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给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发去了一封电文，编号“发072”。电文主要内容是，“拟派史金波、白滨二同志于今年四、五月份前往宁夏调查了解、收集西夏文、史资料，并与贵馆协商共同编写《西夏文字典》和整理、研究西夏文资料等问题。”该电文同时发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局，编号同，字句基本接近，唯在纸张左下多标注有“76.3.18 重发此函（据说该单位未收到）”。除此两电之外，笔者还见到编号“发093”的报告电文一份，单面钢笔书写，稿笺纸五页。该报告发给学部科研组，执笔人不详，无报告时间，主要汇报“发072”两文提及的拟派史金波、白滨二同志外出调查西夏文史资料的细节。
西夏学作为一门“绝学”，经百余年来的努力，已日渐成为“国际显学”（杜建录语），但在1976年还是一门颇为寂寥的学问。电文及报告中的主角史金波先生和白滨先生，当年一位是王静如先生指导的西夏学专业第一位研究生，另一位是王先生的助手，如今都已成为西夏学界卓有成就的大家。此三封电文稿均为某拍卖网站所见，故纸沧桑留存不易，三文相互间正好有联系，且提到的一些细节具备琢磨价值，因此稍作分析。
民族研究所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发072文
民族研究所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局发072文
为何寻夏
“发093”的报告电文列举此次调查目的有二。一是为了抢抓西夏学研究的主动权，急需搜集有关西夏历史文字方面的资料，写出有分量的文章。二是为学术发展，研究古代民族史和古文字应当走出去，到当年西夏活动过的地方去做实地调查。实际上，报告提到的两个目的只是调查能够开展的部分因素，这次考察可放到历史背景中，特别是西夏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中理解。
1908年、1909年，沙俄的科兹洛夫两入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后来苏联学者首先进行整理研究，涌现出伊凤阁、聂历山等一批西夏学家。我国西夏学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罗氏父子之后的代表可举出史金波、白滨二人的导师王静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西夏研究》1—3辑，内容涉及广泛。总体上，或可称起步稍晚，但还算不迟。
到二战后，苏、日等国相继恢复西夏研究，我国西夏研究则进入空档期。五十年代，中国的西夏研究几乎是空白，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可能是特例之一，于1955年完成了《西夏史稿》的初稿。六十年代初，王静如先生又开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招收研究生，加强西夏学研究队伍建设。1962年，史金波从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毕业，成为王静如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此前，白滨已开始担任王静如的学术助手。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调查，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西夏洞窟重新进行了系统考察。活动由常书鸿、王静如先生主持，宿白先生作顾问，李承仙任秘书长，参加人员有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白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万庚育、刘玉权、李侦伯，甘肃博物馆的陈炳应。这次调查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拓展了对莫高窟、榆林窟范围内西夏洞窟的认识，“这是把西夏考古、艺术、文字、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一次成功的研究尝试，不仅开拓了西夏艺术研究，还在西夏学的进程中首创多学科合作研究，汇集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综合研究方法，取得重大进展”。（史金波：《西夏学概说》，《西夏学（第一辑）》，第167页）对史、白二人而言，这次考察留在心中的是西夏研究的火种。
此后一段时期，国内的西夏研究呈停滞局面，缺少研究者、缺少文献记载以及实物。反观国外，西夏研究的新资料多，专家多，成果多，似乎研究西夏的重心已在国外。进入七十年代后，西夏研究逐渐迎来了一个缓慢“复苏”时期。从根本上来说，西夏研究的恢复源于国家对西夏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即西夏是中国的王朝，中国应该进行主动的研究，而在已经落后的情况下，应尽快恢复并加强研究。“复苏”更直接的推动力量，则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自觉与担当。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学术界，存在将西夏归入中亚历史范围，把西夏视作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亚国家的观点认识。中国学者则认为西夏是中国的一个王朝，党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在西夏研究方面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就要拿出过硬的学术成果，在新资料大多藏于国外的不利条件下，发挥“地利”，开展实地调查，了解西夏当年主动活动区域的山川地理，寻觅散于西夏故地的各类材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
这次调查能展开也得益于一些长期准备与新变化。例如史金波一直在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特别是回到北京后“有意识地利用当时的空闲时机，有计划地做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为恢复西夏学做准备”。（《西夏历史文化钩沉》，第350页）他也关注到苏、日学界不断取得的成绩，及时跟进、缩短差距。国内西夏研究也有了进展，1972年至1975年，宁夏博物馆对银川西夏王陵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1975年，史、白二人所在学部恢复业务，西夏研究已能列入计划，“我在协助老主任组织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工作的同时，正式与同事白滨从事列入计划的西夏研究工作。”他们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全面考察西夏故地。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外出太远，只能发挥主动性，寻求机会，去过保定勘查出土西夏文经幢的寺庙遗址。研究力量已经积蓄涌动多时，由于形势变动，深感科研时间宝贵的史、白二人申请外出考察，获得批准，终于在1976年夏成行。
民族研究所致学部科研组发093文
何处寻夏与如何寻夏
调查地区方面，“发093”报告认为应以“当年西夏活动的以陕西、宁夏、甘肃三省为主。这三省是西夏地方割据政权的中心地区……这一地区遗存有大量西夏文物和史跡……现在我们拟以陕北统万故城（怀远县附近）、西夏故都银川和甘肃黑城……为重点地区进行这项工作”。报告还提出“其他地点和青海、新疆等地，拟到各地区后依靠当地组织并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安排”，给考察人员留出了一定的机动空间，在实际调查中，史、白先生最终未超出这个范围活动。
协作寻夏是民族所与宁夏方面的基本共识，由于此前已有“发072”两电与宁夏博物馆进行了协商，且博物馆有回函（未见），“发093”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协作事项。
一是“收集、整理、研究西夏文史资料……我们已与宁夏文教局和博物馆初步商定，同意双方进行有关西夏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此后成为了民族所与宁夏方面的长期工作。
二是共同编辑《西夏文字典》。报告指出当时苏、日“已分别出版了几种西夏文字典……就其所掌握资料和编辑技术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我所与宁夏博物馆初步商定共同编写一部《西夏文字典》”。回顾西夏文字典的编纂史，苏联方面，聂历山曾编有西夏语词典，该词典于1960年作为《西夏语文学》内容之一部出版。索弗罗诺夫编制有一份约六千字的西夏字表，收在196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夏语文法》第二卷里。日本方面，1964年西田龙雄出版有《西夏文小字典》。中国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可前推至1915年罗福成根据《掌中珠》等文献编辑出版的《西夏国书类编》。此后直到1997年，李范文终于出版了内容详赡的《夏汉字典》。西夏文字典编纂非轻易之事，且除学术积累之外尚面临太多现实问题。电文提到共同编写一部《西夏文字典》当时尚处“初步商定”阶段，后来双方订立了合作编纂协议，也开展了实际编写工作，可惜最终未能顺利结出成果。
三是借此机会“与宁夏博物馆商定前两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并开展部分工作。以后可根据资料条件，采取一段在北京，一段在宁夏工作的方法”。
四是一个具体问题，“为使今后西夏语文、历史的研究工作有效地进行，我们初步打算铸造两个型号的西夏文铅字。西夏文献资料在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资料中是最小一种。宋朝时刻（按：原字为“刻”）不仅用木刻印刷，而且有活字印刷。目前日本已有西夏文铅字印刷”。
报告提到西夏文的印刷，特别是西夏文活字印刷的问题，史金波先生恰对此领域有研究，与雅森·吾守尔合著有《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书。是书分析了西夏的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情况，举出西夏应用活字印刷的文献证据，又探讨了数种西夏的活字印本文献，认为“西夏的印刷事业早有基础，西夏初期已应用雕版印刷、长足发展约在西夏中期，西夏活字版的应用，则在西夏中后期，木活字印刷可能要到西夏晚期。西夏使用和发展活字印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活字印刷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第60页）
印制西夏字符文稿，国内外有关的研究论文和书籍相当长一段时间皆采用手写影印的方式。日本较早采用西夏文铅字印刷，推动者是西田龙雄，“据西田先生自已讲，日本某印刷厂有一套专为排印他的著作而铸的西夏字铜模，那是他自己掏的制作费用。”（聂鸿音《二十世纪西夏文字研究》，《二十世纪西夏学》，2004年，第114页）遗憾的是，中国铸造西夏文铅字的设想一直未能成真。若干年后，李范文编《夏汉字典》时还是面临西夏文字印刷、排版难题，最初计划使用电脑，后仍采取书写西夏字再照相制版的形式，“剪贴西夏字比铅字排版慢几十倍……只好在宁夏大学举办学习班，招聘寒假留校学生承担此项工作。然而仅排版、剪贴、校对等整整花了3年零3个月。”（李范文：《<夏汉字典>的编撰、四角号码分类和输入电脑问题》，《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得益于西夏文字数字处理技术研究的进步，西夏文印刷所面临的问题渐渐才得到改善。
最后，报告指出“根据宁夏博物馆和我所正式联系，初步安排在五月中旬自北京出发，此行工作时间大约三个月左右”。关于史金波、白滨二先生的行程经历，二位先生曾分别谈过一些，这里试做通贯梳理。
西寻大夏三月行
“为了熟悉西夏的地理环境，也希望实地考察西夏故地的西夏文典籍和其他文物……我们从1976年6月出发。”（史金波：《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前言）从北京出发，时间已比预定时间稍晚了些，史金波、白滨首先路经山西太原，发现了西夏钱币。入陕西已是1976年麦熟季节，在西安两人找到了西夏传递皇帝命令的御用“敕燃马牌”，在西安市文物管理处意外地看到了一部尚存双页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泥金写经残卷，绀纸金书，十分抢眼。另有百余页的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还有带有发愿文押捺印记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末尾雕版残页。
离开古都，他们从铜川入陕北，在铜川几十人一屋的旅店中度过了一个与臭虫血战之夜。晋谒革命圣地延安后，自延安向北进入西夏故地，经过志丹、绥德，米脂、榆林、靖边至统万城（7月12日），逐县考察，较有发现的有米脂、靖边、横山等地。在陕北某县的废品收购站铜器仓库中，他们拣到一枚西夏文铜质腰牌，正面刻划西夏文“内宿待命”四字，背刻西夏文人名，为西夏宫廷卫士之物。三月里，除在各地西夏遗址、博物馆、文管所、图书馆考察文物和查阅资料外，出入废品收购站翻找、搜集、拣拾是常事。
自定边县过盐池，考察进入宁夏境内，史、白二人走访了银川南北一些地区，到银川是在7月底。他们观罢西夏王陵是在1976年8月5日，白滨有赋诗一首，诗云“二百年间称雄时，贺兰山前土冢峙。残砖碎瓦断碑堆，阅尽西夏兴亡史”。城内尚存的承天寺塔，贺兰山下的拜寺沟双塔，青铜峡岸边的一百零八塔阵，北部的省嵬城遗址都一一行经。两位先生在银川见到了罗雪樵先生，得见罗氏收藏的活字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及西夏瓷器，并切磋学术，互通讯息。他们还在宁夏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中发现了一件精美的唐代铜镜。
从宁夏进入甘肃，在兰州已是八月下旬，白滨和史金波通过省文化局找到了常书鸿先生，这是自1964年后他们首次与这位敦煌卫士重逢。那时常书鸿初步恢复自由，闻听他们的考察计划，专门找出珍藏的西夏元德三年首领官印让他们拍照。二人在兰州参观了富藏西夏文物的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多种出自天梯山和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的西夏文古籍。从兰州西北行入河西走廊，河西四郡都遍及。在武威进山考察曾存储多种西夏文物的下西沟岘山洞，还专门对感应塔碑进行了察访与校勘；离开武威在张掖瞻仰西夏始建的大佛寺中的室内卧佛涅槃像，发现了黑水建桥敕碑；在酒泉，“我和白滨……在酒泉市一个篮球场旁边发现了两块长条石，被人们用来站在上面，观看篮球赛。我们看到长条石上面有字。”这块碑即是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本被一分为二镶在酒泉东城门洞璧上，1962年被拆出。在敦煌，他们考察过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物，参观了安西榆林窟。
9月到达酒泉后，最重要的黑水城一站行进稍微困难。当时黑城所在的额济纳旗属甘肃省管辖，省文物部门倒未有阻拦与限制，只是强调安全问题。白滨和史金波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开具的工作介绍信，到酒泉地区公安局办理了护照，“我（白滨）持甘酒地公护字第231号护照，照上注明……前往额济纳旗‘搞文物考古’工作。有效日期：自1976年9月10日至1976年10月10日”。从酒泉到额济纳旗400公里，每周仅一班长途车，车程10多个小时。史、白于9月14日乘车出酒泉，大约2个小时后过了金塔绿洲，进入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从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到黑水城遗址无公共交通，好在旗委派越野车，并请向导同行……北达居延海，而后过玉门关，西出阳关至哈密，西南走到西宁，西夏的极边他们都行至了。（以上行程主要参考了史金波先生相关文章中的回忆片段，以及白滨先生《寻找被遗忘的王朝》一书中的记述）
万事开头难 寻夏已当时
史金波先生在总结西夏文物考古事业时，将20世纪70年代划作一段，认为此期“西夏文物考古又有新的进展，取得重要收获”。重要组成之一有“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西夏研究人员史金波、白滨到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进行实地调研，不仅考察了大量西夏文物，也新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西夏文物”。（《西夏文物》总序）除了直接的考察收获，史金波、白滨顺路拜访了行经省区的不少学者，促进了交流，活跃了学术空气。对史、白个人而言，“这次历经3个月的实地考察，使我们眼界大开，用脚步丈量了西夏，亲手触摸了西夏，收获满满。”（《西夏文珍贵典籍史话》前言）他们的学术研究道路也越发通达了。
二位先生“西寻大夏”的时间节点是特殊的，这次考察的意义也是独特而深远的。吴天墀先生在《西夏史稿》增订本将收笔时展望说：“白滨同志不久前做过一个调查统计，指出解放后我国发表的西夏史研究论文、资料约有九十篇……而1976年之后的近五年中则占总目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倘加上最近一年发表的和一部分未刊稿，这五六年来的西夏史研究所占的比率还要高。此一可喜的发展趋势，实在使人深受鼓舞！”（《西夏史稿》，第426页）四十余年前的“西寻大夏”三月考察，既是史金波、白滨二位先生个人学术生命迎来的重要机遇，回头一看也像是中国西夏学研究走向发展的信号旗，神秘面纱之下的西夏终将越来越清晰。
（本文在写作中曾就相关问题请教史金波、聂鸿音等先生，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恐仍有错漏之处，还请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