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们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集出版了一本《江南史专题讲义》（后遵从出版社建议，付印时易名为《历史时期江南的经济、文化与信仰》），请王家范先生作序。王先生欣然允诺。在这篇高屋建瓴、热情洋溢的“序言”中，他提出了“江南史研究如何再向前走，开出新境界”的问题，并指出“第一是需要有后生不断接力赛跑”，“在本科生阶段就培养起学生对江南史的兴趣，由相识、相知到相爱，一路走来，我想总会出一些‘爱你如同爱自己生命’的痴情（于江南史研究的）后继人才”。他最后希望我们“用三年五载的时间，再结出一批由新人写作的研究成果”。我在《后记》中感谢了先生，并表示“教研室同仁将不负厚望，尽快推出‘江南史专题’方面的新作，届时仍将恳请先生赐序”。转眼六年过去了。我们教研室的同仁没有忘记王先生的嘱托，虽在研究方向上各有所专，但都没有放松对江南史的关注和研究。岁当庚子的2020年，教研室主持召开了“江南区域史基本问题学术研讨会”，同时又开始了以本科生为主的新一轮江南史教学，由于疫情，无论是会议还是教学，都是线上、线下并举。江南史慕课也已上线，并着手编写了新的教材，即本书——《江南史十八讲》。2020年10月，教材定稿即将付梓之际，主编黄纯艳教授命我作一篇序，我的第一反应是早就有了序作者，不劳我来写，我也没有资格写，但一转念，想起王先生早已于数月前驾鹤远行，不能再履约了，心中不禁升起一阵深深的失落感，空白感。先生在上揭《江南史专题讲义》“序言”中要求我们“用三年五载”推出新的成果，接着说：“或许我的这个期望有些急躁，原谅我，因为上帝给我观察的时间越来越不充裕了。这就是我写此序时怀有的最大的心愿。”而我们没有只争朝夕，尽快完成此书，以满足先生的心愿，内心里又充满着遗憾和追悔。我们所以缺乏紧迫感，也因为先生素来神清体健，思维敏锐，如我在先生追思会上所说，先生“论学、授课有生气，有创意，充满着时代气息。甚至表述也显得年轻，有朝气，活力四射，生动活泼，可听可读，绝少八股气、学究味”，始终“与时俱进，在信息时代总是先人一步，捷足先登”，如此年轻态的王先生，怎么会说走就走呢？先生过世后，笔者曾应本教材另一位主编，我们教研室年轻的掌门人包诗卿主任之命，写了两句话：
谷神不死，精神永存，世无良药能祛疾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学有疑困可问谁
以表达先生逝世给我们教研室同仁留下的难以释怀的悲痛和失落。但先生还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宝贵的遗训。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江南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很早就倡议建立了江南地方史研究室，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刊布了多种研究江南史的论著，均是在各个论域提炼问题意识、构建分析框架并取得显著突破的权威之作，迄今仍享有很高的引用率。先生在上揭《序言》中称，尽管今天的江南史研究“起点比较高，在承袭的基础之上超越前人不容易，但我想没有人会认为江南史研究已经走到了‘历史终结’的尽头。学问之道，从根本上说是精神性的，雨入花心，自成甘苦，冷暖巧拙唯己知。所谓‘学问为己’，也就是要把整个做学问的过程当作人生经验、知性理性不断锤炼完善的过程。……《淮南子》云：‘临河而羡鱼，不若归家织网’。后生们要接力前行，敬仰乃至崇拜前辈亦人情之常，但亲自加入到‘织网’过程之中，创造新的记录才是最紧要的”。先生还在另一场合说过，“有生之年，天假以年，能看到更多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成为大家，这是最大的愿景”（《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附录”）。先生的这些谆谆教诲和殷殷期待，我们当置诸座右，永志不忘，引为激励，不断推进江南史研究，力争“创造新的记录”。而略可告慰的是，如先生生前所见，在本教研室江南史研究接力赛的跑道上，又多了一批优秀的后生。
本教材18讲作者，有5位是我们从校外礼请的专家，依讲次先后，他们是：范金民、戴鞍钢、李伯重、严耀中、徐茂明。他们都是在江南史领域耕耘数十载，成果卓著，在国内外极具影响的权威学者。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听课的同学们虽久有耳闻，对他们的论著也有拜读，并借助各种媒体，熟知他们的教育背景、治学经历、学术贡献，甚至“行走”到过他们的“上书房”（《上书房行走》第28期《走进范金民教授的书房》），但通过本课程，同学们才有机会面谒本尊，亲炙教诲，一窥诸先生门墙。诸位先生的加盟，也使江南史课程的讲授和教材，结构更加科学，板块益臻完整，教学、研究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2000年，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的《大分流》问世，极具创意地将江南与英格兰作双向比较，论证指出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二者的经济发展水平旗鼓相当，直到1820年代以后才出现经济命运的“大分流”；英格兰的工业化源于一种偶然的（煤炭资源的地理区位优势）外部的（殖民地资源的补偿性替代）因素，而非制度的优越。该书更新了欧美汉学界基于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意识，即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为什么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转而问“英国为什么发生了工业革命”——“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从而激活了现代化视野下、置于世界经济史全局中的江南研究。本书第十讲的作者、在江南史领域深耕多年、创获卓著的李伯重先生，在论题和视角上与彭慕兰氏不无相似之处，实际上《大分流》即引用了李先生的多种论著。李先生《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江南农业的发展》），以及一系列专题论文，对江南农业从唐代到清中期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所得结论表明，明清江南的农业发展水平堪与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比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点上与《大分流》所得结论异曲而同工。堪称李先生代表作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是一部研究江南工业的名著，极富原创性。如范金民先生所评价的，此书“是综论江南工业的精深之作”，“一个重要特点是理论色彩浓厚”，“理论与实证有机结合”（《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 李先生在江南史课程中的讲题即与此书同题。“早期工业化”是李先生在扬弃前人相关概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而他的授课，不仅仅是“绣取鸳鸯凭君看”，而且“肯把金针度与人”。他首先就自己如何提出“早期工业化”这一分析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业、工业化、近代工业、工业革命、近代化，乃至中国特创的手工业等相关概念，深入细致地予以澄清，然后重点解析了江南早期工业化的产生，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命运及影响。工业化与前工业化的世界之间有一个极大的断裂，故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工业革命，乃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划阶段的经济变革。李先生指出江南缺乏煤铁等资源从而没有一个以煤铁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是江南不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江南后来却成功地引进和复制了西方近代工业化的经验，抗战前就建立起一个在整个亚洲名列第二的近代工业，改革开放后江南经济更是全面起飞，工业化取得更大成功，这些都与江南经历了成功的早期工业化有关。李著对江南和英格兰为什么没能成为对方，作了独具特色的回答，可以说与《大分流》的回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范金民先生的《江南丝绸史研究》《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自是江南史研究的名著，而他作为江南史领域的“领军人物”，还“愿意俯下身来，凝聚平生积累的阅历、心得、体会”（上揭王家范先生《江南史专题讲义》“序言”），撰就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一书。此书分专题对2010年以前的研究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选择介绍了本领域若干最深入的“典范论著”，最基本的资料集录，源流清晰，点评精当，简明实用，使研究者藉以明了自己在本领域学术版图中的位置，后来者得以因枝振叶沿波讨源，踏着先行者的肩膀拾级而上，更使号称填补空白实为梁上君子者无所遁形，故家范先生向晚辈后生倾情推荐此书。实际上此书已成为江南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非徒为初学者指引门径而已。范先生关于江南重赋的讲题，则是一个堪称典范的江南史研究个案。他首先概括出明清人关于江南重赋产生缘由的六种说法和今人的三种看法，然后逐条辨析、驳议，指出各种说法的合理性所在，以及缺乏说服力之处。如针对近年来有人主张重赋是由于江南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然结果，范先生指出，壤地相接、亩产相近的苏、松与嘉兴、湖州、常州，何以赋税定额迥异？同在苏、松的民田与官田赋额，又何以高低悬殊？然后基于实证，就江南重赋的由来、变化，娓娓提出自己的看法，教者谆谆，听者悦服。
受限于授课时间和教材篇幅，诸位先生只能将他们的江南研究成果，“选精”“集粹”地展现给同学们，这也是其他几位校外专家包括校内老师的共同特色。如刊布过《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等多种获奖论著的戴鞍钢先生，其讲题“江南的对外贸易回眸”，正是他擅长的专家之学。他首先回眸了江南前近代的对外贸易，继而以近代为重点，论述了“上海跃居贸易首港”，“上海成为江南首邑”，以及量大面广的江南外贸推促了上海及江南的社会变迁。他论证指出，长期以来作为革命对象的买办，从外贸角度来看，实为当时国门洞开以后“中外经济交往的一个桥梁”，“开风气之先、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一批中国人”，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而新生的资产阶级一度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买办中间有很多爱国的中国人。他还借用孙中山的话，称辛亥革命虽然爆发于武汉，但“奠定胜局的是上海”。戴先生的授课，在诸多方面刷新了同学们的已有认知。
严耀中先生是中古宗教研究的名家，先后出版相关专著多部，《江南佛教史》是其中一种，这是一部“对宗教形态和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考察”的“开拓”之作（何兹全先生评语）。严先生的讲题亦与此书同题。他指出江南文化习俗之偏好怪力乱神，使当地在佛教流播上得风气之先。中古时期佛教在江南的旺盛虽然比道教慢了一步，却有后来居上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佛学的理论深度和拥有逻辑及阐释解析的说服力要远胜于当时的道教与儒家”，特别是随着佛学在玄学清谈中展示奥义，六朝士大夫们为之折服，从而开拓了与包括帝室在内的江左士族为核心的统治上层相结合之路。“唐宋以降佛教的主流是禅宗与净土宗，而江南则是它们发展的重地”。明清佛教的中心仍在江南。对于旧史所载梁武帝和其他南朝皇帝之佞佛及其原因、后果，严先生也作出了有异于传统观点的新解释，令听者耳目一新。
徐茂明先生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是作为“研究示例”被上揭范先生《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纳入“典范论著”之列的，书中开宗明义“辨‘江南’”“辨‘士绅’”，就江南研究的两个关键词，提出了独立的新见，令读者印象良深。他和日本江南史研究专家滨岛敦俊氏关于江南有无宗族的往复论难，进一步提升了他在江南史学界的热度。徐先生的讲题“江南的宗族与地方社会”，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他所持的“江南有宗族，但江南不属于宗族社会”的观点，并就这一问题，以及江南文化世族的演变，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进展。
本教研室的陈江、章义和、孙竞昊诸位先生，均是研究江南史有年的专家。“为人温文尔雅，书画文俱佳”“翩翩然一副恬淡处世的明清江南士人形象”的陈先生，就宋元明清江南社会、文化、教育发表有多种论著，代表作《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行文内敛而含蓄”，“文如其人”（上引皆出该书王家范先生序），资料丰赡而新意迭出，梓行后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成名甚早，知识面广博，驰聘于多个学科方向的章先生，所著《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与其恩师简修炜先生、师兄庄辉明先生合著的《六朝史稿》，均以江南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古江南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以明清济宁地方社会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在多伦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孙竞昊先生，出国前即就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近年来在江南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更是风生水起。熟练掌握并能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立论新颖，思想开放，允为其显著研究特色。上述先生均就自己的研究专长确定其讲题，有很高的学术水准。
笔者曾谈到，本教研室很早以来就是国内江南史研究的园地和平台之一，但相对于同处江南的复旦、南大、上师大等兄弟院校，我们的研究力量尚显薄弱；而我们略有寸长的，是各断代力量分布相对均衡，学术梯队结构较为完整，从上古秦汉到六朝隋唐、宋元明清均有人把守。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教研室先后引进了一批新生力量，研究力量薄弱的情况有所改观。本书主编黄纯艳先生，以宋史名家，在宋代的茶法、海外贸易、财政、朝贡体系、造船业乃至海洋史多个方面，均有个人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他的讲题“江南社会与海洋文明”，就是以新著《宋代东亚秩序与海上丝路研究》为基础的，故含金量十足。黄阿明、董佳贝、刘啸、金蕙涵等新近引进的老师，也都在江南史课程中就各自所擅长选择了讲题。先后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金老师，她在考古特别是物质文化、墓葬文化考古方面的专长，填补了我们教研室在学科方向上的空白。上揭《江南史专题讲义》出版时的青年老师黄爱梅、李磊、包诗卿、王进锋诸位，现在在教学、科研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江南史在内的科研成果质、量兼有显著增加，而不仅仅表现为职称的变动。他们在本轮江南史课程中的讲题，都是他们新近的研究成果，创意盎然。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文化遗址获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江南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遂广为世界所知。总面积接近300万平方米、约等于8个故宫的良渚古城遗址，创造了诸多世界第一：就目前所知，它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人工建筑；古城西北部的水坝遗址，是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城市防御工程；良渚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世界上同时期面积最大的稻田遗迹和体量最大的稻谷、稻壳稻草堆积……。作为近代欧风美雨东渐的桥头堡、中国经济文化现代化的策源地的上海，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江南经济的急速起飞，迅速跃升为国内第一世界前三的贸易巨港，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中成为当之无愧的龙头，人们愈益深刻地感觉到了江南和上海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性。于是人们回望中国历史，说五千年前看良渚，二千年前看西安，一千年前看北京，一百年前看上海。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说它是一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不为过。可见今天的江南和上海，和历史上的江南和上海密不可分。诚如李伯重先生所说，今日的江南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过去”不仅仍存在于“现在”中，而且仍在作用于“现在”，是“现在”江南经济中富有活力的部分。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江南理所当然地占据着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甚至可以说“没有江南，也就没有中国经济史”（夏明方《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在上述意义上，江南史进课堂、进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自明的。
随着江南研究的进展，我们的课程和教材还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就目前而言，迫切需要弥补的短板，可能是范金民先生《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中业已指出的研究成果较少的“江南区域内外比较”方面。反观彭慕兰、李伯重先生在江南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比较研究的成果，包括在不同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之间的比较、择取。这里拟就江南史的比较研究方面讲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聊供教研室同仁参考。
上文提到我们教研室最近召开了“江南区域史基本问题学术研讨会”，就我对会题立意的理解，似乎意味着江南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待厘清，或者说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被纳入研究论阈和议程。比如说作为江南史研究基本问题的江南的范围，就有许多可议之处。就地理范围而言，如所周知，本书作者之一的李伯重先生有八府一州的界定，已成为研究者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本书作者徐茂明、范金民二位先生，也对江南各自作了有别于李说的界定，并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和共鸣，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空间概念的江南地域范围，就历时性而言，不同历史阶段涵盖范围并不相同，即使是同一时代，基于不同角度的江南范围，如基于政治的（行政区划）、经济的、文化的、感觉的不同视野的划分，自然也不尽相同，这些问题都需要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会取得共识，但比较研究本身，就是扩大视野，深化对江南的认识的过程。周振鹤先生论文称：“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由于两汉时两湖地区属于荆州，因此有时又以江南指“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释江南》）。周先生的观察是敏锐的。屈原《招魂》曲终奏雅，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里的江南自然指作者屈原（一说宋玉所作）的家国所在，具体应指被招魂的楚怀王的都城郢，屈原家乡归乡，属汉朝秭归县，尽管楚国和汉秭归县境跨长江南北，但郢都和归乡，均在长江北岸，虽说就在江边，终非长江以南。汉秭归县即改自楚之归乡，县治亦在长江北岸的归乡。《汉书·地理志》“南郡”条载王莽将汉的秭归县改为江南县，县治亦承汉县在北岸归乡。可知秦汉之江南，虽主要指长江以南，却不斤斤于一定要在长江南岸。唐代的江南道，境域俱在长江以南。但杜牧的名篇《遣怀》《寄扬州韩绰判官》，前者：“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者：“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都是目扬州为江南。江南自古属扬州所辖，当时人有时以扬州北境特别是与江南气候环境、风俗物产相近的江淮之间为江南，一如东汉人有时以襄阳为江南一样，都是受政区地理影响之例。况且扬州治所原在江南，较之唐江南道辖境迤西至湘西、贵州，以扬州为江南是更自然的。清康熙、乾隆先后所修《江南通志》的“江南”，清朝所置江南省之“江南”，亦不限长江以南。
比较“江南”在不同视野下的范围，是饶有兴味的。《太平寰宇记·灵州》“风俗”称：“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上引灵州（今宁夏灵武）贺兰山下的“塞北江南”，原本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即因被迁徙到那里的江南陈朝俘虏“崇礼好学，习俗相化”而得名，不过也可能因当地有“河渚”“果园”，其自然风物与江南差可比拟。但从唐人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则节度军镇所在的唐代灵武，士兵多为六胡子弟，触目皆是武蛮之风，那里一度有过的江南文化风气早已随朔风而去，荡然无存。不料数百年后的明代成化年间，张伦《救荒弭患疏》称，宁夏因“河坍、沙压、高亢、宿水”，一千数十顷土地抛荒，当地造册，申请免除这部分土地所征粮草地亩银两等。张伦先前曾在宁夏任职，他担心“夏镇素有江南之名，惟恐溺于旧闻者，见此蠲免，必曰夏有水利，税不可免，军饷岁用，额不可缩，不蒙亟赐蠲恤”；他又提到宁夏粮差素为繁重，而繁重之由，即因有“塞北江南之称”。“使夏人冒鱼米之虚名，受征敛之实祸”，而“江南财赋之地”，和“宁夏戎马之区”，本有“霄壤”之别（《（乾隆元年刊刻）甘肃通志·艺文》）。可见当初本来是文化地理意义的“塞北江南”，被后世视为或有意误读为经济意义上的江南，以致遭受了征敛繁重的实祸。
实际上即使在八府一州的江南内部，亦多差异。这里讲一点笔者的直接印象。初来江南，自然要参观水乡，特别是久仰的小莲庄和嘉业堂。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小莲庄往东不远的张石铭旧宅“懿德堂”。石铭为南浔“四象”之一张颂贤的长孙，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堂兄，适园主人。1894年中举，曾参与“公车上书”。维新失败后回乡继承祖业，同时在上海开设钱庄、信托公司，参与新兴的股票、公债等现代金融业，并是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的筹办者、大股东。懿德堂1899年开建，1906年落成，是一座中西合璧式楼群，正面仍是传统的门厅楼房，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则是最里面的一进欧式洋楼大厅，这是一个设有更衣间、化妆间的豪华舞厅，舞厅又被切割成四周的舞池和中间的乐队池。其建材，包括彩绘法国乡村风景的地砖，克林斯铁柱，玻璃刻花，墙上壁炉，据说均舶自海外，如地砖及油画即来自法国。但最令我惊奇的，是这座地地道道的洋房两侧，乃由江南传统的高高的风火墙严密遮挡，除非被邀入内，这所舞厅则藏在深阁人未识，里面的灯红酒绿，翩跹舞姿，外人亦无从得见。尽管已是西风东渐的岁月了，但这样的舞厅，除非在上海、广州、天津，是很难见到的，更无论水乡小镇南浔了。后来我又在苏州河畔参观了阜丰面粉厂大楼，1898年由安徽人孙氏兄弟孙多森、孙多鑫创办。厂房聘请洋行设计，完全仿照欧美机房建造。站在它的门前，映入眼帘的是标准的西方建筑形式：爱奥尼氏的柱廊，巴洛克装饰的挑檐，充满着西洋文化氛围；而走进建筑内部，却是中国传统特色的天井，红色的木柱，绿色的栏杆，上面的图案也是中国式的，与其外部给人的印象迥异。这两处约略同时开建的楼群，一为外中而内洋，一为外洋而内中。它是否说明彼时的南浔，那样的舞厅建筑和生活方式还不为乡邦所喜闻乐见呢？须知清末还是男人拖着辫子、女人裹着小脚的时代，而张家可能是南浔四象中西化程度最高、从事对外贸易最早的，张石铭早已是上海滩的新式商人，他的堂弟，后来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早在1902年26岁时，就开始发展海外贸易，辗转搭乘法国邮轮至马赛、巴黎，在巴黎筹办通运公司，不久又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建立公司，上海则为总公司。在上海，更无论在巴黎、伦敦，洋楼、舞厅里的生活自是日常，但在南浔，显然还不被人接受，我想这是张家将洋楼、舞厅掩蔽在高墙之内的缘故吧。而在上海，洋房、舞厅则触目可见，阜丰作为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面粉厂，既然从经营方式和技术、机器都是取法西方现代工业，那么，至少在外表上也要有相应的西洋风貌。不过来自安徽的孙氏兄弟，也许还是觉得中国传统的住居更为舒适，因而厂房采取了与懿德堂相反的内中外洋方式。这两所建筑的形式是否反映了同处江南核心且相隔不远的上海和南浔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落差呢？是否又反映了这批敢吃螃蟹的新式商人内心里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和纠结呢？这一类题目是值得进行比较研究的。
承主编美意，使笔者有机会借此序言，向江南史研究的前贤致敬，向加盟江南史课程的校外专家致谢，为参与课程建设的教研室同仁特别是辛勤、忙碌的后浪们点赞，最后还画蛇添足地表达了一些陋见，以致拉杂冗长。在此特向读者道歉，并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文系黄纯艳、包诗卿主编《江南史十八讲》序言，学林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