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2月15日，八路军战士赵勇田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虽处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但“只要想读书还是可以挤出时间的”；“书籍，犹如人类进步的阶梯”。赵勇田经常在挎包里装一些书，不管行军路上还是战斗间隙，只要一有空就掏出来看看。遇到反“扫荡”或大转移时，为了轻装行军扔掉的书不知凡几。“心里时常惦着这些书的安全和下落”，总想有朝一日“把它们找回来”。曾任国民党少校参谋的马千里到达延安后，最大的感受是延安青年的学习热情，“不仅在中国，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少见的。”注重学习和阅读是八路军队伍的鲜明特质。中共认为，八路军要成为一支模范的“党军铁军”，就得不断加强学习，“学习落后是莫大耻辱”。正是如此，有关中共的学习教育与干部养成，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有学者就《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进行了研究。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八路军干部的个人阅读材料是如何而来？他们主要关注哪些阅读材料？在他们的个人阅读材料中，最能激发他们阅读兴趣，且能够使他们愿意精读下去的材料是什么？这些阅读材料会对他们产生哪些影响？作为个人阅读史的梳理，本文主要依据部分基层八路军干部的相关日记资料，就前述问题尝试做一些梳理和回答。
一、政策调整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抗战前，中共注重阶级成分，军队干部中工农出身的占据较大比例。过分强调工农出身，干部文化水平比较低，具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占据比例较小。与此同时，军队干部中的一些不正确认识，也影响了他们的阅读习惯和行为。
1938年4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指出，“八路军的社会成分，仍保持工农的绝大多数。工人、手工业工人、农村雇农占三分之一，贫农、中农占三分之二不足”，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由于工农成分占据比例较大，文化水平较低，成为“当时干部学习提高的一大障碍”。据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统计，“受过中等以上学校教育的占10%，上过小学的占28.5%，未念过书的占61.5%。有的指导员不会读报，由文书读一段，指导员解释一段”。同时，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也影响着八路军的阅读行为。有的干部在一段时期内就认为“学习必须到学校去学习”，“学习赶不走敌人”，“工农干部没法学习”，“学习是次要的，工作作〔做〕好了，学习落后也没关系”。有的干部学习意愿不强，要“强迫学习”，有的则完全“停止教育”。有的上课“不到课”“在课堂打瞌睡、谈私话”。还有些干部思想认识有偏差，出现了所谓“军事干部不学习政治，政治干部不愿意学习军事”的情形。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认识有偏差的现象，非但不适应抗战需要，也与中共的目标要求不相符合。
八路军文化水平低，“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军人的光荣”。不识字和无知识，不仅会“影响到他们政治上的进步”，而且也“不能称为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很好的干部”。基于此，中共一方面强调“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要制定“长期计划来教育这些干部”，特别是抽调中上级的工农干部“到学校中去学习”。另一方面，中共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八路军的身份背景和知识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就被称为“知识分子团”。该团领导成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北平大中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就是不少大队和中队的主要干部也都是由‘抗日先锋队’的大中学生担任”。这一变化已然成为“八路军干部问题上划时代的一件事”。与此同时，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学习文化的积极性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八路军留守兵团“采取分段突击与经常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文化热潮”，收到了明显效果。经抽查，部分连以上干部，“原来约67%的文盲、半文盲中，有31%能写简单的报告，35%具备一般的或初步的阅读能力，仅0.8%还没有阅读能力”。
大量新知识分子的加入，文化水平的渐次提升，再加之中共推行的学习运动，进一步提升了八路军干部自觉主动阅读的习惯和意愿。不少人坚持“每早二小时学习制度”，只要事情少，就“多抽出时间看书”。有的决定要“更努力地学习，有可记的东西，就把它记下来”。还有的通过记日记的方式督促学习，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战斗时也好，行军时也好，极度疲劳时也好，始终如一地写下去”。
晋察冀军区干部王紫峰觉得自己识字太少，计划当年“学一千个生字，并了解其用法”，待有一定积累后就“专门看哲学书籍”。八路军一二九师干部秦基伟不断自我反思，认为虽在文化上获得了一些进步和成绩，但总觉得“太慢了”，不能赶上工作需要，“对整个工作上亦会受到极大的障碍”。经过一年多的阅读学习，仍觉得“没有什么进步”，自己的文化水平“实在是糟糕已极”。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还是认为“自己不仅是没有进步，而且深深感觉不如从前，总觉得不如其他同志痛快”。为了进一步提升阅读水平，秦基伟决定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认为“这不仅是练习文字上的进步，而是对自己思想意志上的检查，并希望诸同志时时检查加以批评，其目的是使这个记日记的过程能向着规律而正确的方向发展”。经过不断的坚持，秦基伟的阅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在他离开晋察冀军区奔赴前线后，因多日未看到新华日报，深感“一切消息和国际的转变情形是一概不知，使人非常苦闷的”。
一旦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便会集中体现在阅读方式、阅读技能和阅读思维中。他们虽身处偏僻分散的敌后游击战场，但如果不阅读就“好像思想上很贫乏”，是一种“很苦闷的生活”。只要没有战事，他们“差不多整日阅读书报”。身处前线战场的八路军干部也秉持在“战斗中学习，战场上生活”的态度。八路军战士林以行就认为“在机关枪没响以前，我们仍然抓紧时间学习，没有看到谁有畏惧的神色”。她经常在老乡房顶上的柴禾堆里躺着看书，感到“安静、舒适”，认为这是“游击战争环境中难得这片刻的安宁”！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高敏夫在晋西北根据地期间，在驴子背上阅读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并提醒自己“应该赶快读完，还有别的同志等着读呢”。王紫峰也经常在老乡的房顶上阅读，尽管阅读书报时会响起枪炮声，也“未去理它，照常看书”。他认为在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里，“哪天没有炮声呢？光顾这简直就不能看书和工作了”。因伤风感冒，王紫峰体温升至四十一度，还是“违背医生不让看书的嘱咐，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三国演义》和《洪秀全传》读完，增加了不少知识”。
阅读是情感、想象、思维、意志等精神活动的一种整体互动。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和方式，阅读的过程已不是简单的文本交互，而是阅读主体与阅读对象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这种精神交互活动往往会掩蔽周围的一切。八路军干部在“驴子背上”、“房顶上”、“山坡上”忘我阅读的情形，即是这种体现。阅读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沉浸其中，享受阅读的乐趣。因种种原因无法尽情阅读的八路军干部，“总觉得自己落后，比不上任何人，以致精神上受刺激，生活上不痛快”。这些均表明，阅读的确成为不少八路军干部的日常习惯。
二、阅读材料的来源
在艰苦的战时条件下，八路军的阅读材料很是缺乏。总政治部华北考察团的工作总结报告就指出：“学习材料之缺乏，为敌后部队之严重问题。”有些部队“营连级几乎半年看不到后方书籍文件”，有的部队“平均每团只能分到后方出版之文件书籍一份至二份，有时一份仍得不到”。阅读材料固然缺乏，但八路军干部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书报资料进行阅读。
书报的出版发行和图书馆的建设是中共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中共要求较大的根据地都应开办一个印刷厂，“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八路军总政治部也筹办印刷厂，除印刷有关刊物和中央军委暨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指示、训令、战绩公报等文件以及军用地图外，还印刷出版了不少中外名著、名篇，供八路军官兵阅读。与此同时，中央出版发行部还专门派人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帮助建立印刷厂。八路军一二九师设有专门的书报编辑部门和印刷厂，编辑印刷各种军用作战明细地图和师政治部日军反战同盟编印的对日军宣传材料、战士文化读本、《新阶段》《论持久战》以及整风等文件。这些印刷材料，要么是通过部队兵站和秘密运输等方式运送到读者手中，要么是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转运。八路军干部的不少阅读材料就是从此而来。
图书馆和阅览室是八路军阅读材料的另一来源。战时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一般都设立图书馆。彭雪枫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期间，就经常去图书馆“增长学问，兴奋心情”。马千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现“图书馆占了显著的位置”，“人们都在埋头阅读，鸦雀无声”。只要向图书馆工作人员取书，工作人员几乎不要借书手续便搬来一摞书，“如饥似渴的翻阅目录”，找一些文章阅读。当他看到这些被长期封锁的新鲜事物就在眼前，顿觉“热泪盈眶”。到了延安后，在图书馆借了“大量图书，任意翻阅，觉得时间跑的太快。图书好似琳琅满目的菜肴，总想逐本品尝，从新知识中得到滋补”。还有一些部队根据战斗生活的特点，采取简单易行、灵活多样的形式建立了部队图书馆和阅览室。如“一一五师晋西留守处图书馆”“河东部教导队图书馆”就是八路军阅读书报的重要场所。还有些部队设立“军民阅读室”和连队“流动阅览室”，供八路军干部和战士阅读。图书馆是理想的阅读场所。八路军战士刘荣只要到图书馆，就会将“书整个翻一遍”。
购买书报资料是八路军获取阅读材料的另一来源。战时各根据地许多书店的发行网遍及各县区。晋绥书店还在较大的集镇新建了一批代销处，同时发展了一批书摊、书贩，逢集就摆书摊。太行区华北书店也在一些地区开设门市部，“一时宾客盈门，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除了在根据地内部书店购书外，有的还利用一些便利条件在其他城市的书店购买书报资料。马千里在开封一家书店看到《长征记》和《朱毛传》，感觉“十分难得”，认为在此地“能买到共产党的书不由得精神振奋起来”，随即将其购买下来，手不释卷的读完《朱毛传》，“对抗日前途有了希望”。到延安后发现市场里“买卖最多的是书店和文具纸张店”。酷爱读书的彭雪枫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期间，觉民书报社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的不少书刊均在此处购买。后获悉太原又新开“中外书店”“社会书店”两家书店，顿觉“今后将不会令‘觉民’专美了”。
赠阅是八路军干部获取书籍报刊的另一种途径。抗战初期，华北根据地图书文化事业尚未起步，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经常向根据地赠阅图书。中山图书馆作为延安最大的图书馆，在晋察冀根据地“最缺乏精神食粮”的情况下，率先向前线八路军将士捐赠了各种书报7000多册。八路军一二〇师取得晋西北大捷，中山图书馆又以“最新收到的200本战地刊物”赠送给三五九旅王震旅长，并发了慰问信表示祝贺。西北战地服务团高敏夫深入晋察冀根据地期间，送给聂荣臻《论持久战》《游击战的一般问题》以及街头诗、小调、边讯等读物；访问甘泗淇时送给《论持久战》《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各十本；访问吴宪千时，送他《论持久战》及《游击战争一般问题》各三册。
借阅是八路军干部最为经常的获取书报资料的途径。时任抗大训练部部长的陈伯钧，在二大队驻地借到了《三国演义》《红楼梦》及《西厢记》，简直是“最高兴的一件事”，未参加晚会，在家阅看《红楼梦》。赵勇田借来一本手抄稿《西行漫记》，发现这个手抄稿“不知传递了多少读者”，虽然封面已磨破，有的字迹不甚清楚，“可是谁拿到了它都爱不释手，挤时间抢着看”。一些部队为适应战时生活，将图书“分给大家带，大家看，大家交换，大家爱护，大家管理。行军时化整为零，驻军时再化零为整。图书也是打游击式的管理”。尤其是一些稀缺书报，更需要等着传阅。马千里从友人处借到一本珍贵的好书《列强军力论》。因这本书是“朱总司令借张经武同志的书”，非常激动，遂“放下一切赶快阅读，边读边把书中各国军力资料摘记下来”。第二天续读该书，“精神贯注，不时叫好”，认为“是一部绝妙的军事著作”，晚上“在灯下加班加点的读”。彭雪枫尤爱读书，他借阅到自己喜欢的一大批书，全部摆在桌子上，“朋辈一来，即相翻阅，此中大有乐趣！”真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神飞”！“快哉！快哉！”借阅是经常之事，倘若明明有书却秘藏不借，自然令人心生不快，认为是“个人的自私自利”。
三、八路军干部的阅读倾向
因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个性不同，八路军干部自然会形成不同的阅读偏好与倾向。但是作为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无限坚定，抱定牺牲决心与敌人肉搏苦斗，不问名利，不辞困难”的八路军干部，这样的特点无疑会塑造他们特定的阅读倾向，呈现一些共有的阅读特点。以日记为依托分析他们的阅读倾向，固不能见全豹但也可窥一斑。
从八路军干部的阅读书单可看出，政治读物是他们关注的重要书目。从事文艺工作的高鲁就说“文学与政治不能分开”，要将“政治上重要的问题（如革命方向、工作方法等）记下来，时刻思考这些问题”，将“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典型问题分门别类地汇集起来，一方面对写作有利，一方面可以时常检查自己在生活中的表现”。高鲁这一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在战时特殊环境下，一刻也不放松对政治的学习，是八路军必须要做的功课，每位八路军都要把政治学习当作重要的事情来贯彻执行。晋察冀军区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学习落后是莫大耻辱，而学习党课落后更是最大耻辱”。这样的要求在八路军干部中自然会有响应。在刘荣看来，“研究党的各种政策，各种不同情况下党的主张、政治路线，成为自己业务学习范围”，只有“不间断地学习，才会系统地随时随地了解到党的政策、主张、路线的精神实质，才能明白不同时期与不同情况下时局的发展”。
通过阅读注重思想砥砺，是八路军干部另一重要倾向。左权写给妻子的信中就说：“中国社会是极复杂的，处理任何一个革命问题，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是易犯错误的。”因此要多读马列书籍，以“增多马列主义理论的修养，以便将来的工作。”八路军战士林以行在读了《共产党人》后，“心里有点惭愧”。曾经萌生的困难心理，在读了这段文章后“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力量”，认为自己没有“苦”作本钱，以后就赚不来“乐”。读了《论新民主主义》之后，认为要行军打仗，要取得胜利，要改造旧社会，就要“不断地学习提高革命理论水平，要提高工作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八路军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从而在全国有很高的威信而得到不断地发展壮大。”刘荣在学习和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在思想的深处小资产阶级意识同无产阶级意识在严重地矛盾着、激烈地斗争着”，于是提醒自己应该“再重新精细地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研究一次”。注重阅读体验，在学习和阅读中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是八路军干部共同的阅读倾向。
关注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时事演变，也是不少八路军干部共同的阅读倾向。特别是对《世界知识》《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报刊的关注，尤其体现出这一点。有的干部对《世界知识》情有独钟，经常读到“精神疲倦时才睡”。有的认为《世界知识》就是大众喉舌，是大众为求生存的有力武器，是少见的刊物，经常“一口气将它读完了”。特别是该刊经常刊登国际问题，认为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之好助手”。对报纸的关注和阅读，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阅读倾向。晋察冀军区部队全体人员“普遍深入读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读报人热潮更形高涨”。有人获得《新中华报》后，仿佛“如久旱逢甘雨一样，只觉篇篇重要，简直不知先择那一篇读起。”即便一些过期的报纸，由于“所载内地抗战各方战线作战情形，尤其对于欧洲局面紧张和远东形势变化的实际消息与观察”，自然不能视为“明日黄花”，“都为斗争生活所必要”，“均须一一浏览之”，“值得参考和记忆”。《新华日报》也是八路军干部特别感兴趣的读物。他们认为《新华日报》中“许多问题我们须研究的”；读《新华日报》可以发现“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几位领袖的谈话和指示，这是工作中的指南，确实帮助解决许多问题。有了新华日报就能把握住环境上的工作方针”。所以秦基伟每次拿到《新华日报》，“很有兴趣的看他并首先找国际问题看”。如果《新华日报》多久未见，就认为这是“极大的损失”。战争须臾离不开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了解和把握，承担民族解放使命的八路军将士，对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时事演变的关注，自然是他们共同的阅读倾向。
聚焦中国历史，关注传记小说，同样是八路军干部的共同阅读倾向。不少人都在日记中记录下他们阅读历史、传记和小说的痕迹。其中既有联共党史、中共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这些严肃著作，也有岳飞、洪秀全等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同时还包括《列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这些著名的古典小说。马千里就经常和大家聚谈《三国演义》《三侠剑》和岳飞等历史人物事迹，认为“学了马列主义之后对几部小说发表读后感，既增加了对历史故事的复习，又对历史名人的认识增加了新的看法”。高鲁读了《烈士传》后，激发自己“要努力奋斗，使自己的名字记载在历史上”。这样的认识在八路军干部中是较为普遍的。刘荣“常常爱读名人列传，常常看到那些英雄人物和先烈那种舍己为群的豪爽气概以及光荣就义临终不屈的精神时，往往掉下眼泪。效法这些烈士的英雄气概，为我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我坚定不移的志愿，也是我毕生之崇高理想”。他认为许多英雄事业往往和英雄名字分不开，当他在《子弟兵》上看到了许多苏联抗战的英雄故事后，认为“中外一切英雄故事便是我的导师。”
阅读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尽管不同的阅读个体会有不同的阅读选择，但是同一类型的阅读主体在同一外部环境下，其阅读目的与动机是大体一致的。对于八路军干部，就是一切为了抗战，抗日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他们共同的阅读倾向。他们看《党的生活》，就要“对政权问题和部队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启示”，看“待人接物之伟大气魄”，也要结合“今天的环境”，因为“论伟大气魄、诲人不倦、有很好的态度等问题，处在今天的环境下非常重要，看了还需很好研究。”即便是阅读中国古代小说也是为了抗日斗争，为了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刘荣“以往认为先进马列主义者只应钻攻马列主义原著”，但“近年来对中国古代旧小说特感兴趣”，“观此过时宋代书者为落后为无用，岂不知通古对于今有很大意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护国之忠良将士，学习他们忠心不贰的精神，对为我党事业鞠躬尽瘁上有所裨益。”因此，阅读材料虽有不同，最终目的殊途同归。只要阅读目的越明确，阅读效果往往就会越好。
四、反复精读与读以致用
在八路军干部中，不能静心阅读的记述确实存在，但是仔细精读、反复琢磨的阅读场景也有不少。“联共党史”是八路军的必读书目，他们对此书不只是简单的阅读，而是仔细精读、反复琢磨，并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与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体现着鲜明的读以致用的现实关怀。
联共党史是由苏联传入中国的一部理论著作，中共认为这本书“在马列主义的典籍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因此“每个党员必须购买一本‘党史’，而且把它作为他的或她的教科书”。由于本书是必读材料，不少人将它“当作宝贝似的，行军作战都带着它”。不过阅读和学习联共党史并不轻松。张南生初读该书时“不十分看得通”，第二次“比第一次看更深进了一层”，但仍然对该书“了解非常差。”高鲁虽曾借阅过联共党史，但再读该书时仍“读不懂”，觉得“许多问题看不懂，名词记不住，弄不清。字都认不得，就是不知道其中是什么意思，前后连贯不起来”，“读一段，得回来看，前后想，才稍能明白点。读到后头还要翻翻前面，进度很慢。初读，不可能把所有的段落都记个大概，有时自认为懂了，到后面还是很陌生”。随后连续阅读该书，才感觉“比以前稍好点”，但仍觉得有“拦路羊，一群群的”。有的问题“在前面弄不懂，读到后来，慢慢就不成问题了。也有似懂非懂的，其实还是不懂”。初步读完联共党史后，尽管“有不少地方读不懂，好些问题弄不清”，但是他认为“只要坚持下去，三遍五遍，仔细思索，总会渐入佳境的”。可见，对于不少八路军干部而言，想要读懂此书并不容易。不过有的干部精读联共党史则有自己的招法。
陈伯钧初读联共党史时，难以理解其中的理论，“尤其是更不容易把真理很好地溶化于人生的实践中”，于是决定“细细地熟读与详加研讨”。他重新查看了联共党史各章的目次及各章的结论，“以资大概的记忆”。然后一边阅读一边标注“眉题”并做笔记，“以便考查和记忆”。为了提升阅读效果，陈伯钧专门找了参考资料，先后阅读该书部分章节并参考资料，同时参加联共党史学习讨论会并做了笔记。彭雪枫的阅读特点是又快又好，读后总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曾把“联共党史的两种中译本作过详细的比较，异常准确地指出某一段某一句译文的好坏”。由于他有比较好的阅读方式，因而大大加快了阅读联共党史的进程。原定计划是十天读完，“读到三分之一时，改为五天读完它”，实际“四天之内读完它了！全书共计四百三十页，每天读一百页”。缩短联共党史的阅读计划，他认为是“一九四三年以来唯一的愉快的心情”，同时增加了他“读理论书籍的信心”。如此耗时精读联共党史，一方面是为了提升理论修养，更重要的是在实际中加以运用。按照陈伯钧所说，读《联共党史》不仅要“笔记了原文本意”，还要“反省与发挥”。这就是阅读的功用问题。
阅读从本质上讲，是阅读主体通过阅读相关材料进而发挥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这种创造性活动最鲜明的特征，就在于能超越书籍材料本身的意义和理念，以期形成符合自身经验的认知，从而在阅读过程中寻求到更具有张力性的诠释意义。这也是中共一再强调的阅读方法。毛泽东就说，学习理论的目的就在于应用。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并且精通理论，目的是“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因此，读以致用是阅读的目的，也是八路军干部的自觉遵循。
高鲁认为“学习的目的是找到一把钥匙”，学习联共党史就是要运用，要与“实际相结合，这是学习的目的和方向”。王恩茂反思自己的阅读方式时，也认为要“加强理论上的锻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著作，补偿理论基础薄弱的缺陷”，同时要“严重的注意工作经验、教训的研究，不放松每一个经验、教训对自己的教育”，要“养成独立工作的能力，在群众中学习，在斗争中学习，在工作中学习，根据现实客观情况和自己主观的意见，大胆地订出工作计划，布置自己的工作”。梳理八路军干部读以致用的阅读方法，多半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读以致用，首先是通过阅读对照检查，以提升思想认知能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是八路军干部经常阅读的材料。阅读此文的最大功用就是反省对照自己。秦基伟阅读该文“是最有兴趣的，甚至连吃饭的时候都不愿意把他丢下去”。在他看来，这篇文章就是“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对照”，过去对某些问题的处理，均可通过这篇文章“对照他是否正确与否”。阅读这篇文章，“不仅能学习而是能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陈伯钧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印象很深”，认为文章所谈“不简单是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涉及到过去党在领导上的某些大问题”，“以为全体党员干部之借鉴。凡是新老同志均应好好研究一下此文。”
读以致用，对于八路军干部，更容易将其与抗战联系起来，加强对抗战的认识。马千里阅读林彪《抗战经验简述》一书后，“坚信有八路军做楷模，给抗日战争指出了胜利之路”。此后三番五次阅读《抗战经验简述》，“从而熟悉共产党八路军灵活的战略战术是抗敌制胜的法宝”，认为应该“学习八路军联系群众和群众共同抗日，学习八路军灵活的战术方能克敌制胜”，同时坚定了自己要坚决抗日的决心，认为“哪里抗日最积极，我们走向哪里去”。当他拿起一本《说岳全传》就手不释卷地看下去，“不由得将岳飞抗敌与今日抗战做了一番比较。我们比岳将军的困难少，我们更当加倍努力！”刘荣读《列国演义》，也将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它，同时勉励自己“应在这方面多加努力，以求很好地胜任工作，完成任务”。
读以致用，还表现为对中共革命道路的认识、思考与实践。他们通过阅读，不仅“在政治上学习了一些社会科学常识、党和阶级的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马千里读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从中得到了启发，认为“谁抗日，拥护谁，谁抗日英勇，坚决跟谁走”。此后再读该书，对红军突破层层包围完成长征任务这一问题有了深刻认识，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深得人心，运用巧妙的游击战术，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以军事的劣势战胜优势的敌军”，因而“从内心中产生了共鸣”，由此认清了前途并“朝着自己认定的革命道路前进”。他认为《中国的西北角》这本书的最大作用，就是“把我们引向了同情共产党和愤恨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自己发誓“只许进步，不许落后。”刘荣用了整整十七天时间读完《水浒》，“在脑海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认为宋江“终究难以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先进阶级政党领导”，但是他们也给“今天革命者、反抗者很深刻的重大的影响”，对于“我们共产党员说来只是增加了反抗的气焰”。因此，“研究一下对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也有很大裨益”。
八路军干部的阅读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为了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读书的过程首先是自我思想的改造过程。在陈伯钧看来，“读书是个斗争的过程，首先克服自己，其次再克服书本，最后才能得到一点印象”。阅读要随时随地，但阅读要有目的，不可以“乱读书”。作为“书虫子”的马千里，阅读很广泛，但是随时提醒自己不能“乱读书”。他经常反省自己“又犯了乱读书的病，看那不堪入目的《绿野仙踪》，抛掉它又拿起《萍踪寄语》”。由此不难看出，阅读尽管是一种个人行为，但是八路军干部的阅读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休戚相关，体现着鲜明的读以致用的现实关怀。
五、“自由”阅读及其效应
相比统一的学习教育，个人阅读“没有正课负担，看书更为自由”。阅读可以在阅览室，也可在房顶上、山坡上或马背上，甚至也可在训练场和战场上。出操报数时用“a、b、c……代替一、二、三”，以此来学习新文字；作战时“遇到新敌人或新地名时便可教战士认识新生字，如‘平型关’‘消灭板垣师团’”。每个战士“背上或枪杆上贴上生字，好给后面一个同志一边走一边识记”。有的还在更具“独创”的场所进行阅读学习。彭雪枫读书就有一个很僻静的读书写作“密室”。所谓的“密室”，实际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小庙，由于这里比较僻静，彭雪枫就在这个“密室”里自由阅读。
自由阅读，也体现在阅读内容和题材上。八路军干部虽有必读材料，但基于个人喜好的阅读自然不少。马千里读《东周列国志》“喜看孙、庞斗智”；读《论持久战》“越读越入迷”，并将“一些警句与战略原则另行摘记”；看到《萍踪寄语》就放下《论新阶段》，聚精会神读“萍踪”，“读此书入了迷”。此后用大多数时间读《萍踪寄语》。他认为该书“笔锋流畅，引人入胜，百读不厌”。这样的自由阅读不止马千里，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彭雪枫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期间的读书题材也颇显“自由”。其阅读书单如下：《日文自修讲座》《纪效新书》《屐痕处处》《东北知识》《徐霞客游记》《父与子》《新时代》《中苏文化》《大众政治经济学》《西北地理》《说写作》《中国呼声》《清代笔记丛刊》《中国人》《左派幼稚病》《申报周刊》《晚明党争与史可法》《夏伯阳》《自修大学》《远东之危机》《通俗经济学讲话》《世界日报》《谈风》《改造》《宇宙风》《光明》《中国新纶》《谈清人笔记》《胡曾左平乱要旨》《论语》《西风》《逸经》《科学的军备与现代战争》《大公报》《贵族之家》《思想方法论》《屠格涅夫生平及其创作》《烟》《怎样演说》《青年界》《被开垦的处女地》《书人》《说库》《阎主任言论》。
彭雪枫驻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期间“时甚清闲”，因此“读书颇多，且亦能记日记”，由此感慨“是种情时，他日将不可多得也！”彭雪枫的自由阅读，主要体现在阅读兴趣广、涉猎书籍多，“除了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党内书报文件之外，不论是敌伪友的报章杂志，还是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历史，不论是中国的书，还是外国的书，也不论是说书唱本，诗词经史”，他都要看，都要学。正是这种自由阅读，使他在思想上与气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与变化。
如果说彭雪枫热爱阅读和自身的主观喜好有关，那么对于多数八路军干部，在中共“学习没有时间的限制”，“要学到老，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钟”的要求之下，即便行军途中也不忘学习。前行队伍写个纸条：“华北五省是哪几省？”后面队伍边走边讨论，并在路旁留下答案：“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察哈尔。”做游戏时，每个人背上或手上拿着26个字母，一个人说“打日本”，每个人就按照应该出现的字母站出来。八路军中是“处处在于养成每个同志自觉学习的精神”。学习和阅读是自觉的、自由的，但也是勤奋的。八路军干部萧华的勤奋学习就“令人吃惊”。吃的穿的可以不管，“但书箱子、小马灯是必备的”。创建冀鲁边区根据地时，萧华“就令有限的牲口尽可能地多驮些刚刚出版运来的《论持久战》等一些重要书籍”。皮定均为培养自觉学习和阅读的习惯，特制定“坚持记日记的学习制度”，用来督促“执行这种制度”。
只要阅读目的越明确，阅读效率就会越高。秦基伟在红军时期“只略识几个字”，上级来了作战命令只能靠文书念。为提升文化水平，他决定写日记。在日记中“从简单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到生动而形象地记述，从粗略地写体会到长篇地写自己的思考、感受、学习心得、工作或战斗总结，有些日记写得相当精彩”。即便是联共党史这样难读难懂的书目，也“感觉非常兴趣”，坚持“每天早上除运动外要执行确实的两个钟头的学习制度”。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从幼稚到成熟，是学习保障了“在各级岗位均能得心应手地完成好工作任务。只有学习，才能不断拥有新鲜的知识，不断开拓新的意识，不断产生新的思维。学习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轻。”秦基伟的成长历程，真切地反映了八路军干部通过学习阅读而产生的实际效应。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梁名升，虽出身贫农未受教育，但平日“富于学习性”，入队以后“居然读书识字能简单书写”。从事东北抗联谍报工作的张贵仁，“因不曾念过书，对于学习文化倍加努力，不及二年，粗浅报告能写能读”。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杰克·贝尔登就说，八路军的文化水平虽然“与西方的标准相比，仍然是很低的”，但却“比国民党士兵高得多，比华北农民也高得多”。他访问的一个团的战士，“在参军时还是文盲，但是现在其中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了两百字，百分之二十三的人会读和写三百字，百分之三十的人能看报纸了。这个团百分之二十三的战士参军前上过小学，能读报纸和简单的书籍。”
八路军干部的阅读是“自由”的，学习却是自觉的，是“真正懂得了‘学习’这两个字的人”。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八路军干部的共同点是“充满着爱国热情，要把自己的祖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因而他们几乎是憋着一股劲在阅读。在马千里看来，“这股劲头无疑的是仇恨日寇侵略、压迫而推动的”。八路军干部的阅读目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而问道于书。在他们看来，养成自觉学习和阅读的习惯，这是“关系我们的前途和党的事业问题。我要是一天不死时，就应该给国家、给民族做贡献，故我应当重视它。”把自觉阅读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这样的阅读无疑是富有成效的，同时也是中共一再强调加强干部学习的目的所在。
结语
任何一支部队，干部是骨干和核心。干部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面貌往往决定着一支部队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面貌。八路军要成为一支合格的军队，“中心是干部教育，一切教育要经过干部，一定要抓住头，否则必‘滑头’”。因此“干部培养要提高其文化，文化不提高是痛苦的，特别要从政治责任心上做模范，技术上做模范”。因此，八路军干部的个人阅读，既是一种自主的学习，也是极具中共独特语境下的一种“学习”方式。
当然，在八路军干部中，不难发现有“沉不下心来学习”“尚未觉得学习的重要”“轻视知识、懒于学习”的思想认识。“有的人有书不读，有的人是找不到书读”，还有的人并“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锄奸科干事徐光耀在工作中就发现，有些干部“说话声调粗直、野蛮、强悍”，以至于自己“越加怕和分区的人说话了，总觉得和他们坐在一起像一只肮脏的猪和一群白净的马杂居”。曾在河南抗敌后援会担任文艺宣传工作的马可，工作中“最怕那读书不多、半瓶醋的家伙”。除此之外，八路军干部的总体文化水平低，始终是制约学习和阅读的因素。即便是喜欢文学艺术工作的徐光耀，“感到的最大困难，一是文字不够用，一是语言不够用”，有时“碰上一句话，不知怎么写好，不知用哪个字对，有的字写出来词不达意，甚至弄出笑话来”。因而迫切希望“赶快去赴学校读书”。
阅读行为本身具有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但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八路军的阅读很大程度上是集体行为，由此体现的阅读观念和阅读思维，均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这种集体行为对于凝聚抗战意志、汇聚集体力量自然有着显著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较低，却有着的极高的政治认知水平。一个12岁的山东少年加入抗日游击队后，就在思考“富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责任！解放劳苦大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这就是他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的感悟。如果说阅读史是阅读主体和阅读对象之间的交互作用，那么八路军干部的阅读，与其说是他们个人心路历程的表现，毋宁说是通过学习和阅读，拓展更为长远也更为宏大的意义空间，以“迎接行将到来的世界与中国革命的新形势”。这也是中共一再强调要加强干部学习的要义所在。
（本文首刊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3期，原题《日记所见八路军基层干部的个人阅读史》，作者杨东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宇轩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