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世界岛论坛：文明史与地缘政治”会议举行，来自北外、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重庆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观传媒等单位的三十余名学者，以及校内外四十余名师生参加论坛。
北外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谢韬提出，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举办以“文明史与地缘政治”为主题的跨学科会议，可以结合政治学与文史哲专业之所长，促进国内学界对当前国际变局的理解。谢韬肯定了这次会议对国关政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希望借由此次论坛进一步推进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发展。论坛开幕式由北外国际关系学院的青年教师、论坛召集人童群霖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的刘小枫教授为会议作主题发言，题为《大西洋革命理念的世界史悖论》。他指出，“大西洋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史悖论，是因为“大西洋革命”的激进理念威胁到这场革命的成果本身，自由民主理念威胁到自由民主政体本身。这一悖论的外在方面体现为民族独立和普遍人权理念与欧美大国的全球扩张构成的内在矛盾，后者激发的反帝—反殖民情感同样来源于大西洋革命理念；从内在方面看，大西洋革命理念的根本危机在于个体自由和权利观念本身，它最终可能会导致社会伦理崩溃，为国家解体埋下隐患。刘小枫教授的发言引领我们思考，应当如何以美国革命为鉴，思考中美革命间“隐蔽的同构”要素，进而重新估价新中国所走过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以《赫德的中国认同》为题作了会议的第二场主题发言。梁展的研究以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个案，通过扎实而细腻地史料功夫还原了赫德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态度及其所谓国际性精神，进而指出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远非一种对共同性的想象，而是根植于地域、历史、政治、文化、宗教、种族乃至人生境遇的差异之中，并伴随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想象和主权（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想象的结果。
与会人员合影
“心脏地带”的民族经验
第一组专题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董成龙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国际政治近代纪元”与俄国的帝国边疆假说》。董成龙提出，全球史观的叙事结构以地理大发现为起点，有一种内在的欧洲中心论；与之相对，以欧亚大陆为视点来理解世界历史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一种补充与修正。在这种视野下，西伯利亚被视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他注意到，从彼得大帝到国际共运时期，俄国一直在试图突破帝国边疆；而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结果是，俄国重新回到马克思、麦金德揭示的帝国边疆假说规范的空间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傅正老师发表题为《列宁视野下的东方问题与“亚洲觉醒”》的报告。他指出，列宁的独特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传统的“西方革命中心论”和“经济决定论”，赋予亚洲革命以能动的地位，认为亚洲革命也有可能在逻辑上先于欧洲革命。他强调，列宁主义打破了旧教条的束缚，在新形势下革新了历史唯物主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孙芳副教授的论文题为《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中的反西方主义》。她从当今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谈起，梳理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历史根源。她指出，俄罗斯的自我定位一直处在东西方的摇摆中，最后走向了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欧亚道路。历史上的俄罗斯曾想要融入西方，但又不想为西方所掌控，最终导致了其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孤独。因此，孙芳认为俄罗斯的“反西方主义”是其在“东方—西方”问题框架下复杂心理的一种体现，并且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嘉鸿老师的报告题为《帝国主义背景下关于民族自决问题的方案：以卢森堡和列宁的争论为例》。她提出，卢森堡和列宁关于波兰民族自决问题的争论，不在于波兰本身毗邻德国与俄国的特殊条件，而在于民族性与阶级性谁者优先的争论。马嘉鸿认为，争论的背后反映了二者对革命认识的差异：列宁首先考虑的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卢森堡则始终关切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促进世界革命的到来。
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助理教授初金一带来了《斯大林视野中的民族与阶级》的报告。初金一指出，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与列宁是统一的，但斯大林的重心主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特别指出，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很多，其中他对民族形式与无产阶级内容的观点对于美国现存的种族问题具有很大启发。美国现在的文艺工作主要强调多元性、包容性，用民族形式的方式解决种族问题，恰恰缺少了无产阶级的内容。
在评议中，梁展针对初金一的发言指出斯大林探讨民族问题最早是受列宁委托，也受到了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影响，他重点强调了知识谱系研究对认识斯大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清华大学政治学的马逸凡指出，董成龙在结论部分提出的第三罗马、第三国际和第二蒙古的概念比较，不仅覆盖了西方对苏联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命题，而且揭示出了西方政界和学界在分析俄罗斯问题时潜藏的集体无意识。针对傅正的发言，马逸凡表示，傅正通过追溯“亚洲的觉醒”的历史，为我们揭示了国际格局、国内政局与思想流派之间的复杂互动，展现了“东方国家”的抗争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有力反驳了西方中心论对于依附性关系的片面强调带来的所谓“搭便车论”和“代理人论”。 针对马嘉鸿的发言，马逸凡认为，她的发言深入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认知版图和对话的历史场景，深入考察了帝国主义、波兰民族独立运动和左翼政党的内部生态在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公案中或隐或现的角色/作用，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
现代西方的世界秩序想象
在第二组专题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姚云帆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人民—王和普遍战争：夏尔·贝叽〈我们的国〉的文化-政治意义》。他梳理了贝叽的政治立场与《我们的国》的写作背景，并阐述了赫尔维与贝叽之间的主要分歧，以及贝叽对于“人民和王统一”的论证。姚云帆提到，贝叽认为“人民”主动选择了王，认同了王与自身为一体，从而让王的统治获得了正当性。贝叽批判赫尔维的阶级压迫理论，也预见了某种思想的矛盾—一种以普遍人民的名义发出，不追求特殊政治整合功能的抵抗或“战争”形态，最终总是会依附于更反动的特殊政治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彭磊副教授对莎士比亚政治研究的学术史做了梳理，总结了当代莎士比亚政治批评四种范式。他指出，传统莎评关注抽象的人性，当代莎评则热衷于谈论“政治”，或从“政治”角度探讨人性。但何谓“政治”，各家理解截然不同。对莎士比亚的“政治”批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蒂利亚德的研究，其后又衍生出文化唯物主义、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等解释范式。这四种范式在研究方法、理论预设上有较大差异，但可将之归纳为历史主义与政治哲学两种进路。彭磊随后分析了这两种进路的主要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姚啸宇老师发表了题为《清教伦理与美国保守主义的激进起源》的报告。姚啸宇从特朗普现象出发，指出了美国保守主义与基督教福音派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进而分析了欧洲宗教改革与英格兰清教运动对美国文化价值根基的深远影响，启发我们对美国保守主义观念是否本身天然携带激进基因的思考。
东京大学东亚艺文书院王钦带来了题为《“世界史哲学”的限制：以高山岩男为中心》的报告。王钦从高山对“世界史”的认识出发，对高山所持的“特殊性的世界史”观念抽丝剥茧，以理解其的基本单位“民族”为基点阐述“国家”“国民”“人种”“民族”之间的关系，表明“道义性势力”对维护国家的独立性的“根本本性”的重要性。王钦指出，即便借助所谓“普遍性的世界史”的逻辑，高山也难掩日本在亚洲的野蛮行径无法与“世界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不自洽，现实中国的抵抗成了“世界史的哲学”的盲点，最终 “世界史的哲学”的体系性论述宣告破产。
会议现场
针对本场提出的一系列议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贺方婴研究员首先指出，王钦这些年来关于日本“京都学派”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从日本视角展开的世界史叙事从正反两方面或可成为我们今天重述世界史的一面镜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高山岩男为首等“京都学派”重述世界史的内在动机与低劣的叙事品质，及其内在局限性都值得我们深思与警惕。因而王钦深入日本史学内部，从学理上批评“京都学派”的工作也更令人激赏。接着她又从人民主权理论的复杂性角度点评了姚云帆的发言，她指出启蒙运动之后从少数人当王与人民当王的之间转换的悖论性，从某种程度来说法国诗人贝叽与罗伯斯庇尔似乎可视为是卢梭的民主理论思想生发出来的两个极端面相：保守与激进。但是，姚云帆对《我们的国》的析读又呈现出诗人贝叽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虔诚的天主教徒与“人民—王”的构想者，这种思想的复杂面貌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及其尾随者。
中国人民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娄林老师认为，彭磊的发言清晰地梳理了二战以来西方以政治为主题的莎士比亚研究的基本框架，他着重强调了两点细节：一是以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中母亲角色缺失为例说明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二是不甚同意施特劳斯学派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影响甚微的观点。娄林认为姚啸宇的报告极具启发性，赞同美国所谓的保守主义的基本根源实际上来自英国的清教运动，并提出关于清教徒在政治激进中如何保持政权的稳定性的疑问，同时他还针对王钦的发言试图探讨从欧洲文化的视角如何看待特殊的世界史到普遍的世界史之间的转化。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贺晴川老师针对各位老师的发言提出了几点思考方向。第一，美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深受基督新教影响的教条化大众意识形态，其上还有伯克、联邦党人等智识精英奉行的“保守主义哲学”值得重视；其次，代表法国天主教左翼思潮的贝叽主义，其“普遍战争”的理念如何寄寓于一种以拿破仑为象征的“人民王”形象；最后，莎士比亚研究的历史主义与政治哲学两条路径，与政治心理学或人性论的研究视角具有什么关系。
地缘政治学的观念与现实
第三组专题中，河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徐戬副教授的报告题为《新大地法：施米特的“帝国主义论”》。他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背景，阐发德国政治思想家施米特的重要论文《占取—划分—牧养》的历史意义。施米特依照占取、划分、牧养的不同次序对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解读。徐戬着重分析了施米特与科耶夫围绕“新大地法”问题的激辩，点出奠立新大地法的关键——“工业占取”。他由此提出：“给予的社会主义”即为当代的“新大地法”。徐戬最后回归中国现实问题，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正在重构世界体系，解决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失衡。相比盎格鲁-撒克逊的新自由主义而言，这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全球化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方旭老师线上分享了题为《地缘政治的“成长”与“遏制”——一个世界史的视角》的报告。方旭通过分析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指出“成长”与“遏制”是“地缘政治”的一体两面。美国地缘政治学界将“地缘政治”定义为成为一种军国主义式的侵略理论美国和西方国家常用“地缘政治”指责他国复兴之路是纳粹扩张逻辑，殊不知，“成长”和“遏制”都是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核心内涵。方旭赞同我国对外话语对“地缘政治”的批驳和拒斥，强调我们要防范和西方美国和西方话语体系利用“地缘政治”炮制的“中国威胁论”话语陷阱，同时也需要清醒意识到美国和西方部分国家的外交决策层依然深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李世祥老师发表了《克里斯托夫地缘政治思想初探》一文。李世祥基于克里斯托夫的著作《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及演进》，探讨了克里斯托夫的地缘政治思想的独到性和批判性。李世祥肯定了这本著作的开阔视野，并将其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联系。他指出，克里斯托夫研究了地缘政治学的起源、美国政治地理学谱系的划分，并区分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对拉采尔、契伦、豪斯霍弗、斯皮克曼都做出了评价。李世祥提示我们关注克里斯托夫对拉采尔等人的认可和批判背后的时代原因，以更冷静的态度关注美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相关视角。
张旭认为第三组的三篇报告都十分精彩。他特别谈到施密特的《占取—划分—牧养》一文和徐戬的相关研究共同提供了一个研究国际政治体系的新的框架。张旭认为施密特的这篇文章具有浓烈的形而上学色彩，施密特在文中通过揭露法的三层含义，建构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张旭还就施密特与科耶夫的论战中的立场问题等和徐戬展开了讨论。
娄林在评议中指出，这三篇文章前后相序中有一种很紧密的脉络，即陆地与海洋的问题，而该问题又可以指向地缘政治。方旭在文章中提到地缘政治起初被污名化，但无论如何，地缘政治学的出现与兴起实际上是基于西方近代的政治经验，是近代以来欧洲最基本的国际关系权力叙述的语调。关于李世祥的文章，娄林认为，克里斯托夫的地缘政治实际与其他现实主义或一般的地缘政治研究不太一样，他更强调某种道德抉择，或政治秩序的根基。当我们面对地缘政治的现实处境时，如何把道德层面重新拉回国际秩序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徐戬的文章，娄林提到，我们读施米特新大地法的最大感受就是善与恶，是与非的判断在整个近代以来的叙述框架中的缺失。
世界嵌入中国：现实与想象
在第四组专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陈宇慧老师的报告题为《人地相宜——清前期权力中心治边的地缘政治逻辑》。陈宇慧从清前期边疆的官制变动这一独特视角来探讨清代前期的政体性质和边疆观。她首先考察了既往学界对于清代边疆性质的三个判断标准：是否设“省”、拉铁摩尔以降的“内边疆”和“外边疆”说，以及从“汉化”/“内地化”的曲折看“新清史”之争的理论局限；随后她讨论了文官制中的“边缺”与内地考课制度的关系，分析了官职和职权范围设置、从掣签到不同题补制度的动态调整、优升迁转等，借此讨论了文官制中边疆板块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政体中体现的多重黏合与平衡作用。陈宇慧由此提出，清代治边其实追求的“官制—人员—地域”三角的动态平衡，而非达到某种单极目的。需要跳出既往“内亚学派”和单纯“汉化论”所设置的议程，重新讨论清代各方面的政治遗产。
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智星老师发表线上报告《作为地缘的第三世界——中国与印度洋地缘政治：晚清到当代》。李智星梳理了从晚清到当代中国面向印度洋地区的相关战略布局，论证了印度洋在中国地缘政治经济规划中的基础地位。他指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主导地位牵动着印太两洋之间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他通过对中国的西部地区经略史、瓜达尔港等战略发展项目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分析，勾勒了中国对印度洋的地缘战略参与。李智星认为，向西打开印度洋国际地缘空间有助于中国绕开美国海洋权力占据优势的西太平洋地区，缓解“马六甲困境”，这是中国建构其印度洋地缘政治经济版图的重要意义。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谌祥勇老师发表了《廖平周礼学中的新世界图景》。谌老师指出廖平的儒学回应的是，近代以来新的世界地理格局对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与文教系统的冲击。廖平认为孔子以《王制》治中国，以《周礼》治全球，并巧妙地通过将经学体系划分为小统、大统，把象征孔子立法结果的六经巧妙处理成了一个系统，构建了的“王统—帝统—皇统”的“经学世界体系”。谌祥勇认为，廖平的“《周礼》学”为现代中国提出了一套理解世界甚至是治理世界的经学方案，这套方案以中国文明为根本，以担当世界文明重任，并以实现大同为根本抱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罗雅琳编辑分享了《世界历史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剧》报告。罗雅琳指出，抗战时期历史剧大多具有一种关于“世界历史”的意识，其题材选择体现出两大特点：偏爱宋末、明末等“易代之际”而非“抗倭”故事；从早期偏爱“春秋”题材转向“战国”题材。她关注到，左翼作家们持有的以仁义而非残酷为底色的“世界历史”观念，通过描写战争时期充满博爱平等精神、为和平而战的“女英雄”形象而体现出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凯歌老师的报告题为《以和合精神消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张力》。王凯歌提出，与西方建立在一神教秩序上的普世精神不同，中国传统“天下秩序”观念是一种“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的普遍主义，由此造就了中国“文明国家”以国家为普世文明承担者的文明精神。中国在近代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需要解决决好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构）与世界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对关系。他指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尊重差异的和合精神追求的不是一切同一，而是既强调文明主体性又兼容文明差异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样的精神能够消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张力，为人类文明史贡献一种中国智慧与方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邓欢娜老师针对谌祥勇的论文作了评议。她指出，从三变开始，廖平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世界主义的视角，因此在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中，廖平开始被更多人青睐。邓欢娜认为，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地通过话语颠倒的逻辑（从列国竞争的“野蛮”重归秩序井然的“文明”）来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思想焦虑。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及其廖平这里的变体，是形式上的等差和实质上的平等，而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特点恰恰是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等差关系。最后，邓欢娜提请我们思考，廖平的这种世界主义或许对内可以构建起经典世界的连续性，但对外而言，这种世界主义能否和当代我们认识世界秩序和文明秩序的方式勾连起来。
傅正对陈宇慧的发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新清史”用西方近代帝国的模式理解清王朝，把清朝想象得跟哈布斯堡王朝或者大英帝国殊无二致，仿佛中国只是清帝国中的一部分，就像德意志只是哈布斯堡王朝中的一部分，英格兰只是哈布斯堡王朝中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新清史”的回应也需要兼顾欧洲史。关于李智星的文章，傅正指出，地缘政治学是军事政治现实的体现，是高度技术化，不是在地图上发挥想象。傅正随后还对谌祥勇涉及到的廖平四变、五变时期思想的背景做了补充，指出廖平四变以后开始考虑如何把西方宗教纳入孔教体系，如何把西方现代学科纳入孔教体系。
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冯庆老师首先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言。他指出，追问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为了在百年世界历史施加的紧迫感中找到既不背弃文明传统、也不抱残守缺的理智中道，积极且冷静看待即将来临的新格局。他认为，比起西方，中国的文明史叙事格外重视对“道义”的探寻，这也是未来研究所必须进一步推进讨论的重要维度。最后，作为世界岛论坛的联合发起人，他提出，世界岛论坛是开放的、面向世界局势的，欢迎更多智慧之士的参与。
随后，贺方婴以感谢、感慨和感佩做关键词来总结本次参会感受：首先是感谢论坛主办方在会议组织方面的用心与细致，尤其是会议主题与分论题的设计显示出组织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次是此次论坛的青年学者的发言报告相当精彩，令人感佩，看得出“经典与解释”大型书系对一些颇具思想锐气与学术抱负的青年学者影响很大；最后是感慨今天中国学术界要达到对西方文明传统与文明品质通透、根基式的理解还有漫漫长路，远未到停下脚步的时候。她期待身处世界历史大变局中的80后、90后学者在思想上更勇猛，更机智，能沉着应对各种尖锐的思想挑战，未来能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
会议最后，北外国际关系学院的童群霖老师为会议做了总结。他回顾了会议的议程，感谢了校内外老师的参与和会务志愿者的协助。他表示，本次论坛中，来自各个学科的青年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带来了各自的思考，如此丰盛的知识盛宴，再加上各位前辈老师的点拨，让师生们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