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阵尺牍》，丁小明、千金梅编撰，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820页，1980.00元
多年来，我因从事张謇研究，接触过“壬午兵变”期间中朝两国使臣交往的一些史料。近日幸读丁小明、千金梅两位教授的《大阵尺牍》（ 下简称《大阵》 ），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对两国使臣这段交往历史的了解，还深感《大阵》的出版将为推进国内近代东亚关系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基础性支撑。
“壬午兵变”是光绪八年（1882年）近邻朝鲜国内发生的有着浓厚日本侵略背景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政府在传统宗藩关系下不能不应对的一件大事。由于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对日本侵略持强硬态度，吴长庆奉命率领“庆军”果断进入朝鲜并平乱成功。但是，平乱后的朝鲜亟待“善后”，解决好导致动乱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并变乱为治，向着国强民富的目标努力；至于日本，染指企图虽暂时未能实现，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而清政府却日益封闭与衰弱，东亚的传统格局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中朝两国使臣即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朝鲜相聚相识相交，交往后留下了名曰《大阵》的大宗写本文选。丁小明教授长期注重对两国使臣交往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今年5月出版的这部《大阵》，是继2014年的《谭屑》、2019年的《新见近现代名贤尺牍五种》后，同一“尺牍”系列的第三部文献丛书，也是史料最为珍贵，内容最为丰茂的一部文献丛书。翻阅《大阵》，发现风烟当年正四起，使臣江山勤指点。
《大阵》史料特色之一：中朝交往多对一。《大阵》中的中方赴朝使臣，由“庆军”将领、技术性官员或幕僚为主体组成。除了为人熟知的“庆军”主帅吴长庆、机要文书张謇，以及后来成为民国大总统，时任前敌营务处中书的袁世凯外，还有经张謇举荐投军的“通海才子”周家禄、朱铭盘、张詧；张謇的好友兼青年才俊邱心坦、林葵、吴鸣鸾、刘长英等。至于吴兆有、张光前、李延祜、潘钟杰、王湛恩、纪堪沛、谭赓尧、吴朝彦、沈朝宗、李毓林、刘绍棠、王锡鬯、吴雅怀、郭春华、方正祥、茅延年、叶觐仪等，亦为“庆军”英杰，各擅所长。上述人员皆参与了交往，并留下了各自的印迹。朝鲜方面，负责与中方交往的是由国王李熙指定的“迎接官”，担任吏部侍郎、国子监祭酒的金昌熙一人。金昌熙系朝鲜政坛与文坛上的著名人物，对华友善，乐意与中方交往，受到中国使臣的一致推许。双方用汉语交往存在一定困难，但金昌熙熟悉汉文，“能文能诗能书，尤能娴熟中原故事、东方利弊”，可以顺畅地笔谈，故这种多对一的笔谈成为了双方交往的主要形式。据《大阵》载，参与笔谈的两国使臣人数达二十八人，双方笔谈很是频繁，留下的写本文选数量约达三百篇，许多史料为首次披露，交往的时间跨度则延续到中国使臣回国后，皆为与“壬午兵变”有关的其他史料集所不及。另外，这种特殊的多对一交往形式留下的信札或文稿，即使并非首次披露，一般史料价值亦较高，诚如丁教授所言：同一收信人或上款的信札或文稿的史料价值，“要远高于写给不同或不相关的上款人的信札或文稿”。故《大阵》称得上是深入研究近代东亚关系的一座写本文选史料富矿。
《大阵》史料特色之二：大多为私人文稿。写本文献一般分为政府公文与私人文稿等两类。政府公文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但其弊端亦较为明显，“事状或未尽其实”便是弊端之一；而《大阵》除“附录”中有少量公文外，大多为私人文稿，包括了信札、便条、题签、名刺、笔谈、诗文，以及《日记》等多种形式。因系私人文稿，双方在探讨时局政事时往往能敞开心怀，较少顾忌，张謇致金昌熙函中云：“今日此间之政事，仍如病夫之未起，是真可叹！……中国所病亦正在此”，一段话涉及到了中朝两国政治的弊端；潘钟杰致金函中则对朝鲜推行“当五钱”直言不讳：“民间不便，……兵勇又不愿”，贵政府欲“使万民致怨乎”？务请“停用，另筹别法”，潘的义愤填膺之状如在目前。私人文稿亦可发现双方交往中的诸多细节，袁世凯致金昌熙函中，就含有许多他为朝鲜编练亲军做枪架、封木门、代制毡帽、安置马匹“劳心劳力”，低调行事方面的史料，对认识袁世凯早年的真实情况颇有裨益。私人文稿中还可发现丰富多彩的私交内容。金昌熙因刻《谭屑》，遍请多位赴朝使臣撰序，张謇亦代友人王彦威嘱金昌熙征求多位朝方人士题记其母王太夫人的《焦尾阁稿》。张謇在朝时购得韩琴一张，便向金昌熙请教制作历史及修理方法；李延祜对李朝晚期文坛领袖闵蕙庭的书法甚为推崇，多次致函金昌熙代求墨宝；袁世凯因军中“病人颇多，乞(金昌熙)即代延名医来此一看”；王锡鬯赠金昌熙予“福寿面四十束”“闽中冰糖二斤”，并附函问候；周家禄致函金昌熙，赠予“墨二挺，笔二枝”，等等。《大阵》中的这些史料不仅没有冲淡双方交往中指点江山的主题，相反让这一主题变得鲜活灵动，也更符合双方交往历史的真实。
《大阵》史料特色之三：相互间可“对读”。所谓“对读”，是指丁教授等编撰的《大阵》是由《大阵》原稿与“附录”两部分“拼合”而成的，原稿与“附录”中的史料密切相关，相互间可对接对照，产生互证互补的效果。试以“附录”所载金昌熙的《东庙迎接录》（ 下简称《东庙》 ）为例。《东庙》载袁世凯与金昌熙第一次见面即询问朝鲜统兵将帅的个人情形，第二次见面又向金昌熙建议利用“庆军”在朝有利条件，由“庆军”负责训练朝鲜军队的问题。在《大阵》原稿中，这类史料的重点开始转移到袁世凯为朝鲜编练亲军的具体细节上。前后衔接，各有侧重，“拼合”后较完整地反映了袁世凯早年在朝时的活动面貌以及行事风格。又如，《东庙》中张謇与金昌熙探讨中国所以能派“庆军”入朝平乱原因时，谈及吴长庆“有难言之处”，李鸿章当时如在任上，“李相坐视，必无出师之理”。只是恰逢“李相不在，张公(指张树声)得以出力”，吴亦才能成行。《大阵》载张謇这类言论时则对应指出，“天下事真不可为（小人多，而君子少）”，李鸿章“正坐在位之非其人”，对《东庙》提及但没有展开的李鸿章的“官品”话题进行了分析。再如，李延祜在《东庙》与《大阵》原稿中，与金昌熙的交往主要围绕开采矿藏、练水师陆军、造轮船等“富强之术”层面展开。但在《东庙》中，两人对答一般还只停留在浅层次的交流上，在《大阵》原稿中，李延祜为金昌熙提供的技术则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如谈“炼铜之法”，“凡铜砂出矿，先分提红、白、黄、青四色，后入机器，铁炉煽以煤火，镕化铜汁。查有两副，先炼铜砂成生质，再炼生熟铜成质”。《东庙》因金昌熙亲历其事而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但总体而言，《大阵》原稿的史料价值更高一些，两方面“拼合”则相得益彰，其史料价值自然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大阵》史料特色之四，关注“善后”讨论。“附录”中除《东庙》外，另载有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李延祜的《朝鲜善后八议》，以及金昌熙的《朝鲜善后六策八议补》三篇文稿。三位作者分属中朝两国，文题中又均有“善后”二字，可见当年围绕朝鲜“善后”问题曾进行过以笔谈为主要形式的讨论。丁教授等有意将三篇文稿一齐载入“附录”，也体现了对“善后”讨论史料的关注。回顾这场讨论，张謇因目光敏锐，感受到“善后”是朝鲜面临的头等大事，最早撰写了《六策》，成为这场讨论的发起人。张謇在撰写过程中通报了金昌熙，为“贵邦代筹善后六策……尚未脱稿”一事，回国后又向金昌熙透露了“《六策》已写出”的消息。尽管考虑到《六策》内的主张“与一切主持善后者不同”，张謇曾想“绝不示人”，但那是指外人，金昌熙、金允植(朝鲜吏部侍郎)等不在其内。事实上，张謇很快将《六策》在两国好友圈内进行了小范围传阅，目的是为了寻找知音，并请“就裁正之”。据“附录”所载，起码有李延祜、金昌熙读有所感，奋笔疾书，撰写了《八议》《六策八议补》以回应，由此形成了两国使臣这场共商朝鲜“善后”问题的讨论。比较三篇文稿，三人提出的“善后”策略同中有异，相互间也存有某些争议。三种策略何者更符合朝鲜国情，日后需要另文探讨。但是今天，中朝两国使臣一百四十年前的这场笔墨风雷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肩并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热情极具画面感，已经让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研究兴趣，这样的开端足以为日后的研究铺平了道路。“附录”中的三篇“善后”文稿，同样可以在《大阵》原稿中找到它们存在的记录，双方能够“对读”。只是原稿中有关史料较为单薄，反倒是“附录”中三篇“善后”的文稿内容很为详尽，这是不同于“附录”中《东庙》与《大阵》原稿关系的地方。
长期以来，丁教授孤独地耕耘在中朝两国使臣交往史料的领域，其执着的精神令人钦佩。据丁教授称，搜集汇总《大阵》中的史料绝非易事。仅就《大阵》原稿而言，这批距今一百四十年的珍贵史料，因历史沧桑，分藏于中国私家，以及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三处。而丁教授与合作者的千教授原在上海、南通两所高校任教，亦互不相识，他们是因学术上的共同志向而结识并组团承担了这项工作的。两人跨海往来，奔波于两国三地，历时十年追踪“拼合”这批史料，始获成功。作为同行，我能深刻体验他们期间经历的艰辛与付出的心血。祝贺《大阵尺牍》正式出版，并祝愿《大阵尺牍》在国内近代东亚关系的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