而观。从中可见，“福儒授业”所教出的琉球弟子，他们的发音最后是“不异福人”，这就难怪“琉人咸作福语”、与萨摩通事所学的“苏、杭间语”（南京官话）常常是各说各话，难以沟通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伴随着清代琉球人在福州活动的日益频繁，官话课本中的“福语”色彩愈益显著，这在现存的诸多文本中皆有所见。例如，《学官话》中有一段对话，说的是一位琉球人在福州看病：
门生这几时，身上有些贱恙，特来求先生看看脉，药撮一剂，带回去吃。
你这身上什么意思？说给我知道，我好加减。
我这身上觉得四肢无力，脚手痠软，腰又痛，头又晕，茶饭又不爱吃，肚子又饱胀，心口里只管发恶羶，口水长淌的，浑身好不难过的。
……
原抄本上揭对话中“浑”字的右侧注曰：“风，下平。”这当然是因为福州人说话“h”和“f”音不分，故读“浑”作“风（下平）”。
（四）
在清代，福州是琉球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当地的太保境后街有柔远驿（琉球馆）。根据当时的惯例，琉球贡使抵达福州后，先在琉球馆稍事休整，随后，琉球正副使、都通事、大笔帐等十数人（或多至二十余人）入京进贡，其余随行人员则仍住在琉球馆内，从事买卖或进行文化交流，贡使进贡完毕，自北京返回福州，仍在琉球馆内稍作休整，然后才返回琉球国首里王府。当时，除了官生（官费留学生）之外，还有一些“勤学人”前往福州，在琉球馆内学习官话以及医学、历法和地理等，一些不幸病死的琉球人即葬于福州。福州仓山区的白泉庵、鳌头凤岭、陈坑山、张坑山（今称长安山）等处，为清代琉球人在福州的丛葬区。在清代，琉球人向当地山主购地立约，安葬病逝的亲人。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少琉球人往往将福州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较长时期在福州生活和学习，耳濡目染，对于福州社会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琉球官话课本中，也就有不少对日常生活的生动描摹。以岁时节俗为例，福州一年四季比较分明，民间对于岁时节庆颇为重视，元宵观灯、立春迎春、上巳禊饮、端午竞渡、七夕乞巧、中元鬼节、中秋燃灯、重阳登高、冬至搓丸、腊月祭灶和除夜团年等，在官话课本中多有反映。
清代福州琉球馆及其周遭形势图
一般说来，对于一种语言的掌握，除了一般的交流用语之外，若能熟练运用该种语言中的俚语、俗谚，则表明学习者已达到了较高层次，更好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以《广应官话》为例，该书“俗语门”中收录了不少俗语。这些俗语，应是十九世纪流行于福州当地的通俗常言。其中有些俗语，反映了清代福州城市的时尚。例如，“蛮子学京样，学死也不像”，这是说南方人仰慕北京时尚，正像早些时候郑板桥所说的“扬州人学京师穿衣戴帽，才赶得上，他又变了”。“扬眉杭头苏州脚”，反映了旧时扬州、杭州、苏州作为江南文化之渊薮，其时尚为类似于福州这样的中小城市民众所追捧。
虽然在全国，福州并非第一等的大都市，但在福建省内，它却是首善之区，亦为福州府城之所在，故而作为福州人往往自我感觉极为良好，对于郊县各地的其他人群都不太看得起。清代福州里人何求所作的方言小说《闽都别记》中，就有连江人与福清人对对子的故事。连江人出上联贴于灯笼上：“古田兄缚甑，做福清糕，炊长乐粿。”福清人即对“汀州拐打刀，剖连江鸡，教罗源猴。”这实际上就反映了福州城里人对府辖各县人之看法。以其中提到的“福清糕”为例：旧时福州有一种点心叫碗糕，贩卖者多是福清人，他们走街串巷或行走于澡堂、茶室内贩卖。此类碗糕是经过发酵而成，体积自然会膨胀，一般人遂以此讥讽言过其实的作派。由于碗糕多是由福清人兜售，故碗糕也被称为“福清糕”。而在福州方言中，“糕”与“哥”同音，故而福清人也被戏称为“福清哥”。当然，也有人认为，“福清哥”一称，是由“福清蚵”而来——这是说在传统时代，福清一带极为穷困，土地硗瘠，常年干旱，没有东西吃，往往只能吃番薯，佐以不值钱的“蚵仔”（小牡蛎），所以叫做“福清蚵”。另外，闽东素来是将番薯切成片，晒干收藏备荒，吃时再洗净蒸熟，俗呼为“番薯钱”。番薯钱以福清为佳，闽谚遂有“福清哥食番薯钱”的说法。旧时福州人常调侃：“福清哥一顿番钱食一百块，鸡配二头。”明面上是说福清人一顿饭花了洋钱一百元，下饭的菜是两只鸡。而实际上则是说福清人切薯如钱（谓之“番薯钱”）当饭吃，而以【鱼奇】（左“鱼”右“奇”，音同“奇”，一种小鱼虾加盐腌制而成的鱼酱）为佐菜，【鱼奇】在福清方言中与“鸡”同音（福清腔与福州音稍异），故曰“鸡配二头”。在这些，明明是吃番薯钱，配菜也是不值钱的【鱼奇】，但大声说出来，却又是一百块番钱，又是两只鸡，显得非常阔绰。在福州城里人看来，福清人虽然穷困潦倒，但往往说话口气却很大。他们难得吃上米麦，通常只能以番薯充饥，故在人面前时常放屁，于是，琉球官话课本中也就有了“福清哥吃大麦、讲大话、放大屁”的俗谚。
类似于此的俗谚还有不少，有一些则颇为俚俗。例如，“捧卵胞过河——假小心”实际上是句歇后语，意思是说肾囊是长在自己身上的，过河时如果用手捧着，实在是小心过甚。该句歇后语，事实上与福州当地的一种地方病有关。从西方传教士留下的福州医学文献来看，福州常见有大阴囊的病例。而这种大阴囊，俗称“大卵胞”。琉球官话课本《学官话》中，就曾讲述过一个笑话——说福州的“驳马”（小偷）身手敏捷，一眨眼功夫就能将他人身上的钱偷走。某次在戏台底下，有位患有大阴囊之疾的人在看戏，结果被小偷误以为他在裤裆内藏有银钱荷包，遂用刀子在上面一割，弄得血淌满裤……这些极为俚俗乃至猥亵的俗语及相关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琉球人对福州社会的细致了解。
此外，《广应官话》俗语门中所列的最后一句为“地牛转肩”。对此，该书中另有一段详细的记载：
三月初六早起，地大动，不过一刻就歇了，又动些。这天上晚时候，风雨又大起来，吹坏各家的东西。
三月十二日一更时候，地大动，动了一歇，又动，差不多动了半刻才歇。
四月十六日下午时候，地动些，一歇又动一点，到晚间又动些。
福州毗邻环太平洋地震带，当地人对于地震的看法，是认为大地系由一头硕大无朋的牛（即“地牛”）扛着，所以常常会觉得累了，需要换一个肩膀来扛。每当这头牛换肩歇息时，便会发生地震，这也就是俗谚所说的“地牛转肩”。
另外，在清代，福州的戏曲文化极为发达，不少通俗常言就来自戏曲，其中尤多为人处世的警句格言，这在琉球官话课本中也多有体现。如《广应官话》中的“少时偷针，大时偷金”“男人不看《三国志》，女人不看《西厢记》”“偷食瞒不得牙齿，做贼瞒不得乡里”，等等，皆可在福州的闽剧、评话、伬唱等中寻找出来源。
前面提及，学习语言，俚语是最难掌握的部分，因为它与区域社会的背景密切相关，往往直达一地最为隐秘的文化深处，琉球官话课本对于这方面的记录，反映了琉球人了解福州地方风俗文化的努力。
明清是男风炽盛的时代，特别是在福建沿海，由于海外贸易之繁盛，引发了人际契约关系的逆转和变态，出现了所谓“境遇性同性恋”或“偶发性同性恋”。这对于个人而言虽然是“境遇性”或“偶发性”的，然而，在持续不断的海外贸易背景下，此种风气一旦长期并广泛地盛行，就会恶性循环，很容易积淀而为某一区域社会之顽固的畸俗，这也就是明代以来男性同性恋的“契兄契弟”习俗。福州有位阿凡提式的人物叫郑唐，在里人何求所编的小说《闽都别记》中就有不少刻画，有一些便是与之相关的同性恋故事。关于“契兄契弟”习俗，在琉球官话课本中也有描述。例如，《学官话》中有一段对话，清人说：“我的兄弟，你委实生得标致，果然风流，真个可爱，想杀了我！”而琉球人的回答则作：“你果然有心想我，你实在有心想我，你一嘴都是胡说，花言巧语假意儿，骗别个罢了，你来骗我。”此一对话，看上去像是男女情人间的相互调情。接着，清人又说：“给我留留么，再坐一会儿罢，实在我真真舍你不得的。”而琉球人则回答说：“你舍我不得，你这一条手巾，送我做表记，肯不肯？”“真真舍你不得”云云，也颇为肉麻，像是男女之间的对话。再看清人继续说：“我的好兄弟，不要使性儿，会使性的人快老！我如今和你相量，你既没有东西回答我，你把头儿朝过来笑一笑，给我亲个嘴儿就罢了。”“相量”即商量，为福州式的官话。这句话所说的，显然是男子之间的亲嘴。而琉球人则回答说：“嗳呀！这个人好龌龊，把口水弄得人家满嘴都是。”可见强行的亲嘴已经得逞……对于这段对话，濑户口律子教授认为，此节内容反映的是调戏琉球青年的清朝人。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如果进一步探究，则可见此一对话，实际上反映了清代福州男性同性恋的习俗。关于“契兄契弟”之俗，《广应官话》“人品”中也有所描述：“兔子，北京的话；契弟，福建的话；男风的人，好男色也；好南风，仝上”，这显然是与“契兄契弟”相关的表述。
（五）
福州城
阅读琉球官话课本，自然会让人思考方言与官话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早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就曾指出：“……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利玛窦甚至将官话与各地方言之关系，类比成欧洲拉丁语与各国语言的关系一样。在福州，读书人开口讲话，也同样时常游走于“乡谈”（方言，亦曰榕腔）与“官音”（官话）之间。《官话问答便语》中的一位福州人就曾说过：“我本地的人，说乡谈惯了，爱学官音，还是千难万难，含糊将就说出几句。”因此，即使是教琉球人讲官话者，也难免会受到福州乡谈的影响。《学官话》原抄本天头有诸多注文，如“踏音达”“绸音求”“迅音信”“逆音叶”“麝音谢”，这些，都是福州话的读音。直到晚近，福州当地仍有“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福州人讲官话”的说法——这既是外地人的观感，也是福州人的自我调侃，其中心意思是说福州人喜欢说官话，但其发音受方言影响甚大，常常令外人忍俊不禁。而由福州人教授的琉球人，也必然会受到莫大的影响。在最近出版的《琉球官话课本三种校注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中，作者陈泽平先生指出：“从琉球官话课本的同音字组观察其语音特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在于它与北京音或是南京音相似，而是它与福州方言音系的血缘关系。……琉球官话其实就是福州官话。”
《琉球官话课本三种校注与研究》，陈泽平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190页，39.00元
大致说来，现存的琉球官话可分为会话课本、词汇课本和其他的辅助教材等。对于这些官话课本，以往学者多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历史学者则甚少注意及此。其实，琉球官话课本不仅是方言研究的珍贵资料，而且对于清代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亦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实用性的教材，琉球官话课本非常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较之其他的社会史料，一般来说显得更为平实，也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