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线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柄谷行人《这并非预言》一文于2001年9月16日刊发于柄谷行人主持的刊物《批评空间》，借“9·11思想考古”专题首次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并由译者撰写导读《新帝国主义时代，如何想象可能的“联合”——9·11前后的柄谷行人》。
【译者导读】
新帝国主义时代，如何想象可能的“联合”——9·11前后的柄谷行人
“战争”的预言？历史的反复！
2001年9月11日傍晚，日本的法国文学研究者王寺贤太刚回到位于巴黎的寓所，便听到室友在卧室电视机前发出的惊呼，紧接着他便看到了那被全球媒体转播了无数遍的景象：两架飞机撞向双子塔楼，引发冲天的硝烟和随之而来的大楼倾覆。
这一如同好莱坞电影般的奇观场景让王寺在恍惚中产生了不真实感，但与各地的朋友联系后，王寺终于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尤其在美国的电视转播中，不少评论者把本次袭击比作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的大战开始。这使王寺开始回顾历史脉络，并想起了其好友，思想家柄谷行人的相关主张。“听着评论员反复提到‘kamikaze（神风）’、‘Pearl Harbor（珍珠港）’之类的词，想到现在正好是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60年的节骨眼上，我想起了柄谷行人关于历史的60年周期说，以及他关于‘战争’的预言”（《巴黎通信》）。受到王寺的这番发言所触发，柄谷在9·11发生五天后发表了针对该事件的评论文章《这并非预言》。
王寺此处提及的，是柄谷自1990年代以来开始发展的关于“历史的反复”的相关学说。柄谷提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既有发展演变的方面，又会基于政治经济原理而反复呈现类似的状态。这可以用下表来概括：
表1 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如表中“霸权国家”一行所示，柄谷沿袭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观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中先后存在过数个占据“中心”位置的霸权国家（荷兰、英国、美国）。当存在着这样在生产、贸易或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时，资本主义便呈现为（强权支配下的）“自由主义”阶段；而当中心国家势力衰退，后继者开始围绕霸权地位展开争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便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往往被人们看成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赢得全面胜利、历史走向“终结”的时代，然而在柄谷眼中，这正是美国的经济霸权渐趋式微，世界转向诸强林立的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柄谷还指出，此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绝不能理解为“自由主义”式的观念。新自由主义所崇尚的责任自负和竞争原则，毋宁说是一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帝国主义文化【1】。
像这样，柄谷发展了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指出每隔60年发生的经济形态变化。王寺认为这是对战争的预言，然而柄谷的意图更多是提供一种观察资本主义周期性历史的思路。另外如果遵从柄谷的观点，两次事件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1941年的战争正处于新世界霸权确立初期，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谓“Pax Americana”）经历太平洋战争而得到巩固，而2001年的“战争”则与之相反，处于旧霸权的没落和又一次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途中。
源于左翼的无能
既往秩序的逐步瓦解令人惶恐不安，对于曾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下享有长期繁荣与和平的日本社会，情况尤其如此。世纪更替时期的日本社会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心性，伴随着神秘主义、新兴宗教的大行其道，诺查丹玛斯的末世预言成了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然而柄谷则是直面冷战结束后的新局面，在保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解放之追求的同时，也立足当下局面，对自身所属的日本新左翼传统作出了彻底反思，在思想上进入显著不同于以往的新阶段。从后见之明的眼光看来，发生在这一“移动”途中的“9·11事件”，是柄谷思想转向（或许可称为“实践论”转向【2】）途中必将发生的一次意外遭遇。对事件的定位清晰展现了其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问题意识。
相对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主导袭击的宗教极端主义无疑是与之相抗衡的反对力量，是“第三世界之‘绝望’的产物”。然而这一理解并未引发某种廉价的同情，而是导向了对反资本主义运动之失职的指认。
批判资本主义体制对人的异化与压迫，推动公平与正义的实现——自欧文、蒲鲁东和马克思的时代以来，这始终都是左翼运动理应担负的任务，然而在后冷战的现实中，主流左翼彻底丧失了关于变革的可能图景，愈发陷入后现代主义那种“一切历史观念都只不过是叙事而已”的大合唱中。这种嘲讽、冷笑的态度无力对现行体制形成抵抗，相反却是从旁支持了其延续。像这样，一切可能的对抗性计划尽数遭到了瓦解。在这“历史终结”和“宏大叙事终焉”的桴鼓相应之中出现的，便是9·11这种绝望但徒劳的一击。在柄谷那里，袭击事件所唤起的绝非时代错误的团结观念，而是对左翼自身失败的反省。
此外，从这样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中，柄谷也深化了对民族主义及其与资本、国家之关系的思考。这使其对当时左翼中流行的认识框架，也即奈格里、哈特的《帝国》产生不满。正如不久之后思想史家市田良彦在与柄谷、浅田彰以及伊斯兰学者臼杵阳围绕9.11事件的对谈中指出的那样，依据斯宾诺莎主义的“诸众”反抗，主张无需结成革命党来夺取国家权力，而只要通过认可现存体系中自然流溢出的变革力量、改变相互关系的方式，便能到达共产主义。市田指出，奈格里的这番视角转换，确实在以往的革命党路线之外寻找到了新的变革可能性，却也可能沦为一种无条件肯定现状的理论【3】。而柄谷所忧心的，则是受到民族、国家所割裂的各地“诸众”并不能自发地形成相互联合。对此，他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中曾如此回忆道：
“奈格里和哈特提出的‘诸众’（multitude）之世界反叛在1990年代风靡一世，对于他们的主张我也并不反对；还有德里达在90年代开始倡导的“新国际”思想也是。或许他们都在期待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以重新得到实现吧。顺便一提，在1848年的时代，“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意思与其说是“劳动者阶级”，其实更接近“诸众”一点。
“然而，很快我便意识到这种期待是错误的。这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事实上正是奈格里他们所说的‘诸众’，但从这时开始，奈格里他们便将其排除，仿佛那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这其实意味着，各地的抵抗运动并非自然地相互联结，而是被各个国家、民族所阻断开的。所以，我们是无法简单地去主张共产国际或是世界同时革命的。”（《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4】）
民族国家虽然无外乎一种“共同幻想”（吉本隆明）或“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却绝非轻易可以克服之物。在对全球化的乐观主义盛行于世，不少人相信民族国家边界的瓦解指日可待的90年代，柄谷的这一认识无疑具有冷峻异常的现实感。如今再清楚不过的是，无论是在一战前夕还是在今日，民族国家都在使得“全世界无产者”无法得以联合，反而是不断催生出了种种敌对、仇恨乃至战争。
事实上，在写于90年代末期的《跨越性批判》中，柄谷已经将“国家”、“民族”和“资本”并列为当前世界体系环环相扣的三位一体结构，并且认为：
“正因为资本制-民族-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才十分坚固。如果只否定其中的任何一项，结果都会被收回到那个连环中去的。因为，它们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植根于不同的‘交换’原理。当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分别建立在不同原理上的民族和国家。换言之，对抗资本必须同时与民族和国家相对抗。”（《跨越性批判》，185页）
然而在回顾时，柄谷承认他此时“对国家和民族的单独考察还很不充分”。而只有到了2001年后，他的想法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展开了对“世界史的构造”进行深入的考察。这尤其体现在他突破了将民族国家视为“上层建筑”的那种教条左派观念，并去寻求支撑民族与国家那种能动主体作用的经济基础，即交换样式。而引发这一思想重心转变的，正是9·11事件所暴露出的“‘南北’之间深刻的矛盾”，以及“针对资本与国家的抵抗运动本身的分裂”【5】。
从定位“战前”到展望“战后”
事实上，“9·11事件”并非头一次战争威胁，而不过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伊斯兰世界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一环罢了。正如文中提及的那样，1994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之际，便曾要求作为盟国的日本支付90亿美元战争援助资金（最终实际支付额为130亿美元）。以中上健次、柄谷行人等为发起人，众多文学家和文化人士联合发表了“文学家反对海湾战争声明”，抗议日本国家对战争的参与。然而这一行动不仅遭到政府和舆论无视，甚至在知识分子之中也遭遇不少冷嘲热讽。其中不仅包括前辈知识分子吉本隆明、同辈的加藤典洋，也包括后辈的“新学院派”诸学者。日本民众和知识界对于时代局面的军事化、管控化熟视无睹，这使得从结构性视角观察历史的柄谷深感危机，并由此展开了前述有关历史循环特征的探讨。柄谷这一时期的工作收录在《历史与反复》和演讲集《“战前”的思考》中，致力于在1990年代当前与不断走向帝国主义的一战前的时代之间建立联系，并以此传达出一种警告的信息：“从历史上看，我们正身处战前”。
在反对声音的万马齐喑之中，日本确实一步步背弃了战后和平宪法，朝向军事化的方向逐步迈进。9·11发生之后，日本制定了《反恐特别措施法》，并修订《自卫队法》，使得出于护卫目的动用自卫队成为可能；而在2年后的伊拉克战争时，日本政府以帮助伊拉克“人道主义重建支援”为目的，在二战之后首度向海外派遣了800人的自卫队。诚如柄谷在这里的预测，此后的日本确实在为战争而作出种种准备。
应对这样的危机局面，柄谷的思想实践发生了显著的风格变化，其特征便是《这并非预言》一文中所提及的，从“战前”向“战后”的转化。换句话说从这时起，柄谷的批评风格从一种由时局而激发的直接发言和警示，转而变为一种对于现存资本-民族-国家体系进行历史性、结构性的整体把握的尝试，而其目的便在于展望一种替代性社会构成方式的可能性所在。因而在停止文学批评后，柄谷展开了一系列理论体系性论述。从《跨越性批判》、《世界史的构造》、《帝国的结构》到《哲学的起源》，新千年以来的这些哲学、历史和社会理论体系建设，一方面是在尝试把握宏观结构与历史，重建整体想象，一方面也是其直接针对当前左翼实践的发言。同时，柄谷也在2000年时开始了“新联合主义运动”（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NAM）的实践，该运动旨在串联一系列合作社及不同议题上的运动团体，通过形成这样基于平等互助理念而成立的共同体网络，来替代资本-国家-民族的现存社会体制。正如译文中柄谷所述，这一运动是在为“战后”而作的准备，也就是说，运动旨在从根本上消解造成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人的压迫性，是为建设“革命后的世界”所作的尝试。
然而从对现代社会展开整体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点而言，柄谷在1990年代后的工作其实与之前的文学批评并不存在根本的断裂。在2005年的长篇演讲《现代文学的终结》中柄谷指出，现代文学自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对社会整体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道德责任。用萨特的话来说，所谓文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存在于一个不断革命的社会中的主体性（主观性）”。然而这样承担批判责任的现代文学如今已然不复存在了，这便是柄谷离开文学领域的原因：在他看来，当现代文学已告终结，只有离开才能最好地继续文学原本应尽的职责。在讲座末尾，柄谷甚至认为当前的年轻人不去搞文学也完全没问题。相反，柄谷更期待的是他们“能够在现实中创造出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来。【6】”
结语
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间，种种激变正迫切要求左翼形成一种全新的理解世界格局、推动变革发生的目光，以对抗“历史终结”这样的现状肯定，且不致于陷入“宏大叙事之终焉”式的自我瓦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柄谷遭遇了第三世界的“绝望”之声。他所走向的并非某种廉价的同情或团结感，而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左翼之“无能”的彻底批判。在这基础上，柄谷只身担当起了探索“资本-民族-国家”这一现存世界体系之压迫性本质的重担，并在理论和行动两方面出发，探索可能的替代性方案。贯穿这一艰巨工作的不是置身事外的静观主义乃至犬儒态度，而只能是一种决绝的“建设”意志，其背后存在着的是对变革可能性的坚定信念。对于这一体系是否成功把握了人类社会构成体的真实面貌，在学术上可以有许多讨论的余地；然而，这些工作始终直面此时此刻的迫切问题，并对其掘地三尺，展开普遍性的批判工作。这样一种良知追求和责任意识，或许至今仍是值得知识分子回顾并反省自身的参照对象。
在9.11发生20年后的今日，伴随着霸权力量的衰落，类似于塔利班回归这样统治权力的重新洗牌，想必会愈发频繁地在世界各地上演，而这已经在舆论中引诱起种种罔顾整体格局变化的“僵尸第三世界主义”观点【7】。事实上，美国的后退绝不意味着阿富汗人民的胜利，而只是显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柄谷这篇《这并非预言》的短文说对了很多事情：这场战争确实“无人获胜”。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不仅仍旧无法制衡肆虐的新自由主义和遭到煽动的排外意识，对普遍性的解构还日益沦为身份政治的工具，造成了对差异的本质化和对立的固化，并进而与文化保守主义暗通款曲。20年前，在这些状况渐次形成，当前时代的大幕缓缓拉开之际，柄谷直面“他者之声”，并在思想和实践两方面，对造成压迫的现存资本-民族-国家结构展开批判和扬弃。在这个意义上，柄谷的这篇发言及其前后的思想搏斗，或许仍能给予我们诸多启发，传递出超越时空的“思想之力”。
柄谷行人：这并非预言
原载于柄谷行人主持的刊物《批评空间》（2001.09.16）
王寺贤太在web critique的文章（《巴黎通信》【8】）里提到我，说我主张六十年周期理论，预言了战争的发生。在别处，另外一些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我不是说他们错了。但我并没有作什么预言。我所讲的，不过只是关于世界经济和政治在结构上的反复性罢了。
说到预言，有诺查丹玛斯作出的预言。其实之前有人跟我说，之所以那个预言里写的是1999年7月，是因为计算方法不同，实际上那对应的就是2001年9月。预言中写道，“双胞胎兄弟将被打倒，繁荣将要终结”（双子塔楼将会崩塌，美国的繁荣即将终结）。此外，随之而来的战争的结果是“恐怖的大王从空中降临......”（宗教极端主义者所进行的报复）。 然而，“这场战争中无人获胜”。
我对这种预言持否定态度。所以我无意去参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书。然而如果预言内容确实是这么写的，那么有一点我是同意的：“这场战争中无人获胜”。今后，美国想必是要进攻阿富汗的吧。然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故而这只会导致宗教极端主义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的蔓延。宗教极端主义并非一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否定国家的思想，因此从其本性上说，它在无论哪个阿拉伯国家都属于少数派。然而，美国、西方各国和日本的进攻，将会使宗教极端主义变得愈发强大。你可以制裁一个国家，但你却无法消灭宗教极端主义。这并非预言。
宗教极端主义是一个“否定”资本和国家的革命运动，它产生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内部，同时也产生于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无能和愚蠢。它是第三世界之“绝望”的产物。显然，通过这样的运动并不能扬弃资本与国家。但无论其所作所为有多么徒劳，却是无法被摧毁的，除非我们 “扬弃”了使其应运而生的那个现实。美国正要与它最可怕的对手展开一场“战争”——那并非真的战争，因为战争只发生于国与国之间。在这场“战争”中当然不会有赢家。国家和资本只是在自掘坟墓罢了。这并非预言。
从今往后，日本想必会加紧推动修改宪法，加入战争吧。 而我们想必是无法与这个趋势相抗衡的吧。这个过程从海湾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没有作抵抗的家伙们，现在又怎么可能作出抵抗呢。但不必觉得自己渺小无助。海湾战争时，我写了有关“战前的思考”。当时我讲到，我们现在正身处“战前”。但到了1999年，我已无意再为这种事情而一喜一忧了。因为我们铁定是要走向战争的。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考虑起了“战后的思考”。这并非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而是今后将要发生的战争之“后”。但话说回来，那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也并非毫无关系。我们绝不能再去重蹈覆辙的，正是那样一种愚蠢的“战后”。
因此，我开始了“新联合主义”(NAM)【9】这个运动。我并非是希望这样做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这其实是为了“战后”而做的准备。刚才已经提到，“这场战争中无人获胜”。想想看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这一“胜利”之后，有多少苦难正在前方等待，便可以理解这一点了。这并非预言。
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变疯狂了。许多日本人可能也会变成那样吧。但是各位，请务必不要绝望。三、四年以后，人们一定会觉得后悔。或者他们会说，自己在那个时候是受骗上当了。然而，三、四年时间又是何其漫长。比如中野重治在临近战败时，曾屈辱地写下了文学报国会的加入申请信。这封信被情报局里仰慕他的人（平野谦）擅自处理掉了，他这才终究没有参加。因此到了战后，他才得以把这件事隐瞒起来。（在《甲乙丙丁》一书中，他曾就此事反省过自己。）如果知道战败近在咫尺，他想必是不会做那种事的罢。然而，四年时间实在是太过漫长了。
各位，请务必不要被国家和资本煽动起来的那种愚蠢亢奋所吞噬，切勿左顾右盼、惊慌失措。因为如果这样做，三、四年后必然是会后悔的。相反，我提议应该着手面向“战后”而稳步地进行准备。那么应该怎么做才好呢？此处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说明这一点。希望您可以读一读即将出版的《跨越性批判》这本书。
【1】参考『思想的地震』（ちくま学芸文庫）第52-70页，该书的中文翻译版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另可参照《历史与反复》中译版前言。
【2】可参考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773392/的相关论述
【3】《批评空间》2002年第2期，第22页。
【4】https://mp.weixin.qq.com/s/qv6BqDC60YkMHhH5rarHkQ，另外可参见《世界史的构造》的日文版前言中对这一转变的回顾。
【5】《世界史的构造》日文版序言，第3页
【6】『思想的地震』第64页
【7】 可参考https://mp.weixin.qq.com/s/C1Ft5g-4aLNCmzlva4izcg的论述
【8】 http://www.kojinkaratani.com/criticalspace/old/special/ohji/010913.html
【9】 http://www.nam21.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