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之中，“传统时代中国政府的商业政策和现实作为”，是中国史研究者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一个比较有共识的结论是“重农抑商”。虽然研究者们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抑商”是中国传统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导向，商业基本上被认为是农业社会中的破坏性异己力量，必须加以抑制和打击。国外学者也同样关注这个问题，他们的论述更多地基于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视角，而且比较避免使用“重农抑商”这样高度概括的、定性化的论断，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国家统治能力不足”“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等解释，似乎还是“重农抑商”较为改进的版本。
研究者之所以很难跳出给传统中国政府“挑毛病”的写作方式，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如对近代中国未曾顺利完成经济社会转型的疑惑、特定时期内“以论代史”的研究风气等，但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料的不具体。回顾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大多是在时空上跳跃性极大的（虽然数量可能并不少)、浅层描述性的、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史料。这样一来，研究者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可能会停留在抽象化的、印象化的层面，甚至容易导致对资料不适当的去取。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对传统经济的再评价和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传统市场（尤其是明清时期市场)的蓬勃发育逐渐被勾勒出来，研究者必须要回答的是：如果至少近五百年来，中国的商业和市场不是那么停滞落后，那么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不断发掘的官府档案、民间文献则为研究者提供了越来越精细的材料。这些材料通常体量较大，能够覆盖一个中长时段，包含许多可以被放置到微观历史坐标中的个案，还可以呈现历史的深层结构和动态变化。这样一来，“政府”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深嵌于地方社会之中，有着独特的任务、资源、施政风格甚至是生命周期的行政机构，它复杂的行动，以及隐藏在行动之下未必言明的逻辑都可能被看到。
《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周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是基于一套相对完整的州县档案，去观察社会和市场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角色。
设身处地地想，清代重庆地方官府面对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城市。这是一个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立的城市，它几乎没有世居人口和比较成型的社会组织，不管是工商业者还是普通的城市居民，绝大部分是来此地讨生活的移民，而且这个城市也不见得是他们最终的落脚之处。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市场的发展。因为重庆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在区域分工和全国市场体系逐渐联通的情况下，它成了这一波商业发展潮流中的前沿之地。人口、货物、资金、信息不断地汇聚到这个城市，其中的一部分又通过它流转到更远的目的地。由此可见，17—18世纪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三件大事——明清易代、人口迁徙、商品经济发展，都深刻地烙印在这个新生的城市机体之中，使得这个城市的成长路径从一开始就不遵循常经定轨。然而这样一个缺乏初始秩序、社会构成复杂、流动性极强、商业职能越来越凸显的城市究竟要怎样治理呢？在没有多少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就用的情况下，一切只能靠摸索。因此我们看到，地方官府在商业事务中一直在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
第一个角色，控制者。每当这个城市中出现一个新的行业或工商业者群体时，地方官府都会努力地把他们编入易于控制的组织或系统之中：从事中介贸易的商人需要领取官颁牙帖，才能正当营业；移民工商业者遴选出的八省客长，在咸丰之后与官府走得越来越近，光绪时期甚至已类似于官府的雇员；自发成立的行帮需要到官府申报备案，制订行业规程才能得到官府的认可，发生纠纷时才能诉诸司法程序；就连道光之后桀骜凶暴、极难管控的脚夫帮派，也是发端于官府督导设置的“七门脚夫组织”。
对形形色色的工商业者进行分类、造册登记和管控，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彼时的重庆地方官府而言，又不得不这样做。一方面，这是一个缺乏基层社会组织（如宗族、民间会社、保甲等）的新兴城市，也是一个应接不暇的城市：各路移民持续涌入，周边地区的匪徒、秘密社会不定期地袭扰，各种工商业者群体和行业渐次发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用行政手段对民众进行大致的摸排和约束，如果不迅速地对各种新生因素进行整理和消化，整个社会秩序不堪设想。另一方面，地方官府自身也需要维持下去。在治理任务异常繁剧，而地方财政经费又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它必须为自身的存续寻找物资、财力和人力的支撑。所以，从城市工商业中汲取资源就成为一个十分合理的选择，于是引出了地方官府的下一个角色。
第二个角色，汲取者。所谓“汲取”其实有着两面意义，比较显见的一面是权力寻租，对工商业者提出“需索”，甚至在非常时期升级为“勒索”。在前面的几章中，这样的事例相当多见。正如王家范先生所说：“国家不吃亏，这是一条雷打不动的基本原则。”然而更隐讳的一面是，在持续的“需索”之中，工商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为了保证自身的存续，地方官府必须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一定的保育措施，同时还要与工商业者协商与合作。
第三个角色，合作者。当牙行为地方官府当差纳厘时，官府就必须保证他们的经营权利。而且牙行承担繁重的厘金征收任务的49年，恰恰是官府对牙行的监管比较严格、重庆城中介贸易运作最为规范的时段；八省客长制订商业规程、调处商业纠纷的活动，越是贴近地方官府的利益和诉求，越能够得到官府的积极回应。在利益攸关的时刻，官府甚至会直接与各方协商。行帮的情况比较特殊，像川帮、茶帮那样放弃与官府合作，凭借团体暴力独立面对市场竞争的个案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是依靠官府的认可建立和维系组织，依靠司法诉讼保全和扩充辛苦积累的公产。
透过这些个案我们可以看到，清代重庆地方官府对商业事务不仅关心，而且相当清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样做，在处理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体现出现实的、变通的、关注各方利益诉求的风格。由此可见，清代重庆地方官府也有可能成为市场保全的力量，它能够做到许多工商业者力所不及的事情。只是要让它扮演这样的角色，需要一些前提。
在政府襄助工商业发展这个问题上，学界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判断。一种是怀疑，如王家范先生所说：
帝国时代有些市场交易是假性的“商品经济”，即如棉业卖方、买方的行为大都出于国家财政赋税的变相诱导，体现了国家权力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的扭曲。
另一种是过分地肯定，如陈亚平的论断：
巴县的商人组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历史实践反映了其谋求官府的认可，与官府相互依存的一面，也透露出他们对城市公共生活的秩序理想。同样，官府也期待他们的支持，允许城市商人寻找和构建自由发展的公共空间，使他们在这个社会秩序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为城市社会秩序建设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
前一种论断忽视了变化的可能性。就算官府参与市场的初衷是满足自己的财政需求甚至是贪欲，但是与市场和商人群体的接触，完全可能让官员们重新认识市场的意义，改变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任何一对关系都是交互的，而不大可能是完全单向的。而后一种论断则太过理想化，如果清代重庆官府与工商业者之间真的如此和谐、默契，那么地方官府作为控制者和剥夺者的一面又当如何解释呢？
第四个角色，失败者。本书所呈现的地方官府的所作所为时常带有悲剧的意味。它竭尽全力地控制各个市场领域，但是市场的发展却催生出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和职业群体，令其顾此失彼；它在财政和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却最终没有熬过晚清新政这一轮更加严酷的考验；它参与了本地市场的培育，也并非没有保全市场的意愿，但最终与整个传统工商业决裂。
在《商旅安否》关注的一百多年里，它一直在追赶时代的变化，却最终被时代无情地抛下。
本书讲述的是商业和市场的故事，但是似乎地方官府才是这个舞台上更抢眼的主角。几乎所有重要商业制度的厘定、所有职业群体的市场境遇，都与地方官府的参与和决策紧密相关。所以，地方官府实际上充当着这个市场上“看得见的手”，这个市场的运行是由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和行为共同驱动的，而且在某些行业和某些时段，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因此，在理解清代重庆市场时，随时应该有一个“政治经济”的思维底色。
在进行此项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真切地察觉到，要对清代重庆地方官府做一个高度概括的定性化结论，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它有“抑商”的倾向，似乎并不错。因为它的确有权力寻租、剥夺工商业者财富、干扰市场秩序的行为；但与此同时，它也有对商品经济开明和理解的一面，至少在清末新政之前，它参与塑造了相对平稳的市场秩序。而真实的世界不就是这样吗？复杂的现实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拉扯着做决定的人，新的事物总是要从旧的结构中生长出来，所以在任何社会机体中都有看似矛盾的东西交错在一起。总结历史经验和概括模式固然重要，但任何经验和模式一旦被凝练到简洁的概念和论断之中，就丧失了它原本的活性和张力，使我们“一说即成错”。同等接纳概念的洞察力和现实的复杂性，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如果一定要提炼清代重庆地方官府的市场治理经验，那可能就是“抛开经验，应时而变”。在本书所讨论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清代重庆市场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清代中期国内市场体系的形成，第二次是重庆开埠以后的市场“近代化”转型。在同样没有现成经验可参照的情况下，重庆地方官府相对从容地应对了第一次考验，一定程度上抛开了“农业帝国”体制的局限，工开始关注商业、参与市场。然而在面临第二次考验的时候，由于过分急于求成，因此忽略了市场的真实状态，伤害了百余年市场进程中培育的传统工商业者群体。由此可见，所谓的“经济社会转型”应该是自然“长”出来的，绝不是强行“掰”过来的。对于今日的人们而言，清代重庆地方官府的成与败自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可以借助这段历史体会历史与现实的“无常”，理解变通的无处不在，谨慎拿捏“变”的节奏。
（本文节选自《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周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