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线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诺姆·乔姆斯基
本文收录美国著名左翼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两篇访谈，分别来自9·11袭击10天后和约一周年之际。纵然一篇可视为即时反应、另一篇侧重回望和反思，但乔姆斯基关注的问题一以贯之。他简要梳理了美国在世界各地实施暴行的事实，回顾了美国扶持激进伊斯兰分子的历史，驳斥了文明冲突论，破除了美国所谓“正义战争”背后的正义-邪恶二元叙事。乔姆斯基指出，如果意欲切断暴力升级的恶性循环、重铸和平，就需要正视历史、找出并改变催生恐怖主义的背景和条件。在他看来，对袭击事件的恰当反应不能忽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美国不应以“反恐战争”为名肆意进行“先发制人”行动而罔顾世界的反应。
《东方与西方文明》
根据2001年9月20-22日接受希腊、西班牙、法国媒体采访整理，收录在《9-11: Was There an Alternative?》一书中，有删节
你对战争时期各国以全球共同体的方式行事有何看法？每个国家都必须与美国结盟，否则就会被视为敌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现在阿富汗也在做同样的事。
乔姆斯基：布什政府即刻向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加入我们，要么面临毁灭。“全球共同体”强烈反对恐怖主义，其中既包括强国展开的大规模恐怖行动，也包括9月11日发生的骇人罪行。但这个“全球共同体”并未采取行动。当西方国家和知识分子使用“国际社会”一词时，他们指的是自己。例如，按照西方一贯的说辞，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是由“国际社会”进行的，但不自欺欺人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大多数人反对这一行为，而且表达了强烈反对。那些不站在财富和强权一边的人不被纳入“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像“恐怖主义”通常意味着“针对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的恐怖主义”。
阿富汗试图模仿美国，呼唤全世界穆斯林的支持，这不奇怪。当然，其规模要小得多。即便塔利班与外界相隔甚远，塔利班领导人大概也很清楚，伊斯兰国家不是他们的朋友。事实上，这些伊斯兰国家遭受了宗教激进力量的恐怖袭击，后者20年前被组织起来接受训练以对美苏进行“圣战”，随着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他们立即开始在其他地方推进自己的恐怖主义议程。
你觉得进攻阿富汗是“反恐战争”吗？
乔姆斯基：对阿富汗的攻击可能会杀死大量的无辜平民，在一个数百万人已经处于饿殁边缘的国家，遇难平民的数量可能尤其巨大。肆意杀害无辜平民是恐怖主义，而非“反恐战争”。
我们应当把现在发生的称为“战争”吗？
乔姆斯基：“战争”没有确切的定义。人们谈及“向贫困开战”、“毒品战争”等等。正在发生的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它可能演变为国家间的冲突。
我们能说这是文明的冲突吗？
乔姆斯基：这是种很时兴的说法，但没什么道理。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一些大家熟知的历史。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是印度尼西亚，自苏哈托1965年掌权以来，它一直是美国的宠儿，在美国的协助下，军队领导的大屠杀致使成千上万人遇害（其中大部分是无地农民），西方国家当时显露的兴奋和赞扬现在回想起来极其令人尴尬，于是实质上已抹去这段记忆。苏哈托创下了20世纪末最可怕的屠杀、折磨和其他暴行的记录，而他仍被克林顿政府称为“我们这种人”。除塔利班外，最极端的宗教激进主义国家是沙特阿拉伯，自建国以来它就受到美国的庇护。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在沙特阿拉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共同招募、武装和训练了他们能找到的最极端的宗教激进主义者，以对阿富汗的苏联人造成最大威胁。正如西蒙·詹金斯在《伦敦时报》所言，这些举动“摧毁了一个温和的政权，继而从美国人大胆资助的团体中催生了一个狂热的政权”（大部分资金可能来自沙特）。奥萨马·本·拉登是间接受益者之一。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在其朋友和盟友萨达姆·侯赛因——他无疑更为世俗化，但在“文明冲突论”中仍属于“伊斯兰”一方——犯下严重暴行之际（包括对库尔德人施放毒气）一直对他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中美洲打了一场大仗，留下大约20万具饱受折磨、面目全非的尸体，数百万孤儿和难民，以及四个被毁的国家。美国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天主教会，它犯了“优先选择穷人”的滔天大罪。
无需再梳理下去。我们究竟要从哪儿找到“文明”之间的界线？我们是否要得出结论，存在一种“文明的冲突”，拉美天主教会在一方，而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包括其最凶残和狂热的宗教元素——在另一方？我当然不是在建议作任何这样的荒谬区分。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基于理性得出什么结论？
你觉得我们是在恰当使用“文明”一词吗？一个真正文明的世界会将我们引向这样的全球战争吗？
乔姆斯基：没有一个文明社会会容忍我刚才提到的任何事，而这只不过是美国历史的一小部分，欧洲历史甚至更糟。而且，肯定没有哪个“文明世界”会宁愿让世界陷入一场大战，也不愿遵循国际法规定的手段、参照大量的先例来解决问题。
这些袭击被称为仇恨之举。你认为这种仇恨来自哪里？
乔姆斯基：仇恨就是被中央情报局及其同伙动员起来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表达。当他们的仇恨和暴力指向美国的敌人，美国便乐于支持他们；一旦美国帮助培养的仇恨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美国就不高兴了，这一情形在过去20年来反复发生。对于该地区的民众而言，他们情绪的产生根源也相当清楚且广为人知。
你建议西方世界的公民怎么做来恢复和平？
乔姆斯基：这取决于这些公民想要什么。如果他们想要的是暴力升级的循环，那么按照常见的模式，他们应当推动美国落入本·拉登的“邪恶陷阱”并屠杀无辜平民。如果他们想要减少暴力，那么他们就应当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引导大国转向非常不同的方向，即我前面概述的有诸多先例的应对方式。这其中就包括愿意研究暴行背后的原因。常有人说，我们不能思考这些问题，因为这等于为恐怖主义寻找借口，这种立场极其愚蠢且极具破坏性，几乎不值一驳，但不幸的是，它却相当普遍。但如果我们不希望助长暴力升级的循环，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在其他情况下亦如此。
这些袭击是不是美国“自作自受”？它们是美国政治的后果吗？
乔姆斯基：这些袭击并非美国政策的“直接后果”。但间接而言，它们当然是其后果，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现在看来毫无疑问的是，袭击者所属的恐怖主义网络的根源，与中央情报局、埃及、巴基斯坦、法国情报机构等（在沙特阿拉伯资助下）组织、训练和武装的雇佣军有关。这一切的背景仍然有些模糊不清。如果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是可信的，那么组织起这些部队始于1979年。布热津斯基声称（也许只是在吹牛）自己在1979年煽动了对反阿富汗政府的穆贾希丁的秘密支持，为的是努力将俄国人引入他所称的“阿富汗陷阱”——这一说法值得铭记。他非常自豪的是，苏联的确落入了“阿富汗陷阱”——他们在6个月后派遣军队支持政府，其后果众人皆知。美国与其盟友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可能有10万人或更多，他们到处搜罗最好战的激进分子，于是召集了来自各地（绝大部分不来自阿富汗本土）的宗教激进主义者。他们被称为“阿富汗人”，但和本·拉登一样，许多人来自其他地方。
本·拉登是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候加入的。他参与了资助网络，这些网络可能至今尚存。他们对苏联占领军展开了一场“圣战”。他们赢得了战争，苏联侵略者撤军了。不过战争并不是他们的唯一活动。1981年，以这些团体为根基的势力暗杀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后者在建立这些团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3年，一名可能与这些势力有关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基本上将美军赶出了黎巴嫩。
到1989年，他们在阿富汗的“圣战”获得成功。当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建立起永久军事存在，本·拉登等人当即宣称，在他们看来，美国此举不亚于苏联对阿富汗的侵占，他们于是将枪口转向了美国，正如1983年美国在黎巴嫩驻军时的情形。与埃及类似，沙特阿拉伯是本·拉登网络的一个主要敌人。这就是他们想要推翻的东西，他们称之为埃及、沙特阿拉伯、中东其他国家和北非的“非伊斯兰政府”。
1997年，他们在埃及谋杀了大约60名游客，彻底摧毁了埃及的旅游业。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数个区域活动——北非、东非、中东、巴尔干、中亚、中国西部、东南亚、美国。这是20世纪80年代战争的产物——如果布热津斯基的话可信的话，那么甚至更早，从他们设下“阿富汗陷阱”时就开始了。此外，任何关注该地区的人都应该知道，恐怖分子从人们（从富人到穷人，从世俗主义者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绝望、愤怒和挫败中汲取营养。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政策，这一点显而易见，对于听得进去的人来说也是老生常谈了。
美国国内的反应很一致吗？你的反应如何？
乔姆斯基：如果你指的是对骇人暴行的愤怒以及对受害者的同情，那么这种反应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是一致的，包括在伊斯兰国家。每个有理智的人都完全认同于这种反应。如果你指的是呼吁展开残暴的攻击——这肯定会杀死许多无辜者，且正中本·拉登下怀——那么就不存在所谓“一致反应”，尽管人们从电视上得来的表面印象可能与此相反。至于我自己，我和其他许多人、非常多人一样，反对这种攻击行动。
没人能说清多数人的情绪为何，它们太纷繁复杂了。但是“一致”？当然没有“一致反应”，除了在罪行的性质这点上。
你谴责恐怖主义吗？我们如何决定哪种行为是恐怖主义，哪种行为是对暴君或占领军的反抗？你把最近针对美国的袭击“归入哪一类”？
乔姆斯基：我理解的“恐怖主义”与美国官方文件中的定义完全一致，即“蓄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以达成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通过恐吓、胁迫或制造恐惧来实现”。根据这一完全恰当的定义，最近对美国的袭击当然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事实上，它是骇人的恐怖主义罪行。全世界对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也不应该有。
但在上述美国官方文件的定义之外，还有一种政治宣传的用法，不幸的是，这后一种成为了标准用法：“恐怖主义”一词被用来指称敌人对我们或我们的盟友实施的恐怖行动。这种宣传用法几乎随处可见。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谴责恐怖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即便纳粹也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并对恐怖主义武装展开所谓“反恐行动”。
美国对此基本表示赞同。战后，它在希腊和其他地方组织和开展了类似的“反恐行动”。此外，美国的反叛乱项目相当明确地借鉴了纳粹模式，并对后者给予了相当尊重：在设计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叛乱（通常称为“反恐怖主义”）项目时，美国咨询了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军官的意见并使用了其手册，这在迈克尔·麦克林托克（Michael McClintock）的重要研究中有所说明。鉴于这些情况，即便同样的人和行动也能从“恐怖分子”快速转变为“自由斗士”，然后再变回来。
美国在1998年将“科索沃解放军”（KLA-UCK）正式列入“恐怖组织”，因为后者公开宣称，他们对塞族警察和平民的袭击是为了引发塞尔维亚不相称的、残暴的回击。迟至1999年1月，英国——北约在这个问题上最鹰派的势力——仍认为相比塞尔维亚，科索沃解放军要对更多的死亡负责，这很难以置信，但至少反映出一些北约高层的看法。如果国务院、北约、欧安组织（OSCE）和其他西方信息源提供的大量文件可信，那么在1999年3月底科索沃核查团（KVM）撤出以及北约轰炸之前，当地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改变。但政策却发生了变化：美国和英国决定对塞尔维亚发动攻击，于是“恐怖分子”摇身一变成了“自由斗士”。战后，“自由斗士”及其伙伴又变成了“恐怖分子”、“暴徒”和“杀人犯”，因为他们在马其顿（美国的盟友）展开了在他们自己看来出于类似原因的类似行动。
人人都谴责恐怖主义，但我们要问具体含义为何。你可以在我过去几十年来写的许多有关恐怖主义的书和文章中找到我的具体观点。但总的来说我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而谴责所有的恐怖主义行为，而不仅限于那些出于政治宣传原因而被称为“恐怖主义”的行为。
《关于9·11的反思》
首次发表于《瑞典晚报》（Aftonbladet），2002年8月
人们普遍认为，9·11恐怖袭击使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进入“恐怖时代”（这是耶鲁大学等学者的论文集标题，他们认为炭疽攻击甚至更具威胁），一切都将不同。
毫无疑问，9·11暴行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不是由于其规模，而是因为袭击选择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人们业已认识到，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工业大国可能会失掉对暴力的实际垄断，仅保留使用上的巨大优势。没人能预料到期望被实现的具体方式，但它们的确实现了。现代历史上的头一回，欧美在本土遭受了他们在其他地方经常实施的那种暴行。后者的历史众所周知，无需回顾，尽管西方可能会选择无视它，但受害者们可不会忘记。传统模式的急剧断裂使9·11必然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其反响一定是巨大的。
几个关键问题同时出现：
（1）谁应当负责？
（2）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3）恰当的反应为何？
（4）更长期的后果是什么？
对于问题（1），人们似乎认定罪魁祸首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网络。没有人比中央情报局更了解他们，中情局与美国盟国的同行们一起，从各国招募宗教激进主义者，将他们组织成一支军事和恐怖力量——不是为了协助阿富汗人抵抗苏联的侵略（这本是一个正当目标），而是出于国家的常规考虑，且在穆贾希丁控制后给阿富汗人带来了严峻后果。自二十年前这些恐怖主义网络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以来，美国情报部门肯定在持续关注他们的其他动向，而自1993年他们试图炸毁世贸中心和许多其他目标以来，美国情报部门一定保持着更密切的关注。纵然这无疑是历史上最详尽的国际情报调查，但有关9·11事件始作俑者的证据却依然难以寻得。事发8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面对媒体时仅能断言，美国情报部门现在“相信”该阴谋是在阿富汗策划的，在其他地方具体计划和实施。而在炭疽攻击的来源被确定为美国政府的武器实验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具体的攻击者仍未锁定。这些都表明，今后要打击针对富人权贵的恐怖行动将何其困难。无论如何，尽管证据不充分，但关于9·11事件的初步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
至于问题（2），学术界几乎都同意恐怖分子的自述，这也与他们过去20年的行为相吻合：用他们的话说，其目标是把异教徒赶出穆斯林的领土，推翻他们强加和维系的腐败政府，建立一个极端主义版本的伊斯兰政权。
（至少对那些希望降低未来类似罪行的产生可能性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催生恐怖组织的背景条件，而在这一点上，恐怖分子传递的至少部分信息激起了大量同情——甚至在那些鄙夷和害怕他们的人当中。用乔治·布什的话说，“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新鲜，答案也不难找到。45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参谋人员讨论了所谓阿拉伯世界“不是由政府而是由人民”发起的“针对我们的仇恨运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出，造成这一状况的基本原因在于，阿拉伯人民意识到美国对腐败和残暴政府的支持——后者阻碍了民主和发展，而且美国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其在近东石油的利益”。9·11事件后《华尔街日报》对富裕的西方穆斯林的态度调查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且当前美国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具体政策加剧了这种态度。
评论家们通常偏好一个更令人欣慰的答案：他们的愤怒源于怨恨我们享有的自由和对民主的热爱，他们的文化缺陷可以追溯至许多个世纪以前，他们无法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事实上他们愉快地参与其中），以及其他此类问题。如此回答或许更让人宽慰，但绝非明智之举。
那么关于适当的反应，既问题（3）呢？答案显然是有争议的，但至少应该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具体而言，如果某行为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对他人也是正确的；如果对他人来说是错误的，对我们也是错误的。拒绝该标准的人简单地宣称，行为因权力而正当；那么在任何关于行动适当性、行为正确与否的讨论中都可以无视这些人。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采纳上述的简单道德准则，那么关于问题（3）的大量评论（例如关于所谓“正义战争”的讨论）还剩下些什么？
我举几个没有争议的案例。自肯尼迪总统因古巴成功抵御美国入侵而下令“大地上的恐怖”必须降临古巴，直至其领导层被消灭，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种恐怖后果惨重，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自里根总统对尼加拉瓜发动恐怖主义战争，其野蛮暴行和巨大破坏导致数万人死亡、国家被毁无以恢复，还使国际法院和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然而没有人觉得古巴或尼加拉瓜有权在华盛顿或纽约引爆炸弹，或暗杀美国领导人。除此以外，很容易找到不少更严重得多的案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那些接受基本道德准则的人需要做些什么来证明美国和英国轰炸阿富汗的合理性。总统在轰炸开始时宣布的官方目的乃迫使阿富汗交出美国怀疑犯下罪行的人；几周后宣布的战争目的则变成了推翻其统治者。
同样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对恐怖主义暴行作出适当反应的更精细提议。饱受尊敬的军事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建议“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开展警察行动……打击犯罪阴谋。应追捕参与该阴谋的成员并将其带上国际法庭，在那里他们将接受公正的审判，如果被判有罪，将获得恰适的量刑”（来源：《卫报》和《外交》杂志）。这看上去合乎情理，但我们还是要问，如果在所有地方推行该提议会招致何种反应。这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如此建议被提出，定会激起人们的愤怒和恐惧。
关于对可疑威胁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布什主义”，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立场并不新鲜。采取这一立场的高级别决策者大多是里根政府的旧部，他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轰炸利比亚属于“对未来袭击的自卫行动”，因而是正当的。克林顿时期的决策者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回应”（包括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尽管这一理论还有更早的先例，但大胆宣称这种权利尚属首次，且毫不避讳这一威胁指向的对象。政府和评论家均直言不讳他们打算将该理论应用于伊拉克。那么根据普世的道德基本准则，伊拉克对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恐怖行动便似乎是正当的。当然，没有人接受这个结论。总之，如果我们愿意采纳基本道德原则，就会出现明显的问题，那些主张或容忍选择性“先发制人”理论的人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如此理论立场将“先发制人”的权利授予那些强大的势力，后者可以肆意行使之而罔顾世界的反应。而且，举证过程十分不易——在主张或容忍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时总是如此。
当然，对于我这里提出的简单论点，有一个简单的反驳。“我们”是好的，而“他们”是邪恶的。这一实用原则几乎胜过任何论证。对评论和诸多研究的分析显示，它们的根源往往就在于这一关键原则，它是一种断言，而不是论证的结果。时不时地（但很少见），一些烦人的家伙会试图举出晚近和当下的历史案例来反驳这一核心原则。通过观察反驳激起的反应以及为阻止倒向这种“异端邪说”而设置的一系列障碍，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流行的文化规范为何。当然，这些都并非当下权力中心或主流知识文化的新近发明。不过它依然值得关注，至少对那些有兴趣了解我们身处何处以及未来可能会如何的人而言。
现在让我们简要谈谈最后的问题（4）。
从长远来看，我怀疑9·11的罪行将助推业已开始的趋势，刚才提及的布什主义就是一个例证。与袭击事发后人们就马上预料的一样，世界各国政府抓住9·11事件的机会，制定或升级严厉的压制计划。俄罗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国际反恐联盟”，企图获得授权在车臣实施行动，结果也如其所愿。土耳其是首个为美国“反恐战争”新阶段派遣部队的国家，按照其总理的说法，这是为了感谢美国对土耳其残酷镇压境内库尔德人口所做的贡献，镇压以极端野蛮的方式进行，非常依赖美国的大量武器。土耳其因其在这些国家恐怖活动（包括20世纪90年代一些最严重的暴行）中取得的成就而受到高度赞扬，并获得了保护喀布尔免受恐怖袭击的权力——诸种暴行皆由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提供军事援助与外交和意识形态支持。以色列也认识到，在美国更加坚定的支持下，它将得以愈发残酷地压制巴勒斯坦人。类似情形在世界上比比皆是。
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民主社会施行了规训本国民众的措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实施不受欢迎的举措，对民众的惊恐情绪和“爱国主义”要求加以利用——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闭上你的嘴，让我继续推进我的议程。”布什政府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侵蚀大多数人以及未来几代人的权利的行为，它只服务于企业利益，后者主导政府的程度甚至远超平日。
总之，事发伊始的预测得到了充分证实。
一个重要后果是，美国首次在中亚拥有了主要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对美国跨国公司具有重要意义：将其置于当前“大博弈”的有利位置，以控制该地区的大量资源，同时也完成了对世界主要能源资源聚集区——海湾地区——的包围。美国针对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体系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亚速尔群岛，但在阿富汗战争前，距离最短的可靠基地位于迪戈加西亚岛。现在这种情形已大为改善，必要情况下的武力干预也将获得极大便利。
布什政府认为“反恐战争”的新阶段（在许多方面复制了里根政府二十年前的“反恐战争”）是一个进一步扩大军事优势（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采用其他手段确保全球主导地位的机会。（2002年）4月，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卜杜拉访问美国，敦促美国政府更多地关注阿拉伯世界对其强烈支持以色列恐怖行动和残酷压制的反应，这时，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清楚地表达了政府的想法。阿卜杜拉实质上被告知，美国并不关心他或其他阿拉伯人怎么想。据《纽约时报》报道，一名高级官员解释道：“如果他觉得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时很强大，那么今天的我们比那时强大10倍。这是为了让他看看阿富汗如何证明了我们的实力。”一位资深国防分析师将此言论略加润色，将其表述为：别人会“因我们的强硬而尊重我们，不敢招惹我们”。此类立场也有许多历史先例，但在9·11之后的世界，它集聚了新的力量。
纵然我们没有内部文件，但有理由推测，轰炸阿富汗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警告世界，一旦有人越界，美国会作何反应。对塞尔维亚的轰炸也是出于类似原因。如布莱尔和克林顿所言，其主要目标是“维护北约的信誉”——并非挪威或意大利的信誉，而是美国及其主要军事主顾的信誉。
我将就此打住。国际社会的基本议题在我看来仍和此前一样，但9·11事件也必然引起了变化，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变化产生了重大且不太乐观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