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乌拉圭思想家、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的代表作《爱丽儿》由北大西葡语系的于施洋老师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这是国内首次出版罗多的这本名著。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真读书”读书会由该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发起，主要围绕拉美经典著作进行精读活动，已经持续数年。本文来自于施洋老师参加读书会第68期的读书报告。
《爱丽儿》，【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著，于施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1年7月
作为译者，我觉得，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对乌拉圭的意义似乎要大于对中国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大概四年前，乌拉圭驻华大使陪同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校长到北大访问，了解到我在翻译这本书非常惊讶，请我去使馆交流，又安排一家电台越洋电话连线采访。今年7月正式出版后，编辑要寄赠给使馆，文化参赞反复要求来校当面接收，或者去参加书展。这些要求虽然都因为疫情反弹没能实现，但重视程度令人惊讶。另外，通过使馆，我们向乌拉圭寄送了5本中译本，前段时间已经送达了乌拉圭国家图书馆、罗多协会。他们不仅在社交媒体表示感谢，而且立刻放上纪念罗多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系列活动“辩论场”的讲台，8月26日在视频网站上直播时反复展示提及。
这件事，让我特别直观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分量。虽然我一再汗颜国内的乌拉圭研究还处于“世界知识”的层面，但这个研究对象实在太小，人口只比海淀区多三十万（2019年约348万人）、面积跟贵州省差不多，加上距离遥远、语言隔膜，真的好像“世界上最远的距离”。120年前出版的这么一本小册子，虽然也是“哲学思想长长的海岸线”的一段，似乎终究有点或有可无。而在乌拉圭看来，以中国历史之悠久、人才之充沛、思想资源之丰富、经济活力和政治影响与日俱增，于现在推出国内第一个中译本，除了再次证明罗多是最为世界所知的乌拉圭作家外，也在更高的层面上表现出中国对其重要文化传统的认可，这让他们感到特别鼓舞。于是我朴素地感到，跟亚非拉的共情，并不只是新中国建立和冷战时代的需要，而应当从战略和人文上持续重视。
全书概观
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生于1871年，卒于1917年。他出生的1871年，跟光绪皇帝出生、列宁出生、巴黎公社运动、德意志统一这些大家相对熟悉的事件没有太大关联。远在南美一隅的乌拉圭此时最关心的是什么？在1871年7月15日的《辩论报》和《和平报》上，我们读到，“长矛叛乱”内战双方进行接触、寻求达成和平协议，7·18宪法日（纪念1830年第一部宪法）阅兵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全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竣工开幕，首都到拉斯彼得拉斯（Las Piedras）的铁路通车，还有改善公共卫生、市政清理垃圾的倡议，如果再仔细一点，甚至可以发现到利物浦的船票广告，以及“引进欧洲先进器材”的牙科诊所宣传。可以说，经历南美国家中最曲折漫长的独立运动之后，乌拉圭终于在19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迎来了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在七十年代初迎来“现代化”的曙光。
罗多的生活轨迹也比较简单：在蒙得维的亚成长，偶尔到外省消夏，1916年争取到文学杂志《面与面具》通讯记者资格，生日前一天出发，游历西班牙、瑞士、意大利，1917年4月底在巴勒莫病重，5月1日上午去世。他去世的消息两天后在乌拉圭刊出，激起强烈反响，青年们立刻组织纪念游行，议会制定各种纪念方案。6月，旅欧秘鲁作家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起草、六十多位拉美政治文化名人联署的慰问信寄到罗多母亲手中。三年后，罗多遗体由前外交部长运回，“以雨果规格”下葬，葬在中央公墓先贤祠，位置正对乌拉圭独立运动领袖阿蒂加斯。
2000年至今，伴随《爱丽儿》初版百周年、罗多去世百周年、罗多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等活动，再版和研究著作得到长足发展。但矛盾的是，虽然一直被推崇为经典，但总有读者和学者不断阐述其“于今有何价值”，这恰恰证明这个价值还需要不断搭建。关于译本，我比较想强调的是最早的1914年法语版和1922年英语版，前者罗多生前就作了授权，比他一直在推动的西班牙版本还早，可以看出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出版事业的灵活度和野心不同。反过来，法国在拉丁美洲的政治渗透和文化影响，比如在“拉丁美洲”命名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又如这一译本对罗多受法国文化熏陶的肯定，都是相当隐蔽而重要的话题。另一方面，《爱丽儿》对美国多有臧否，却由时任驻阿根廷大使译成英语，体现了该国情报工作的“聪明”，也是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推动拉美地区研究的诸多举措之一。
在《爱丽儿》中译本的“导读”中，我这样总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抛开表现形式不谈，文章的基本内容倒也不难把握：全文开始于一个神话般的庭院，一位年长的老师正在给学生，拉美青年，做最后的演讲；他的讲话可以分成六部分，根据罗多在给朋友马丁内斯·维吉尔（Daniel Martínez Vigil）那本赠书上手写的提要（也为后世某些版本所采纳），每节分别涉及：确认青年在社会中的地位，称许他们纯洁无瑕，拥有力量和优雅的气度；鼓励他们全面发展，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中保存完整的人格；推崇美育，相信绝对的美感将帮助青年们分辨善恶、追求崇高。到第四部分，他开始转向民主问题，批判普遍的平等只能产生数量上的优势，平等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功利和低俗，呼唤建立一个由哲人王统治的国家，以及由知识和高雅文化统领的层级结构。之后，他敏锐提出拉美不能对美国亦步亦趋，必须重视和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体系，最后倡导超越物质繁荣、寻求精神生活的更大格局。
有文章说，《爱丽儿》归根结底就是两个词：理想主义（idealism）和拉美主义（Latin Americanism）。有学者认为，他的“拉丁美洲主义”是一种“西语美洲主义”，其中差异大家自己思考。
翻译之苦
前段时间，我给乌拉圭一个小杂志写了篇文章，举一个段落演示了翻译的过程。编辑很喜欢，说虽然会中文，但没有这么具体地分析过。这次我再分享一个实际操作的经历，虽不致“旬月踯躅”，终究是各种辛苦。
献给美洲的青年 A la juventud de América
大家一眼就能明白，这是楔子部分的献词。意思貌似浅近，其实不然。
第一，juventud大家很熟悉，是“青春”，也是著名球队尤文图斯的同源词。但其实这里有一个语域的问题，献给美洲的青春，这就是拟人了，而且似乎偏向历史，所以要具体化为“人”，集合名词是年轻人、青年。这个问题在文中经常出现，比如“Ariel es el imperio de la razón”，“el término ideal a que asciende la selección humana”人类选择想要达到的理想终点，要根据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不断调试。
第二，用不用“们”？这个单复数包括不定冠词的问题。著名编辑、中文和翻译教授蔡濯堂，也就是思果老先生，非常在意，屡次写文章辨析。联想《新青年》《青年文摘》这样的刊物和所指对象，包括各版《现代汉语词典》，青年确实有集体名词的意思，所以“们”是一个可以去除的冗余。
第三，用不用所有格“的”？思果老师也说到过这个问题，认为这一格，中文里不是绝对需要，“我家”就是“我的家”，“我父母”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只要把话说明白，毋须画蛇添足。但在这里，我还是保留了“美洲的青年”，一是考虑到“美洲虎”“美洲豹”这样的词，容易让人觉得“美洲青年”是一个专有名词。另外，原文A la juventud de América，8音节，重音在5、7音节，有一点点谣曲的风格，是对西语使用者非常易听易说的模式，所以对应我们的七言应该也比较舒服。
第四，介词直接对应“给”？思果先生还有个观察，说“恶性欧化有个叫人觉得中文非用连词或介词连接起来不可的趋势”。他举了一些例子，英文用的介词，中文却适合动词。所以，这里我选择补一个动词，而且补了一个“献”这样比较恭敬的词，因为其实我对罗多用普洛斯帕罗这个类似异名的角色代入，一直有点费解。出版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还没有满29岁，而且正式学业也就读到14岁，中学水平。只是1898年到1902年在共和国大学担任了一定时间的文学教职，另外，1900年代理了2个月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工作。大家知道，语言方面的差异往往体现伦理的观念、文化的歧异，西方并没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反而会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追求，所以我把“给”加了一个“献”，希望抵消托大的感觉，更显尊重和平心静气。
就像傅雷这样的大家，《服尔德传》（即伏尔泰传）改过六道，《高老头》大改三次，铢两悉称、用功之勤、无人能及。我的同事许彤老师最近在做一个译本比较的项目，也说杨绛先生《小癞子》各版都改动很大。对《爱丽儿》，我每次拿起来都会有不满的地方，料想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也有自己的见解。
序言里隐藏的历史价值
这本书开篇铺陈了一个“最后一课”的场景，里面隐藏着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角色、教室、铜像。
首先是角色。最吸引人注意力的自然是爱丽儿。这个名字历史悠久。一般认为最早出现在希伯来语圣经《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开头，是大卫王居住的城市的名字（“唉，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在耶路撒冷旧城东南角）。不过，我请教过国内著名的希伯来语文学专家，似乎也并不是特别普遍。
爱丽儿 Ariel
普洛斯帕罗 Próspero
卡列班 Calibán
安灼拉（篇末） Enjolras
从形象上看，爱丽儿是对莎士比亚的致敬，出自莎翁去世前最后一部独立完成的作品《暴风雨》。该剧讲述被篡位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帕罗逃到神秘小岛上继续醉心学问和魔法，偶然等到机会制造风暴并复仇。剧中，爱丽儿是一个无影无形但被巫婆卡在松树里的空气精灵，被普洛斯帕罗解救，只好听从他的指挥；由于能调动世界上各种元素、锁定时间改写历史，他成了主人复仇的先锋和执行者。后来，爱丽儿也曾被歌德借用到《浮士德》中。
可以看到，罗多与莎士比亚的爱丽儿不仅间隔将近四百年，形象上也有差异。实际上，他更加直接的来源是勒南和鲁文·达里奥笔下的卡列班。卡列班也是莎翁《暴风雨》中的人物，是巫婆的儿子，丑陋畸形、野性不改，被教会了“人类”的语言但“不知感恩”，为普洛斯帕罗做工但心怀怨念，还一度想要侵犯魔法师不谙世事的女儿米兰达。1878年，勒南发表了哲学剧本《卡列班：暴风雨之后》，将卡列班设定为工人，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贵族普洛斯帕罗，推翻了精英爱丽儿。注意：勒南是支持君主制、反对民主化的，所以他投射出的卡列班是狂热的革命者，酗酒、无知、追求眼前利益和权力，而普洛斯帕罗和协助者爱丽儿进一步成为贵族权力、人文主义和更高精神追求的代表。
几年之后，达里奥进一步把卡列班作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象，爱丽儿直接对应为爱伦坡。在1896年的《异人们》中，他认为坡的个人悲剧在于天纵才华遭到扼杀，因其周围环境麻木、敌意：“卡列班统治着曼哈顿岛，统治着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统治全国，建立起物质统治的王国，跟爱迪生神秘结盟，在光怪陆离的芝加哥城对粗俗奉若神明。卡列班以威士忌为乐，就像在莎士比亚剧中以葡萄酒为乐，他生长、膨胀，不再是任何一个普洛斯帕罗的奴隶，也不受任何空气精灵的欺侮，只变得肥硕，不断繁殖”，而“坡，如同一个变成人的爱丽儿，在一个奇异谜题的摇荡中度过了一生。他生在一个实用、物质的国度，但环境产生了反作用，一个工于算计的地方冒出瑰丽的想象”。
回顾起来，爱丽儿和卡列班的形象是有一定演化的。最开始，从《暴风雨》到《浮士德》，还比较精灵化，像古希腊神话里山林水泽的风神、气精、怪物，并不完全自由，受到很多约束，包括权力的压迫。到勒南和达里奥笔下，他们开始人格化、社会化、观念化，成为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象征，爱丽儿尤其成为理想主义的代表，“是理性的统率，是超越非理性低下冲动的情感，是豪放的热情，行为中高尚无私的动机，是文化的灵性，是聪明才智的活跃和优雅，是人类选择想要达到的理想终点；爱丽儿为更高级的人去除卡列班的恶习，后者是感性笨拙的代表，遭受着生活不断的斧斫”。
总结起来，这个爱丽儿的形象既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个人是有理智有情感，有心绪有行动的，而群体之上会沉淀出文化，人类的总体性选择和思维方式。从这时候开始，不管是以Ariel作为理想，还是知识分子自诩arielista（爱丽儿主义者），有了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是理想主义理论者和实践者的结合。
卡列班的研究空间是非常之大的。首先是与爱丽儿形成对照，形成蛮族与精英的对抗。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对美洲和逐渐发现的南太平洋产生了许多食人族想象，加勒比（caribe）这个词就始自《哥伦布航海日记》里记载的巨大的、长着突出狗嘴、吃人的人（gran can, caníbal），蒙田也在1580年写过《论食人族》（Des Cannibales）。《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里都有对食人生番的描述（顺便提一句，其实还有一个波多黎各人17世纪末经墨西哥、菲律宾环球航行的小册子，写英国人在东南半岛围着篝火吃人肉）。这种“帝国眼光”持续到罗多时代，充满了“文明”与“野蛮”的对峙，卡列班往往代表本土、物质主义、受身体欲望支配、非理性、低级，跟爱丽儿的理想主义二元对立，从萨米恩托、达里奥到罗多，到早期的列奥波德·泽亚（1944年《两个美洲》），都是这个判断。
但卡列班还可以跟普洛斯帕罗形成对照，这就进入了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领域。在罗多的书中，普洛斯帕罗还仅仅是一个睿智的灵魂导师形象，他自己在1914年前后的报刊上也还使用普洛斯帕罗作为笔名，包括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曼诺尼1956年出版《普洛斯帕罗与卡列班：殖民心理学》，还在推崇对所谓落后民族的正当统治，让弗朗兹·法侬惊骇不已。但拉美经过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洗礼后，看法已经没有那么简单，比如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庞塞（Aníbal Ponce）在1938年出版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无产阶级人文主义》里指出，普洛斯帕罗代表了开明的暴君及其统治下几百年的资本主义教育，而爱丽儿是屈服于权威的奴性知识分子，阻止人们看到澄澈的真相；卡列班的怪物性不是天生，而是被强加的不公正，只有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将使灵魂焕然一新。
更有名的，雷塔马尔在1971年提到，“爱丽儿和卡列班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两极对立，两人都是普洛斯帕罗这个外国魔法师手下的奴仆，只不过卡列班鲁莽、难以驯服，是岛屿的主人，而爱丽儿这个空气精灵……有知识分子的影子”。普洛斯帕罗的高明之处，他不用加入两个精灵与怪物的争斗，而是为他俩建立规则，自己自然站到了规则之外，成为旁观者，或说站到规则之上，成为统治者。所以，不管是爱丽儿还是卡列班，都需要认识自己在拉美社会和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在对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依附中，消除恐惧，解除威胁，达成拉丁美洲的真正解放。马提尼克政治家、诗人、剧作家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黑色自觉运动（negritud），美国学者莫斯（Richard Morse）《普洛斯帕罗的镜子》（1982）、列奥波德·泽亚《发自边缘和野蛮的话语》（1988），努力进行了这样的反拨。
接下来简单说两个问题。一是这里设计的“教室”环境，这在我们这些从小接受学校教育、义务教育的现代社会来说似乎是天然的事情，但也许并没有那么天然。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不少大学，但乌拉圭地区没有一所。直到1833年，一位神父提交设立7个大学学科的法案。1849年，共和国大学建立，只有一个法律系，同时直接管理中等教育。1850年，乌拉圭全国只有30所学校，大约3000名学生，1855年有官员提出改革计划却迟迟得不到实施，所以直到1877年发展非常缓慢。到拉托雷政府（1876-1886）时期，在公共教育局工作的巴雷拉（José Pedro Varela）向军政府提案，要求建立免费的世俗义务教育学校，同时制定了课程规划方案，这一提案1877年通过，形成《共同教育法令》（Ley de Educación Común）。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奠定了乌拉圭经济政治现代化的文化基础，使乌拉圭成为20世纪最早欧洲化的拉丁美洲国家。
《共同教育法令》生效的时候，罗多正好6岁，是适龄儿童，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也成为被重教理念深刻塑造的一代。后来他无论是在大学、图书馆、给各个报刊杂志供稿，担任出版协会主席，组织编写百科全书和读本，都在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都体现着通过教育启发民智的信念。所以，他笔下的“教室”和“最后一课”不是简单的情节设置，而是有历史背景的。如果结合实证主义在拉美的引进，尤其是孔德式精英教育和大众公共教育的实践，还可以勾勒更加生动的画面。
罗多借一尊（语言的）铜像赋予爱丽儿一个更具象的形体，堪称一次有趣的跨媒介创作，而向文本外延伸，在他自己身上也发生着。他1917年5月1日去世，电报3日发回乌拉圭，8日，议会提案把城市公园改名、树立雕像——改名6月14日即实施，也就是现在的罗多公园，但雕塑迟至1947年才落成，过去了整整三十年，而在此之前，1934年，巴黎一处拉美公园的玻利瓦尔像旁边，已经揭幕了达里奥和罗多的半身像。如果我们回想一下1914年的《爱丽儿》法语译本，会再次发现法国在强化“拉丁”关联上的热衷。
巴黎的罗多半身像，1934年揭幕
蒙德维的亚罗多公园雕塑，1947年落成
1920年，秘鲁青年学生Julio Lerena Juanicó在他们创办的《爱丽儿》杂志上写道，一座传统的青铜或大理石雕塑，无法捕捉到罗多的精髓，根本达不到其本人追求的传神形式；过于受限于材质，受限于石头或金属的僵硬，无助于彰显罗多的伟大——他用才智和情感表现的伟大；不妨建造一座“世俗的神庙”，以罗多之名，举办会议、艺术、音乐活动，正如《海神普罗透斯变幻的动机》中所写，处于“永远的发生”（perpetuo devenir）之中。这样的提议，不追求罗多的塑像，可能反而是更罗多式的写照。
前三章：保持理想、保留内心、以美向善
前三章里面，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两个故事：苦苦等待的新娘，和内心深处的宫殿。以这两个故事为中心，他的“散文”（ensayo）就不显得那么松散了。他鼓励年轻人相信青春的力量，并用这份力量去做有价值的投资，不仅向着个人的升迁，也尽力塑造出希腊那样的民族精神，或者回归基督教最初的理想境界。
19世纪末的乌拉圭，随着畜牧业大发展、初步工业化，教育又开始普及，正开始进入这个过程，青年从成年人队伍里分拨出来；要塑造青年的公共形象，那么最大的特质就是继承和创新，不能满足于充当无名的庸众，而应当有持续的内驱力，持续的动力来自于超脱自身，认同所处的、尽可能大的群体。
与此同时，青年也要学会接受失败、崩溃、怀疑。这一点，罗多十分先进，不是一味鼓舞，而能设身处地。也许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超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主义者，他自有他的文化脉络和人文关怀，比如巴洛克文学中的“失意”，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消极一派，包括他自己也有一定的抑郁倾向，在乐观主义的表象下勉力维持。但无论如何，怀疑不是崩溃的理由，也不以失败为目的，年轻一代需要迅速成长，对公共生活及其民族文化“入门”更早，对主流思想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章最后部分让人联想起罗多自身的经历：小学就开始一本正经地办报纸，还搞订阅、得到过投资；29岁就倚老卖老地说教，以及，能够理解时代的进步、迭代的动力在子辈而不是父辈。
“内心深处的宫殿”则关乎青年天然的整一性，提醒注意过早和单一的专业化。关于整一性，在翻译的时候，我多次查阅“整全观”“整体观”等概念，包括约翰·纽曼的“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或者以赛亚·柏林的“刺猬”，但依旧不是很敢帮罗多去下定义，因为没有读到他进一步的阐发。从书中看，他似乎抱着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认为每个人类个体都可以成为人性完整的样本。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或者说空想。因为只要存在社会分工，这个整一性就很难保持，不要说对抗立竿见影的专才教育，就连通才教育也不见得能（或许不愿意）宣称“整一”。
最后一部分，罗多坦言艺术就是冗余，花了大量篇幅演绎美感与道德感的互相促进。罗多认为，道德感和美感其实是相通的，当人学会从精致中分辨粗野，从美好中分辨丑癞，就掌握了一半如何从恶中分辨善。那么，美感只是个人的吗？并不是。当人与人的交往勾连成政治，由于资质不同，绝对的平等和民主不可能是美的，反而可能是暴力凶残。这里的每一层意思都让人喟叹，也许有一些精英主义的味道，但在罗多生活的时期这不是原罪，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小结
作为拉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随笔作家，罗多被一些人认为行文浮夸、随意、精英、男权，甚至富恩特斯在英译本序言里说他“让人恼火”，也形容他（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成了拉美文学全家福角落里那个落落寡欢的大叔，但无论如何，罗多在1900年这个门槛上，代表拉丁美洲思考“根与路径”（roots and routes），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滋养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他的营养和过时也都有了价值。
于是，我们一起“等待罗多”——“45年一代”剧作家Carlos Maggi反思罗多被神话的作品《等待罗多》（Esperando a Rodó,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1968），被评论界认为“表现出了乌拉圭社会的惰性”。我想，中国在对待乌拉圭这样一个从来自视小国的国家，也存在一种迟钝和惰性，中国跟乌拉圭，有什么可以互鉴的地方吗？
当你看到这个问题，当你拿起《爱丽儿》，我觉得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