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刻扇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极具中国气派的艺术，中国传统文人美术最终形成了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组合形式，融合了金石气与书卷气，这些特色均为箑边雕刻以极为浓缩的形式所呈现。
由上海知名文博学者许勇翔先生编著的《箑边珍拓——名家竹刻扇骨拓片集》近日出版，书中所录扇骨拓片482张，均为许勇翔参加上海口岸文物进出境鉴定工作期间所拓，是其多年来对扇骨鉴定成果的集结，也是研究竹刻艺术与历史的一手资料的留存。书中所涉扇骨原件许多已进入国有收藏机构庋藏。正如作者所说：“许勇翔先生的传拓事业是可以冠以‘工程’之名的，然许公并不将他数十年寒暑未间的传拓成果视为业绩，更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实际的利益，真正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许勇翔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博老前辈，因此我也跟着上海文博界许多前辈一起，称其为“许公”，庶几显得自己也有几分老成。“敬老尊贤”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少在文博界，或者说至少在上海的文博界，还是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不少的。值许公著作将刊，承其厚爱，嘱我写文，说书中所收皆是我的本行，自然不敢违命。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许公于一九七三年参加上海口岸文物进出境鉴定工作，一九九○年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直至二○○八年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流散文物管理处处长的位置上正式退休，其间从未停止文物拓件，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由是积存了非常可观的拓稿，数量多达数千纸，所拓文物品类亦多，其中以玉石、铜镜、扇骨三类最具规模而成系统，最先整理结集的，便是这部《箑边珍拓—名家竹刻扇骨拓片集》。
释达受刻扇骨拓片
本书既以扇骨为主题，自然不免要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这也是许公命文的要求之一。想到此书的读者若非文博界的专家学者，便是收藏圈的行家达人，笔者不敢啰嗦，仅就关节处略作陈述。
折扇源出日本，北宋传入中国，颇受士庶欢迎，其后即多有仿制，至晚于明初实现了完全的中国化，在造型、工艺和装饰手法上都不同于日本和高丽了。整个明清时期折扇都十分流行，其风气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其间存在两个特别鼎盛的阶段。
王云刻扇骨拓片
第一个阶段是从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开始，直到明亡。这一时期折扇艺术的特点突出体现在制扇工艺的成就上，凡选材、用料、款式、做工都极其讲究，尤其重视各种工艺的综合运用与工艺各环节的微妙之处。当时对佳扇的赞许，有“浑坚精致” “厚薄轻重称量，无毫发差爽，光滑可鉴” “阖辟信手” “用之则开，舍之则藏，不劳腕力”等等说法，可知当时对折扇的品赏聚焦于制作工艺的精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折扇工艺是包括扇骨与扇面制作在内的，二者合成为一个整体，并不仅就扇骨之工而言。故此，名扇工柳玉台才特别提出“吾妙在用胶”。扇骨扇面相互适应、相互配合，才能成其为一柄“坚厚无窪隆，挥之纯然”的佳扇。从江南明墓出土的大量明代折扇实物和珍贵的传世明代书画成扇来看，无论是扇骨简素配以名人翰墨笺面的书画扇，还是扇骨工艺复杂配以精致纹样笺面的工艺扇，都做到了形制合度、工艺精良、品质坚牢的地步，保存条件好的至今犹灿然如新，开合自如。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从扇骨取材来看，尽管各类普通和珍贵木料以及棕榈科材料也在运用，但综合材料的工艺性能、经济成本和文化审美等因素，竹骨终归在明代发展成为折扇的主流。竹子的优异性能，使它兼具材料力学上的优势和有利于雕刻表现的特长。竹制扇骨之大骨也称“箑边”，是扇骨雕刻的主体部位。结合文献与实物，我们发现后世大行其道的箑边刻主流样式——浮雕与浅刻——在明代后期的竹扇骨上均已出现。浮雕大骨多与工艺纹样扇面相配，而浅刻扇骨虽亦可配工艺扇面，尤其能与书画扇面相得益彰。晚明竹刻名家濮仲谦的水磨浅刻竹扇骨之一时风行，即得益于能与名人书画扇面表里呼应。
黄山泉刻扇骨拓片
入清后，简素为体的竹骨书画成扇依然在江南文人、遗民中行用，但折扇制作与消费的主流风气已在宫廷审美的引领下愈趋奢靡华美。这也就是刘廷玑（约一六五四—？）《在园杂志》所说的，康、雍之时，“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棕竹者、各种木者、罗甸者、雕漆者、漆上洒金退光洋漆者，有镂空边骨内藏极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镂空通身填以异香者”，以上仅就大骨样式而言，已不胜其繁了。然而求之晚明濮仲谦时已相当成熟的竹刻书画扇骨，直至乾隆后期之前，不能得一名家。
庞仲经刻扇骨拓片
我们都知道，清代康、雍、乾三代是中国竹刻艺术的鼎盛时期，竹人中之巨匠如张希黄、吴之璠、潘西凤、周芷岩都活动于此间，但扇骨雕刻显然没有得到他们的重视。传世至今的清前期名家款识扇骨，无一可信。文献所记亦出晚近，且受当时记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不能作为立史的依据。竹制折扇工艺经历过清代前期一段低潮后，在清中期重新恢复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成为江浙地区文人竹刻走向繁荣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即使在一向缺少扇骨雕刻传统的嘉定，乾隆后期也开始有精致的箑边竹刻制作。当然文人箑边刻采取的主要雕刻形式，还是明代便见流行的隐起阳文和远绍濮仲谦、近师周芷岩的“浅刻”。留青刻骨在清代中期开始出现，至二十世纪前期发展为扇骨雕刻的大宗，与隐起阳文、阴文浅刻并驾齐驱。
周礼刻扇骨拓片
这就形成了中国折扇艺术的第二个鼎盛时期，即清中期—民国阶段。在这个阶段，不仅是竹刻扇骨成为诸多扇骨装饰工艺中艺术成就最高、文化内涵最丰厚、审美品格最高级的品类，扇骨竹刻也成为同时期竹刻艺术中艺术成就最高、文化内涵最丰厚、审美品格最高级的品类。依靠材料的昂贵与工艺的精巧取胜的各种工艺扇骨，在需要体现文化优越性时是无法与文人书画箑边刻媲美的。许公的这批拓片，可以说是集中见证了中国折扇艺术的第二个高峰，也集中见证了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竹刻艺术的成就。
支慈庵刻扇骨拓片
支慈庵刻扇骨拓片
支慈庵刻扇骨拓片
学术界在谈到晚明时期江南文艺与工艺美术繁盛的由来，指出江南科举竞争的激烈使大批读书人仕进无望而转投文艺与工艺创作以安身立命是这一局面产生的内在原因。同理，清代盛期之后，随着人口的暴增，江南士子面对着远较前代为巨的压力。更有甚者，伴随着鸦片战争导致的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士绅阶层经济实力的严重破坏，清代后期江南地区大量的文人学子陷入尤为严重的生存竞争之中。更多的交游、投幕以谋求政治发展机会和从事艺术品创作以获取经济利益，是他们在参加科举和读书研学的同时所必须从事的工作。扩大社会交游圈与扩大艺术消费圈，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往往很难说孰为因果，但不管如何，折扇成为了最好的酬赠载体，既有实用价值，又可以交流和交易从诗文到书画以致镌刻等一系列文人才艺。而折扇的使用者，通过展示所使用扇子的工艺品质与其上书画家、竹刻家的名头，无形中宣示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审美品味。可以说，竹刻扇骨艺术是在“供需两旺”的情势下发展盛大的。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在文人艺术的交流和交易中，扇面从来都是重要的内容，而竹刻扇骨之能够跻身于中，也是大有原因的。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经指出：“清代江南文人竹刻艺术，发展到道光朝以后，在艺术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竹刻重镇嘉定，从而成为这一时期竹刻艺术的代表。其蓬勃发展的缘由，具体而言，大概有四：金石学的大兴、阴文浅刻技法的成熟、竹制折扇的风行、镌刻技艺为艺文之士所必修。”这其实也正是中国折扇艺术第二个高峰形成的原因。
金西厓刻扇骨拓片
关于清代中期以来竹刻扇骨艺术鼎盛的成因以及具体表现和发展局面，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虽多有论述，却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展开。因为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许公煌煌扇拓集成于此，观者诸君只要稍加披览，自然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
说起来为鉴定的文物制作拓片并不是工作任务，许公完全是本着对文物资料的重视，以及个人对文物的热爱和艺术审美兴趣而为之。据许公自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拓制数量最多，最多时一天可拓八件扇骨，可谓手不释毡，这段时间也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文物进出口鉴定工作任务繁忙之时。从一九九三年开始，随着朵云轩敲响中国内地拍卖第一槌，许公又承担了文物艺术品拍卖标的审核的工作，待拍卖物以近现代至当代艺术品和工艺品为主，即遇当代人的竹刻扇骨作品，凡觉得精好的也即时拓存。
除了责任鉴定工作中遇到精品便传拓留存之外，八十年代初许公还关注到文清组存放的一批成扇，发现精品极多，乃从中选拓了一百五十余柄。可惜的是，因组内所存文物随着落实政策而陆续发还，此前很多精品未能寓目，没有及时拓存，引为憾事。一九八五年之前，又从上海文物商店库存中选拓了部分精品。这些利用”工作之便”和工作之余进行的传拓，在当时或许不过是顺手而为，但架不住量变引发质变，今日集中成册，其中蕴涵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是十分丰厚的。
在现代摄影术诞生之前，传拓是留存实物文字、纹饰乃至器物形制等信息最重要的记录技术，更是这些信息能够基本上不失真地进行传播的唯一手段。即使现在摄影技术已十分发达了，甚至有更高级的3D影像信息采集技术，但至少对竹刻扇骨这个特殊工艺与艺术对象来说，传统的墨拓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更何况，许多古代作品或散或失，其拓片或是唯一的记录，或是唯一方便传播的图像信息，这就更显珍贵了。对竹刻扇骨进行拓存，以往要么是竹刻作者，要么是折扇藏家或古玩经手人，传拓的目的主要是留存作品信息。许公是特殊的经手人，他制作拓片的初心虽然也是留存信息，但在笔者看来本书却绝非简单的“资料汇编”，道理无他，因为许公是一位鉴定家。
新中国成立之际，折扇艺术的第二个鼎盛阶段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其间涌现出来的箑边雕刻名家不下百人，其中既有专攻雕镌的高手，也有偶尔奏刀的文人。扇刻名家在地域分布广泛的基础上形成了扬州、苏州、杭嘉湖三个中心地区，并在民国前后扩展到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福州、广州等地，拥有广阔的市场和普遍的知名度。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之下，赝品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名家刻骨的赝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仿真，一类为伪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文化部发布《文物进出口鉴定参考标准》， 规定一九一一年以前的名家竹刻扇骨（包括地区名家）一律不准出口，在实际的文物出境鉴定审核工作中就首先面临着甄别与定级的问题。也就是说，本书中凡属清代名家的作品，实际上反映了许公的鉴定成果，而民国和现当代的名家作品则更多地体现了许公在艺术鉴赏方面的眼光与眼界。文物鉴定的眼光是在大量接触实物的基础上锤炼出来的，一旦形成高超的鉴别力，所产生的鉴定成果也就成为后学者的凭借并能薪火相传。本书中许多扇骨的原件都已成为上海博物馆的庋藏，也是笔者学习和研究竹刻艺术与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笔者认为本书是一部“著作”，它可以引领我们更真切、更顺利地进入竹刻扇骨鉴赏的领域。
《箑边珍拓—名家竹刻扇骨拓片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竹刻扇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极具中国气派的艺术，中国传统文人美术最终形成了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组合形式，融合了金石气与书卷气，这些特色均为箑边雕刻以极为浓缩的形式所呈现。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历经了数十年的沉寂后，对传统折扇艺术，对扇骨雕刻艺术，对竹刻艺术，在今天无论是收藏还是新的创作都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本书的出版一定能够极大满足广大折扇、扇刻与竹刻鉴赏与创作人群的需求，为此一特定领域的文化复兴提供不可多得的珍贵养分。除了审美价值和实用功能之外，传统名家刻骨上还保留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拓片将这些信息保存了下来，为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史、艺术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我们可以慢慢解读，在满足审美需求的同时，某个历史研究上的小疑难或者就此涣然冰释。
用今天的话来说，许公的传拓事业是可以冠以“工程”之名的，然许公并不将他数十年寒暑未间的传拓成果视为业绩，更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实际的利益，真正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中国的文博工作者，从戈壁到雪域，从深宫到大海，但凡取得成绩者，没有不是至于“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乐”之境界的。捧览此书，人或不察，于笔者却是确乎有“传道、授业、解惑”之领受，附笔于次，以志申谢与欢欣。
辛丑四月初一日成文于上海博物馆西耳之南牖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主任、研究馆员 ，本文原标题为《箑边风景许公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