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中的地域扩张，是顾颉刚在开创古史辨学派、运用疑古方法研究上古历史之初即已提出的重要学术见解。
顾氏对这一观点最早的系统表述，见于他在1923年发表的《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在这篇学术论战的答辩文章中，顾颉刚全面阐述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所树立的“诸项标准”，其中第二项即是有关古史地域范围的“标准”，也就是他所秉持的古史研究地域观；同时，这也是他考察古史一项极为重要的学术切入点。
不过，顾氏当时的提法，乃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我们读了《史记》上黄帝的“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以为中国的疆域的四至已在此时规定了，又读了《禹贡》、《尧典》等篇，地域一统的观念更确定了。不知道《禹贡》的九州岛，《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址入版图，更是秦汉以后的疆域。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看龟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见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国——四方之国，——已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我们看，楚国的若敖、蚡冒还是西周末东迁初的人，楚国地方还在今河南、湖北，但他们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郑国是西周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郑，但竟是“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那时的土地荒芜如此，哪里是一统时的样子。自从楚国疆域日大，始立县制，晋国继起立县，又有郡，到战国时，郡县制度普及，到秦并六国而始一统。若说黄帝以来就是如此，这步骤就乱了。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限，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做是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1]
至十年之后的1934年，顾颉刚复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古史中地域的扩张》一文，进一步专门展开论述他对古史地域扩张的具体看法，并且明确使用“古史中地域的扩张”来概括这一学说[2]。
顾颉刚的古史地域扩张学说，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是在实际的上古历史当中，秦汉以前诸中原政权实际控制的地域，从所谓夏朝时期，延续到秦代，乃是由小到大，一次次递增，逐渐向外拓展扩张，并非自古以来即有犹如秦汉时期那样的一统地域；二是在有关古史的传世文献记述当中，由于“一班学者不愿意始皇专美于后，于是他们装饰始皇以前的帝王，使他们的疆域各个和始皇同样地广大，或者还超过了他”[3]，也就是古史纸面上的地域，因背离实际地理状况而呈现出的虚幻“扩张”。
古史辨学派秉持的学术主张和所遵循的研究路径，从来都是面向未来开放的，自从其最初问世时起，就一直是伴随着质疑和驳难而不断修正、改进自己的观点，使之逐渐趋向完善。这样的学术讨论，本来就是顾颉刚在提出古史层累学说时所热切期望的事情。不过，在学术界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批评当中，颇有一些说法，似乎未能很好地对应顾氏本来的观点，特别是其学术主张中最核心的实质内容；甚至有些批评，所针对的目标或对象，恐怕已经与顾氏本意相去非常悬远，可以说几乎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程度。譬如时下为人诟病不已的所谓“东周以上无史说”，应当就是这样。
古史辨学派学术观点的核心，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而古史地域扩张学说，则是这一学说当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内容，批评者自然不会忽略放过。
在针对古史地域扩张学说的批评者当中，饶宗颐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学者。饶氏撰有《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一文，专门阐述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4]。饶宗颐对古史地域扩张学说的批判，实际上是他对古史辨学派学术取向总体评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如饶氏所归纳的那样，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学派，对待古史，是“把时间尽量拉后，空间尽量缩小”。这样的表述，显然过于简单，似乎不尽符合顾颉刚的本意。关于“时间”，在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不过，顾颉刚关于古史地域扩张的“空间”观念，则明显并不适宜使用“缩小”空间这样的提法来概括。
如上所述，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实质上只是真实的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曾存在这样一种由小到大的地域扩展规律，以及传世古史记载中神尧圣禹所统辖治理的“疆域”是否真实可信。
自从西周以来，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期，中原政权疆域变迁的史实，早已清楚表明，古史地域扩张的观点，至少在这一时期之内，恐怕难以置疑。饶宗颐和其他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也并没有能够针对这一时期的情况提出异议。
饶氏在否定古史地域扩张学说时所举述的主要依据，是殷商时期及其以前一些偏远周边地域所发现的与中原地区文化特征相同的遗迹和遗物。然而，不同区域间文物形态亦即所谓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实际上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同一文化在这些区域间的联系与传播，并不能证明具有某种相同或相近物质文化的区域，就一定要处于同一政权组织的统治之下，而顾颉刚所说的古史地域，却正是这样一种中原政权直接而且紧密地控制着的区域。
因此，在我看来，饶宗颐这篇文章，并不能动摇顾颉刚的古史地域扩张学说，要想改变顾氏这一学说，至少还需要做出更多具体的论证。
顾颉刚在《四岳与五岳》这篇文章中，通过对四岳与五岳演变过程的研究，为古史地域扩张学说提供了一项具体例证[5]。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在经过一系列具体的归纳分析后指出：
四岳者，姜姓之族之原居地，及齐人、戎人东迁而徙其名于中原；是为两周时事，为民族史及地理志上之问题。五岳者，大一统后因四岳之名而扩充之，且平均分配之，视为帝王巡狩所至之地；是为汉武、宣时事，为政治史及宗教史上之问题。[6]
又曰：
岳之名起于汧之岳。……其后部族移徙，“岳”名遂广被于他山，故泰山为岳，霍山为岳，太室亦为岳。《尧典》作者袭其分化之义，遂取《国语》“四岳”之专名变而为四岳之通名，以分配之于四方，遂为最高级之地方行政长官。岳既为四则可分配之于四方，犹一年之分配于四时。然既有东、南、西、北，则不容无中，四时且有“土王”，况四方之名固由中央来乎，故“五岳”之说起而与“四岳”相矛盾，曩日用为专名之四岳亦渐隐焉。[7]
上面所说“四岳”到“五岳”的具体演变过程，有很多细节，似乎还需要再事斟酌；至少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予以深化。不过若是抛开这些细节不谈，单纯就山岳本身的意义而言，如果把这些岳山一一落实到具体的地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由“四岳”向“五岳”的演变，正很好地体现了古史地域扩张的演进过程。
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南宋庆元间建安魏县尉宅刊《尚书》
按照中国古代相承已久的观念，传世文献中关于所谓“四岳”最早的记载，应是见于《尚书·尧典》：
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观东后〔郑康成曰：岱宗者，东岳名也〕。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8]
这里谈到帝舜每隔五岁便于二、五、八、十一这四仲之月依次巡行东、南、西、北四岳，至于这四岳具体是指哪四座山岳，《尚书》原文并没有记载。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在照抄《尚书·尧典》的原文后，随文解释说：
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9]
唐开元时人张守节引述贞观年间撰著的《括地志》，给这泰山、衡山、华山和恒山落实了具体的地点——这就是现在世人普遍知晓的四岳，即山东的泰山、湖南的衡山、陕西的华山和山西的恒山[10]。
不过张守节所指实的这五座具体山峰未必符合司马迁的本意。事实上，直到司马迁生活的西汉中期，还可以看到与此具有明显差异的另外一种情况。《尔雅·释山》篇末记述五岳山名云：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11]
我们看这“霍山为南岳”的说法，就与太史公“南岳，衡山也”的解释明显不同。
那么，《尔雅》这一说法反映的是司马迁撰著《史记》的汉武帝时期的情况么？请看《史记·封禅书》如下记载：
天子既已封泰山，其来年冬，……其明年，……其明年，……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12]
东汉人应劭释之曰：“潜县属庐江。南岳，霍山也。”[13]依此，则天柱山、霍山为同一座山峰，而这座山峰在汉武帝时期曾被称作“南岳”，故晋人郭璞注《尔雅》，便在“霍山为南岳”句下释云：“即天柱山，潜水所出。”[14]封泰山这一年是元封元年，其第四个来年或者明年应是元封五年。核诸《汉书·武帝纪》，则可以确认，此事确实发生在元封五年这一年[15]。
光绪二十二年杨氏鄂城菊湾刊本《禹贡本义》
不过这个霍山，又名衡山，和湖南境内后世通行的南岳同名。《禹贡·导山》记云：“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16]关于这座衡山的所在，清人杨守敬做有如下考证：
余因博考先秦古书,而知霍山实名衡山，请立五证以明之。
《国策》〔《魏策》〕：吴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此文山不可考。鲍氏以岷山当之，非是〕，衡山在其北。”若是湘南之衡山，安得在彭蠡洞庭之北？其为潜县之霍山无疑。其证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自彭城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义》引《括地志》以岣嵝山释之，大谬〕、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是渡淮先至衡山，而后浮江，则此衡山为霍山何疑？其证二。
《史记·月表》：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汉书·项羽传》同〕。邾县在汉属江夏郡，《汉书·地理志》“六安国，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即指吴芮也。考吴芮初封时仅有邾、蓼、安丰、安风、阳泉五县，后高祖徙之，始有长沙、?章郡等县〔详见刘文淇《楚汉疆域记》〕，而其初封即称衡山王，岂非以霍山在其境内也？其证三。
《风俗通》：衡山一名霍山，言万物霍然大也。解者谓应氏指湘南之衡山，一名霍〔段氏《说文》宗之〕。按《尔雅》“大山宫，小山霍”，今天柱山中峰小，四围有大山绕之，若湘南之衡山，则中峰独高，而前后左右皆在其下。是天柱可名为霍山，岣嵝不可名为霍山，知应劭所指是即天柱而言。其证四。
《山海经》〔中次八经〕，又东南五十里曰衡山。郭氏无注。案此经自荆山至琴鼓今虽不尽可考，而女几山见《水经注》，洈水见《汉志》，大抵皆江北之山，其不得渡江而南可知。其证五。
有此五证，则《禹贡·导山》从霍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其道理较为径直，不烦解说矣。惜乎郭氏但以《尔雅》为古而未尝以《禹贡》证之也。[17]
简而言之一句话，霍山就是衡山，汉武帝作为南岳的衡山就是霍山，这也就是西汉庐江郡潜县境内的天柱山。
问题是这座在汉武帝时期被“号曰南岳”的潜县衡山、也就是所谓霍山或天柱山同湘南那座南岳衡山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换句话来讲，也就是作为四岳之一的南岳，它到底是潜县的衡山，还是湘南的衡山呢？
关于这个问题，长久以来，流行一种说法，乃谓晋人郭璞在注释《尔雅》时提出过一种“汉武挪移南岳说”，即云在汉武帝时把湘南衡山的南岳北移到了潜县霍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本来设置在湘南衡山的南岳祭祀挪到了北方潜县的霍山。清代讨论四岳和五岳问题的学者，大多信以为真，并据此大发议论[18]。
可是，这一说法并未见诸传世郭注《尔雅》，而是首见于唐太宗至高宗时期修成的《五经正义》。其说同时出现在《诗·大雅·嵩高》、《书·舜典》（案所谓《舜典》乃从《尧典》析分而出）和《左传》昭公四年三处的《正义》文中，内容基本相同，而以《毛诗正义》的文字更显周详[19]。
时下治经学者颇为强调赵宋国子监单刻诸经义疏文字的精准，故下面即南以宋国子监单刻《毛诗正义》为例，来看一看其真实状况[20]。在《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句下，有毛氏传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唐臣孔颖达等疏之曰：
传言四岳之名，东岳岱，南岳衡。《尔雅》及诸经传多云泰山为东岳，霍山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风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王者受命，恒封禅之。衡山一名霍，言万物霍然大也。华，变也，万物成变由于西方也。恒，常也，万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与霍、泰之与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
若然，《尔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长沙湘南县；张揖《广雅》云天柱谓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庐江潜县，则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魏以来，衡、霍别耳。
郭璞《尔雅注》云霍山今在庐江濳县西南，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
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窃以璞言为然。何则孙炎以霍山为误，当作衡山？案《书传·虞夏传》及《白虎通》、《风俗通》、《广雅》并云霍山为南岳，岂诸文皆误？明是衡山一名霍也。[21]
上面的段落划分，出自敝人私意，意在更好地剖析这段义疏的层次。
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宋刻单行本《毛诗正义》
第一段，意在说明衡山与霍山，本是“一山而有二名”，衡山就是霍山，霍山也是衡山，《尔雅》及诸经传多云霍山为南岳，就是出自这一原因。请注意，这是孔颖达等论述这一问题的大前提，下面的相关论述，都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第二段，既然衡山与霍山是“一山而有二名”，那么，《尔雅》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湘南衡山同《广雅》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潜县霍山又应该做何解释呢？某些以为衡山与霍为一山二名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汉武帝把对南岳之神的祭祀从又名霍山的湘南衡山北移到了潜县的天柱山，同时又把这个天柱山名作霍山。于是，在汉魏时期以后，人们才把衡山和霍山看作是两座不同的山峰。
引起麻烦的是第三段的内容。顺着上面第二层的语义下来，我理解，这一段话是用《尔雅》、《汉书·地理志》和《广雅》这些汉魏时期以后的文献，来进一步疏解湘南衡山与潜县霍山的关系。
在上引《毛诗正义》当中，我们看到孔颖达等人只是引述了郭璞《尔雅注》这一种著述。清代所有论及这一问题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至少都是把“郭璞《尔雅注》云霍山今在庐江濳县西南，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这一整段话当成了郭璞《尔雅注》的内容。
可顺着往下读《毛诗正义》的第四段内容，只要稍加思索，应该就不难发现，孔颖达等人对这段内容的解析，显然不是这样。具体分析第四段的内容，可以看出，孔颖达等人是分四点集中解释“霍山为南岳”一事。
第一点，“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也”，乃谓古人所说南岳一直有两座山，而这绝不是从像汉武帝这样晚近的时期才开始有的说法，可谓“自古以来”如此。
第二点，“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这段话，是讲世间学者普遍以为不能把潜县的霍山称作南岳，同时这些人还以为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潜县霍山才有南岳一称，这样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尔雅》就有“霍山为南岳”的记载，而《尔雅》的成书年代在汉武帝之前。
接下来，孔颖达等人在其第三点中乃明确写道：“窃以璞言为然。”也就是说，他们认同郭璞《尔雅注》的诠释，而所谓郭璞《尔雅注》的诠释，当然首先是郭璞以为《尔雅》“霍山为南岳”的“霍山”就是指潜县西南别名天柱山那个“霍山”。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毛诗正义》叙述的逻辑都是顺畅的，这当然一个精神正常且思路清晰的人非常正常的写法。
可是，若是像清代学者普遍理解的那样，把“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云云也视作郭璞《尔雅注》的内容，就同孔颖达等人前面的说法相互抵牾了——因为孔颖达等人在前面刚刚讲到，他们认为“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所以对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潜县霍山才有南岳一称的说法是不予认同的，而“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云云正是这一说法的直接依据和具体来源，孔颖达等人所说“窃以璞言为然”的“璞言”怎么可能会包括这段与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记述？
下面再来看其第四点内容，即这一段剩下来的那些话：“何则孙炎以霍山为误，当作衡山？案《书传·虞夏传》及《白虎通》、《风俗通》、《广雅》并云霍山为南岳，岂诸文皆误？明是衡山一名霍也。”这是说孔颖达等人认为曹魏人孙炎硬要把这个“霍山”改订为“衡山”是没有道理的。为说明这一点，他们举述《尚书大传》（《书传·虞夏传》）和《白虎通》、《风俗通》、《广雅》等书的例证，强调指出这些书一直记载这座潜县“霍山”从来就被称作南岳，而且这样的称谓形式在汉武帝之前就已经存在（如《尚书大传》）。即在孔颖达等人看来，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汉武帝改在天柱山祭祀南岳之事，以进一步发挥第二点所说早在进入汉武帝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潜县霍山为南岳的说法。这样，整个论述，就回到了前面第一段开宗明义提出的大前提：这些情况表明“衡山”确实又名“霍山”（案《白虎通·巡狩》叙述南岳，并举霍山与衡山二名，《风俗通》亦云“南方衡山，一名霍山”[22]）。
综观上述整个第四段的叙述，可以将孔颖达等人的看法概括为：潜县霍山自古以来就被尊崇为南岳。在这种情况下，《毛诗正义》既然明确宣称“窃以璞言为然”，那么郭璞的《尔雅注》就绝不应含有与这一看法绝然抵牾的“汉武帝挪移南岳说”。
罗里罗唆地引述并分析《毛诗正义》上述内容，只是想论述清楚，按照正常的逻辑，所谓“汉武挪移南岳说”绝不应该出自晋人郭璞。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找到《毛诗正义》这些内容的来源呢？幸运的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撰的《初学记》一书中，我们看到载述有如下内容：
徐灵期《南岳记》及盛弘之《荆州记》云：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来尚矣，至于轩辕，乃以灊霍之山为其副焉。故《尔雅》云“霍山为南岳”，盖因其副焉〔或云“衡山一名霍山”〕。至汉武南巡，又以衡山南远，道隔江汉，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山。此亦承轩辕副义也。[23]
《太平御览》引述同文，只是出处单记徐灵期《南岳记》而未提盛弘之《荆州记》（徐灵期是东晋时人，盛弘之是南朝刘宋时人，晚出的《荆州记》自然是承用《南岳记》的纪事），又把“衡山南远”书作“衡山辽远”，其他内容，都与《初学记》相同[24]。对比孔颖达等人所说“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那两句话，显而易见，《毛诗正义》上述内容正应该是撮述《南岳记》的记述，只是今本《毛诗正义》夺去了这句话前面理所应有的“徐灵期《南岳记》云”而已（看来要想真心研究问题，真正解决问题，佞信赵宋监本也不是个事儿）。换句话来说，只要在南宋国子监本《毛诗正义》中增添上“徐灵期《南岳记》云”这几个字，就文从义顺什么都通了。
尽管就实质性意义而言，上引《毛诗正义》对南岳问题的叙述，还颇有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地方，但我在这里只是特别关注“汉武挪移南岳说”这一问题。目的，是要说明汉武帝以湘南衡山辽远而移祀南岳之神于潜县霍山的说法并没有可靠来源，这只是出自东晋人徐灵期的一种说法。须知徐氏并不是像郭璞一样严谨的学者，而是一个有名的道士[25]。看他所讲潜县霍山在轩辕时代曾为湘南衡山这一南岳之“副山”的说法，便可知晓《南岳记》载述的“汉武挪移南岳说”也不会有什么可靠的来源，并不值得信赖。
在我看来，徐灵期做出这一记述的依据，只能是前文所述《史记·封禅书》中汉武帝元封五年“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这一记载。那么，从汉武帝元封五年“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这一史事当中，能够推导出汉武帝以湘南衡山辽远而移祀南岳于潜县霍山的结论么？
如此推论的前提，需要有确切的事例能够证明湘南衡山在此之前曾被视为南岳并受到应有的崇祀。但我们显然看不到这样的情况，道士徐灵期只是想当然地敷陈其事而已。稍习中国历史文献总体状况的学者都会知道，道教著述纪事的信实性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因而，《南岳记》出现这些情况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史记·封禅书》记述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26]。明明白白的，湘南的衡山，不在其列。连关东五大名山都算不上，湘南的衡山更不大可能会是享受世人祠祀的南岳了。当然，并不能仅仅依据秦始皇认定的名山来判断湘南衡山是否曾为南岳。秦始皇是不是有过对四岳或五岳的崇祀，也就是除了泰山封禅之外秦廷是否祭祀过四岳或者五岳，这还是一个更需要考虑的基础问题，而据我目前看到的史料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这意味着在秦朝和秦朝之前，我们还看不到任何把湘南衡山崇祀为南岳的文献记载和具体事例。屈原《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句，东汉人王逸释之曰：
获，得也；迄，至也；古（德勇案：原文讹作“言”，据上下文义径改），谓古公亶父也。言吴国得贤君，至古公亶父之时而遇太伯，阴让避王（德勇案：原文讹作“玉”，径改）季，辞之南岳之下，采药于是，遂止而不还也。[27]
清人皮锡瑞就此论述说：
案太伯逃荆蛮，乃吴地，非楚地。屈子所云南岳必谓霍山，非谓衡山。据此足信霍山为南岳古说有之，必非自汉武始。[28]
这种情况，明确无误地向我们说明，至迟从战国时期起，潜县的霍山就是人们崇祀的南岳。
又《史记·封禅书》记述汉武帝初年礼制建设事宜云：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廵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29]
赵绾、王臧等“文学”之士亦即儒生草拟的巡狩制度既然与“封禅、改历、服色事”相并列，至少首先就应当取法《尚书·尧典》所载帝君巡行四方岳山的神圣往事。
虽然碍于窦太后的阻挠，汉武帝这次创制巡狩岳山制度的动议暂被搁置，但我们看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对《尚书·尧典》四岳巡狩之事的解释，即释岱宗为泰山，南岳为衡山，西岳为华山，北岳为恒山，一一具体落实了四岳对应的具体山峰，这就清楚显示出随后在武帝朝内还是确立了这样的岳山巡狩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还增添了一条《尚书·尧典》里本来没有的内容，这就是在东、南、西、北四岳之外凭空添加上了“中岳”一岳，谓“中岳，嵩高也”[30]，这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嵩山。然而恰恰是这一《尚书·尧典》原来没有的中岳嵩山，告诉我们正是在汉武帝时期才制定出这样一套五岳制度。
尽管《史记·封禅书》记述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并在东方”[31]，但如前所述，我们在秦始皇奉祀的名山当中，却根本看不到四岳或五岳体系的半点踪影，可见司马迁这一记述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这应该是他基于后来的五岳体系对秦和秦代以前情况做出的认识。换个角度来看，假若秦始皇时期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五岳巡狩制度，那么在汉武帝初年似乎也无须再专门为此多事筹措。
同样是在《史记·封禅书》里，还有如下一段记载，向我们透露出汉武帝时期所行五岳巡狩制度的实际情况：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32]
此常山王系景帝孙刘勃，其继承王位，时为武帝元鼎三年四月[33]，“王数月，废，国除”，汉武帝很快下诏册封其弟刘平为真定王[34]。据《史记·五宗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记载，册封刘平时已转至元鼎四年[35]，但从常山王勃“王数月”而获罪的记载来看，刘勃国除，应当还是在元鼎三年的时候。估计应是在元鼎三年底刘勃国除之后，汉廷即“以常山为郡”，随后才在元鼎四年年初改封刘平于真定。
盖元鼎三年这一年发生了西汉历史上著名的“广关”事件，主要是把函谷关向东推移，由今河南灵宝改置于今河南新安，并将整个山西高原都纳入“关中”的范围之内[36]。这是汉武帝抑制诸侯王权力、强化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之伴生的另外两项同类性质的措施：一是以所谓“推恩法”缩减诸侯王国的封地；一是将诸侯王的封地从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泰山等五岳移走，把这些地方收归汉廷直辖，即成为所谓“天子之邦”，以显示天子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
了解这样的背景，就不难揣测，在元鼎三年五岳诸山皆入天子之邦的时候，这种东南西北中的五岳制度，应当已经实行一段时间，不然朝廷也就不会这样郑重其事了。从《史记·封禅书》“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元鼎三年底的时候，大汉朝廷奉祀的五岳必定都在天子直辖的诸郡境内，而不会处于各个诸侯王国的领地。
这样我们再来看司马迁岱宗（东岳）为泰山、南岳为衡山、西岳为华山、北岳为恒山以及中岳为嵩高（嵩山）的说法，便绝不能像张守节那样把他所说的南岳衡山定作湘南的衡山。因为当时这里还是长沙国的属地，并不在什么“天子之邦”，而潜县霍山则隶属于汉廷直属的庐江郡下[37]。如上所述，清人杨守敬已“博考先秦古书,而知霍山实名衡山”，《史记·封禅书》记载的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以潜县霍山作为南岳衡山，绝对要早于元封五年“登礼潜之天柱山”的时候，更不会像徐灵期《南岳记》等文献所讲的那样，是缘于“汉武南巡，又以衡山南远，道隔江汉，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庐江灊山”。潜县的霍山、亦即所谓衡山，应是“自古以来”就“号曰南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惟有这座山才真正是早期的南岳衡山。
通观上文所做的论述，再来看一下《楚辞·天问》提到的南岳，便可知《尚书·尧典》的四岳很早就各自都有具体对应的山峰。而南岳的情况则告诉我们，若是从纵向时间发展序列上来观察的话，后世普遍通行且被视作亘古不变的湘南南岳衡山显然是由潜县与之同名的山峰（别称“天柱山”或“霍山”）向西南方向推移而来。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呢？此无他，只能是顾颉刚先生所说“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即略一展读《尚书》可知，《尧典》所说四岳，乃是所谓帝尧时代四方属地的一个标志性地理实体，借用一句现代通行的话语，也可以称之为东、南、西、北四方的“地标”。因而伴随着最初产生这一四岳观念的地域其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展，在一定条件下，某些岳山向外有所挪移以更好地体现岳山本来的涵义，我想这应该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情。
具体来说，所谓“一定条件”，一是地点相对比较合理，挪移之后能够更好地体现岳山的本义；二是山峰的名称相同，方位也相同，挪移开来之后比较容易被世人接受。湘南的衡山，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相对于最初产生四岳观念的那一处狭小地域，就西周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广阔的疆域而言，湘南的衡山显然要比潜县的衡山更能体现岳山的本义，而这座山峰恰好又与《尚书·尧典》以来的衡山同名，且同处于南方。
明白了南岳衡山的演变历程之后，下面让我们再来看西岳华山的情况。在《国语·郑语》中有如下一段记载，述及华山的位置：
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周乱而弊，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若克二邑，邬、弊、补、舟、依、[黑柔]、歴、华，君之土也。若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38]
史伯在这里给郑桓公擘画的谋略，是在攻取虢、郐二国之后，稳固控制“前华后河、右洛左济”这一区域，以确保自己在周室溃乱之际免得遭灾受难。引人注目的是，若以河水、洛水、济水这三条河流一卡，“前华后河、右洛左济”这两句话里提到“华”字，只能是指人们熟知的中岳嵩山，也就是所谓“太室”或者“嵩高”。
咋看这一说法，是颇为令人诧异的，一些人就怀疑这个“前华”的“华”字很可能有误[39]，惟顾颉刚已云此说不可信据[40]。原因，是顾氏看到了《国语》此说更大的背景：
《秦策》范雎曰章曰：“臣居山东，……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吴师道《补注》曰：“《正义》云：‘华阳，亭名，在洛州密县，故华城在郑州管城县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号新城君。”程恩泽曰：“……司马彪曰：‘华阳在密县，山名。’则密自有华山而此地适当其南，故曰华阳。《水经注》曰：‘黄水出新郑县太山南黄泉，东南流径华城西，即华阳也。’《索隐》又云：‘华阳，韩地，后属秦。’则小司马固不以此为华阴矣。顾祖禹曰：‘华阳，本古华国，史伯谓郑桓公：“华，君之土也。”今河南开封府新郑县东南三十里有华城，亦曰华阳亭。’又案，胡三省《通鉴注》‘华阳君芈戎’曰：‘华阳即武王归马处。’引《水经注》云：‘门水又东北历阳华之山，即华阳山也。’王鸣盛曰：‘今商州雒南县有阳华山，与桃林之野南北相望。’胡渭注庾信《哀江南赋》‘华阳奔命’亦然（按渭云：“杜氏谓‘华山连延东出’，阳华在夸父西南，夸父在今阌乡县东南二十五里，正所谓‘连延东出’者，乃西岳支峰，古通谓之华山。”）然戎称新城君，究以密县之华为是。”（卷三）此则论华山在今河南更畅。终南、伏牛、崤函同为秦岭山脉。华之主峰在陕西华阴；连延东出，至雒南为阳华山；至密县为华山，今谓之嵩山。新郑东南在嵩山之阳，故有华城，又有华阳亭〔眉批：嵩山包于华山，故不得自成一岳〕。自汉武帝以嵩高为中岳，与西岳华山对立，而河南华山之名遂隐。证以芈戎号华阳君，又号新城君，华阳在郑密邑，新城亦在郑密邑，则华之在郑又奚疑？[41]
顾氏复有相关论述曰：
（《春秋》）僖十五年《传》：“晋侯之入也，……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东尽虢略”，谓东至今渑池县。“南及华山”，谓至今灵宝、阌乡两县之南也。其地在雒南县之西，足证阳华或华山一名所被者广矣。[42]
类似的论述，还有一些[43]，其基本结论，简而言之，即战国以来一系列文献记载表明，“华山”一名本可兼指从今陕西华山直至今河南嵩山以东这很长一大段山脉，或可姑且名之曰“华山山脉”。昔清初人胡渭也得出过同顾颉刚比较接近的看法[44]。
《汉书·武帝纪》记述汉武帝曾像“登礼”潜县南岳衡山一样“亲登嵩高”，致礼于中岳：
（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驳麃，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嵩高。独给祠，复亡所兴。”[45]
这明明是把后世的中岳嵩山称作“华山”，告诉我们这座山势特出的山峰在那条东西连延的“华山山脉”当中，同西端的太华山峰一样，更容易被世人独以“华山”称之。
就四岳、五岳的演变问题而言，“华山”其地这样的名实关系，不能不让我想到，西岳华山有没有可能同南岳衡山一样，有一个由这条“华山山脉”的东段向其西端的挪移过程？那么，就让我们先假定在最初的四岳体系中，西岳就是今河南嵩山的“华山”。这样，在东岳、北岳都像唐人张守节所讲的那样同今天的东岳泰山、北岳恒山相一致情况下，在中国现代地形地图上，我们将看到如下一种分布情形：
现代地形图上的上古四岳图
这种分布形势，充分体现了东、南、西、北四座岳山所处位置的合理性。
这首先体现为这四座山峰正好分布在黄淮平原的四方边缘。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若不具备基本的地理知识，是不大容易理解四岳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
在峰峦起伏的山区，是很难有人会特地在四方各选出一座高峰，来建立这种四岳体系的。因为人们满眼都是山，四处都是山；这个山头是山，那个山头也是山。因而没有必要专门做出这样的设置。可在辽阔的大平原上，情况则完全不同。平原的尽头，才是山脉。这是平原的边缘，也是平原居民所处世界的边地，于是在东南西北四方分别选择一座高峰作为边地的标识，也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在上古时期流行的华夏先人的意识观念中，有一种说法，谓帝尧的都城是设在今山东菏泽定陶附近那个叫作“陶”的地方。《说文》记述说：“陶在济阴。《夏书》曰‘东至于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46]讲的就是这一情况。
《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在垓下之战（案所谓“垓下之战”实应正作“陈下之战”[47]）全歼项羽之后，在返回洛阳的途中经过定陶的时候，忽然“即皇帝位于泛水之阳”[48]。这个皇帝即位的地点，显然就在陶的附近。
刘邦登基做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项十分重大而又特别的事件；或者用现在通行的象征性语言来表述，可以说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件。由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靠枪杆子打出来天下的平民天子，缺乏天授君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所以需要在登基仪式上设法为自己增光添彩。刘邦不等回到他最初选定的都城洛阳去举行这场登基典礼，而把即位的地点选在陶这么个不当不正的小地方，就应该是基于这里曾为帝尧的旧居，即刘邦想要以此来彰显其身登帝位系天命所授。盖刘氏既为尧后[49]，在帝尧的旧居陟升帝位，不过是光复祖宗旧业而已。这样，更容易让天下民众接受他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和大家一样的平民皇帝。
由此可见，尧都于陶，自然是在秦朝广泛流行于世的说法。由于秦祚短促，若是再向上追溯，应该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这一说法在世间普遍通行已久，所以刘邦才会如此行事。由此看来，史籍与碑刻文献所记帝尧安葬于陶邑附近的成阳并立庙祠祀[50]，也是渊源有自，一定出自一个很早的古史体系。
另一方面，我们看《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等传世文献载述的古史体系，帝舜所巡狩之四岳，乃是在其继尧之后承续帝位之时，因而《尚书·尧典》所谓四岳，理应以所谓尧都为中心而配置于其东、南、西、北四方。若是在前面那幅四岳分布图上添入刚才提到的陶之尧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如下情形：
现代地形图上的四岳与尧都
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尧都的位置恰好处于东西两岳和南北两岳的中间地带，也就是四岳之间的中点位置上，即四岳环绕尧都而设。因而我想有理由推断，这样的四岳配置是合理可信的；也就是说，我在前面把今河南嵩山的“华山”假定为最初的西岳是合情合理的，符合所谓尧舜时期的情况，当然也符合自然地理形势。换一个角度看，西岳华山只有定在这个位置，才能更好地解释南岳为什么会被配置在潜县那个位置。不管是就其同尧都的位置关系来看，还是就整体地貌形态而言，都是这样。
那么，在这一前提下，四岳中的西岳华山又是在何时由现在的河南嵩山挪移到现在陕西华阴去的呢？这个问题，一下子很难得出明晰的结论，不过清代学者对《左传》如下记载的解释，可以为我们解析四岳到五岳的转变，提供一个观察的窗口。
《左传》记述鲁昭公四年时晋侯欲以“国险而多马”为恃，司马侯谏之曰：
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大，音泰，下大室同。大室即中岳嵩高山也，在豫州〕、荆山、终南，九州岛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已然。[51]
针对司马侯这一说法，清人胡渭解释说：“太室即嵩高也，于四岳外别言之，亦可见嵩高时不为岳矣。”[52]
“嵩高时不为岳矣”这句话，有它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即在司马侯讲这番话的时候，嵩高山或太室山并不在所谓“四岳”范畴之内，不然的话，司马侯就不会在刚刚提到“四岳”的情况下随即就又讲到“阳城太室”。在这一问题上，比胡渭行年略晚的学者徐文靖也有同样的认识，即谓“言四岳而太室不与，无所谓中岳也”[53]。不过若是更深入一层追究，“时不为岳”这句话还有另一层隐而不显的语义，即嵩高山或太室山当时尚且没有成为岳山，它成为岳山是后来才发生的事儿。这样推想的缘由不止一端，但至少包含了中岳嵩山是在《尚书·尧典》四岳的基础上衍生而来这一因素。
这样想的好处，是正视了由四岳到五岳的岳山体系演变问题，而不足之处则是没有意识到岳山还会发生“挪移”。
下面，让我们在前文所做论述的基础上回过头去再看看《诗·大雅·崧高》那篇诗，仔细审辨一下“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这段诗里提到的“岳”字指的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解释，绝对主流的意见，是这个“岳”字指的是绝不包括太室山在内的泰山、衡山、华山和恒山这四岳之“岳”[54]。然而，若是抛开此等通行的说法，前后贯穿，通观《崧高》这篇诗作全篇的内容，则很容易看出，诗中同主题相关的山岳只有太室山，也就是嵩山，而同不含太室山在内的所谓“四岳”毫无关系。
其实古时即颇有一些人以为《崧高》吟诵的岳山就是嵩山。例如，东汉人应劭就引述“嵩高惟岳，峻极于天”的诗句来诠释嵩山（案所谓“嵩高”乃是“崧高”的异体）[55]。又如唐人白居易也把“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云云的诗句归诸嵩山之下[56]。宋人楼钥尝有文曰《跋先大父嵩岳图》，读之可见其祖孙二人也都把这几句诗吟咏的对象看作是嵩山[57]。
应劭、白居易和楼钥祖孙都没有讲述他们如此看待这一问题的理由。其实个中缘由很简单，就一个字儿——近。《诗小序》讲述《崧高》诗的宗旨说：“《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58]即诗中实写的核心人物是这位申伯，而“生甫及申”的“甫”氏，只是一个虚写的陪衬。故清康熙年间人孙兰和道光年间人李黼平都以为“生甫及申”句所述及的甫、申二国、特别是其中的申国实乃靠近嵩山，故《崧高》所说岳山实指嵩山，应劭之说可从[59]。
对此，清乾隆年间人汪梧凤，还结合周幽王时史事，阐释“崧高维岳”之岳山说：
愚按《竹书纪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秋王师伐申。《左传》楚灵会于申，椒举曰：“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狄畔之。”太室即嵩山之东别名。申在今南阳县北三十里。淮水出南阳胎簪山，至桐柏而大。太室也，申也，桐柏也，皆豫州地，而胎簪与申则皆隶南阳府，地为尤近。宣王时改封申伯于谢，而曰“崧高维岳”、“维岳降神”，“岳”指嵩山，举其近者言也。盖是时幽王有事于东方，自太室而申、而淮，自春而秋、而冬，从流忘返。始则“淮水汤汤”，既而“湝湝”，终而水落洲见，诗人因鼓钟之声，思淑人之德，为婉言以讽之，冀其早自修省，而王卒不悟也。明年犬戎难作，而西周果亡矣。[60]
这“举其近者言也”就是我在前边讲到的那个“近”字儿，而此太室之山既得岳山之名，可知在“嵩高时不为岳”的鲁昭公四年之前这座山本来是曾经被视作岳山的，而结合前面的论述便不难发现，这座岳山正应该是《尚书·尧典》四岳之一的西岳华山。
在确认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反过身来，看《左传》鲁昭公四年那一段记载反映出来的所谓“嵩高时不为岳”的情况，实际上不是嵩高山或太室山当时尚且没有成为岳山，而是其所据有的西岳华山的名位，被挪移开来，所以才“时不为岳”。
这个被从嵩山挪移开来的西岳华山，如同南岳衡山所发生的挪移一样，是被向西拖拽，安置到了与之同名的今陕西华阴那座华山的位置上。其具体发生时间，目前还难以确定，但一定发生在鲁昭公四年之前，即如前所述，当司马侯并列讲述四岳与大室之际，便清楚表明华山已经西移，以致“嵩高时不为岳”。
鲁昭公四年“嵩高时不为岳”这一情况，还向我们表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尚且只有四岳而还没有产生五岳的观念。由四岳向五岳的转变，是上古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它的变化过程，同古代天文观念的转化息息相关（四岳观念的产生，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天文影响因素），以后我将在论述古代天文观念的转化问题时专门阐释这一问题。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说明这一转变过程同古史地域扩张的关系。
概括地讲，《尚书·尧典》载述的四岳，体现的是黄河中下游平原核心地带先民的空间观念，东、南、西、北四岳都处于黄淮平原的边缘，这四岳也可以看作是其四方边缘的标志。以后随着这一区域同外围各地交往的密切，融合的加强，这样的核心地带也向外围有所扩展，四岳随之或有向外的挪移。但这种岳山的挪移是有条件的，不是想往哪儿挪就能挪到哪里去的——事实表明，岳山新挪移的地点须大体处于同一方位且山名必须要与岳山原来的名称相同。不然，则难以让人接受。
这样我们看到，大致在春秋时期，随着周室东迁于洛阳，与周人新都近在咫尺的西岳华山实在不宜再保持旧有的岳山地位，因而西岳便被西挪到现在的陕西华山那里，这就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京兆尹华阴县下的太华山[61]；《禹贡·导山》所说“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的“太华”，指的也是这座山峰[62]。前面讲述的《史记·封禅书》在解释《尚书·尧典》时讲到的四岳，其西岳华山就应该是春秋时期业已从嵩山西移后的情况。
春秋时期四岳示意图
因为在《史记·封禅书》中，除了《尚书·尧典》载述的四岳之外，司马迁还讲到“中岳，嵩高也”[63]，嵩山既已成为中岳，当然不会再是西岳。这样我们也会看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载述的这一套五岳体系，是东岳泰山（岱宗）、南岳衡山（潜县霍山）、西岳华山（华阴太华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高山（嵩山）。这套五岳体系，很可能形成于汉武帝时期，但日后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汉武帝时期的五岳
至于南岳衡山由潜县霍山向湘南岣嵝山的挪移，这个四岳、五岳演变问题的最后一个环节，其产生时间已经是隋代以后的事情了。对此，《唐六典》有如下记载：
霍山，一名天柱，……自汉以来为南岳。隋文帝开皇九年，以南衡山为南岳，废霍山为名山。[64]
如前所述，除了霍山“自汉以来为南岳”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之外，隋文帝改变自古以来的传统，把南岳从霍山改换成了其西南方向的湘南衡山、亦即所谓“南衡山”，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也就是前面谈论过的潜县南岳衡山（亦即“天柱山”或“霍山”）被挪移为湘南同名山峰的具体时间。
隋文帝开皇九年的五岳
开皇九年，在隋朝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正月，隋师攻入建邺，平陈。这样，文帝杨广便如同当年的秦始皇一样，结束分裂局面，一统天下。隋廷也因之“析置州县”，对地域控制的建置有所调整。六月，“朝野物议，咸愿登封”，也就是举行封禅典礼，以庆贺这一旷世功德。孰料隋文帝未允，且训斥臣下云：“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可到了这年十一月的时候，还是有人呈上表文，请行封禅，不过仍未获准[65]。
尽管如此，拟议封禅一事，很可能同南岳衡山的西南挪移具有内在关联。盖所谓封禅之事乃登封泰山，而东岳泰山为四岳或五岳之首，在议论封禅东岳事宜时一并谈及南岳的设置，自属合情合理。隋文帝吞并江南之后，霍山南岳位置太过偏北这一缺陷，因南北两方由长期分裂而复归一统而变得更加突出，即南岳霍山地处江北，整个江南地区都会给人一种化外边裔之地的感觉，隋的统一也就会显得缺乏充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向南挪移南岳，显然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因而我推测南岳衡山的南移这件事大致应该发生在开皇九年六月隋廷君臣讨论封禅事宜的时候。
南岳岳山的挪移，是伴随着隋文帝杨广把隋朝的统治地域由江北推向江南这一进程而发生的，这也愈加清楚地显现出中原政权控制地域的扩展，是四岳、五岳演变的核心动力。
总括以上论述，可知四岳、五岳是伴随着古史地域扩张而逐渐发生演变的。
其第一阶段，是《尚书·尧典》记载的四岳，即东为泰山、南为霍山、西为嵩山、北为恒山。《尚书·尧典》的成书时间虽然已经迟至战国时期，但其中包括四岳在内的很多内容，体现的是跟早的远古时期的情况。具体地说，《尚书·尧典》的四岳体现的是黄淮平原腹心地带居民的地理观念，这也是古史传说中尧舜时代的观念。
第二阶段，是春秋时期的四岳，这是周室东迁之后，以京师雒邑为中心对旧有四岳所做的调整，即东为泰山、南为霍山、西为太华山、北为恒山。当然更确实地讲，这应该说是鲁召公四年前一段时间之内显现于世的四岳。这种四岳构成形式，反映出它所体现的地域观念在向西扩张。
第三阶段，是汉武帝时期的五岳。在西岳华山西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在天文、地理以及五行观念这几重因素影响下，于东、南、西、北四岳之外新增了中岳，即东为泰山、南为霍山、西为太华山、北为恒山、中为嵩山。在地理方面，西岳西移之后，随着四岳之间地域的扩展，空阔的中间地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配置“中岳”的必要。
第四阶段，是隋文帝开皇九年之后的五岳，即东为泰山、南为衡山、西为太华山、北为恒山、中为嵩山。这既有前述隋吞并江南之后政治形势的需求，从更大的背景来看，更是人们所认知的地域范围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66]。
总之，上述四岳、五岳的演变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顾颉刚倡导的“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学说符合历史的规律。
2021年7月15日草稿
2021年8月22日晚改定
注释：
[1]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原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此据顾氏主编《古史辨》第一册（北平，朴社，1931），页99—100。
[2] 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原刊《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此据唐晓峰等编着《历史地理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1—6。
[3] 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据唐晓峰等编着《历史地理学读本》，页1—6。
[4] 饶宗颐《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刊唐晓峰等编《九州岛》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21—28。
[5]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之《四岳与五岳》，页34—45。
[6]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之《四岳与五岳》，页45。
[7]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之《四岳与五岳》，页41。
[8] 《尚书·尧典》，据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一，页35—50。
[9]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卷二八《封禅书》，页1632。
[1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之唐张守节《正义》，页1632。
[11] 《尔雅·释山》，据晋郭璞注《尔雅》（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卷中，页13b。
[1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81。
[13]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之《集解》，页608。
[14] 晋郭璞注《尔雅》卷中，页13b。
[15]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六《武帝纪》，页196。
[16] 《尚书·禹贡》，据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页185。
[17] 清杨守敬《禹贡本义》（光绪二十二年杨氏鄂城菊湾刊本）之“衡山”条，页29b—31a。
[18] 如臧庸《拜经堂集》（民国十九年宗氏石印本）卷一《五岳释》，页23a—25a。段玉裁《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四《读尔雅释山论南岳》，页86—87。洪颐煊《筠轩文钞》（清嘉庆十一年刻本）卷四《霍山为南岳解》，页16a—17a。陆心源《仪顾堂集》（清光绪刻本）卷一《五岳辨》，页10a—12b。杨守敬《晦明轩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杨守敬集》本）之《衡山考》，页1149。等等。
[19] 唐孔颖达等《尚书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三《舜典》，页39—40。唐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卷四二昭公四年，页727。
[20] 案宋邢昺等《尔雅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七（页118）疏释《尔雅·释山》这一问题，即迻录《毛诗正义》此文。
[21] 唐孔颖达等《毛诗正义》（东京，东方文化学院，1936，影印宋刻单行本）卷三三，页12a—12b。
[22] 汉班固《白虎通·巡狩》，据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六，页29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刻本）卷三八《地部·叙山》引《白虎通》，页181。汉应劭《风俗通·五岳》，据吴树平《风俗通议校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页366—367。
[23] 唐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五《地理·衡山》，页96—97。
[24]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九《地部·衡山》，页189。
[25] 元刘大彬《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道藏要籍选刊》本）卷九《道山册》，页310。
[26]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49。
[27] 汉王逸《楚辞章句》（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影印明万历武林冯绍祖刻本）卷三《天问》，页130。
[28] 皮锡瑞《经训书院自课文》卷二《〈释山〉五岳前后异议考》，此据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五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520。
[2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64。
[3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32。
[31]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49。
[3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67。
[33]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3。
[34]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页2435。
[35] 《史记》卷五八《五宗世家》，页2557—255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31。
[36] 别详拙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后收入敝人文集《旧史舆地文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52—164。
[37]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页46—53，页119—12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68—1569。
[38] 《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六《郑语》，页507。
[39] 如清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清道光丙午汪氏振绮堂精刻《国语校注本三种》本）卷四（页1a—1b）即以为此“华”字当正作“颍”；又清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一六《郑语》（页464）及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国语》（页509）亦均沿承此说。
[40]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七卷上《汤山小记》（五）之“郑语‘前华后河’”条，页4817。
[41]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五卷下《法华读书记》（十五）之“华阳与阳华（雒南、密县、新郑）”条，页3487—3488。
[42]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五卷下《法华读书记》（十五）之“晋华山在灵宝、阌乡南”条，页3489。
[43] 如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七卷下《汤山小记》（八）之“崤山即华山；湘山所以得预名山”条（页5546—5547）等。
[44] 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九，页162—163。
[45] 《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90。
[46]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第十四下，页2a。
[47] 别详拙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后收入敝人文集《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页153—167。
[48]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478。《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页52。
[49] 《左传》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九，页487；卷一七，页1011；卷二六，页1575—1576。
[50]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之刘宋裴骃《集解》、唐张守节《正义》，页36。宋洪适《隶释》（清同治十年皖南洪氏晦木斋刻本）卷一《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帝尧碑》、《成阳灵台碑》，页1a—13a。
[51] 《左传》昭公四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一，页1234—1235。
[52]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一一上，页366。
[53] 清徐文靖《禹贡会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〇，页8b。
[54] 如唐孔颖达等《毛诗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影印清嘉庆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一八，页669。宋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一八，页212。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道光二十七年吴门南园埽叶山庄陈氏刊本）卷二五，页29a。
[55] 汉应劭《风俗通·五岳》，据吴树平《风俗通议校释》，页367。
[56] 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影印南宋绍兴刻本）卷二“嵩山”，页29b。
[57] 宋楼钥《攻媿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丛书集成初编》排印《聚珍版丛书》本）卷七六《跋先大父嵩岳图》，页1042—1043。
[58] 汉郑玄《毛诗传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卷一八，页427。
[59] 清孙兰《柳庭舆地隅记》（清光緖刊《蛰园丛书》本）卷中，页2b—3a。清李黼平《毛诗紬义》（清道光七年刻本）卷二〇，页17a—18b。
[60] 清汪梧凤《诗学女为》（清乾隆不疏园刻本）卷一八“鼓钟三则”条，页15a—15b。
[61]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1545—1546。
[62] 《尚书·禹贡》，据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页184。
[6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632。
[64] 唐李林甫等《大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2004，《古逸丛书三编》百衲影印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藏宋温州刻本）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页7b—8a。“九年”原作“也年”，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九“衡州”条（页704）改。
[65]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二《高祖纪》下，页32—34；又《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页807。
[66] 附案关于北岳，曾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颇为流行，即以为北岳曾有过一个由今河北曲阳向今山西浑源挪移的过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不能成立。清人顾炎武对此做过比较切实的考辨，可参看。顾说见于其文集《亭林文集》（清康熙原刻本）卷一《北岳辨》（页1a—4a）。以后有合适机会，我将专门讲述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