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富饶的东北地区在几个月之内全境沦陷，3000多万同胞不幸沦为亡国奴，其中有不少人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
在这一过程中，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其中最为突出的一大事例，便是当时已在中国的高等教育界初露头角的新兴高等学府——东北大学，因为这次空前的国难，其原本欣欣向荣、迅速崛起的良好发展势头，在一夜之间便戛然而止，随后，又不幸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流亡大学”。
那么，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东北大学，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大学呢？
1928年建成的东北大学校门
最高学府 始现奉天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在1933年回忆道，民国元年，当他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之时，鉴于全国大学数量太少，遂“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随后，他又感叹道，“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较早地具备了“办大学的能力”、并且成功地自行创办了当时全国第一所“省立”大学的省份，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治下的奉天省（今辽宁省）。
早在1916年10月，奉天省议会议员郑英澜便提出，应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同设立“高等师范及东三省大学”。当时，奉天已有一所两级师范学校（即同时包含中等师范与高等师范在内），1918年被教育部改建为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至于“东三省大学”，直到1921年才真正进入筹备阶段。当时，张作霖因感于人才缺乏，“国粹荡然，文风日坏”，便提出了创办一所“文科大学”的想法。随后，他又决定办一所“完全东北大学”，“以文学、工业二科为主科，以尚文化而振工业”。
1921年10月25日，奉天省议会正式通过了由周从政议员提出的“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案”。张作霖对此事极为重视，10月29日，他在对该议案的批示中强调指出：“惟兹事体大，非有确厚之财力，恐难办成，即办成亦恐徒有大学之虚名，而难收大学之实效。应由三省教育厅长，先将校费问题，会商解决，再行呈明核夺。”
当时，奉天省原拟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同创办东北大学，经费由三省分摊。然而，由于吉林省也想将该大学设于本省境内，在争取未果之后，又计划自办大学，不愿为之分摊经费，另外，“黑龙江开发未久，财源较小”，最终只分担了十分之一的经费，“不过扮演了一个协款的附从角色”，其余九成经费则由奉天省承担，因此，从这一点上看，东北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堪称是奉天一省的“省立”大学。
1922年1月，奉天当局初步决定，将奉天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办为东北大学文科（后改为文法科），将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改办为东北大学理科（后改为理工科）。不过，随着当年春天奉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张作霖便以“自治”的名义宣布东三省脱离中央。接下来，在东北大学的筹备过程中，奉天当局对沈阳高师这所国立高校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最终决定将其直接取消，虽然也将沈阳高师与奉天文专的原有学生附在大学继续完成学业，但大学本身则另起炉灶，在两者之外另招新生。
1922年12月，东北大学筹备会推举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代省长王永江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之职。1923年4月，奉天省长公署正式颁发了“东北大学之章”。7月，东北大学招收了首届预科生，9月正式开学，10月24日举办了首届开学典礼。至此，“璀璨庄严东北最高之学府，遂突现于白山黑水间矣”。
东北大学首任校长王永江
1923年10月24日，在东北大学举行首届开学典礼当天，校长王永江题写了校训——“知行合一”，是为东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条校训。
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当局的鼎力支持下，东北大学自建校伊始，便迅速进入了自身历史上的黄金年代，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各省自办大学中的佼佼者，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国立大学都望尘莫及。
堂皇巨厦 巍然屹立
东北大学在筹办之初，原拟就奉天文专校址开办文法科，就沈阳高师校址开办理工科。然而，在筹备过程中，学校当局感觉到这两处校舍位于市区，空间狭小，校舍陈旧，不堪适用，于是，奉天省长公署遂于1923年4月致函清三陵都统公署，指出大学校址“关系久远，既须地方宽阔，又须空气清新”，希望能将奉天省城小北门外昭陵（北陵）附近的300多亩土地“辟作该大学理、工、农三科校址”，并得到应允。
从1923年7月起，东北大学开始在北陵兴建新校舍。两年后，理工大楼、教授住宅、学生宿舍等建筑均告落成，学校的理、工两科便从城内的原沈阳高师校舍迁入此处，随后，这两处校园分别被称为“南校”和“北校”。
据1931-1933年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职权）的宁恩承回忆，该校的北陵新校园“规模宏伟，是东北文化再进的象征。新校园占地九方里，沈阳砖城只六方里。东北大学由西门至东门是三里。沈阳城由西门至东门只二里半。在当时是国内最大的校园。张作霖的鸿图大计可为一证”。
1924年秋落成的东北大学理工大楼
按照东北大学“知行合一”的校训精神，学校除了认真教授广大学生各种基础知识之外，还尤为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1925年5月，东北大学又将北陵新校址附近的200多亩土地拨为工厂厂址，资本总额280万元，“以省署拨存大学基金存之，即定名为东北大学工厂”。在奉天当局的巨额投入下，东北大学工厂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校办工厂，其设备亦是全国一流，除了供工学院学生实习之外，还能“承接外来的机械生意，承办修理中国各铁路机车、客车及机件零活。这种附属工厂设备，也是其他大学所没有的”。
1930年的东北大学工厂
不论是另觅新校址，兴建新校舍，还是斥巨资开办校办工厂，均充分证明，张作霖确确实实拿出了他先前所谓的“确厚之财力”，对东北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予以强有力的支持。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随后，其子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三省，并于当年8月亲自兼任东北大学第三任校长，其后，张学良又进一步加大了对学校发展的支持力度，与其父张作霖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8年9月14日，新上任不久的张学良校长在东北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
在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当年，该校的“岁入经费”已达到135.59万元，在全国各大高校中位居第四，1929年进一步达到152.52万元，名列全国第五。张学良曾慨然表示：“余愿以个人绵力对学校做物资贡献。”为此，他“慨捐私款一百五十万元，为东北大学之建筑费”，继续在北陵校园进行更大规模的新校舍建设，陆续兴建了教育学院大楼、理工学院新办公楼（含校长室）、文学院（汉卿南楼）、法学院（汉卿北楼）、化学馆、图书馆等气势恢宏的校舍建筑，仅仅“一年半工夫，堂皇巨厦，一齐成立，绵亘约一里之远”。随后，“南校”的师生全部迁入“北校”，而这两个名称也就此成为了历史。
1931年建成的东北大学图书馆（现为辽宁省档案馆）
除了上述校舍建筑之外，张学良“又捐二十七万五千元，在大学旁修建新式体育场，形如马蹄，纯用洋灰钢骨，为中国空前之建筑物”。该体育场曾名“奉天体育场”、“学良体育场”，后定名为“汉卿体育场”，在其修建期间，张学良曾于1929年10月在此举办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后来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体育专修科学生刘长春，曾在这里与德国、日本选手同场竞技，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29年5-6月，第十四届华北联合运动会在东北大学北校新体育场举行，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在此次运动会上连续打破了男子短跑100米、200米和400米的三项全国纪录。华北运动会结束后，东北大学开始在该体育场的基础上修筑新的汉卿体育场。
1930年10月竣工的汉卿体育场
总之，经过建校后短短数年的努力建设，东北大学“经费之充裕，校地面积之广阔，校舍建筑之壮丽，尤以实习工厂之规模，运动场（体育馆）之宏伟，堪称全国之冠”。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沈阳北陵的“东北大学旧址”（现为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省军区等单位所在地），与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建筑”、“清华大学早期建筑”、“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等其他三处近代高校建筑群同时入围。历史名校建筑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中，“东北大学旧址”各处建筑的建造年代主要集中在从1923年建校伊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这几年时间，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仍在无声地诉说着这所当年全国高校中的“后起之秀”在其建校早期迅猛发展、快速崛起的辉煌记忆。
硕学鸿儒 尽萃于斯
著名教育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过，事实上，很多拥有“大楼”的大学，往往能够凭借其优厚的物质条件与生活待遇，成功地吸引到一批又一批的“大师”来校工作，成为一所“大楼”与“大师”兼具的优秀大学，而初创时期的东北大学，靠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持续不断的巨大经费投入，在兴建“大楼”与延揽“大师”这两方面，均是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地同时进行，并且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对于后者，宁恩承曾有这样的回忆：
教授的阵容也可和其他大学相比，当时国内荒乱，北京、南京均不安定，北京各校教授欠薪、减薪；而东北地方安定已久，教育经费充足，东北大学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天津南开大学二百四十元。北大、清华三百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关内许多名人学者联袂出关不是无因的，文法学院计有黄侃、章士钊、罗文干、邱昌渭、吴柳隅、李正刚诸君；理工学院有冯祖恂〔荀〕、刘仙洲、梁思成、林徽因、庄长恭、王董豪、张豫生诸君；教育学院有陈雪屏、郝更生、高梓、吴蕴瑞、宋君复诸君，皆全国知名之士。“名师出高徒”，东北大学毕业生很有水准是师生互磋的结果。
当时，东北大学所聘请的教师绝大多数均毕业于国内外的著名大学，其中尤以北京大学校友为多。这些著名学者来到东北大学任教的具体原因与经历当然不尽相同，在此略举数例：
1926年6月，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致信早已离校而去的校长蔡元培称，“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的冯祖荀教授，“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作为我国出国留学生学习现代数学的第一人以及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他的教授的本领是无人能及的”。
1928年4月，梁启超先生给正在欧洲度蜜月的儿子和儿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信，建议他们二人回国后前往东北大学或清华大学任教，随后，他又多次致信梁思成，直言去东北大学更有发展前途。当时，东北大学刚刚继中央大学之后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的第二个建筑系，不久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便被聘为该系最早的两位专任教授。
1928年夏，因南京国民政府在平津地区试行大学区制，“北洋大学”校名被取消，再加上该校在当时“经费常常积欠，校务推行，至感不易”，尽管校长刘仙洲“抱扩充北洋之大志，以限于经费，巧妻难为无米之炊”，最后只好辞职而去，并于当年9月来到东北大学担任机械系教授。
1930年5月，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及后来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及司法总长等职的章士钊，刚刚从欧洲回国，便被东北大学聘为政治系主任，其月薪高达800大洋，这应该是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授薪资的最高纪录了。
面对如此盛景，曾有人略为夸张地称，东北大学“几将当时最知名的硕学鸿儒、专家学者，尽萃于斯”。李先闻亦曾指出，“后来在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有很多是当时东北大学的教授，可见都是饱学有为的人”。
据笔者统计，在东北大学1923-1931年间的教师队伍中，先后有吴宓、柳诒徵、萧公权、刘仙洲、余谦六等5人在1942-1943年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为“部聘教授”，柳诒徵、庄长恭、梁思成、萧公权、李先闻等5人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庄长恭、石志仁、纪育沣、刘仙洲、梁思成、傅鹰、刘承钊、刘崇乐、钱临照、蔡方荫等10人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为院士），这在同时期的全国各大高校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充分可见其建校初期的师资力量之优异。
规模初具 宏图未竟
1925年夏，东北大学首届预科学生毕业，随后正式开办大学本科，当时共设有文、法、理、工4科9个系。1929年1月，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将各科改称学院。1929年12月，又实行“减政并院”，将文学院与法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理学院与工学院合并为理工学院。到了1930年，东北大学已拥有文法、理工、教育、农4大学院，下设24个系和6个专修科，就学系的数量而言，在全国仅次于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位居第三。
另外，在1928年，东北大学的教授数量已名列全国第四，1929年更跃居第三，仍是仅次于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1929年的“岁入经费”与在校学生人数均为全国第五；1930年的“设备总价值”则位居全国第八。
总之，正如宁恩承所言，九一八事变前夕的东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是后起之秀，昔日关外文化落后的情况，已渐改善”，“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大学相比”。李先闻后来也认为，“东北大学办得有生气……各院都由年轻人负责。倘若没有九一八事变的话，一定会有辉煌的发展”。
1931年初，在距离东北大学数千里之遥的国立武汉大学，还有一位学生在一篇介绍本校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最近闻胡适先生有言云：“近年来国立各大学，无不风潮迭起，惟国立武汉大学及东北大学，竟平静无波；朝气勃勃，将来大学中之有最大发展者，恐亦舍此两大学而莫属者也”……
1931年3月，宁恩承出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之后，除了继续在各个方面改进校务之外，还制定了一套雄心勃勃的五年发展计划，其内容主要包括：
1.扩充农学院，举办农业展览会，并在锦西、松江和沈阳三处设立农业试验场；
2.扩充工厂，除了修理火车、客车、货车外，还要制造火车头、机车，并为兵工厂设计、研究、发展武器，制造机器；
3.充实毛纺试验室，“作为中国第一间训练毛纺人才之所”；
4.五年后成立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生，作进一步的高等研究，为了“广收人才，搜集全国精英”，除在沈阳本校招生外，还要在上海、武汉、四川、广州各地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沈阳来学习，而学校方面也要“加强一切设备，应付学生及教授的要求”；
5.扩充图书馆，除了“要建筑一个像样的现代图书馆”之外，还要争取在10年之内，图书馆藏书量由十几万卷增长到100万卷，15年后达到200万卷。
晚年宁恩承
1931年8月，东北大学聘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第二位图书馆学博士（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来校担任图书馆主任，据宁恩承所言，桂质柏“到沈阳以后极为兴奋。他以为东北有钱，又有张少帅英明的领导，大有可为。我也认为东北大学大有前途”，“十年之内东北大学可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种计画一九三一年曾拟好，可惜好梦不长，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一切计画成了大梦”。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一枚又一枚的炮弹从东北大学校园上空呼啸而过，袭往中国军队所在的北大营。次日，沈阳沦陷。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维持学校秩序，拒绝了日寇的收买拉拢，并组织全校师生有序撤离。一周之内，所有师生都依依不舍地先后告别了心爱的校园，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走上了漫长而久远的流亡之路。
东北大学师生逃往关内后，其校园也落入敌手，最后被侵华日军变成了他们的兵营，校中的所有校产均损失殆尽。据统计，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的全部校产“约计图书设备二百五十五万元，仪器标本模型二百万元，校具一百五十万元，建筑物及工厂机器厂二千万元。合计约值二千六百零五万元。自沈阳变起，俱损失矣”。时隔数十年之后，宁恩承忆及往事，仍然无比愤怒地表示：“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学改为养马之地，图书馆改为马圈。日本人罪无可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发行的明信片，其文字说明显示，东北大学校园当时已沦为“日本军临时兵舍”，甚至还将东北大学的英文名称篡改为“NORTH-WESTERN UNIVERSITY”（西北大学），以示侵吞之意。
总之，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在1931年的悍然入侵，原本与国立武汉大学一道被著名学者胡适高度看好为“将来大学中之有最大发展者”的东北大学，其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就这样被极其粗暴地打断和葬送了，其无比光明的宏图远景也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化作泡影。
随后，在漫长的“十四年抗战”中，东北大学先后“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张学良语），暂驻开封，再迁三台，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而不断的迁徙与折腾，也使得学校的元气大大受损，特别是原本非常优良的师资队伍大量流失，虽然也曾一度有过暂时的安定与喘息之机，但终究还是无法在万里流亡的艰难历程中再现其建校初期“出道即巅峰”的短暂辉煌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东北大学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辉煌成就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不幸遭遇，实在令人感慨万千，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罄竹难书的残暴罪行深表愤怒之外，我们也能深切地体会到，对于东北大学这样一所既历经辉煌、又饱受劫难的高等学府来说，其在此过程中长期磨砺而成的“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卓越精神，永远都将是自己的立校之本，以及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