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阀的时代》，【日】武田晴人著，王广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2021年5月出版，292页，79.00元
无论是在日本、中国还是别的国家，当“阀”字被用于表述特定政治社会现象时，通常带有多重贬义：其一，在身份上，壁垒森严、门槛高耸，后来者和外来者难以跻身其中；其二，在行为上，主从分明、颐指气使，对内对外皆如此；其三，在关系上，既彼此党同伐异，又携手追名逐利。军阀、学阀、官阀、门阀、派阀概莫能外，在日本的语境中，还有闺阀、藩阀等。所谓“财阀”亦是其中一例。
耐人寻味的是，如果说上述举例的诸“阀”在别的国家尚不鲜见，“财阀”一词却往往与日本联系在一起。在英语中，虽然偶尔也附加financial clique或wealthy clique等解释，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直接使用源于日语音译的zaibatsu一词表示财阀，在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其他世界主要语言中，也不约而同地移用该词。即便是常常被相提并论的韩国“财阀”（chaebol），也被认为与日本的影响难脱干系。由此，对“财阀”的正名和释义也就成为日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学科的分析路径和立场结论又大相径庭。同样一个“财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写法”与“读法”。
大写的财阀与小写的财阀
用Google Ngram Viewer可以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财阀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否首字母大写大有讲究。Zaibatsu的词频最高峰出现在1947年，在此前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至五十年代中后期是西方社会对日本财阀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这显然是由于二战之前和战时学界对日本经济体制的分析，更与战后“解散财阀”的日本民主化改革息息相关。此时，对西方读者而言，“财阀”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外来词，且往往与三井、三菱等特定的对象捆绑在一起，因此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首字母多为大写。
与之相对应，zaibatsu的词频最高峰则出现在1992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见证了欧美对财阀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期。同样，这也与1980年代中期之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高涨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此时的财阀已经褪去了新奇的色彩，为众人所知。名称虽无需大写，但其所指向的实质内容却再次成为代表日本“特殊性”乃至“异质性”的象征，被置于口诛笔伐的聚光灯下。此时的“财阀”，显然与官商一体、唯利是图、“经济动物”的日本经济整体形象相纠缠，成为“日本株式会社”（Japan Inc.）的一个注脚。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学术探讨的对象，“财阀研究”的盛衰枯荣反映了背后时代舞台的大布景。也正因如此，随着日美关系的缓和、日本经济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改善，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学界对日本财阀的研究已大大降温，学术专著和主流学术期刊较少再以财阀为单独主题展开分析。
西方学界对财阀的研究虽然逐渐意兴阑珊，但在大洋彼岸的发源地，日本学者对财阀的追踪却未见明显的退潮。这固然与大部分日本学者终其一生往往专注于某个议题的学术风格有关，也离不开日本学者与欧美学者对财阀研究的不同取径。比较极端地说，欧美学者主要是从概念界定的视角分析日本的财阀，强调理论建构和政策应对。因此，当围绕这一争论已有相对公认的定论之时，无论是对日本财阀本身的考察，还是相应的国际比较，其学术的吸引力和迫切性都直线下降。而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大部分对财阀的研究主要是出于溯本求源的目的，突出事实辨析。无论是对历史上的财阀，还是对现实中的“疑似财阀”，都力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因此，对财阀的研究并不被视为一个“过时”或“陈旧”的冬烘话题。例如在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从1958年开始评选的“日经经济图书文化奖”中，旗手勋的《日本的财阀与三菱：财阀企业的日本风土》（1978年出版）和森川英正的英文本著作《财阀：日本家族集团的兴亡起落》（1992年出版）等多本关于财阀的作品都曾相继获奖。
中国的出版市场与两者略有差异，但相对更接近日本的情况。在战前，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就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关系，对于旗下的部分企业而言，在中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其“商业帝国”的根基和疆域。在中日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巨型企业也纷纷在第一时间深耕中国市场。普通中国老百姓不仅对东芝、尼康、罗森等这些企业集团旗下公司或关联企业的名牌耳熟能详，对于以其集团名号为前缀的各大企业更是妇孺皆知。对中国人而言，这些企业不仅是历史往事和商业符号，其现实存在就在身边，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对于与日本财阀相关的著述兴致盎然，在出版市场，不仅中国学者的著作比比皆是，相关的译著也不胜枚举。
2021年7月19日，日本东京，日本最大的开发商三菱地产公司38层“东京火炬常盘桥大厦”办公楼竣工。三菱地产计划于2027年在建筑群里再建一座大楼，成为日本最高的建筑。
作为“事实”的财阀与作为“概念”的财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武田晴人名著《财阀的时代》的中译本。武田晴人是日本学者中研究财阀的代表性人物。在1979年于东京大学完成博士课程（1988年正式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之后，他始终致力于对近现代日本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宏富。财阀研究是其产业史、企业史、经营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财阀的时代》开始，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著作。令人钦佩的是，2015年3月退休后，他仍笔耕不辍，学术成果甚至大有井喷之势。其中，数部关于财阀的大作相继问世，例如《铃木商店的经营破绽》（日本经济评论社，2017年）、《日本经济发展与财阀本社：持股会社与内部资本市场》（东京大学出版会，2020年）、《三菱财阀形成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20年）等。在武田晴人之前，安冈重明、森川英正、麻岛昭一等日本经济史学者对财阀已经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在该书中也多有参考引用。与武田晴人属于同一个世代的下谷政弘、春日丰、橘川武郎、坂本雅子以及作为后辈的菊地浩之等学者，也长期专注财阀研究，并在近年来佳作迭出。
《财阀的时代》源自2020年出版的角川索非亚文库版。该书的雏形是1995年新曜社同名初版，后经文库化并大幅增删修订。1995年的初版中事实上还有一个副标题——“探寻日本型企业的源流”，或许更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主旨。由于最初的内容是为东京世田谷区的市民讲座而作，且又添加了通俗易懂、不枝不曼的文库版风格，所以无论是原著还是译本都娓娓道来、十分晓畅。书中不乏“真相如何我们并不清楚”“因为……相关资料的缺失，我们无从查找”“从当时留下来的资料来看，几乎没有涉及”等略带日式口语化的表述，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有一说一的学术态度。
所谓“财阀的时代”，在书中是指从明治时代的“政商”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大财阀被迫解散为止所经历的八十年。由于设定了这一分析时间段，该书与关于战后“财阀”的很多争论主动做了切割，基本回避了与欧美同行的隔空对话。武田晴人多次强调，对于如何定义财阀“这个问题似无回答的必要”（第5页），“没有必要从概念上纠结”（第10页），但从这一标题的界定中即可看出，作者对于潜在的争论或曰“财阀的定义”无疑有着明确的回答：战后被视为“财阀”的日本企业并非“财阀”。换言之，既然战前的时代才是“财阀的时代”，那么战后至今，“财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财阀的“名”与财阀的“实”
当今的日本企业中，是否尚存财阀？判断这一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一方面，像三井、三菱、住友等战前的财阀大多继承了原有的家号，另一方面，如今这些企业集团旗下，又犹如梁山好汉排座次一般，集结了众多直系和旁系的成员。这就让普通人不由自主地以为，这些企业身上仍流着财阀的血液。但由于本文一开始所述“财阀”背负的负面色彩，“财阀”这一身份事实上变成一个污名化的标签，落后时代、有违公平。当代日本企业对其唯恐避之不及，不少学术研究也抱着验明正身、还人清白的目的。
在界定财阀的时候，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国际比较的横向视角，即把日本与其他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放在同一个天平和显微镜下，看看日本企业是否具有与众不同的“财阀特质”。另一种则是历史比较的纵向视角，分析那些与战前财阀“同名同姓”的企业，与“祖辈”相比在企业结构和经营战略中，相似性与继承性、差异性与断裂性，孰大孰小。但无论是哪种视角，要探究财阀的前身今世和来龙去脉，都必须具备具有一定的共识标准。
武田晴人认为，界定“财阀”的标准，简单来说有两个：“同族支配”和“多元事业经营体”，前者是指同一个家族在这一企业的出资和收益中居于支配性地位，后者是指同一个企业同时涉足多个产业领域。与大部分主流日本学者的定义相比，武田晴人的观点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建议两者的界限可适当放宽，前者未必是“排他性支配”，而后者应将“寡占”排除，突出“独占”。两个标准中前一个更为重要，因为尽管大部分日本企业确实心无旁骛聚焦某一个特定产业，但在不同产业多面出击的企业并不在少数，而且这也无可厚非。武田晴人强调“同族支配”的用意，是为了将符合两个标准的中小企业剔除出“财阀”的阵营，使其更加符合人们对巨型财阀企业的一般印象。因此，在本书中，武田晴人选择了相对不存异议的三井、三菱和住友作为战前财阀的代表，并间或辅之以安田、浅野、古河等其他财阀的兴衰典故，希望通过对战前历史的回顾，为读者思考和判断当下的企业集团提供参考。同样，虽然是一部财阀的“断代史”，但武田晴人期盼战前的财阀经历，也能为当下的日本企业提供些许正反经验。
对照“同族支配”和“多元事业经营体”这两个标准，就不难理解为何武田认定战后日本大型的企业只是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点的“企业集团”，而非传统的“财阀”。
作者指出，消除同族的排他性支配是“战前财阀与战后企业集团之间在组织原理上的最大区别”（243页）。通过战后美国主导下的解散财阀运动，不仅同族的资金力量和经济力量遭到大幅削弱，同族担任高管也受到了诸多限制（257页）。虽然交叉持股仍是日本股份制企业的重要特征，但与战前相比，日本公司的股份所有结构的分散化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武田晴人强调，战后出现的“企业集团”并非“财阀复活”，因为这些企业之间是水平的、平等的关系，而非居高临下的金字塔结构（265页）。按照武田晴人的解释，虽然三井、三菱、住友这些企业集团的名称仍与战前的前身无异，看上去是一脉相承、萧规曹随，但既然不存在“同族支配”，即便横跨再多的领域，其“财阀”的身份也就不存在了。相比财阀，这些“企业集团”的股东结构更为现代和稳定，企业经营者的自主性也大大提高。此外，主银行制、企业内部的磋商机制（如三菱系的金曜会等）等在一般人脑海中象征财阀形象的标签，在本书的界定中不过是日本企业的一些特殊机制而已，并不能与财阀划上等号。
2020年10月30日，日本爱知县，日本首款国产喷气式支线客机“SpaceJet”的生产工厂。
财阀的史实与史料
众所周知，日本的“百年老店”为数众多。2020年，根据日经BP的调查，创业一百年以上的日本企业有三万三千零七十六家，而创业两百年以上的日本企业也有一千三百四十家之多，均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与之相关，在日语中有一个特殊的词汇——“社史”。顾名思义，这是为某个特定企业编撰的历史（日语的“会社”一般翻译成公司）。作为一种专门史，“社史”在日本的经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质量普遍较高，而且日积月累，规模不断扩大，例如，“涩泽社史数据库”专门收集与涩泽荣一相关的企业的社史，仅这一类社史的数量就达到了一千六百零九册。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不少大学的图书馆均设有专门的社史馆藏。日本经营史研究所自1978年开始评选“优秀会社史”，至2020年已举办二十二届，获奖作品总计超过一百二十余部，各大财阀及其子公司的“社史”大多榜上有名。当然，日本的“长寿企业”中，中小企业居多，未必都是大企业。但考虑到传统“财阀”内部错综复杂的子公司结构、分化组合的动态变迁、辗转反复的代际延续，不少“长寿企业”确与各大财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本身就是财阀的分支企业。例如，住友金属矿山、田边三菱制药、住友林业等都是著名的老牌上市企业。
中小企业尚且精心记录和编撰整理自身的“家族史”，那些航母编队的财阀或“前财阀”就更是如此。而相比已经集结成册的“社史”，与本企业相关的原始文献更加积简充栋，对此，各大企业集团都重视有加。例如，三菱和住友均建有自己的史料馆，三井的史料馆则称为“三井文库”。三菱史料馆于1996年附属于三菱经济研究所，截至2021年3月，共收藏文献八点二万份。住友史料馆的前身甚至可以追溯到1887年（明治二十年）旧大名家开始热衷修史之时，目前该馆收藏的近世和近代史料共有九万份。除了对史料的保存展示、编撰整理等功能之外，这些机构还大多公开出版相关著作和学术期刊等出版物。例如，2010年，住友史料馆的山本一雄充分利用内部的馆藏资源，近水楼台先得月，写出了煌煌两千余页的《住友本社经营史》。这一由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发行的大作还曾获得2011年度的“企业家研究论坛奖”。此外，这些史料馆还纷纷聘请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知名大学的一流学者担任专任研究员。武田晴人本人即从2020年7月开始担任公益财团法人三井文库的常务理事和文库长。而他的前任则是一度享有“日本经营史第一人”之称的明治大学名誉教授由井常彦。
武田晴人在2004年的一篇访谈中曾透露，他本人对“社史”的首次接触发生在研究生时期，当时主要是参与协助编撰《古河矿业百年史》（1976年出版）、保存整理石川一郎（经团联的第一代会长）文书。而在1970年代中前期，彼时的日本也面临着对保存企业史料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储藏条件欠缺、部分资料被随意遗弃等问题。在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重视和努力下，并参考英国等国的做法，这些资料最终得以相对妥善地保留下来，并被陆续加以整理和利用。虽然当下已逐渐进入无纸化的电子存储时代，但日本在半个世纪前走过的这段经历，对中国企业以及中国的经济研究而言，或许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像任何一个史学门类一样，史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根基。得益于“企业史料”的积存和爬梳，日本学者在对财阀的研究中享受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也在与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乃至争论中具备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可以说，这是对财阀的经济史研究在日本学界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无论是从《财阀的时代》书后所列的参考文献，还是从书中细致入微的数据整理、案例剖析、事实探寻中，都可见一斑。
关于财阀，在观察日语世界的学术发表和出版市场时，可以发现两个颇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除了对日本自身的财阀研究之外，相当一部分日语文献对韩国财阀情有独钟，近年来还频频将目光投向对泰国、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财阀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大量言情、禁断、耽美、官能等幻想和架空题材中，“财阀”一词频频出现，甚至成为重要的故事背景或主角设定。一类是极为严肃甚至艰深枯燥的学术作品，另一类则是在特定读者群中颇具人气的畅销读物。过去与当下、现实与虚幻、自我与他者，“财阀”竟成为某个连接点。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为一种日本经济社会中的特殊现象，财阀具有持续而微妙的影响。同样，由于立场和视角不同，对财阀的判断和解读不免相去甚远。正如武田晴人本人所言，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专家学者，各自对财阀都无形中有一种“先入之见”，由此造成理解的偏差和对话的错位。《财阀的时代》是否减少了这种偏差和错位，读者或许自有答案，但该书的出版无疑为中国读者认识“财阀”和思考“财阀”，提供了一种新的“写法”与“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