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工和雇主
禁书在18世纪的法国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的时候，也许传播了煽动性思想，但从那之后它们就被安放进了珍本室，在穹顶之下、高墙之内陷入静止。它们已然成了老古董。书在刚刚印好的时候样子很不一样，但现在很难去设想它们原本的样貌了，因为无论是印刷店还是18世纪出版业的发行体系，都基本不为我们所知。要想对这些书籍刚刚诞生时世界的样貌形成一些认识的话，我们得回到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中去，通过档案我们可以观察到印刷工工作时的状态，听听老板们是如何谈论他们的。
由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是从散落在法国、瑞士和莱茵兰各地的印刷中心招徕工人，因此该公司的管理层形成了一张招聘代理网络，他们调派计日工，通过源源不断的书信往来讨论用工市场，这些信件透露了一些有关旧制度治下的劳动状况和工人的基本看法。其中信息最为丰富的书信往来在1777年，当时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规模扩张了一倍，为的是印刷四开本的《百科全书》，其时兴起的“百科全书热”耗尽了整个印刷业的资源。工人们借着这个暂时的用工紧俏时期，但凡能找到薪酬更丰厚、工作条件更好的机会就会不断跳槽，因此就有了工人四处奔走的问题，这是贯穿那些书信往来的一个主题。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招工最具吸引力的条件也许就是提供旅费，其金额约等于这个工人抵达工作岗位前在路上所花的时间若用来工作原本可以赚得的工资。同样是10或12个小时，比起费力地推着印刷机，或埋头在铅字盘上苦干，工人们更喜欢行路，还能不时在路上的乡村旅馆停留一下。他们的旅程变成了一种带薪休假，四处奔走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在计日工年轻时如此。
有时，我们可以根据信件的日期来追溯一个人的行踪。他们通常要花两天时间从洛桑行进70千米抵达纳沙泰尔；从巴塞尔出发则有120千米，需要三天时间；从里昂出发有300千米，需要一周时间；而从巴黎出发有500千米，需要两周时间。例如在1777年6月16日，百科全书之风最劲之时，一个巴黎的招聘人员派了六位工人去纳沙泰尔，许诺他们一抵达就能得到24里弗赫的旅费。他们正好两周之后向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报到，每天平均行路36千米。他们每周能赚10-15里弗赫，这样一来旅费就相当于他们两周的工资——这对于在初夏横跨整个国家的一场徒步旅行来说是笔不错的补偿。但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在这些工人至少工作一个月之前拒绝支付旅费。招聘人员并没有告诉这些工人这个条件；而且以防他们拒绝接受，他把工人的行李（hardes）作为一种担保，之后才运到纳沙泰尔印刷公司。这些工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开始工作，排版、印刷《百科全书》。他们的名字定期出现在领班的工资簿上，八周以后他们才能拿到旅费和自己的行李——然后，他们就消失了。他们中有些人几周之后出现在日内瓦的一些店里，这些店当时也在印《百科全书》。至少有一人去了巴泰勒米·德·菲利斯（Barthélemy de Félice）的店，当时他正在伊维尔东（Yverdon）出一版“新教”版的百科全书，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版本是竞争关系。其他人也许是在伯尔尼和洛桑忙着印八开本的《百科全书》，因为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一个巡回销售员报告，称他在瑞士的其他几家出版公司发现了之前离开纳沙泰尔的“叛逃者”。而且至少有一名印刷工，名叫盖亚特（Gaillard），一年以后又在巴黎出现，请求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再次雇用他。据巴黎的一位皮革商为他写的求情信称，盖亚特为“自己犯下的过错”懊悔不已，准备再次启程前往瑞士——而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去了。
德夫朗斯（Léonard Defrance，1735-1802）拜访一家印刷工场（约1782年），藏于格勒诺布尔博物馆
盖亚特犯了什么“错”？皮革商的这封信中并没写明，但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通信当中显示，人们常常在遇到麻烦时“叛逃”。有时他们是因为债台高筑，或是收到了下一周工资的一小笔预付款。他们很少积累资本，常常为了躲债想要离开某镇，或是去另一个地方领取一笔旅费。基于这些情况，雇主在信中每每提及工人的时候，都透出一种根本不信任的口吻。工人不可靠。即便他们不是拿着旅费或预付款跑了，也会因为醉酒而缺席；而且最糟糕的是，他们还会为法国警方或其他出版竞争对手做探子。招工人员的推荐信中散发着一种性格学的东西，给人留下理想型工人的印象。他要有三个特质：按时上班，不醉酒，有一定的技术。根据日内瓦的一位招聘人员所写，一位完美的排字工是这样的：“他是位好工人，能做你交代他的任何工作，一点儿都不浪荡，工作勤勤恳恳。”
类似的评论还透露了一些关于怎样能吸引到工人的隐性条件。一条私下里给巴黎一位招聘人员的嘱咐颇为典型，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如是说：“你现在可以继续时不时地给我们派些人来，那些对我们这里的生活怀有好奇的人，但不要提前付任何钱。”不消说，“好奇心”会驱使人们走去异国工作，哪怕是在500千米之外。这些信偶尔还会提到其他一些动机，但对于现代读者而言都匪夷所思。比如，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如此指导一位正要从里昂派工人过来的人：“我们答应，他们一到就支付12里弗赫的旅费，只要他们在我们这儿能待至少三个月……你可以让他们放心，他们一定会对我们和这个国家满意的，这里产的葡萄酒很好。”这里预设工作与美酒是分不开的——而且雇佣期不会长。
尽管这里提到了美酒和工人偏好徒步旅行的风尚，但这并不意味着18世纪不存在金钱关系。恰恰相反，招聘人员常常提到工人对工资的考虑，可以提供的工作量，还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排字版式的偏好，除了按件付费还要计时付费。一个招聘员解释道：“他们就是在工资的问题上坚持，因为他们在一个地方过得还不错就不会想离开，除非在其他地方能过得更好。”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甚至还派了密探，潜入日内瓦几家也在印《百科全书》的店，通过许诺更高的工资把工人挖走。工人们应势密谋抬高日内瓦的价格；日内瓦的老板们听到了纳沙泰尔印刷公司行动的风声；最终老板们内部达成和解，联合将工人的工资压到同一个水准。
在聘用和解聘的过程中，雇主把工人当作物品来对待。他们都是一批批地雇工，就像订购纸张和印墨一样。正如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对里昂的一个招聘员交代的：“应该对招来的工人进行分类，即排字工是多少人，印刷工是多少人。”有时这些“分好类的工人”会遭拒，要是货色品相不够好的话，就和购买纸张一模一样。该公司向一家出版同行这样说，称其被里昂的一个招聘员坑了：“他给我们派来的几个人状况太糟糕，我们不得不再把他们运走。”该公司责怪招聘员派人之前未能进行检查：“你派来的人当中有两个虽然安全抵达，但病得很重，会把其他人传染了；因此我们没法雇他们。镇子里没人愿意给他们提供住处。他们因此又动身去了贝桑松，想去那里的收容所报到。”而对于疾病缠身的穷人而言，进收容所就意味着死亡，因此纳沙泰尔印刷公司一定清楚，自己正把这些人送上在法国的最后一程——而且从纳沙泰尔到贝桑松要翻越汝拉山脉，路很不好走。
纳沙泰尔印刷公司还是做了一些旧式的慈善。该公司工头的工资簿上包含了一些这样的条目：“给一个德国工人的救济，7巴茨（相当于1里弗赫）。”来信中偶尔也有对工人的同情。例如，一个伯尔尼的印刷厂主这样推荐一位老排字工：“他是个好工人，之前在纳沙泰尔工作了挺长一段时间，但我得告诉您，他的视力和听力都开始退化了，而且他年龄大了，已经不能像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那样排字了。尽管如此，既然你可以只计件付给他薪酬，我还是恳求您能尽量雇用他；他因为贫穷落得十分可怜的境地。”但最后伯尔尼人还是开除了他，而纳沙泰尔人也没有雇他。事实上，《百科全书》一完成，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就解雇了2/3的工人，尽管一位主管的女儿对此表示抗议，她在父亲出差期间负责打理印刷店，写信给他：“不能一天天地把有妻儿的人赶到大街上。”这位主管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对女儿进行了一番有关赢利的说教就否决了她的反对。因此，把在法国的旅行生活想象成一种愉悦的、年轻人的漫游时光，或是认为工人与雇主之间相亲相爱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那么工人自己又是如何来表述他们的状况的？这直到现在还无法明说，因为历史学者没能和18世纪的工匠进行直接的联系，尽管像E. P.汤普森（E. P. Thompson）、莫里斯·加登（Maurice Garden）和鲁道夫·布朗（Rudolf Braun）这样的专家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印刷工不同寻常，他们是识字群体。他们当中有些人相互通信，他们的书信有一些被厂主截下，被拦截的信件当中又有一些在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中被保留下来。一个名叫奥弗雷（Offray）的阿维尼翁排字工写给一个名叫杜克雷（Ducret）的萨瓦地区工人的便条，就是这种工人间通信的一个珍贵样本，后者当时在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排字组（casse）工作。奥弗雷刚刚辞掉了纳沙泰尔的工作，以加入伊维尔东巴泰勒米·德·菲利斯的店。在那儿，他向杜克雷保证条件要好得多。当然，为菲利斯工作也有不好的地方：“教授”——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从来不给雇员借一个子儿，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处不好。但那里生活成本低，店的经营也要比纳沙泰尔的好。最重要的是，活比较多：“这里的活儿很充足……这点你根本不用发愁。”
工人会因没活干而担心，因为雇主都是有活才聘人。一本书印完后，他们往往会解雇之前印这本书的工人，等到准备印新的一本书时再去雇人。这样一来，奥弗雷就是在推荐本地区其他印刷店的工作机会。洛桑的于巴克（Heubach）要招一位排字工，甚至还有可能招一位工头；在伊维尔东至少缺两位印刷工和三位排字工，因为奥弗雷的三位工友秘密计划要在下周日就从菲利斯这儿辞职不干了。“不是因为没有活干，而仅仅是因为工人们朝三暮四的——我本人首先就是这样——一直换工作。”最后，奥弗雷还传达了两人在其他印刷店的共同好友的境况，还向他之前在纳沙泰尔的工友问好：“我给戈兰先生（M. Gorin）写信了，若收到他的回信——我希望会——我就告诉你。请向克罗什先生（M.Cloches）、波莱勒先生（M. Borrel）、庞西翁先生（M. Poncillon）、帕当先生（M. Patin）、昂戈先生（M. Ango）问好，请别忘了我的老伙计盖耶（Gaillé）……我妻子也向这些先生们问好。我漏了郎西先生（M.Lancy），我也要问候一下他，还有‘奶罐’夫人（Madame pot-au-lait）。”这些昵称，信中提及的其他书信往来，还有这种形成了一种朋友圈的感觉，如此种种都表明，工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息沟通体系，相互之间通过书信交流来推荐自己的老板——或如他们所称“资产家”，这和雇主与招聘人员之间通信交流工人的情况一样。
工人之间的内部信息大多是通过口口相传，每每都是印刷工在路上相遇，或是这一行业的人常去的小酒馆里相互喝上一杯时传播。消息的传播和内容都难以追溯。但一些零散的信息表明，工人讨论工作的时候都很懂行情，很现实。他们想知道哪儿的薪酬高，哪儿的工作多，哪儿的工友比较投契，哪儿的酒便宜，哪儿的工头比较和善。而雇主之间的信息体系所流传的情报体现了不同的考量。劳动力供应就像纸张和印墨一样，要尽可能便宜、高效，要能听从指挥，可以通过额外奖励、惩罚和开除来规训。一旦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必要，就可以被丢弃。
工人和资产家并非像一些研究前工业化时代欧洲的历史学者所想象的那样，共存于一种家庭般的温馨关系之中。他们彼此憎恶的程度很有可能与19、20世纪一样。但两方对彼此间关系有着共同的预设——也就是关于雇佣关系的根本认识：他们都预计雇佣关系会是不稳定、不规律的，还有可能风波四起，很可能不长久，但其中不会有和现代雇佣现象哪怕有一点点相似的情况，什么每周40小时，朝九晚五工作制，1.5倍加班工资，上下班打卡，投入和产出，生产时间表，合同，工会，自动化，通货膨胀，实际工资，退休金，业余生活，工作内容枯燥乏味，异化等都不存在，也不会有那些想要理解这一切的社会学家。
堆放在比利时列日省的某家书店门外的成包图书
印刷工的工作和氛围
如此就是18世纪印刷工和他们的雇主对于工作的态度，但工作本身究竟是什么？其主观现实也许让历史学者难以捉摸，但还是可以通过分析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工头巴斯泰勒米·斯皮努（Barthélemy Spineux）所记的工资簿来衡量其生产力。每周日晚，斯皮努都会记录过去一周每个工人的工作量，还有为此得到了多少报酬。斯皮努根据排版的书页底部的签名来计算排字工的工作量，根据数以千计的印次来计算印刷工的工作量。通过计算实际文本当中的半身数，我们可以利用斯皮努的记录来计算每位排字工每周将铅字字符从字盘里拿出、码上排字手托所做的动作次数，还能计算每位印刷工拉动印刷机手柄的次数。可惜的是，这些计算涉及分析文献学当中一些烦琐费力的训练，是一门颇为艰深的学科，似乎法国人认为很深奥，常常在前面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的定语。但这对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一做，因为对斯皮努工资簿进行文献学研究能得出对前工业化时代工人的工作量与收入的确切记录。
我就不深入文献学的复杂研究了，也不会呈上一整套图表，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数据统计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第一，人事变动的速度显然非常快。每六周差不多就有一半的雇工会换人，印刷店整体上每周都会有变化，因为工人们来去匆匆，乱糟糟，这背后既有工作机会不固定的因素，又有像奥弗雷说的那样，工人们自己“朝三暮四”。从这样一种极不稳定的模式当中总结出一般规律往往会有偏差，但工人似乎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短期临时工，往往在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工作少于六个月；另一类是固定员工，会干满一年或更长时间。固定员工一般年纪更大，已婚，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排字工的情况是，他们和某个工作机会同步。例如，一位老排字工贝尔托（Bertho）用88周时间处理了《百科全书》大部分的排字工作，最后一册刚刚印好，他就离开了纳沙泰尔印刷公司。因此，数据统计表明，工人对工作机会很看重——用印刷工的行话来说就是工作（ouvrage）或劳动（labeur），这在工人的书信当中非常突出。
第二，通过追踪1778年五个月每位工人每印一页所做的排字和印刷工作，我们可以了解到工头是如何应对这种充满变数的劳动力供应状况的。在工作流程当中，印刷工处于排字工的下游，因此，要是几个排字工辞去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工作，相应数量的印刷工就有可能被辞退。因此，在10月10日那一周，三个排字工离开了纳沙泰尔印刷公司，让排字队伍从13人降到了10人，工头就将印刷队伍从20人砍到了12人，这样一来总的产量就降了一半。一项新的工作任务加上新招募的排字工则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正如9月5日-19日，排字工队伍从9人增至12人，印刷工队伍从13人增至18人，相应产量也翻番了。人力资源和生产力的图标起伏很大，每周要么激增要么突降，跌宕起伏，这显示劳动管理是一项需要去平衡的工作，不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劳动力层面都会产生高昂的成本。
第三，我们可以考察每位工人的劳动产出和收入，而情况也多种多样，不仅每个工人之间有差异，而且同一批工人每周的表现也不一样。印刷工属于通常所说的“劳动贵族”，他们是技术工人，收入是普通工人的两倍。只要他们坚持工作，每周能给家里带回100纳沙泰尔巴茨或15里弗赫币的收入，这足以支持一个家庭的生活，要比法国的纺织工人、石匠和木匠都赚得多。但他们实际赚到的钱往往比能赚到的要少，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可做，而是他们自动选择少做。
例如在10月3日这一周，排字工戴夫（Tef）的工作收入下降了一半（从92巴茨降到了46巴茨），而另一位叫马雷（Maley）的则增加了1/2（从70巴茨到105巴茨）。每个人都有很多册的工作需要完成，但大家都喜欢按自己的节奏来，一阵一阵很不稳定。印刷工队伍当中不规律的问题甚至更突出。尚布鲁勒（Chambrault）和他的工友们在6月13日这一周赚了258巴茨，完成了18000印次；之后的两周他们的产出降到了12000印次，之后又降到了7000印次，总共的收入降到了172巴茨，然后又是101巴茨。另一边在三周时间里，尤尼科勒（Yonicle）和他的工友的产量从12525印次飙升至18000印次，之后又升至24000印次，他们的收入从182巴茨涨到258巴茨，又涨到344巴茨。在最高产的时期，他们赚的几乎是效率较低星期的两倍，是手脚慢的工人的三倍多。大多数工人在大多数时间里远远低于自己的工作全力。仅在少数情况下他们的产量下降可以归因于节假日或是工作量减少。工人放慢速度或者干脆停工是去纵情声色（débauche），这是印刷行业的一个老传统了。1564年6月11日安特卫普普朗丁出版社（Plantinian Press）的记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提到的那个米歇尔（Michel）去了妓院，周日、周一、周二、周三都待在里面；然后周四早上回来，在他平时住的房间里的行李箱上睡了一觉。”
尽管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并未提供有关工人如何度过闲暇时光的详细细节，但显示他们有钱有闲来享受。计时工又被称为“良心工”（conscience worker），被认为是店里最可靠的工人，正如他们的这一称呼所示。但即便如此，出勤记录也显示，他们常常没有做满一周六天的工作。例如巴度（Pataud）在1778年夏天做了五周的计时工（凭良心工作），第一周他工作了五天，第二周五天，第三周六天，第四周六天，第五周则是三天。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无论如何来处理工资簿上的数据，我们都能发现劳动的不稳定状态——时长、节奏、组织、生产力和薪酬支付亦是如此。
若将统计数据与书信中表达的态度进行比较，这一情况就显得很重要了。这两种证据互为补充，体现了工人自己对工作基本性质的体验和理解。但在下结论之前，我想说一说第三种证据，在人类学意义上被称作“文化”的证据。我是指关于传统、民俗和印刷技艺的学问的信息。这类信息非常丰富，分布于像印刷工的手记和回忆录这样的资料当中，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尼古拉·雷茨夫·德·拉布雷顿（Nicolas Restif de la Bretonne）的记录就是明显的例子。最丰富的资料当属尼古拉·孔塔（Nicolas Contat）的《印刷轶事》（Anecdotes typographiques）。此人是一位巴黎的排字工，记述了自己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一位学徒成长为圣-赛维朗街（rue Saint-Séverin）一家印刷店工头的经历。孔塔关于工人如何被雇佣、管理、付薪酬的记录在很多细节上都符合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描述的情景。还为后者增加了新的维度，因为其中满含印刷店文化的信息，特别是关于三个主题的：规矩、行话和笑话。
孔塔将自己的经历安在一个名叫杰洛姆（Jerome）的虚构年轻人身上，描写了很多庆典场景，主要是像圣马丁和福音者圣约翰这样的节日；但他着重强调了学徒在印刷店成长过程中的仪式。比如，当杰洛姆刚参加工作时，他经历了一个被称作戴围裙（la prise de tablier）的仪式。他还得给印刷店组织——印刷职工会（chapelle）支付6里弗赫（这大概相当于一个优秀的计日工三天的工资）。计日工内部还会收一点儿费用[被称作“认可费”（la reconnaissance）]，然后全体工人就一同前往花篮酒馆（Le Panier Fleury），这是于谢特街（rue de la Huchette）上一家印刷工常常光顾的酒馆。酒馆里计日工围在杰洛姆周围，工头在中央，人人手里都端着斟满了酒的杯子。副工头走过来，手里拿着印刷工穿的围裙，身后跟着两位老资格，二人分别来自印刷店的两个“集团”——排字工组和印刷工组。工头做了一番简短的讲话，然后就给小伙子戴上了围裙，在身后给他系好绑带。随后工人们纷纷鼓掌，为他的健康干杯，而他本人也接过一杯酒加入其中。
作为仪式的结尾，工人们走到房间尽头准备好的丰盛大餐前大快朵颐。他们一边往嘴里塞着肉和面包，一边交谈。《印刷轶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交谈内容：“他们有人说，印刷工狂吃海塞难道不是最在行吗？我敢说，要是有人给我们上一只和你一样大块头的烤羊，我们也能吃个干净，只剩下骨头……他们根本不讨论神学或哲学，更不会讨论政治。人人都在讲自己的工作：有人会跟你说排字的事儿，还有人说印刷的事儿，还有印刷机上的衬垫纸，或是墨球皮带。他们都是同时开始讲，也不管别人能不能听清。”终于，在清晨时分他们相互分别——个个酩酊大醉，但坚持到最后一刻都还很有仪式感：“晚安，我们的工头先生；晚安，排字工先生们；晚安，印刷工先生们；晚安，杰洛姆。”书中接着解释说，杰洛姆在正式成为一名计日工之前，大家都称呼他的名，而不是姓。
而这要再等四年才实现，这期间经历了不少欺凌，中间还有两次仪式，一是“入行”（admission à l'ouvrage），二是“入伙”（admission à la Banque）。仪式的形式都是一样的——先收新人一笔费用，然后就去大吃大喝来庆祝——但这次《印刷轶事》提供了给杰洛姆致辞的具体内容：“新成员已经受到了教育，他已被告知永远不得背叛他们的工友，不得压低工资水平。一旦有工人不肯接受（某项工作）开出的工资而离职，店里其他工人不得以低于此水平的工资接受工作。这些是工人间的规矩。建议他坚持忠诚和正直的品格。印刷违禁品——被称作‘栗子’（marron）——时，任何出卖工友的工人都会名誉扫地，被逐出印刷店。工人们会给全巴黎和外省的所有印刷店写信，将他列入黑名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禁止之事：爱喝大酒是好品质，风流放荡只是年轻人犯浑而已，欠债是聪明的表现，不信上帝说明为人真诚。这是一个自由、共和的世界，凡事都可行。可随心所欲地生活，但要做个诚实的人，不要玩虚伪。”简言之，杰洛姆被一种清晰明了的文化特质所同化，这种文化看上去与马克思·韦伯的节制苦行主义和现代工厂的劳动纪律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一刻他有了新的称号：杰洛姆已经不再用了，换成了“先生”——也就是说，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或者说社会地位。他经历了严格人类学意义上的成人礼。
当然，在此期间他掌握了一门行当。《印刷轶事》的内容大多关于一位学徒是如何学会排字或如何装印版的，甚至还有一份词汇表帮助读者理解技术用语。但仔细读会发现，工艺用语其实与技术没太大关系，更多是一种行话，因此不仅体现了工作是如何完成的，更体现了工作所处的氛围。这些行话集中于六个主题。
①庆祝活动。除了已经提到的“欢迎会”（bienvenue）、“入伙会”（banque）和“认可活动”（reconnaissance），工人们还会庆祝“启程送别会”（la conduite，为送别即将动身在法国巡回找工作的工友所举办的宴会），还有洞房会（le chevet，计日工倘若结婚，印刷职工会会付给一笔钱）。
②玩耍作乐。工人们常常会在下班后玩一场戏仿（copie，对印刷店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滑稽的模仿），或逗笑（joberie，讲笑话、嬉闹），还有皮奥（pio，荒诞故事会），或者是闹腾一场（une bonne buée，打趣胡闹）。
③吃吃喝喝。像吃（fripper）、“抓胡子” （prendre la barbe，喝醉）、“一只袖子”（une manche，半醉半醒），还有“闹个场子”（une faire la déroute，在卡巴莱表演酒馆闹一闹）。这样的词都表明，工人们在印刷店与酒馆之间往来频繁。
④暴力。从行话像“抓山羊”（prendre la chèvre，情绪失控）、“头羊” （chèvre capitale，大发雷霆）、“起摩擦”（se donner la gratte，争吵斗殴）来看，印刷店经常会爆发斗殴事件。
⑤麻烦事。工人有可能会“挣脱枷锁”（promener sa chape，停工），或是“拿走圣-让”（emporter son Saint-Jean，辞职不干，拿着工具跑路，以印刷业保护神的名字来代指），或“做狼”（faire des loups，债台高筑），或“拿符号”（prendre à symbole，赊账消费）；但他似乎总是惹麻烦。要是他去“小门”（la petite porte，老板的耳目），那他就是个马屁精、叛徒，在工友这里会惹麻烦。
⑥工作性质。印刷工们自然会有很多关于疏忽、错误的表达，如“面团”（paté）、“贝壳”（coquille）、“僧人”（moine）、“大黄蜂”（bourdon）。他们遵循印刷店的主要分工，区别“猴子”（singes，排字工）和熊（ours，印刷工），出版学徒则是“海胆”（oursin）。说到排字组和印刷组时都将其看作两个分立的阶级。他们会使用“劳动”（labeur）或“工作”（ouvrage）来表达被某项工作雇佣的基本概念，这与现代概念中加入一个公司形成对照。
工人们还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举止和幽默逗笑。这些逗笑最淋漓尽致的表达就是戏仿，或讽刺模仿剧，其形式和内容能博得满堂大笑，还伴有嘈杂的音乐（嗡嗡声）。杰洛姆在印刷店的日子里最精彩的戏仿是和他同做学徒的勒维耶（Léveillé）上演的，后者有非凡的模仿才能。这些小伙子们被迫早早起床，很晚收工，之后回到阁楼上糟糕的房间里，他们感觉自己得到的是动物的待遇——事实上还不如家里受宠的动物，一只名叫灰灰（la grise）的宠物猫。看起来当时在巴黎的印刷店店主中间开始流行养猫，有一个店主养了25只。他给每只猫画了肖像，还喂它们烤熟的禽肉。杰洛姆和勒维耶只能吃上稀薄的粥食，而灰灰却能从店主太太盘子里分得上乘的美食。一天清晨，勒维耶决定不再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从房间里爬到房顶上靠近店主卧室窗户的地方，开始很大声儿地喵喵叫唤，把他的资产家夫妇给吵醒了。如此忍受了一周之后，店主认为自己被那些巷子里可恶的流浪猫下了蛊，命两个年轻人去收拾它们。二人开开心心地照做，因为“店主们喜欢猫，那么[工人们]就讨厌它们”。
两个学徒欢天喜地地来了一场猫的大屠杀。他们手持店里的工具，找到一只猫就敲打一只，首当其冲的就是灰灰。他们把这些奄奄一息的小东西装成一袋一袋，堆在院子里，然后演了一场行刑的戏。他们安排好卫兵，任命了一位告解神父，进行了宣判，然后向后一步，看着一位假装是刽子手的人将猫挂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绞刑架上，人群爆发出大笑。店主的太太在人群兴致正酣的时候赶到，看到灰灰在绞索上挂着，于是惊声尖叫。店主连忙跑来，但除了责骂工人们消极怠工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是他给工人们提供了屠猫的机会在先，最后是以资产家在人群中爆发出新一阵的哄笑前离开收场。这件事后来成了这家印刷店里的一个传说。之后的数月里，勒维耶一次次反复表演全过程，形成了一种逗笑的固定节目，一场对戏仿的戏仿。每当工作乏味难当之时，这个节目都给店里带来了欢乐。当勒维耶完成一个节目之后，工人们都会在铅字盒上敲打排字盘，用锤子敲打版框，像一群山羊一样叫成一片，以此来表达欢乐之情。他们惹恼了店主，让他发了火。工人们不仅喜欢吵闹、逗笑，他们还痛恨雇主：“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雇主，只要说他们的坏话就足以在整个印刷工当中赢得尊敬。”
当然，逗笑并不单纯，而这场尤其富有深意。勒维耶的戏仿显示出工人对资产家恨意之切，还有后者与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关乎财富和权力的事情，还关系到感受的不相容。对于工匠而言，逗弄宠物的乐趣非常不适，正如雇主无法接受虐待动物的乐趣一样。虐猫行为当中的仪式元素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在旧制度时期的大众文化当中有丰富的仪式，特别是在像狂欢节这样的节日庆典当中，下层阶级在庆典活动中颠倒社会秩序，常常最后以公开处刑来结束戏仿。通过给猫判刑，计日印刷工们以象征的形式审判他们的雇主，糅合了街头表演、狂欢庆祝和混乱的猎巫行动等多种形式，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愤懑与不满。
从这份资料当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主观印象之嫌，但我意识到，首先一点，它很强调具体而实际的东西——工作的开展，对手头工作的谈论，对眼下情况以及日常世界里熟悉的事物之间直接联系的一种普遍关切。工人用庆祝仪式来装点这个世界，用嬉笑幽默为其注入活力，所以工作本身就含有仪式、成人礼和乐趣。工作与娱乐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劳动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休闲”之间亦无分隔，而18世纪是不存在休闲这一现象的，那时候人们每天在12、14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的时间里将工作与娱乐混杂在一起。
与此同时，笑话和行话俚语突出了这种工作不稳定和不规律的性质——暴力、酗酒、致贫、逃工、被开除时有发生。工作就是辛苦的劳动，是因某项具体工作任务才有的，因此有一搭没一搭，而不是像被一家公司雇用那样稳定。行业的传说印证了工资簿上人员更替频繁的情况，也印证了雇主通信当中显示的工人对旅费问题的看重。工人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到处奔走，他们不会认定自己属于某个阶级、某个团体或哪家公司，而是属于这个行业本身。他们的自我定位就是计日聘用的印刷工，而不简单是工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话语，拜自己的守护神（至少在天主教国家如此），还会光顾他们内部常去的酒馆，会按照内部特定的路线在法国巡回找工作。他们甚至在周日出游的时候也会结伴而行，一起去逛乡下的酒馆。有时会根据不同工种团体分拨，排字工一群，印刷工另一群，还会和对立的鞋匠和石匠群体发生争吵、冲突。印刷工将自己与其他工种进行明确的区分——同时也与他们的雇主区别开来。他们的行业有发展极为完善的知识传统和文化特质，这让其无法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人群体团结一致，但更表达出了对资产家的强烈痛恨。印刷店并未能起到类似于温暖幸福大家庭的作用，而是一个关系紧张、危机一触即发的小世界。
为了重建这个世界，我试着对工作进行数据统计测算，想以此来揭示工人和他们的老板对工作的态度，来考察其中体现的行业文化。这三个元素相一致，揭示出18世纪法国和瑞士的计日雇佣印刷工这一特定工人群体眼中何为工作的意义。其他行业的工人，还有广大非技术工劳动群体，也许对自己的工作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历肯定与印刷工有很大不同。但若说从这一特定的资料中可以总结出什么规律，那就是前工业化时代的工作一般是不规律、不稳定的，是基于具体行业和具体工作任务的，其组织形式是集体化的，但其工作效率因人而异——所有这些特点都让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工作在这一时期与工业化时代的工作截然不同。因此，通过观察一家印刷店的运作，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生活的一项根本要素是如何发生转变的，让现在的我们与那些18世纪文学被遗忘的作者处于完全不同的状况，而当时正是他们将这些书籍生产了出来。
（本文摘自罗伯特·达恩顿著《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熊颖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
