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表面的形式结构和官方宣布的目标去发现社会机制的真实实践，这种志向是新型社会研究，即社会学的一个特点（“社会学”这个术语出自奥古斯特·孔德）。这种志向可以和弗洛伊德的观念相提并论。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外表的后面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可以说，它是幻想破灭的产物；按照历史学家弗里茨·林格的说法，社会学是“在悲剧面前一种英雄式的进行理性阐述的理想”。马克斯·韦伯和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思想，以及这一代才华横溢的社会理论家中其他人的思想，的确有这种冷冰冰的悲观主义特点。他们步马克思和孔德的后尘，改进和深化了已有的观念，但他们在行文中保留了开阔的视野和生动的力量。他们还没有成为目光褊狭的专家。1890-1920年，这段时间的确是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社会学是清醒者的避难所，这种状况从韦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韦伯的父亲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韦伯本人也很想从政，但在海德堡大学读书期间，他因为受母亲的思想影响而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厌弃父亲所在的那个庸俗的圈子。他一度精神崩溃，有好几年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他在摆脱精神崩溃状态之后，像弗洛伊德一样（大约在同时）成了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作家和讲演者。“世界除魅”成为韦伯的一个著名主题，这一点可以理解。刺激社会学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或许是从乡村社会环境到都市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在德国，这种变化尤为迅速。但还有一种促成因素，那就是浪漫主义政治理想失败之后产生的幻灭情绪；这种情绪在德国最为强烈。正是在德国，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取得了1848年的革命者不能取得的成就。
马克思·韦伯
19世纪60年代实现统一之后，德国的社会转型尤为突然。但是，法国小说家莫里斯·巴雷斯所说的“失去根柢”的现象在法国也很明显。离开规模小、联系紧密的乡村社会，走进大城市，必然要经历文化休克。一些重要的社会学家都有过这方面的亲身经历。爱弥尔·涂尔干在巴黎大学（索邦）读书时感到非常孤独；在他辉煌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论述他所谓的“失范”，即那些失去了稳定社会规范引导的人惶惑不安的心理状态。
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的重要先驱弗雷德里克·滕尼斯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分：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前者指小规模的、有内聚力的、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体，例如，长期比邻而居的人群；后者指由现代城市或国家组成的“大社会”，庞大而复杂。在“大社会”里，个体感觉更自由，但也更心神不安。格奥尔格·齐美尔从农村来到城市，也有过文化休克的体验。他写了一篇有名的开拓性文章，论述城市生活对人们心态的影响：“造成现代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在势不可当的社会力量面前，个体还想保留他的生存自主权和个体性。”在城市里，个体有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机会、更强烈的精神刺激，但也面临着丧失社会纽带、无归属感、迷失生活方向等问题。
在韦伯、涂尔干和罗伯特·米歇尔斯的笔下（米歇尔斯的确提到“政治社会学”），社会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社会学是对社会现象所做的科学的或不偏不倚的研究，它可以研究各种事物；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家们很愿意将它引向政治。韦伯研究了政治权威的种种形式以及西方经济秩序的起源，米歇尔斯考察了政党的结构。费边社会主义者格雷厄姆·华莱斯的《政治中的人性》是一部另辟蹊径的著作。他认为，以往的政治学总是探讨抽象的概念，很少探讨现实的人。华莱斯认为，当我们面对现实时，就会认识到那种认为人们按照理性行事的观点是错误的；“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政治观点并非出自经过检验的推理思考，而是出自用习惯检验的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推论”。华莱斯表明，现在之所以出现理性下降的情况，是由于人们背井离乡、“脱离原住地”、被拋进大城市的乌合之众之中。
涂尔干强调现代人丧失了他所谓的“社会团结”。他还认为，在人类丢失了原始的团结形式之后，社会学能够帮助现代人找到某种更为高级的团结形式。涂尔干写道：“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的信仰陷入了困境；传统失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个体判断从集体判断中解放出来……突然出现的新生活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接近，他认为国家的力量可以防止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分崩离析的后果。作为巴黎大学的思想名人，涂尔干（他是阿尔萨斯犹太人的后裔）也是第三共和国政府的要员，是高度集权的法国教育体系的行政官员。也许，这位社会党人兼社会学家利用民主国家可以恢复那种已经丧失的团结，从而给个人提供一种指导。像他这样相信官僚可替代教士和族长，可能是把信任放错了地方；涂尔干能够比较有效地诊断现代人的不幸，但在提供药方时则力不从心。
在这些社会学家当中，马克斯·韦伯无疑是最伟大的。这位学者博大精深、成果丰硕，让人想到弗洛伊德和荣格。韦伯的主要经历是在海德堡大学当教授。他不断地经受病痛的折磨，1920年去世，年仅56岁。在那段时间里，他写出了一批视野广阔、见解敏锐的著作，涉及的时空范围从古代和东方社会到欧洲社会，探讨的主题有宗教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权威的类型等。他最为人知的著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引发了一门专门的学问。（齐格蒙特·鲍曼曾写道：“新教伦理之争早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单凭它产生的证据和观点的数量，就足以使争论的成果与它试图阐明的主题同样需要讨论，也同样深不可测。”）韦伯的主要论点通常经过简化之后被表述为，宗教观念与世俗活动相互作用产生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新教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的，前者导致了“现世的禁欲主义”，赋予工作和节俭以神圣的特质。
韦伯的社会研究表现出惊人的渊博。与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他发现，为了理解某些事物就必须理解一切事物。他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当时，社会学刚被确立为一门学科；德国社会学家协会于1909年成立；韦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获得了一个被专门称作社会学教授的教职。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892年，讲的是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篇研究古罗马农业与法律关系的论文。然后，他对当时德国东部地区的农业工人状况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成果收入“社会政治学”论丛出版。在学术思想成熟时期，韦伯开始写大部头的综合研究之作《经济与社会》。就规模而言，这本书可与马克思《资本论》相提并论——而且同《资本论》一样，这本书没有完成，它是在作者死后别人编辑和整理杂乱的遗存片段才成书的。韦伯的某些灵感源于马克思。马克思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象。韦伯赞同这种观念。
他对世界各种社会中的城市的分析是一部经典之作。同马克思一样，韦伯的兴趣始终在于解释欧洲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而是认为它是西欧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独特事物，它的形成在某些方面可归功于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它并不是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实体脱胎于封建主义；就某种程度而言，它是一直存在着的，就像封建主义依然存在一样。这只是相同的构成成分在比例上逐渐发生变化的结果。（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也说了类似的意思，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资产阶级”不是表示一个社会实体，而是表示一种原则，这种原则通过历史起作用，“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支持“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韦伯似乎在说，合理性和效率乃是从西方文明早期播下的种子里萌发出来的，并且无情和不可逆转地发展着。韦伯的主要兴趣在于他所说的“合理化”，即事物组织得井井有条、遵守某些规则和有序的过程这种趋向。他的朋友米歇尔斯在社会民主党走向官僚化过程中所看见的东西，韦伯将其视为欧洲历史，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条基本原则。一些习俗或形式始于传奇事迹或巫术，然后稳定下来成为常例。（夏尔·贝玑曾评论道：“一切事物都始于神秘，终于政治。”）例如，音乐逐渐变成一门科学。政府从王室演变成官僚机构。在这个过程中，自发性消失，“除魅”（这是韦伯的术语，表示除去巫术）现象发生，学究式的专家取代自由精神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当然会有很大的损失，但效率会有提高。
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非个性化和官僚主义的特征而令人生厌，这种厌恶情绪也出现在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这种情绪在与韦伯同时代的一个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就是维尔纳·桑巴特。而韦伯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敌人，因为他指出集体所有制也不可能推翻合理化、除魅和“异化”。“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样的。劳动分工、官僚制、职业化、纪律、效率等，工业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都不会被所有权是赋予国家还是赋予大公司这个问题所触动。实际上，社会主义者通常提出了一种更严重的集权化和合理化。任何一种先进的技术型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异化和失范问题。
由此产生了韦伯的悲观看法。这通常是一道斯多葛主义的指令，即要求人们坚忍而顺从地“忍受我们时代的命运”，不要期待奇迹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他又与晚期弗洛伊德有相似之处。）被锁在合理化“铁笼”里的现代人不可能很幸福，而我们对此又无能为力。韦伯把谴责一股脑儿地倾泻到各种新宗教的发明人以及学术界的先知身上。学生不应当向教授讨教如何生活！如果我们无法忍受一个严酷的现实，可以回归旧有的宗教：
对于那些无法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忍受我们这个时代命运的人，我们应当告诉他：他最好静悄悄地回去，无须像通常那样公开认错，只是如常人一样。旧教堂张开了宽阔的手臂，以慈悲为怀欢迎他。
由此可见，这些社会学家不能给我们任何有关拯救的启示，他们只是指出了我们目前的困境。当然，韦伯对后来的社会学影响是巨大的。他使用的词汇已经成为它固定的组成部分。影响尤为深远的是韦伯对政治权威模式的分析——父权制权威、世袭制权威、官僚权威和超凡魅力的权威。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官僚制度取代了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更有个人特征的权威来源时，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韦伯给我们增添的词汇之一）型领导就重新出现了。因为循规蹈矩、消除个性的权威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就是它无法应对紧急情况。当官僚主义心态遇到一种新情况时，它就无能为力了。伟大的个体应运而生，不管怎么说，他是通过其独特的人格力量迫使人们效忠于他的。拿破仑像两千年前的恺撒那样表现出超凡魅力。后来又有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当然，19世纪末也不乏先知式人物。从托尔斯泰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到玛丽·贝克·艾娣和布拉瓦茨基夫人，都以不同的神秘方式行使着领导权威。似乎是为了呼应韦伯对魔法终结的感叹，一大批魔法师应运而生。他们通常与边缘化的文学前卫派有联系。那些前卫派纷纷加入密社和其他神秘主义教派。
在其他知名的社会学家当中，意大利社会经济理论家帕累托也像韦伯那样悲观（帕累托才华横溢、博学多才，还是工程师和数学家）。他认为人类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他曾说过，要是知道自己的著作《社会学通论》会有许多人看，就不会写它了！各个集团和阶级争夺权力的斗争永远不会结束。如果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获胜，它也会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最终遭到其他阶级的反对——这种说法准确地预言了俄国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据说，在所有社会理论家当中，帕累托最让列宁头疼。）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帕累托一针见血地将所有理想归结为自私自利的权力斗争，这让人想起了霍布斯和他著名的意大利先辈马基雅弗利。帕累托认为，当我们意识到理想中潜藏的错觉和权力的现实，从而尽可能地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我们才能最好地实现自由。我们应当追求建立一种流动的精英阶层，这样就能将潜在的革命者吸收到权力圈子中。但总的来说，帕累托并没有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他只是在描述现实，他对现存的欧洲统治阶级的状态并不乐观。他的社会学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他试图划分思想里的基本情感因素，即“积淀”。他认为各种思想体系的基础是这些情感“积淀”，它类似于荣格的“原型”或韦伯的“权威模式”，是真实存在的，通常是理性原则的无意识决定因素。当时，几乎没有人像他这样无情地揭露理想和意识形态。
尽管这些社会学家极为博学，而且他们对知识的追求通常不带功利动机，但他们绝非超然于世事之外或不进行价值判断。他们都看到了危机。涂尔干“说起社会学时，带着先知的那种道德热诚”。他认为社会学能够通过解释如何获得团结和避免失范来拯救我们。韦伯有时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非常雄辩。他是存在主义的先驱：雅斯贝斯是他的学生。表面上最客观的帕累托实际上最愤世嫉俗。道理很简单，他之所以采取超然的立场，是因为他对世事不再抱有幻想。假如你真的不再相信各种“神仙”，而是要忍受生活，那你只好远远地走开，抱着超然世外的态度去嘲笑生活。社会学有权成为拒绝或讽刺社会的一个策略。故作外人之态来大发感慨：“看看这些怪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有多古怪！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多荒唐！”这是斯威夫特和孟德斯鸠在18世纪就用过的老策略。某些社会学家也如法炮制。有人说社会学是乡村无神论者对乡村傻瓜的研究。社会学本身也要用社会学来阐释。在这一时期，它与社会主义者、愤世嫉俗的艺术家以及其他局外人一起批评大众民主、“资产阶级”、平庸市侩以及其他精神上的敌人。
（本文摘自[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著《西方现代思想史：1789年至今》，刘北成、赵国新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