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压抑的现代性》中谈到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到《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对中国文学“有情”历史的召唤和重新叩问，再到现在的“华语语系文学”，王德威的研究从来不缺少批评和争议，但又总能以新的理论构架、新的诠释方式带来明确的启发。
最近，由腾讯文化、京东图书、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的“21大学生世界华语文学人物盛典”在京举办，首位致敬对象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典礼活动上，王德威发表的演讲题为“‘华夷风’——华语文学的视界”。
虽然王德威自2006年起就开始论述“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但对于大多数读者和听众而言，它依然显得陌生和辽远。他以“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替代旧有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汉语文学”等称谓，来呈现复杂、多生、不同文化互动的华语文学面貌。而他刚出版不久的新作《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英文版）又在尝试文学史新的撰写方式。
王德威，知名学者，在华语文学研究界影响力颇大。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代表作有《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当代小说二十家》等。
书评君对王德威教授进行了专访，他以一贯的谦和、有礼和自信，讲述了他眼中的文学、文学研究和文学史。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华语语系文学”：我们需要更丰富、更复杂的文学世界观
新京报：你是怎么开始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个命题有了研究的兴趣？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的前身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海外文学，或者是广义的世界文学、华文文学、汉语文学等，这些命名基本是在中国的学制语境中给海外文学做出的定位。在国外教了很多年的书以后，总觉得这些定义不能够穷尽我们在海外对于自身所生活的，或者所面临的各种文学现象的一个比较丰富或者复杂的陈述。
所以大概是在2006年、2007年，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大学任教的史书美教授提出了“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观点，我对这个新的论述方向很有同感，并愿意就她所提出来的论述再加以发挥。我在中文语境里可能有更多的发声机会，就用“华语语系”这四个字，与过去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汉语文学这些五花八门的命名来做一个区隔。毕竟我们做文学的需要一个新的品牌、新的命名，来作为进入这样一种新的文学世界观的方法。
新京报：和华语语系文学相对的可能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学”的概念，它的出现本身就内在于中国近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有一种民族意识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当使用“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包含了对民族意识这方面的反思？
王德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机制和它所论述的方式，的确是跟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论述息息相关。我们所习惯的这种国家文学史，它的历史也不过就是一百多年。我无意去质疑或推翻这样一个命题，它已经是历史存在的现象，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史的写作方式，我觉得言之成理，这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是怎么去面对国家文学史所不能够照顾到的各个层面的、仍然使用华语创作的、或者是发生的这些现象、这些文化的场域。
在过去用“海外”这样的词难免有一个预设，有海外就有海内。另外像“世界中文文学”，这个“世界”也是很暧昧的一个词，讲“世界中文文学”的时候其实是不包括中国的，但世界明明已经是世界了，为什么中国又可以在世界之外来为这个世界命名？所以这里面就有高下主从的一个分别。我们倒不是在谈论文学市场或者文学世界里面阶级斗争的关系，而是“华语语系文学”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批判界面，作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一个另外的对话的对象，或者是一个思考的维度。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中国文学史这一体裁的撰述，开始于晚清民初，正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步。
海外中国学的影响：年轻学者不会再人云亦云
新京报：在文学领域，所谓的海外中国文学往往是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处境中，但在学术研究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却是对中国本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和差别？
王德威：这个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海外文学研究在方法跟理论模式上对中国本地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影响，但我们这群所谓的海外学者也没有那么了不起，因为我们的很多方法也不过是将西学的用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转手的运用而已，在那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能就像是一个掮客，是做二手传播的。
我想这可能还牵涉了广义的中西学术论述的一个不平等模式。西方的理论也许像西方的手机一样，苹果手机它卖的就是比较贵，人家做得好嘛对不对？所以在有些意义上你必须承认，在这个文学技术层面或者是文学语境层面有一个高下之别，但这不应该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毕竟在这个文学生态上来讲，我们所运用的材料、我们所运用的很多资源，又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交换的过程其实是不断地在进行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
作者：夏志清
译者：刘绍铭
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其对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发现与推崇，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界。
我有最常用的一个论述：你现在穿的一身衣服其实是西式的，但你每天没有掏心撕肺都在想我穿着西式的衣服，想我对不起祖国吧？我们没有为服装的问题或是手机、电视的问题而这么紧张，那为什么在文学这一块就往往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这反证了文学、学术这一块在中国的文明想象力中占据的位置，大家觉得这是我们的核心，不能够被拿走，不能被掏空。但是我觉得放大历史的眼光，不需要太焦虑。我认为历史就是这样发生，那就承认它，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的借口或解释，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我们如何来改变。
新京报：那如何来改变呢？有可能改变吗？
王德威：也许下一步是我们怎么样来发展以中文语境为基准的一个论述模式。希望有一天，也许在10年或20年以后，我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系，我会告诉我在英美或是法国或德国文学有成就的理论学者，说你如果不知道朱光潜的理论，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李泽厚的理论，你也太落伍了吧；你如果不知道胡风的左翼理论，你可能也太落伍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当然我会觉得我有很自觉的一个承担、一个责任。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面，大家逐渐已经比较平静。交通如此快速，年轻的一代学者阅读能量这么好，可能不需要什么欧美学者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相比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代，我想年轻一代应该会有更多的自觉，不会再人云亦云。
重写现代文学史：发生论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种神话
新京报：今年是2017年，是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端的1917年“文学革命”的百年纪念。你曾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今年又新出版了《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本新作中你怎样处理中国现代文学发端这个问题？
王德威：我先说明这本新作的体例，它是一个非常不规格的，由161篇短的文章合在一起的文学史。将来它的中文版出现，我想肯定会引起许许多多的争议的，当然我盼望这些争议，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文学史应该做一个重新的反省。
像文学发端论这个话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除了发端，现在现当代文学史怎么结束也很难了。从1949开始，当代文学到现在都快70年了，而现代文学只有30年，如果当代的意思是当下、此刻的话，它又都已经有现代两倍以上的时间了。那么在英语的语境里用modern china,可以是一个长的现代。我书中的现代其实延伸了将近有200年的时间，不再去刻意的斤斤计较这些词语的本身的定义。
在这本文学史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刻意地用了三个时间来说明现代中国文学是怎么发生的。第一个时间是1635年，当时一个晚明的文人叫杨廷筠，因为受到了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给文学做了一个审美的、西方模式化的定义，所以这是一个遥远的所谓文学现代发生的开端。这篇文章又给了另外两个日期，一个是1932，一个是1934。1932是周作人对于“新文学源流”的一个探讨，1934来自于河南的左翼史学家嵇文甫，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晚明当做是现代中国性的开端，尤其是文学方面。所以我刻意的用三个时间点来说明，这个发生论本身是不得不存在的一种神话，我们不断去发明这个神话。
这本文学史的结束点在2066年，2066是韩松的想象中，火星照耀美国、火星人把美国给拿下来了那一年。我觉得文学史本来就应该有文学的层次，它应该有想象力的层面，所以我的这个文学史应该是一个非常文学的文学史。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作者：王德威
版本：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新京报：这本文学史在体例上的新意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德威：在更突破的意义上，是我在这本文学史中对文类的分别。我觉得不应该局限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而已。这样的文类本来就是20世纪的文明，那么在21世纪以后面临这么多文化的新现象，包括了网络上的传播，包括了新媒体的诞生，包括了影音世界所给予我们的在文化文学上的启示，这都应该是在我作为文学史的编撰者的考量之内的，所以这是一个包含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文学跟文化表现样式的文学史。
我预期对我批判的人一定要说，这是什么文学史，这是一个杂凑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哗众取宠的文学史吧？但是我相信我在表面的五花八门的脉络下，有一条我仔细策划过的草蛇灰线。所以一句话，它不是一个求全的文学史。它有很多的时间点，让读者自己在阅读之后再去思考。如果用这样方式写作文学史，是不是我可以提供另外一个发言的位置，让文学史更延伸出去。我相信这个文学史本身就变成一个有创造力的活动。
新京报：这本书已经有了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计划？
王德威：现在已经在翻译制作中，但是刚刚开始。我当然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呈现，能得到中国读者的反应，毕竟对着洋人讲中国文学史有些隔靴搔痒。批评是可以想见的，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的。
近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梅维恒 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宇文所安 孙康宜 主编）等，都在文学史的撰述体例上立意创新。
当代华语文学：现在不是一个最能够造星的时代
新京报：你对这几年中国文学或者说华语文学的创作有一个怎么样的观点？或者说有哪些作品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王德威：我不晓得我这个话会不会讲得太大胆、太冒昧。我觉得现在的作家，也许他们生存的时代不是一个最能够造星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就像上世纪80年代所谓新时期作家一出来的那种爆炸力，那种一个时代的整合的爆发力。我花了很多心血来讲科幻小说，但科幻小说它是一个现象，你很难去分析刘慈欣的语言，他语言是很粗糙的，他原来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对不对？
但我特别要讲，我认为华语这一块是在中国语境之内被忽略的。我觉得过去的20年到30年，在华语世界文学的成绩是绝对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现在大约只有白先勇在中国国内是华语世界公认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但是我觉得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后的这二三十年里面，不论是香港的董启章，或台湾的骆以军，还有之后的吴明益、甘耀明这些作家，马来西亚华人又有一批作家……他们汇集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广义的华语的世界，我觉得作为中国内地的读者，或是批评者和创作者，似乎应该把眼界扩大。当然我们的能力跟智慧都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至少在世界观上，应该是把这些作家他们的创作都纳入考虑范围，或阅读的可能书单之内。这是我最大的期望。
新京报：前不久，台湾女孩林奕含事件和她的作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受到了很多关注，她在生前的访谈中提出一个问题，“文学可不可以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或者说“文学是否就是巧言令色的”，甚至在质疑中国诗言志的抒情传统，感觉自己仿佛被文学所欺骗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德威：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复杂，因为我对它的细节部分没有深入地去观察，《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我也没有看完，只是在网上读到一些片段，但是我大概知道她怎么写。这是一个极端聪明、极端敏锐的女孩子，很遗憾她这么不幸，在她的求学生涯里面遇到了这么惨烈的一个经验，这些等于刺激了她对于文学的一种很复杂的一个表述方式。你刚才复述的那些，甚至让我在文学理论上都觉得心有戚戚焉。我甚至可以套用一些文学理论来说，文字本来就是一个巧言令色，它本来就是一个媒介，本来就是人为操作的，本来就是臣服于有能量来操作文字的这些人的心意的，它在真真假假之间，这是伦理上非常暧昧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林奕含小姐没有说明的一点是，在某个意义上文学也救赎了这个女孩子，不管是生前或身后。在她身后，幸好有这样一部作品留下来，让我们见证了这个情欲事件的不堪，这个引诱他的这个老师也在某个意义上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制裁——可能没有法律上的制裁，因为这位老师又有一段“巧言令色”。所以你也不能说文学永远是这样不忠实的一个东西，何况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写作过程中，我想她透过写作也做了某种自我治疗的尝试。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作者: 王德威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9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她的这部作品在文学，或文学史，或者文学习作上，它可能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至少可以提出一两部类似的文学写作和死亡这么密切关联的例子。最明白的例子是邱妙津的《蒙玛特遗书》，在1995年，她几乎是以一个很古典的自杀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在文学史上还有很多假的自杀，丁玲写过自杀手记，沈从文也写过，对不对？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在真实或想象中的自杀事件应该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写的人没自杀，但是写出来以后很多读的人去自杀了。
文学与自杀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脉络。现在林奕含的作品受到关注，是因为眼前这个事件的耸动性，是新闻效应的一部分。之后这部作品能不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我想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